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吕氏春秋》之前的分类思维

早期先民面对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外部世界，首先发展起来的就是分类思维。在《吕氏春秋》之前，分类思维主要沿地理知识与生物知识两条主线向前进展，当有关这两大范围的分类思维取得了较为成熟的形态之后，又必然向社会历史领域迁延，这是分类思维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

一 分类思维进展的地理知识线索

分类思维的地理知识线索最早可以追溯到《山海经》这部文献中。[23]以《山经》为例，它首先按照南、西、北、东、中的方位顺序分为五区，继而对山系的相对位置、矿产资源与水系概况进行叙述，其中，《中山经》记述尤详。对于山系的概况，据杜石然的统计，“以河南西部作为主要部分的《中山经》叙述最详，‘凡百九十七山’，分十二列，当是作者最为熟悉的地方；《东山经》‘凡四十六山’，分四列；《西山经》‘凡七十七山’，分四列；《南山经》‘凡四十山’，排成三列；《北山经》‘凡八十七山’，分三列”。这样，共计有447座山，分为26列。对于矿产资源，“《山经》所记金属产地有170多处，种类凡金、银、铜、铁、锡等十多种，至于重要玉石的产地，记载的就更多了”。[24]对于水系概况，《山经》从河流的发源、流向、湖泊、沼泽等方面各有阐述。但是，总体而言，《山海经》中有关地理知识的记载，尚停留在对地理事实进行简单罗列的层面，远未达到分类思维所应具有的水平，这是早期先民通过观察世界万物，并将其进行简单识别与分辨的结果，也是分类思维形成的起点。

《尚书·禹贡》的分类思维是对《山海经》的延续。[25]但是，《禹贡》对地理知识的记载已然超越了对地理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依据地理现象，选择某些因素（特别是土壤因素）为标志，分区记述。《禹贡》中有关分类思维的表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首次提出了九州的区域划分。《禹贡》沿着夏禹治水的顺序，依照山脉、河流等自然分界将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这种区域划分带有明显的自然色彩，是人们对当时所掌握的地理知识进行分类的结果。（2）对土壤进行分类。《禹贡》中对土壤的分类是其分类思维的集中表现。其中，主要是以颜色与质地为主导评判标准，且对每一土类做了肥力评价，具体为：

（1）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

（2）兖州：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

（3）青州：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

（4）徐州：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

（5）扬州：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

（6）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

（7）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

（8）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

（9）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

这种依据土壤的颜色与质地的分类方法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在现代土壤科学中，常用的土壤质地分类是三级分类法，即按砂粒、粉砂粒、粘粒三种粒级的百分数，将土壤划分为砂土、壤土、粘壤土、粘土4类12级。对照《禹贡》中的土壤质地分类，我们看到，壤、垆、坟、埴、涂泥也是按土壤中所含颗粒大小来分的。只不过当时还不可能做到有精确的粒级百分比而已……由此可见，《禹贡》的土壤分类与现今的土壤质地分类相符合，与实际情况相符合”[26]。可见，远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先人在土壤分类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于希贤就认为，这一土壤分类方式，“开了农业区划研究的先河”[27]，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更是将《禹贡》与欧洲出现第一幅地图的价值并列来看待，且认为“中国的这部文献比从阿那克西曼德时代流传至今的任何文献都详细得多”[28]。

《管子·地员》很好地延续与扩展了《禹贡》中有关土壤分类的记述，成为先秦典籍中对土壤分类问题最详细的论述。[29]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将平原之地的土壤类型分为5种，分别为渎田、赤垆、黄唐、斥埴和黑埴。第二，将丘陵分为15种类型，为坟延、陕之芳、祀陕、杜陵、延陵、环陵、蔓山、付山、付山白徒、中陵、青山、赤壤山、山白磝壤、徙山、高陵土山。第三，将山地分为5种类型，为县泉、复吕、泉英、山之材、山之侧。第四，更进一步，《地员》将九州内的土地分为三等18种类型，且每一类又分为5种亚类，共90种土壤：

