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学者对于社会体制的探索

一 市民社会及其治理还是其他？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海外文化和学术思潮不断传入中国，形成了文化和思想的碰撞，中国学术界对社会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东西方文化和学术碰撞历经一个多世纪，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20世纪初期曾有“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争论。正如胡绳所指出的：“这个时期的文化运动者，在介绍西方科学和文化的时候，是‘全盘受之态度’的，因为那时的厌旧心情激起了趋新的心情，而凡西洋的都新，所以凡西洋的都介绍。”[1]这也是我们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思想脉络的切入点。

就社会体制和社会发展研究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就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比较典型的是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代表性的学者包括邓正来和俞可平。邓正来和俞可平都是政治学学者，他们引进的治理理论和由此引起的讨论及研究支撑了一个相当长时间内的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其核心概念有市民社会、治理等。后来的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治理也都是或多或少由这些理论支撑着的，也是相当长时期内解释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的基本理论。人们也是通过这样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

邓正来主张在对中国问题的分析过程中逐步探索中国的社会和国家关系及市民社会概念。谈到市民社会及其治理，俞可平主张不能简单照搬一般概念，“虽然治理理论还很不成熟，它的基本概念还十分模糊，但它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即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它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两者的合作过程；它力图发展起一套管理公共事务的全新技术；它强调管理就是合作；它认为政府不是合法权力的惟一源泉，市民社会也同样是合法权力的来源；它把治理看作是当代民主的一种新的现实形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对政治学研究的贡献，具有积极的意义。”[2]俞可平担心这些概念在国际领域会成为一些大国和跨国公司干涉别国事务和内政的借口。无论是邓正来还是俞可平，都充分肯定了市民社会及其治理的学术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但也都指出了其局限性。其实这个问题的最大争论还是来自市民社会作为一个舶来品，它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到底是社会管理还是社会治理，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直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这一概念，这些争论才算告一段落。

较邓正来和俞可平的治理理论提出稍晚一点儿时间，三个部门的理论出现了，时间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世界妇女大会前后，这个时候，非政府组织概念引入中国，美国非营利组织著名专家莱斯特·M.萨拉蒙（Lester M.Salamon）的理论也被介绍到了学术界，人们用这些概念和理论来解释非营利组织的合理性和发展的潜在能力。后来它与治理理论开始融合，成为社会组织的理论基础。

二 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的社会体制改革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些有着改革实践经验的学者基于经济体制改革所需要的社会体制、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管理对象等问题，提出了社会体制及其改革问题。这主要是市场理论中延伸出的一种理论，大致相当于19世纪德国的社会政策学派，那时也有一批德国经济学家面对资本主义面临的社会问题，探索社会政策问题，包括社会不公平问题。

在中国经济体制深入改革的进程中，宋晓梧把社会体制划分为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尤其是围绕着中国改革历程中涉及的各种因素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设计，是围绕着经济体制改革引申出来的政府职能转变，进而谈论社会体制问题，[3]宋晓梧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政府高官，长期参与经济体制改革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必然会从政府工作的角度考虑社会体制问题，“围绕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包括社会事业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制等三个方面。其中，社会事业涉及教科文卫体，社会管理涉及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人口发展、社区和社会组织、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等，但公共服务体制又与社会事业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有很大的交叠，为避免重复，这里侧重指公共财政、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等方面的体制问题”[4]。卢汉龙等认为“社会机体是由各种制度性设置（institution，又可翻译成‘公共机构’）组织起来的”[5]。卢汉龙等把人口体制、家庭婚姻制度、基层社区体制、社会治安、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视为社会制度的重要内容。卢汉龙是一位具有社会学背景的学者，他在这里既考虑了社会事业体制，也考虑了社会管理问题，同时又考虑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建设等问题。李培林认为，“为了构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一切与此相矛盾或背离的现行社会管理制度都应被纳入改革和完善之列。目前，尤其需要深化对城乡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公共资源投入管理体制的改革”[6]。李培林是从公共服务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等多个视角出发来认识社会体制的。在这个过程中，针对市场理论的偏好来进行修正的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理论。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卫生产业化之后，公共管理理论举起了公平正义的大旗，通过公共财政来解决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出现的“上学难”和“看病贵”等问题。国家也在此理论基础上着手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谋划了国家“十二五”和“十三五”基本公共服务规划，充当了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制度安排者的角色。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外来的理论和学术思想的引进和讨论是与每个历史时期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密切相关的。现实对理论有自己的选择权利。凡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必须根植于实践发展。

以上主要是指社会事业体制，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和公共服务体制，它直接与市场化改革有关系，也与政府改革密切相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个人和企业的社会活力，努力追逐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如何去管那些市场不能、不愿意关注的领域，诸如弱势群体、公共事务等。弱势群体的问题不解决直接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公共问题不解决直接关系社会的正常运行，没有路灯，城市就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这实际上就是人们的公共利益问题。社会越发展，公共领域的问题就会越复杂，公共领域也越庞大。但这不意味着必须由政府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三 以社会管理体制为核心的社会体制

