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译序
王俊义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以下简称《清代前中期史》）乃《剑桥中国史》丛书之第9卷上，其中译本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组织翻译，近日即将问世。与之相衔接的该丛书之第10卷、第11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早在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已有中译本，两种直接相关之书的出版，前后间隔达二三十年之久，而此间各方面的变化可谓天壤，与之伴随的这一套丛书，从其初创再到此卷的出版，本身也有很大的变化与扩展。为便于读者了解有关背景，有必要对整个丛书编纂的缘起，特别是本卷的有关问题，通过中译本序予以评介。[1]
一 《剑桥中国史》编撰的缘起与变化扩展
崔瑞德[英]（1925—2005）与费正清[美]（1907—1991）作为丛书的总主编，他们认为“中国的文明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更为广泛和复杂”，而且“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又广泛”，但是“直到最近几十年（笔者按：指筹划编撰此书时），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却极为薄弱”。有鉴于此，他们于1966年策划联袂主编此书，“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2]当时也只计划“写一部六卷的著作”，然而在着手编写《剑桥中国晚清史》（以下简称《晚清史》）时，“公认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研究”，使得这套丛书不得不从原计划的六卷本，改成“计划为十四卷”。[3]所以，自1978年《晚清史》英文版出版后，又相继出版了其中的《隋唐史》、《明代史》（上卷）、《秦汉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卷）、《中华民国史》（上、下卷）、《辽西夏金元史》、《明代史》（下卷）……从现有出版情况看，最终还将超出十四卷的规模。
由于丛书的总主编费正清和崔瑞德具有很高的国际学术声誉，各分卷主编又都是各相关中国断代史研究的权威性学者，卷中各章节的撰稿者，也大都是在各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专家。同时，丛书在编撰体例、史观运用、材料吸收、研究方法，乃至语言表述等方面，都有与众不同的特色和风格。因而，各分卷陆续出版后，迅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被公认为是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新水平、新动向的学术著作，而且在“英语世界中，自本世纪起（笔者按：指20世纪）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4]这就大大超出了总主编编写此书的初衷，使本书成为中西方各国读者研究和了解中国史的重要参考书。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自成立以来，就以出版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高层次的学术著作为特色，《剑桥中国史》丛书，既然是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水平和动向的有价值、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自然应纳入自己的出版范围，将其翻译引进，介绍给中国读者，以增进中外学术交流。由于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晚清史》，进而取得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剑桥中国史》中文简体字本的独家授权，又接连翻译出版了原版已刊行的各卷。由于英文版的出版不以中国各个朝代的时间先后为序，而是某卷先完成即先出某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就相应翻译出版各个卷次，英文版按计划还将出版的一些卷，也将陆续翻译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多年来在翻译出版该丛书的实践过程中，深感此书有很大影响，它不仅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甚至在一些爱好历史的党政干部和一般读者中，也有非同寻常的反响。从而使这套丛书既有很高的社会效益，也有可观的经济效益，成为出版社的品牌书、长版书之一。相信《清代前中期史》的出版，尤其是在当前国内掀起“清史热”的形势下，一定会更加引起读者关注。
二 一幅纵横交错的立体式清史长卷
《清代前中期史》书写的时间范围是1644—1800年，起自顺治元年，迄于嘉庆五年，亦即乾隆去世后嘉庆独立亲政之年。前此出版的《晚清史》书写的时间范围是1800—1911年，起自嘉庆五年，止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
全书的内容结构，以“导论”为先驱，继之以十章篇幅，从纵横两个向度，对清代前中期史展开翔实论述，内中还插有15个表、12幅图，可谓眉目清晰，图文并茂。最后还附有计千余种的“参考书目”，亦见参考图书之广泛，全卷约80万言，确是一部洋洋大观的清代前中期史。
就各章的具体内容而言，“导论”以“承旧开新”为题，画龙点睛地阐明了介于明代之后、晚清之前的清代前中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特色。《导论》后的第一章至第五章，从纵向角度，以各朝皇帝及其统治为中心，着重从政治史、军事史的角度，记述了各朝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发展动向，并对各位皇帝的历史功过作出评价。