（1）群土之长，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黄，五粟五章。

（2）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黄、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异则。

（3）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杂英，各有异章。

（4）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蘟之状，黑土黑菭，青怵以肥，芬然若灰。

（5）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状，芬然若泽若屯土。

（6）壤土之次曰五浮，五畜之状，捍然如米，以葆泽，不离不坼。

（7）中土曰五怷，五怷之状，廪焉如壏，润湿以处，其种大稷细稷，赨茎黄秀，慈忍水旱。

（8）怷土之次曰五垆，五垆之状，彊力刚坚。

（9）垆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状，芬焉若糠以肥。

（10）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状，华然如芬以脤。

（11）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状，粟焉如屑尘厉。

（12）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状，累然如仆累，不忍水旱。

（13）下土曰五犹，五犹之状如粪。

（14）犹土之次曰五壮，五壮之状如鼠肝。

（15）壮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状，甚泽以疏、离坼以轹塉。

（16）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状娄娄然，不忍水旱。

（17）觳土之次曰五凫，五凫之状，坚而不骼。

（18）凫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状，甚咸以苦，其物为下。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地员》对土壤的分类已经达到了如此细致的程度。当然，《地员》明显受到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将每类又分为5种亚类，有时还要与五色、五音相配，这是《地员》中有关土壤分类的弱点。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这一建基于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实践之上的土壤分类，大体是科学的。至此，可以判定，《地员》中的分类思维是十分明显的，如张九辰就认为，《地员》中“已经有了土壤分类的思想”[30]。

如前所述，《山海经》《禹贡》《地员》在地理知识方面都含有非常丰富的分类思维，但是，它们并非专门的分类学著作。另外，随着地理知识的日渐累积，对地理知识的认识与研究必然逐步深入，最主要的成果便是某些文字训诂之书、类书及载有分类知识的其他著作，其代表作是《尔雅》。[31]在《尔雅》中，专门谈及地理知识的有4篇：《释地》《释丘》《释山》与《释水》。这些篇章中表现出的分类思维相较于《山海经》《禹贡》《地员》更加细致。以《释地》《释丘》两篇为例，《释地》中提出了“九州”“十薮”“八陵”“九府”“四极”“四荒”“四海”等地理概念，且划分了国内土地的相对位置：

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垧。

此外，更为可贵的是，《释地》中还将土地区分为8种，其中某些名称在中国西北地区被沿用至今：

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隰。

当然，将土地区分为隰、平、原、陆、阜、陵、阿、阪8类未必完全合理，但这种以概念的形式来完成对土地分类的思想方法却是难能可贵的。

在《释丘》中，我们能够更为明晰地感受到分类思维的存在：

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如乘者，乘丘。如陼者，陼丘。水潦所止，泥丘。方丘，胡丘。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水潦所还，埒丘。上丘，章丘。泽中有丘，都丘。途出其右而还之，画丘。途出其前，戴丘。途出其后，昌丘。水出其前，渻丘。水出其后，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营丘。如覆敦者，敦丘。逦迤，沙丘。左高，咸丘。右高，临丘。前高，旄丘。后高，陵丘。偏高，阿丘。宛中，宛丘。丘背有丘为负丘。左泽，定丘。右陵，泰丘。如亩，亩丘。如陵，陵丘。丘上有丘，为宛丘。陈有宛丘。晋有潜丘。淮南有州黎丘。

这里，有的是按照地形分类的，有的是按照地貌条件分类的，不一而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尔雅》中的这种细密的分类必然是《吕氏春秋》之前分类思维的最高成果的体现。

二 分类思维进展的生物知识线索

分类思维进展的生物知识线索也应追溯到《山海经》。以《山海经》的地理划分为基础，有关生物知识的更为细密的分类思维也随之产生并发展，主要体现在植物和动物两方面。[32]

在植物方面，《山海经》在分类思维上的最大贡献是它已经具有了将植物分为草本与木本的模糊认识。根据统计，《山经》中出现“草木”一词共100次，其中，《南山经》15次，《西山经》10次，《北山经》30次，《东山经》23次，《中山经》22次。不仅如此，《山经》中还有许多在同一篇中“草”“木”并举的例子，如：

