绪论
唐、宋两代政治文化及文学生态之异同，前贤讨论已深，其视角之多变，论点之纷繁，颇有可瞩目者。唯家学与婚姻两端涉足者既少，研究迄今仍未能深入。实际上，家族之学内涵极其广博，其显著者，或专精经史注疏与义理发明，或探究典章文物之因革损益，或雅好金石书画，或究心诗文歌赋，累世相传，各具姿彩。家学的传承主要在族内成员间进行，但随着婚姻关系的延展，诸甥、诸婿亦可成为家学扩播的生力军。于是，家学与婚姻遂成为影响诗文创作的重要生态因素。
近年来，有关宋代家族文学个案研究的著作陆续面世，[1]诸家所述虽然资料翔实，新见迭出，却很少触及家学、婚姻与文学创作的深层思致，譬如宋人家学的个性化特质，不同家学之间以师友、婚姻为纽带的传承与互动，以及家学、婚姻关涉诗文创作的内在逻辑等。[2]事实上，两宋文学生态中诸多要素之间的互动逻辑更像是鱼龙腾渊、燕雀横空，形影支离，根盘节错，鲜有能清晰把捉、深度理会者。相对而言，史学探索涉及宋代家族、婚姻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家法家规乃至文化交流等，[3]其部分结论对考察诗文作者的术业传承提供了借鉴。由此联想到，假如研究者能够淡化文学、史学及哲学之间的学科独立性，不着意强调各个学科在内涵、对象及方法等方面的排他性，充分尊重研究对象的“整体智慧”，其研究过程或许更容易达到血脉流畅、筋骨相亲的从容境界。
类似的研究还须克服文学史叙事的影响，即避免程式化、概念化乃至“典型”说教的弊端，不以单调贫弱的社会阶层理论以及简单粗糙的“运动”思维来阐释文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此外，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汉学”做派令人眩目，不少学者已经习惯用逻辑推理替代艺术审美，其研究成果往往充斥着盲人摸象式的臆测和论说。相比之下，我们更注重经史融通的求是传统，即准确把握相关作家的家学内涵，深入解读姻缘关系作用于诗文创作的厚重隐情，有效提高文本解读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尊重诗文评资料的原始意涵，积极拓展自在从容的审美想象。
宋人家学涉及哪些领域，家学传承的动因与保障如何，家学与婚姻之间的关联互动需要怎样的人伦契机，如何理解文学创作与家学、婚姻之间密切相关的深层逻辑，所有这些，只有将宏观研究与个案考察紧密结合起来方能解答。本书探索例属文学生态研究的范畴，其价值考量理性而客观。
首先，两宋士人的家学和婚姻，深刻影响诗文创作与批评的诸多层面，相关的梳理与考索，不仅能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和空间，更能生动再现研究者不曾留意的奇妙细节，为文学史叙事增添许多极富情韵的画面和解说。
作家审美趣味的多元与丰富，首先养成于转益多师的学习过程，在分科教育尚未实现之前，父兄之教与师友传授最具渊源。譬如，有唐文章既脱胎于六朝，骈词俪句遂造就无数名公圣手。作为当时文人普遍效习和模仿的对象，《文选》中的骈文名篇深受推重，该书之经典价值因此确立。高宗显庆三年（658）时任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的李善“勉十舍之劳，寄三余之暇，弋钓书部，愿言注缉”[4]，撰成《文选注》六十卷，嘉惠文艺之林，助益诗文之作；杜甫所谓“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即为显证[5]。善子李邕，颇能传承家学，骈体俪作秀逸于时。《旧唐书》本传称：“李邕，广陵江都人。父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后为左侍极贺兰敏之所荐引，为崇贤馆学士。转兰台郎。敏之败，善坐配流岭外。会赦还，因寓居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年老疾卒。所注《文选》六十卷，大行于时。邕少知名。长安初，内史李峤及监察御史张廷珪，并荐邕词高行直，堪为谏诤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遗。”颇得宋璟等人的赏识。天宝初为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6]另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载：开元初“选人王翰颇攻篇什，而迹浮伪，乃窃定海内文士百有余人，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被排斥”[7]。按：李峤与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皆以骈辞获誉，被称为“文章四友”；苏颋、张说所为诏令雍容华美，时号“燕许大手笔”。李邕能与这几位骈文大家并驾齐驱，其特长与成就可想而知。骈文作家如此，“古文”作家亦有相似者。