其中第一章“1644年前的建国历程”，追溯了满族的历史渊源、女真各部的统一、清帝国的奠基者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历史功绩，八旗组织的创立及其与明朝在关外征战的历程。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为“顺治朝”“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各章按照朝序，根据史实，依次记述了顺治帝继位后面临的内外挑战、对中原及长江下游的征服、多尔衮的执政擅权与党争、顺治的亲政与革新。进而论述康熙的登基、亲政，对清帝国疆域的统一及边疆的巩固，评价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他与俄国的彼得大帝、法国的路易十四，都“标志着前工业社会里封建君主所能达到的极点”。[5]在相继的“雍正朝”中，首先评述了雍正究竟是篡位者还是合法继承人，接着重点论述了雍正推行的财政改革、改土归流与开拓疆土，肯定雍正“为一个强大的、近代的政权在18世纪奠定了基础”。同时指出他“未能建立一些确保政治和经济不断加强的制度”，而是“仅仅依靠皇帝干预每个方面进行统治”。[6]在“乾隆朝”中，作者首先评述了“乾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认为“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他“集艺术家、诗人、焚书者、好战者、穷人的保护者”于一身。他既“打败了噶尔丹，最终结束了中亚游牧民族的分立状态，强有力地扩大了清帝国的版图”，而又刚愎自用，打了劳民伤财的“大小金川之役”和得不偿失的“远征越南缅甸之战”。他既编纂了保存浩瀚典籍的《四库全书》，又大肆焚书，滥行文字狱。他在位期间发展农业、提高生产力，养活了全国3亿人口，使清朝的经济达到鼎盛，但又喜怒无常，挥霍浪费，导致晚年面临贫困和腐败的局面。面对这一系列矛盾，作者从心理学、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乾隆的个性，指出他处处呈现出“个性与政治的悖论”。[7]把乾隆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分析描绘得入木三分。有论者评价“对乾隆王朝的叙述，可能是详细叙述各王朝的五章中最好的一章”。[8]
全书的后五章，则从横向以专题研究的方式，着重从民族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各方面，对1800年之前清代前中期的历史中的相关专题进行了深入论述，既是对前五章的丰富和补充，又不相互重复，显示出编者在立章布局上的匠心。如第六章“清帝国的征服者精英”，论述了作为清帝国的精英阶层：满族皇室宗亲、满蒙世袭封族、八旗统帅、汉军旗胄……在清帝国形成、发展，乃至衰落中的地位与作用。第七章“清代前中期士人的社会角色”，从教育史、科举文化史的角度，肯定了科举考试与科举制度在对儒家经典诠释、政治结构改变、促进社会稳定与学术思潮演变，及推动私人学术团体和书院的建立与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从而论证了士人扮演的社会角色。第八章“女性、家庭与社会性别关系”，从性别关系的历史叙述中，说明明清易代的客观环境为妇女提供了活动舞台，指出清朝统治的历史特性在女性层面的体现，并描述了性别规范、家庭现象、物质文化、精神需求以及男性的社会流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第九章“社会稳定与变迁”，详细地论述了人口繁荣、等级分化与社会流动、民族、职业、宗族、城镇、慈善事业、宗教组织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论述了清前中期的社会稳定与变迁。第十章“经济发展（1644—1800）”，对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了翔实的分析论证，认为这一时期，无论是市场经济、指令经济以及传统经济都有很大的发展，有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古代优秀的史论家刘知几说，一部好的史书理应“总括万象，包吞千有”。从对本书十章涵盖内容的概括介绍中，可以看出《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可谓是一幅纵横交错的立体式清史长卷。如果再与正在组织编写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下卷）论述的内容相打通，就更加是一部“总括万象，包吞千有”的清史画卷了。
三 全书各章作者皆清史领域的一时之选
本卷秉承这套丛书创立以来的传统，其中各章作者均由对该专题有深入研究、卓有成就的专家撰稿，而后再由学术地位较高的学者领衔主编全书。从本卷的主编到各章作者的学术经历、学术成就看，仍确然如是。
本卷主编裴德生，早年乃哈佛大学博士，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著名资深教授，专门研究明清时期的学术思想史，代表作有《方以智及其对思想转变的促进》《顾炎武的一生：1613—1682》等。曾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撰写了“晚明思想中的儒学”一章。由于普林斯顿大学是《剑桥中国史》丛书的学术组织单位，该丛书总主编之一的崔瑞德和《明代史》卷的主编牟复礼等大师级学者，都在该校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裴德生教授都曾与之相互合作，由他担任此卷主编当然是最适合的人选。
本卷第一章的作者陆西华，现为夏威夷大学教授。她精通汉语、满语及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主要研究满族及中国少数民族史，其代表作有《满汉关系》《满族资料阅读指南》及《满人与满洲国建设》，其有关满族的研究成果为学界广泛引用。由于这一章内容涉及满族的起源与八旗制度等内容，她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使用了大量满文档案，被论者评价“她的这一章写得非常好，推动了整卷书的开始”。[9]
第二章的作者邓尔麟现为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教授。20世纪60年代曾留学中国台湾，研究清史与中国文化，有专著《嘉定义民：17世纪的儒生领袖与社会变迁》，熟知清初与顺治朝史事，故撰写《顺治朝》。
第三章“康熙朝”的作者史景迁为耶鲁大学资深教授，是与孔飞力、魏克曼齐名的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三驾马车”，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乃是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其著述丰硕，与本章内容直接相关的就有：《曹寅与康熙皇帝》《康熙皇帝自画像》《雍正皇帝之大义觉迷》等，由他来撰写“康熙朝”，当然是驾轻就熟。
第四章“雍正朝”的作者曾小萍，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任该校东亚研究所主任及美国教育部东亚国家资料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清史，尤长于清代经济史、法律史。主要代表作为《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孔飞力曾高度评价此书“是迄今为止在中国研究领域，建立在档案之上对于制度的最好研究”，[10]由她来撰写“雍正朝”，当然难能可贵。