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南山经》）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有木焉，其状如棠，华黄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有草焉，名曰薲草，其状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劳。（《西山经》）

又东二十里，曰苦山……其上有木焉，名曰黄棘，黄华而员叶，其实如兰，服之不字。有草焉，员叶而无茎，赤华而不实，名曰无条，服之不瘿。（《中山经》）

可见，《山海经》虽未明确指出植物分为草本与木本两类，或者说并未将这一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但已初具雏形，这一点应是确然无疑的。

再看动物方面。不可否认，《山海经》中的确有许多荒诞离奇、难以解释的动物种类，但据郭郛、吕子方等人的研究，其中大部分动物还是真实存在的。郭郛还将其分为化石类、螺蚌类等，并对其一一考证，总结出书中所出现的动物共计291种，列表格为：

从如上表格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山海经》中记述的动物种类之多。吕子方就说：“若把各经所载各地的鸟兽虫鱼综合起来加以整理，应该说（《山海经》）是研究中国古代动物学的宝贵资料。”[33]当然，如上的分类是郭郛等人来完成的，不是《山海经》的本然面目，《山海经》只是或简单或错综地罗列了各种动物存在的事实。但是，从表格中发现，兽类数目最多，鸟类次之，鱼类排第三，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和《山海经》中多次出现“有兽焉”（《山经》中84次[34]）、“有鸟焉”（《山经》中45次[35]）、“有鱼焉”（《山经》中2次）的表述相吻合。笔者推测，《山海经》中已然出现了将动物分为兽类、鸟类、鱼类等种类的模糊认识。郭郛从动物分类的角度也总结说：“《山海经》中动物学知识可以说是中国动物区系学或普通动物学、动物地理学的最古老的典籍。”[36]

《尔雅》承继与发展了《山海经》的生物知识成果，且分类更细，记述更详。据统计，《尔雅》的《释草》《释木》2篇中提到的植物有100余种，《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5篇中提到的动物达300余种。具体来说，在植物方面，主要贡献有四：第一，在中国植物史上，《尔雅》首次明确将植物分为草本与木本两大类。第二，依据《释木》中“小枝上缭为乔，无枝为檄，木族生为灌”的记载，可以推知，《尔雅》中首次将木本植物分为乔木、檄木、灌木三个次类。第三，更细致的是，《尔雅》这部语辞学著作在编排时无形中将归属同一科属的一些植物排列在了一起，以便记忆与掌握，“如‘释草’中把同属于百合科葱属的蒮（山韭）、茖（山葱）、葝（山薤）、蒚（山蒜）排在一起；‘释木’中将今天蔷薇科李属的楔（荆桃）、旄（冬桃）、休（无实李）等数种李属的植物排在一起。另外，松柏纲的松、柏，桑科的各种桑，榆科的各种榆也都排在一块”[37]。第四，《尔雅》在植物知识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关分类的定义，如对于草本与木本植物所开的花的分类：“木谓之华，草谓之荣”；对于植物结果与否的分类：“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尔雅·释草》）

在动物方面，《尔雅》的主要贡献也有四个方面：第一，提出了一些有关动物知识分类的定义，如《释虫》:“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释鸟》:“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第二，首次将动物分为虫、鱼、鸟、兽四类[38]。第三，同样的，《尔雅》将属于同一科属的动物排列在一起，如“在《释虫》中，同翅目的各种蝉，鞘翅目的各种甲虫被排在一起。在《释鱼》中，鱼纲中的各种鱼，两栖爬行类中的蛇、蛙，以及今属宝贝科蜬魧、玄贝、余貾、余泉、蚆、蜠的数种贝类，也都被分别排在一起。在《释鸟》中，雉科的各种雉，雁科的雁鸭，鸱鸮科的各种鸮被排在一块。在《释兽》中，哺乳动物中鹿科中的各种鹿，猫科中的虎豹等也都被排在一块”[39]。诸如此类。