以韩愈为例，其家学之传不仅泽及子孙，更延及诸婿。愈孙绾、衮，子昶，皆有文名。韩绾为咸通四年（863）进士，是年知举者乃右常侍萧仿，柳子厚之子告与韩文公之孙绾俱名列榜中。[8]韩衮咸通七年（866）状元及第，是年赵隲知贡举[9]。愈之女婿李汉、侄女婿李翱，皆以“古文”获誉。史载“汉字南纪，宗室淮阳王道明之后”；“文宗即位，召为屯田员外郎、史馆修撰。汉，韩愈子婿。少师愈为文，长于古学，刚讦亦类愈”[10]。李翱“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11]；娶韩弇之女为妻，愈之姪也[12]。邕善骈辞，名随李峤、张说后；绾、衮传承家学，皆得进士及第；汉、翱师承韩愈，又以“古文”名家，凡此，皆为传承家学而卓有成就者。胡应麟尝曰：“韩文公子昶，虽有‘金根车’之讥，而昶子绾、衮皆擢第，衮为状元。君子之泽远矣！”[13]复云：“昌黎子昶，颇负不慧声，然亦举进士。而二婿李汉、蒋系，并为史官，名重一时。今但知有汉而已。按系，蒋荐子，属辞典实，有父风。尝理宋申锡之冤，举朝称其鲠亮，则其人尤可重也。李翱二婿皆显，三甥入相，而子无闻。”[14]事实上，唐代作家像李善、韩愈那样能够创建一家之学且有人传承者比比皆是，而家学、婚姻关涉文学发展的种种鲜活景象也格外动人。
北宋建国之后，新型的名门望族在奋斗与积累中不断产生。他们既无世袭特权，也没有土地屋宇等恒产，绝大多数只能经由科举、仕宦立业起家，光耀门庭。望门子孙欲求“门阀不坠”[15]，便只能依靠“诗书传家”。在此背景下，士大夫家学的兴盛遂成必然。不过，和唐人相比，宋人家学遍涉经学、史学、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金石书画、佛老杂学、举业辞章以及诗艺文法等众多领域，包融既广，内涵亦丰。另一方面，宋人家学的传播链条也普遍长于唐人，其承接主体不再局限于族内成员，而是上下延伸，惠及诸甥、诸婿。此外，两宋妇女也为丰富家学贡献良多，如程颢、程颐的母亲“好读书史，博知古今”，“识虑高远，有英雄之气”，还有诗作传世。[16]李公择妹、洪亶妻文城县君李氏，“治《春秋》，博学能文，所作诗甚多。公择挽诗云：‘久历金门贵，未酬黄屋知。如闻天禄客，抱恨作铭诗。’”[17]公择另一妹、王之才妻崇德郡君李氏，“能临松竹木石，见本即为之。曾临文与可纡竹及着色偃竹，米元章莫能辨。山谷亦有题姨母李夫人纡竹、偃竹及墨竹图歌诗载集中”[18]。有许多文学女性都值得敬重，如曾巩《夫人周氏墓志铭》曰：“夫人讳琬，字东玉，姓周氏，父兄皆举明经。夫人独喜图史，好为文章，日夜不倦，如学士大夫，从其舅邢起学为诗。既嫁，无舅姑，顺夫慈子，严馈祀，谐属人，行其素学，皆应仪矩。有诗七百篇，其文静而正，柔而不屈，约于言而谨于礼者也。昔先王之教，非独行于士大夫也，盖亦有妇教焉。故女子必有师傅，言动必以《礼》，养其德必以《乐》，歌其行，劝其志，与夫使之可以托微而见意，必以《诗》。此非学不能，故教成于内外，而其俗易美，其治易洽也。兹道废，若夫人之学出于天性，而言行不失法度，是可贤也已。”[19]毫无疑问，创造主体与受益人群的显著增加，已经彻底改变了宋人家学的训习和传播方式，使之更加开放，并由此成为社会教育的有机组成。
其次，通过家学与婚姻的深细考察，不仅能准确捕捉到作家审美个性锻炼养成的初始动因，更容易把握蕴涵着血脉亲情的文艺发展场景。从某个角度讲，由父子、祖孙、甥舅、翁婿等亲缘关系钩织的文学网络，处处彰显着人性之善、人情之美，为文学史叙事提供了许多鲜活的细节。
唐代文学史研究者多未顾及作家的家学传承，所谓“世族”研究大多着眼于名门世族的久远历史、地域分布、政治特权、文化优势以及时代影响等。虽说唐代三百余年间以文学获誉的名门望族远不及宋代之多，但其家学内涵及传承轨迹仍有可瞩目者。胡应麟《诗薮》云：“唐诗赋程士，故父子兄弟文学并称者甚众，而不能如汉、魏之烜赫。至祖孙相望，则襄阳之杜，亦古今所无也。世所共知二贾、二苏、三王、五窦外，他或以爵位勋名掩之。结夏杜门，永昼如岁，呻吟之暇，漫疏其略于后。”他还列举了父子、兄弟、祖孙、父子兄弟、父子祖孙及“夫妇俱能诗”的多种情形，例曰：“自昔兄弟齐名者众矣，未有五人俱出仕而俱能诗者，唐窦氏是也。自昔姊妹并称者有矣，未有五人俱入宫而俱能诗者，唐宋氏是也。而窦之父叔向，宋之父廷芬，皆以文学称，尤异中之异也。窦四子俱登第，独群处士官最达，几至宰相。宋五女俱尚宫，独一男质最下，白首编氓。事固有不可知者。”[20]胡元瑞即兴而发的“戏论”之词，实际隐含着唐代士人家学传承的重要信息。此后胡震亨撰《唐音癸签》，有感于“家之盛者，固可慕；遇之穷者，犹可引而自慰”，故“爰稍增订”[21]，使记载更为详备。有学者认为“家学”研究势必会涉及经学和史学，这已经超出了文学史考察的范畴，难免会陷入“为文化史打工”的困境。其实，除了文学的“艺术”性及文学研究区别于史学、哲学的学科特点之外，家学、婚姻关涉心灵人格的内在因素还有很多。
与唐人相比，两宋士人重学识、重议论、重积淀的习尚追求与家学、婚姻的关系更为密切。张端义尝谓“本朝大儒皆出于世家”[22]，其说虽不够周延，但望门子弟引领学术探索及文学创作的情形的确不可否认。与此同时，“昔在舅氏，育我诸孤”[23]的深切追忆，“我初知书，许以远器。馆我甥室，饮食教诲。道德文章，亲承讲画。有防有范，至今为则”[24]的翁婿情怀，也为宋代文学增色不少。