第五章“乾隆朝”的作者伍德赛德，现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曾长期任职于哈佛大学，史学大师费正清和史华慈曾赞赏他是研究中国史的出色学者。他研究领域宽广，曾研究过越南近现代史，撰有《越南与中国模式》，还曾与艾尔曼教授合编过《中华帝国晚期教育与社会——1600—1900》。他在“乾隆朝”中对“乾隆的是非功过给予了令人信服的评价”。
第六章“清帝国的征服者精英”的作者柯矫燕，现为达特茅斯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满学及清史研究。其代表作《半透明的镜子：清帝国思想中的历史认同》曾获美国亚洲研究会列文森奖，是研究清代满族的重要成果。她是能用满语研究清史的著名学者，她撰写的本章“与其他章节的不同点在于几乎没有利用第二手资料”，而是直接用满文资料来分析论证。
第七章的作者艾尔曼，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是我国清史界比较熟知的学者，著述甚丰。其主要代表著作《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从理学到考据学——晚期中华帝国的思想与社会变化问题》《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等，均有中译本出版，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近几年作为教育部聘请的长江学者，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讲学。
第八章的作者曼素恩，现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曾任美国亚洲学会主席，致力于明清史、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其主要代表作《缀珍录——18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被我国学术界评价为“近年来研究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的重要优秀著作”，[11]亦曾获美国亚洲研究会列文森奖。撰写本卷“女性、家庭与社会性别关系”一章，她无疑是最佳人选。
第九章的作者罗威廉，现为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曾任该校历史系主任，致力于清代社会史和城市史的研究。其代表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被美国学术界评价为“是对中国城市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里程碑”，[12]因而被评为“1989—1990年度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不过作者提出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在清代社会发生的增长点也受到某些学者的质疑，他的这些观点在本章中都有反映，很可能会成为“热点”讨论问题。
本书第十章的作者是马若孟与王业健，这两位都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著名学者，马若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东亚图书馆馆长，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与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他还编辑了44卷本的《现代中国经济》；王业健，早年从台湾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后居美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华帝国的田赋：1795—1911》《中国近代贸易与银行的演进》，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正由于两位都曾长期研究清代经济史，才可能对清代前中期经济发展进程从各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并与同时代欧洲各国的经济进行对比研究，对一系列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从对本书各章作者的简要介绍中，显见这些学者多为美国当代清史研究各领域中的顶尖级学者，他们都在各自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突出成就，并为所在领域的学术领军人物。近几十年来，美国已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中国史研究的主要基地，其研究力量与研究成果都远远走在西欧各国前面而独领风骚。虽然本卷作者多为美国学者，但仍可代表和反映西方国家清史研究的水平与动向。
此外与《剑桥中国晚清史》相比较，本卷的作者与主编在年龄结构上有很大变化，如果说《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主编与作者费正清、弗莱彻、魏克曼、孔飞力等，是“二战”后美国从事清史研究的第一代与第二代学者，那么，《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主编和作者裴德生、史景迁、王业健等则可以说是第二代或介于二、三代之间的学者，而其他多数作者如陆西华、邓尔麟、曾小萍、伍德赛德、艾尔曼、曼素恩、罗威廉等则属第三代学者，其中柯矫燕已是第四代年轻学者了。他们多是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新崛起的一代。由于和第一代学者年龄上的差别，所处时代不同，受政治环境与学术思潮的影响不同，新一代学者接触到的学术资料、学术信息大有扩展，因而学术思想与学术观点也有所变化。新一代学者在对前辈学者的学术研究进行总结与反思的过程中，在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与研究的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所转变和更新。正如本卷第七章的作者艾尔曼先生所说：“费正清先生的《晚清史》和我们的态度不一样，甚至有冲突，因为时代不一样，他们的《剑桥晚清史》写在20世纪70年代，反映的是50年代、60年代的研究。我们的《清代前中期史》写在90年代，反映的是80年代的研究”，“他们是前辈、是老师，我们很尊敬他们，但是后辈可以也可能超过他们”。[13]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长江后浪推前浪”正是学术研究前进的必然趋势和规律。
四 研究模式的转变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的更新