基于中国发展过程的利益关系调整，有学者，特别是有法学或政治学背景的学者从利益、权利等角度分析社会体制，也有学者把社会体制视为社会管理体制。郭道晖认为社会体制包含四层意思，“一是多元群体的社会地位的结构，包括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公民、社会组织等等。他们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地位应该是存在的，比如说我们工人阶层是领导阶层。二是社会物质资源、精神资源的占有与分配的体制。三是社会主体的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的结构。四是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7]。这个解释包含了社会分层、利益关系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何增科认为，社会管理体制包括利益协调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弱势群体保护体制、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服务体制、社会工作体制、社会治安体制、社会应急管理体制等。[8]何增科等在其《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路线图》中把社会管理体制的外延界定在社会权利与社会治理、利益协调、社会公平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弱势人群权益保障、流动人口管理、社会组织管理、基层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共财政、社会工作、社会治安等方面。[9]俞可平认为，“社会管理体制就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用以规范和协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制度和机制。社会管理体制的内容极为丰富，就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诸如社团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社会治安体制、社会应急体制、社会服务体制、社区管理体制和社会工作体制都可列入其范围”[10]。社会管理体制不能简单视为社会体制。前者是一定国家或地区社会主体根据一定的目标对社会秩序进行干预的活动过程。而后者是客观反映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历史过程。这些对社会体制的探索带有更大的综合性，考量了更多的领域和更多的社会要素。

这里，本书想通过时空的角度对“社会秩序”再做一点深入剖析。在当代，社会秩序是人们在分析社会治理问题过程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约定俗成的说法是，社会不发生矛盾和冲突，维持现状，人民安居乐业。若是进一步从学理上研究，它包含了丰富的内容，首先，社会秩序是发生在一定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例如传统社会中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现代社会中的家庭成员、社区居民、单位同事、国际友人，凡此种种。这些人和人群遵循着一定的社会规范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模式。其次，社会秩序还具有时间结构特征，当代人的社会规范源自历史的延续和历史传统，并在一代代的文化传承中形成历史积淀，内化于现代人心中。现实和历史始终有着不可切割的关系，对于历史和传统的改变就是对时间意义上的社会秩序的调整和变革。每一次这样的变革都会引起争论，甚至是斗争。历史铸就了现代的利益格局、习俗习惯，时间秩序上的改变意味着对当代人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对当代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变革，由此可以看到社会秩序的时空特征及维护社会秩序和变革它的复杂性。事实上，发生在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同时也是发生在时间中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关系模式可以理解为在时空结构中的社会构成，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拓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和沟通带有其情景特征。由此来理解“社会融合”、“文化融合”就是在空间拓展过程中，各种不同文化在时间序列中不断积淀，在改变他人的同时也改变自己，从而形成新的文化范式。当代所有社会关系模式，不管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由多重复合的结构交织而成，这种多重复合既可能是自己的历史进程中适应新的情景的内部“时间复合”，也可能是跨越“内部”而受到外部影响形成的“时空复合”，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时代，“时空复合”远远多于“时间复合”，它包含了不同类型社会之间的相互关联。在这一点上，社会的主体性或文化的主体性都是非常复杂的概念。这里的“复合”并不完全等同于“聚合”，因为，在时空关联过程中包含了一系列的“抛弃”或“扬弃”。每个族群为了适应业已变化的环境，必须不断地更新自己的传统和文化。

进一步展开对现代社会中的复合特征的分析就是，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与扩张造成了信息、资金、人员、产品等对各个民族国家的渗透，发生了经济、社会、行政、文化上的彼此关联和彼此镶嵌，这正是市场经济和技术革命所特有的结构性特征和原则，这恰恰是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面。即便是没有后来的全球化，历史上的战争、人口迁移也带来了信息、人员和物品的渗透以及民族之间的通婚。当代人类学解释了不同种族通婚带来的族群基因的变化。

四 以社会规范为核心的社会体制

社会规范又分为正式的社会规范和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刘少杰指出，“广大基层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意识活动通常处于社会心理的感性意识层面上，上升到理性推论或理论思维层面来思考问题、支配行为是非常有限的或很少发生的。并且，支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展开各种行为的制度，更多的是习惯、习俗和惯例以及在文化传统中传承下来的道德伦理规范，而这些都属于内在的、非正式的感性制度”[11]。这是典型意义上的社会学对社会体制的理解。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非正式的社会规范要通过各种正式的社会规范不断得到强化而潜移默化为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它是一种长时段的力量，也需要通过长时段的努力来建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文化问题。但是，这个观点非常有价值，它提醒我们，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并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来实现人们行为方式的根本转变。社会规范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指的是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的社会规范如何在一个社会中发生作用的。

无论是从市民社会和治理出发，还是从市场化改革需要的配套社会体制、社会治理体制、公共服务体制，以及社会规范出发，都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看社会。从学科角度看，包括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视角不同，理论不一样。但这就是四十多年来对中国社会体制的认识。也正是在这种认识和实践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研究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进入社会建设学科的新阶段，这也是理论发展的逻辑。从认识到建设是不同的阶段，也是不同的发展范式。或者说，中国社会学从其建立就不是源于学院派的思索和学术讨论，而是源于政治的倡导，没有邓小平关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补课”的指示，可能就不会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恢复社会学，因为是要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所以这门学科自其恢复之日就不能按照学科的逻辑去建设，而必须围绕着现代化建设去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