三 分类思维由地理、生物知识向天象领域与社会历史的伸延

如上所述，在《吕氏春秋》之前，分类思维在地理知识与生物知识领域已经取得了较为成熟的形态，那么，跨越地理知识与生物知识领域而延伸至其他领域特别是社会历史领域便成为分类思维持续进展的必经之路。吾淳就曾指出：分类思维“在当时也并不仅仅局限于生物学、地理学知识，其他许多活动或知识领域也都会受到已经成熟起来的分类思维与观念的影响”[40]。

在天象知识领域中，四象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划分是分类思维进展的集中体现。[41]陈遵妫说：“古人是先设四象，而后才在四象的基础上细划二十八宿的。”[42]换句话说，二十八宿以四象为基础，并可以根据四象的基本特征，归类到四象之中。其中，东方苍龙七宿为：角、亢、氐、房、心、尾、箕；西方白虎七宿为：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为：井、鬼、柳、星、张、翼、轸；北方玄武七宿为：斗、牛、女、虚、危、室、壁。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种分类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例如东方苍龙七宿中，角、亢为苍龙的头部，氐、房、心为龙身，尾为龙尾。再如南方朱雀七宿中，翼、轸明显表示尾部。其他宿星，《史记·天官书》中说：“柳为鸟注……七星，颈……张，素。”这里，“注”为“喙”,《尔雅》中就说：“鸟喙谓之柳”;“素”，实则为“嗉”,《尔雅》中载“鸟张嗉”，郭璞注说：“嗉，鸟受食之处也。”可见，“柳”表示鸟喙，“星”表示脖颈，“张”表示“鸟嗉”，都与朱雀有关。西方白虎七宿与北方玄武七宿也多类于此。但是，不可否认，与前文讲的地理知识与生物知识领域分类思维进展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相较，四象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划分更加带有主观色彩。如东方七宿中的“箕”，无论如何也难以与苍龙的某些特征联系在一起，南方七宿中的“井”“鬼”二宿也难与朱雀相联系，等等。

分类思维由地理知识、生物知识向天象领域的扩展仍然属于自然知识领域，但其分类过程中的主观性已然彰显。当其进展至社会历史领域时，主观色彩将更加浓重。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如《尚书·洪范》中曾提出“洪范九畴”，即九条治国大法：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这里，将君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分类为9个方面，涉及宇宙结构、道德修养、天文历法、政务、卜筮、伦理、法制等多个方面。更细致的是，每一“畴”都有具体的次类，如将五行分为“水”“火”“木”“金”“土”，将五事分为“貌”“言”“视”“听”“思”，将五纪分为“岁”“月”“日”“星辰”“历数”，将三德分为“正直”“刚克”“柔克”，将五福分为“寿”“福”“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将六极分为“凶短折”“疾”“忧”“贫”“恶”“弱”……

其次，分类思维在军事领域也有所体现。《孙子兵法》中分类思维的运用便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度，如《地形》中说：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

这里主要论述了与作战有密切关系的地形，共分为6种，即“六形”。其中，“通”为通达，指往来便利之地；“挂”为阻碍，指易往难返之地；“支”为相持，指先动手者不利之地；“隘”为狭隘，指通路狭隘，队伍难以展开之地；“险”为地势险要，指高下悬殊之地；“远”指距离，为敌我相距较远之地。可见，对地形的分类还是比较细致的。此外，《孙子兵法》中类似的分类还有许多，如把将领面临的危险分为五类：“必死可杀”（只知拼命就会被杀死）、“必生可虏”（一味贪生就会被俘虏）、“忿速可悔”（忿怒急切就会被挑逗）、“廉洁可辱”（爱重名节就会被侮辱）、“爱民可烦”（溺爱民众就会被烦扰）；将军队必败的情况分为六类：“走”“驰”“陷”“崩”“乱”“北”；将火攻分为五类：“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

从如上分类思维在政治、军事领域的进展可以看出，社会历史领域的分类思维已经脱离了地理、生物等自然知识领域重视客观化与科学性的发展方向，明显具有了一种观念化与主观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