如果将《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与《剑桥中国晚清史》加以比较对照，便会发现二者有很大区别，主要是研究模式上体现了从“冲击—反应论”到“中国中心观”（或者说是中国中心的研究取向）的重大转变。
费正清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者，毕生致力于东亚特别是中国史研究，不仅学识渊博，著述宏富，而且在建立中国研究机构、开辟研究项目、培养研究人才等方面，对于组织推动美国乃至世界的中国学研究都有积极影响和重大贡献。他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到中国来，依据对中国社会的切身观察和深入了解，早在1943年他就认识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已失去民心，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则方兴未艾，共产主义虽不适于美国却适于中国，故建议美国政府改变扶蒋反共政策，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联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曾建议承认中国新政权。尽管费正清的这些建议乃从美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却比较客观和符合历史实际。然而当时的美国政府不仅未采纳他的建议，反而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麦卡锡反共运动中，将他和谢韦恩、戴维斯等称为“共产党间谍”“亲共分子”，要他们承担美国“失去中国大陆”的罪责。在此过程中，费正清义正词严，不改初衷，毅然坚持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但由于他的师承渊源，“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理解常有严重的片面性”。[14]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致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或循环往复的状态，只有靠西方冲击，才能打破固有的社会秩序而走向现代化道路。他进而认为19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变化的根本内容和动力，就是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中国对冲击的反应。他的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其与人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国对西方反应的研究指南》等书之中。费正清的这些思想逐渐形成了其研究中国历史的模式和理论架构，即著名的“冲击—反应论”。与费正清同时代的列文森还提出了“传统—近代模式”，认为中国传统与西方的近代化是根本对立的，中国要从传统进入近代社会，就只有接受西方的文明改造，这两种模式虽有不同表述，但却异曲同工，互为补充，其虽然与鼓吹西方种族优越的老牌西方中心论者有所区别，但实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变种。费正清在学术研究中，与以阐释中国传统经典为主的老一辈西方汉学家不同，其学术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经世致用，他认为“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他强调“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15]由于费正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着重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而近现代史和现实社会以及政府的现实政策又有密切联系，费正清本人又强调经世治国，作为一名美国学者，自然要为美国的现实利益、现实政策服务，正如著名华裔美国学者余英时教授所言：“他的史学思想是有意识地为美国政策服务的。”唯其如此，费正清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长期在美国学术界居主流地位，成为美国官方史学的代表，甚至有“美国中国学教父”之称。尽管费正清在主编《剑桥中国史》时，形势已有所变化，《剑桥中国晚清史》的部分作者，如孔飞力在其撰写的章节中，就已冲破了“冲击—反应”模式，主张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因，费正清本人的一些观点，也有改变，不过其改变也只是局部的，“通体而观，他的整体观念和结构并没有改动”。而且“冲击—反应”模式还深深影响着一代美国学者，《剑桥中国晚清史》其他章节的作者及全书的整体架构依然受“冲击—反应论”的束缚。
然而，历史的客观发展，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冲击—反应”模式赫然如日中天时，一种新的史学思潮——“中国中心观”却悄然兴起，这既和美国国内的动荡局势有关，也受国际学术思潮的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侵越战争失败，又有“水门事件”发生，使得学者们对美国引领世界的能力及西方价值观产生动摇。再者，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风起云涌，世界殖民体系开始崩溃，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备受关注，学术思想界无不在探索各个国家和民族独特的发展道路，反对“欧洲中心论”亦即“西方中心论”的国际学术思潮猛然兴起，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就指出：“摈弃种族优越论，反对欧洲中心论，是当代历史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美国国内动荡局面与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势，都促使美国史学界思考，并开始探索史学研究中新的理论框架，逐渐认识到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正是“西方中心论”的再版，它不能正确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的研究，看到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许多变化并非是受西方冲击后才产生的，诸如约翰·梅格尔主编的《中国宋代危机与繁荣》、魏斐德（即魏克曼）与罗林·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以及史景迁与约翰·威尔斯合编的《从明到清》等论著，都以新的研究取向，以动态和变化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历史并不是长期停滞往复循环的，从明到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不断有新的增长点。即使是孔飞力这样的著名历史学家，也积极主张从中国内部去研究中国历史变迁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动力，反对用“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在他的著作中实际上已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基本主张和原则。[16]