再次，家学及婚姻两大要素的介入，为文学流派考察提供了许多珍贵线索。在家学兴盛的时代，诗文艺术的传承首先是耳提面命的结果；骚人才士的联姻，又为不同家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方便。
研究唐宋诗歌的艺术转型轨迹，“学人之诗”不可遗缺。李商隐、韩偓、吴融等人将“四六”技法运用于近体律绝创作，绮丽典雅，精切工稳，此后以学问为诗者多能承其余绪。李商隐初从令狐楚游，得授文法，及王茂元镇兴元，“素爱其才，表掌书记，以子妻之”。“商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辞难事隐。及从楚学，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每属缀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而旨能感人，人谓其横绝前后。”[25]韩偓父瞻，与李商隐同登开成四年（839）进士第，又同为王茂元女婿。李商隐所谓“留赠畏之”者[26]，即韩瞻字。韩、李两家以姻缘故，遂成同好，其以“四六”为诗的传统亦延及韩偓。《唐摭言》卷六云：韩偓谪官入闽，有诗曰：“手风慵展八行书，眼暗休看九局图。窗里日光飞野马，桉前筠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满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27]此诗偶对工稳，诗律精确，句句用典，乃是以“四六”为诗的典范。吴融与韩偓同年登第，又同为翰林学士，其“才力浩大，八面受敌，以八韵著称，游刃颇攻骚雅”[28]，在诗风方面亦与韩偓相仿佛。方回尝曰“吴融、韩偓同时，慨叹兵戈之间，诗律精切，皆善用事”[29]，所言不虚。
李商隐从游令狐楚，吴融、韩偓同掌“内翰”，他们对诗文法度的切磨缘于师友之谊；韩、李两家则是以婚姻为纽带，彼此借鉴。类似的情形在唐、宋文学史上还有许多，譬如，宋初大儒杨徽之“文学之外长于吟咏，历宰二邑，周旋数载，凡游赏宴集良辰美景，必有雕章丽句传诵人口，或刊于琬琰，或被于筦弦，岐陇巴蜀之间，盖金相而玉振矣”[30]。他既能将多识典故、善诗能文的家学修为传递给族孙杨亿，又能恩及女婿宋皋、外孙宋绶，最终成就宋氏父子典司纶诰的丰功伟业。放眼两宋，像杨徽之这样将家学传承与姻缘血脉纽结在一起的硕学鸿儒比比皆是，由此形成的诗文流派也举不胜举，只要用心梳理，深加考量，两者之间或隐或显的内在联系便不难把握。
第四，唐、宋士人的家学内涵颇多差异。唐人多以诗学传家，各家之学在“诗法”“诗格”方面的传承熏陶颇为近似；宋人大多偏好学问，以经学和史学为基础的家学传承特别强调“根底”。家学内涵的丰富与否，深刻制约着诗文作者的审美判断和艺术取向，故宜深加瞩目。
宋人之所以讥笑唐人浅识，或与其不同于唐贤的学养观念及审美追求有关。如葛立方称：“郑綮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唐求诗所游历不出二百里，则所谓思者，岂寻常咫尺之间所能发哉。”复云：“孟郊诗云‘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许浑诗云‘万里碧波鱼恋钓，九重青汉鹤愁笼’，皆是穷蹙之语。”[31]《老学庵笔记》卷六则称：“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说酒及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实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此乃读白诗不熟者，妄立此论耳。《四家诗》未必有次序，使诚不喜白，当自有故。盖白识度甚浅，观其诗中如‘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金锁贤’，‘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之类，浅陋有索客之风。集中此等语至多，世俱以其词豪俊动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亲’，宜其终身坎壇也。”[32]其实，诗语之“浅识”“穷蹙”，说到底还是学问积累不够丰厚，若从家学传承的角度看，这也是唐人通病。或许正因如此，胡应麟在叙述刘氏家学时才感叹说：“刘知几兄弟八人俱有文学，而父藏器，从父廷祐，并显名。唐史知几父子咸富著述，二孙滋、浃，又能世其家。一门之盛，终唐世未有也。”[33]假使李唐望族中“父子咸富著述”的情形更多一些，那么唐诗究能展示怎样的风采或另当别论。
相对而言，宋人家学不仅内涵丰富，涉及的范围和领域也更加广泛。以家传“理学”者为例，河南“二程”从“天理”出发，主张“天理”和“人欲”相互对立，充分肯定“性”有善恶，教人加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34]的内在修养；其有关“作文害道”“玩物丧志”[35]的价值判断，进一步加重了文、道对立的态势。以胡安国、胡宏、胡寅及胡宪为代表的“武彝胡氏”虽亦坚守道学，但相对于河南程氏，他们更重视史学。该族学人皆主张“性”无善恶，强调“力行”与“康济”。在江西抚州之金溪，陆九渊兄弟创建“心学”，将“吾心”与“宇宙”消融合一，明确提出“吾心即是宇宙”，[36]反复强调“存心、养心、求放心”的为学之道[37]。在学术上，他们明确认定“伊川之言与孔孟不类”[38]，进而宣称“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39]。这种雄姿英发的主体精神，明显超越了程、朱各家。都是理学名族，程、胡、陆三家的家学同异互见，风采各别，至有南辕北辙不相容让者。道学领域尚且如此，其他以典章文物、诗文创作为家学者，其内容差异之悬殊，价值取向之多元，更待智者而辨。
两宋士人的家学修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四六骈文的创作即其显例。陈寅恪先生尝曰：“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40]宋代文人博通经史，熟知典故，精于偶对，其四六骈辞亦呈现出精切绚烂的艺术魅力。再如诗歌创作。严羽曾拿唐诗与宋诗相比较，谓“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41]后人对此颇有同感，并从不同角度加以理解，如胡震亨曰：“唐诗不可注也。诗至唐，与《选》诗大异，说眼前景，用易见事，一注诗味索然，反为蛇足耳。”[42]其虽未言及宋诗，但宋诗需注释而后可读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除了以学问为诗的整体特点，不同流派的宋诗创作各具风采，不同作家的诗文作品也自成个性，其中虽有师友传承之异，但不同家学的熏陶更能潜移默化。是知有关宋人宋诗的讨论必当叩及家学，否则便难免给人留下“隔着一层”的虚浮感。
学术探索的意义在于超越，而创新研究的动力往往源自研究对象的神秘和未知。为了充分挖掘和展示宋人家学、婚姻关涉文学创作的种种动力和情致，相关讨论必须尊重以下基本思路。
其一，宋人家学的成熟与其家族的发展大体同步，是故家学讨论必须与相关家族史的考察结合起来。两宋望族数量虽多，但家有学术、根株分明者却屈指可数；唯有家学内涵清晰且传承有序者，方具讨论价值。
宋人家学所包涵的“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43]确实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即北宋而言，自庆历至元祐，众多家族的兴盛，各种家学的交会融合，可谓目不暇接。不管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苏州范氏”，以“象数”《易》学为特长的“河南邵氏”，还是以博学儒雅、笃信释老而著称的“昭德晁氏”，或者是因“尚权变”“重人情”而受到指责的“眉州苏氏”，都不乏唯“道”是求的执着与自信。这些以学术智慧而称盛的名门望族，即便其主要成员身遭贬斥，祸及宗亲，子孙后代为真理而献身的人格自觉也会赢得世人尊重。这些学有根底且骨干成员在诗文创作方面卓有建树的名门望族，理应成为考察重点。
其二，超越史家成说，重新探讨“婚姻”与“阀阅”的时代内涵，进一步明确“婚姻”实践作用于家学传承的有效途径，将“婚姻”考察的范围拓展到“甥舅”“外舅”等关系层面，确保相关研究取得新的创获。
有关两宋家族，郑樵所谓“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44]的论断最具权威性。但客观情况是，两宋士大夫虽不像唐人那样特别看重门阀谱系，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阀阅意识。事实上，宋代名门望族之间的婚姻也并非“不问阀阅”。如苏州范氏自范仲淹起家后，便与王旦之侄、天章阁待制王质“相友善，约以儿女为婚姻”，范纯仁之妻即为王质长女。此后，纯仁之女又嫁给了司马光之侄司马宏[45]。华阳望族之后杨景略，其“夫人嘉兴县君韩氏，故太师周忠宪公讳亿之孙，今门下侍郎维之女”，“女子二，适宣义郎李持正、承事郎韩戢，并当时望族”[46]。名门望族相约为婚，往往是为了提升或巩固其家族的声望地位。而就“家学”传承与互动来看，问“阀阅”而论“婚姻”乃是最直接的途径。如“春明宋氏”迎娶杨徽之爱女，遂入文化望族行列。江西“四洪”乃黄庭坚外甥，因得其真传而显名海内，名列“江西诗派”。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二云：“晏元献夫人王氏，国初勋臣超之女，枢密使德用之妹也。元献婿富郑公也，郑公婿冯文简，文简孙婿蔡彦清、朱圣予，圣予女适滕子济，俱为执政。元献有古砚一，奇甚，王氏旧物也，诸女相授，号‘传婿砚’，今藏滕氏。朱之孙女适洪景严，近又登二府，亦盛事也。又有古犀带一，亦元献旧物，今亦藏滕氏，明清尝于子济子珙处见之。”[47]倘若不重“阀阅”，此砚不过旧物而已。望族之间以婚姻为纽带的优势互补，甚至还引发了朝野议论，如苏辙就曾公开指责韩、范、傅、谢、杜诸名族互为“姻家”、彼此攀附的情状，曰：“臣窃见本朝势家，莫如韩氏之盛，子弟姻娅，布满中外，朝之要官多其亲党者。昔韩维为门下侍郎，专欲进用诸子及其姻家，陛下觉其专恣，即加斥逐。其后宰相范纯仁秉政，亦专附益韩氏，由此阿私之声达于圣听。今纯仁罢去未几，而傅尧俞任中书侍郎。尧俞与韩缜通昏，而素与纯仁亲厚，遂擢其弟纯礼自外任权刑部侍郎，曾未数月，复擢补给事中。纯礼门荫得官，初无学术，因缘侥幸，致身侍从，与尧俞阴为表里，惟务成就诸韩……其他韩氏亲戚，度越众人与优便差遣者，盖未易一二数也，是以外议纷然。”[48]由此可知，家学、婚姻关乎“阀阅”，乃是不争事实。
宋人婚姻的功能与价值前贤论述已多，但“诸甥”“诸婿”“舅氏”“外舅”等却很少被纳入考察范围。事实上，舅氏、外舅乃母亲和妻子之至亲，甥、婿则为婚姻关系之延展，他们都属于家学传承互动网络中至关重要的核心成员。如黄庭坚先后取法于舅氏李常以及外舅谢绛、孙觉，兼收并蓄，熔铸锻炼，其琢磨提升的过程，不仅有效融合了黄、谢、孙三家诗艺探索的宝贵经验，也进一步丰富了黄氏家学的固有内涵。再如洪适、洪遵、洪迈兄弟，自幼在舅氏沈松年的教诲下修“宏博之习”[49]，三人连中博学宏词科。胡舜陟习为四六骈语，也得到了外舅汪藻的真传。曾几夙得舅氏“清江三孔”教诲，后举进士，以诗文驰名天下，尝撰《遗直堂》诗云：“三孔吾渭阳，犹及见仲叔。堂堂舍人公，再拜但乔木。长身一庭中，劲气九霄上。思公立朝时，凛凛不可向。策登董相科，赋作长卿语。刘牢出外甥，愧我不如古。老柏蜀人爱，甘棠召南思。领客清樾下，作诗咏歌之。元祐几阅岁，诸公一无遗。吾舅典型在，神明力扶持。”[50]像这样深情婉转的自我表白，在宋人集子中随视可见，表明两宋士人基于亲情关照的家学传承，已经超越了“敬宗收族”的传统意识，彰显出开放豁达的“人情自然”之美。
其三，准确把握不同家学的真正内涵，清晰描述家学精神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诗文创作的深层理路，突出人性人情的自然选择流程，避免道德伦理等抽象说教，使家学、婚姻关涉文学创变的探索更加真实生动，既是本专题研究力求呈现的学术境界，更是区别于“汉学”做派的清晰表达。
家学内涵作用于子孙后代者不可抗拒。两宋士人深受家学熏陶，故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能表现出超越凡俗的淡定与从容，只可惜这种特殊文化现象并没有引起学界注意，议论者寥寥无几。史学家对“族规”“家训”“义学”“义田”等颇感兴趣，却很少探究家学对精神人格的制约影响。文学研究者则普遍认为，两宋士大夫在知识结构、精神气质乃至文学追求等方面均不同于唐人，其集官僚、文士、学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主体特性”更加明显。判断固然合理，动因讨论却未能展开。假使能够从家学、婚姻入手，讨论两宋望族子弟人格特点的复杂成因，进而考察该群体在文化及文学创作方面造就“一代之盛”的历史必然性，其学理逻辑会更加清晰。
经史之学与诗文创作之间的关联互动最宜深究。凡“门阀不坠”的名门望族，其家学传承世代不绝。如“眉山苏氏”成员，无论“三苏”还是苏迈、苏过、苏元老等晚辈，学术上均能继承“尚权谋”“重人情”、主张“三教合一”的家学内涵。苏洵及苏轼、苏辙的诗文创作各具风采，苏过和苏元老亦各有情致。同样，“澶州晁氏”子孙，始终保持博学儒雅、“参杂儒禅”的家学传统，“自晁迥以来，家学相传，其习尚如是”[51]。其族内成员的个性风采亦极鲜明，晁迥“善吐纳养生之术，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性乐易宽简，服道履正，虽贵势无所屈，历官临事，未尝挟情害物。真宗数称其好学长者。杨亿尝谓迥所作书命无过褒，得代言之体。喜质正经史疑义，标括字类”[52]；晁迥与杨亿、钱惟演同在《西昆酬唱集》中，可谓学术与文章相得益彰者。晁补之虽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却能跻身“苏门四学士”。《苕溪渔隐丛话》曰：“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如《行路难》云：‘赠君珊瑚夜光之角枕，玳瑁明月之雕床，一茧秋蝉之丽縠，百和更生之宝香。秾华纷纷白日暮，红颜寂寂无留芳。人生失意十八九，君心美恶谁能量。愿君虚怀广末照，听我一曲关山长。不见班姬与陈后，宁闻衰落尚专房。’”[53]优雅洒脱的情致，飘逸瑰丽的文辞，透露着名门才俊的才情与修养。晁冲之亦以文学才华名列《江西诗派图》中，此公自绍兴中落入党籍，便超然出世，屡荐不应，刘克庄尝曰：“余读叔用诗，见其意度沉阔，气力宽余，一洗诗人穷饿酸辛之态”；“晁氏家世显贵，而叔用不肯于此时陪伊优之列而甘随于
之后，可谓贤矣。他作皆激烈慷慨，南渡后惟放翁可以继之”。[54]有关家学精神与家族成员诗文创作的趋同与求异，当如是观。
有关宋人家学、婚姻关涉文学创作的讨论牵涉太过广泛，也很难获得确定而成熟的结论。愚之所论，一方面着眼于文史哲贯通的学理建构，力求勾勒三者之间关联互动的内在轨迹；另一方面则不得不用心于个案考察，考据事势，推勘情伪，分析异同。二者互济，或可有所判断。孔子尝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55]每一次背负行囊的学术远行，如是而已。
[1] 如李贵录《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张剑、吕肖奂、周扬波《宋代家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如陶晋生《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一〇二。
[3] 如徐扬杰《宋明家族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4] 李善：《唐李崇贤上文选注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5] 杜甫：《杜诗详注》卷一四《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严明府》，仇兆鳌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48页；同书卷一七《宗武生日》，第1477页。
[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李邕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39—5043页。
[7] 封演撰：《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三，赵贞信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2页。
[8]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8页。
[9] 《唐摭言》卷一二，第142页。
[10] 《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汉传》，第4454页。
[11] 欧阳修：《新唐书》卷一七七《李翱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82页。
[12] 韩愈：《与孟东野书》，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
[13]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0页。
[14]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01页。
[15] 苏颂：《苏魏公文集·丞相魏公谭训》卷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35页。
[16] 程颐：《上谷郡君家传》；曾枣庄、刘琳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0册，第356页。
[17]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96页。
[18] 朱谋垔：《画史会要》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816册，第479页上。
[19] 曾巩：《曾巩集》卷四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13页。
[20] 《诗薮·外编》卷三《唐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170页。
[21]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八，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41—243页。
[22]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丛书集成初编》第2783册，第9页。
[23] 黄庭坚：《又将葬祭文》，《全宋文》第108册，第178页。
[24] 黄庭坚：《祭外舅孙莘老文》，《全宋文》第108册，第171页。
[25]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七，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4—277页。
[26] 朱鹤龄：《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34页。
[27] 《唐摭言》卷六，第68、69页。
[28] 《唐摭言》卷一〇“李洞”条，第109页。
[29] 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三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7页。
[30] 杨亿：《杨公行状》，《全宋文》第15册，第11页。
[31]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丛书集成初编》第2553册，第16、17页。
[32] 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9页。
[33] 《诗薮·外编》卷三《唐上》，第170页。
[34]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四“或问明明德”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4页。
[35]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291页。
[36] 《陆九渊集》卷二二《杂说》，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3页。
[37] 《陆九渊集》卷五《与舒西美》，第64页。
[38] 吴杰：《象山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6册，第240页上。
[39] 《陆九渊集》卷三四《语录上》，第395页。
[40] 陈寅恪：《寒柳堂集·论再生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41]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卷一《诗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42] 胡震亨：《唐音癸籖》卷三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80页。
[43]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五册《宋代之金石学》，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70页。
[44] 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第一·氏族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39页上。
[45] 毕仲游：《魏国王夫人墓志铭》，《全宋文》第111册，第166页。
[46] 苏颂：《杨公墓志铭》，《全宋文》第62册，第86、87页。
[47] 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9页。
[4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四五三，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868页。
[49] 许及之：《洪公行状》，《全宋文》第280册，第312页。
[50] 《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册，第18578页。
[5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〇《晁氏客语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37页下。
[52]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〇五《晁迥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86、10087页。
[53]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48页。
[54] 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黄山谷》，《全宋文》第329册，第112、113页。
[55] 《论语注疏》卷九《子罕》，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