1984年，卫斯理学院的柯文教授总结了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冲击—反应”模式的学术思想研究成果，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明确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概念，系统阐述了其内涵和特征：“（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哪些现象具有历史的重要性；（2）把中国按照横向分解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开展区域和地方史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成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描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结合起来。”[17]从柯文对“中国中心观”内涵、特征的阐释中可以看出，其所谓的“中国中心观，并不包含有世界要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更不是要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18]而只是一种研究中国史的研究取向，也就是说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应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从各个方面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动因。这种研究取向并不排斥西方冲击对中国的影响，只是反对将西方的冲击视作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的、主要的原因，进而曲解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
尽管柯文本人也承认他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并不完善，还没有形成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但这部著作的问世，却石破天惊，在美国学术界掀起巨大波澜，成为美国中国史研究具有转变性的里程碑。它打破了“冲击—反应”论一统天下的局面，使美国的史学研究走向多元化的格局。虽然也有学者对“中国中心观”提出批评和质疑，但是柯文对自己的总体论证仍坚信不疑，他曾在这本著作的《中文本前言》中表示：就原有的论证而言，我不会作很多改动，但如果要对该书的最后一章——“近年美国历史研究之趋势”有所补充时，我会提到本书出版以来的几本重要著作。他所提到的几部重要著作是：曾小萍的《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艾尔曼的《从哲学到训诂学》（笔者按：即《从理学到考据学——晚期中华帝国的思想与社会变化问题》）、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因为这几部著作，“都直接证实了19世纪西方全面入侵之前，或在此之外，中国所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而“支持了在自己著作中详细发挥的命题”。[19]值得注意的是柯文列举的这几部书的作者曾小萍、罗威廉、艾尔曼等都是《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作者。他们与本卷的其他几位作者如史景迁、马若孟、王业健、柯矫燕、曼素恩等，也都是“中国中心观”的主张者或支持者。这说明“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已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一种主要趋势和动向，而这种趋势和动向，也必然会融会反映到本卷之中。从《剑桥中国晚清史》到《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正反映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从“冲击—反应”模式到“中国中心观”研究取向的转变，正如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卜正民教授所评论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体现了费正清的学术秉性，对19世纪的理解更多地基于中国如何去应对西方，而不是基于中国内部的挑战”，而“《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关切的是清朝统治下中国社会内部的历史”。[20]
由于时代发展和研究模式的转变，《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与《剑桥中国晚清史》在理论框架、学术观点、内容取舍上都有变化和不同。读者从前文对本卷十章内容和作者学术成就的介绍中可以体察，无须在此赘言。这里想要再说的是两书运用史料和吸收有关研究成果方面也有很大变化。当《剑桥中国晚清史》编写时，中国尚处于“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际。中国学术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研究，尚处于停顿与闭塞状态。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外国学者到中国大陆往来交流的也很少，尚不能直接查看有关的档案史料，能阅读到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不多，因而《剑桥中国晚清史》未能充分利用清宫档案和吸收中国内地学者的研究成果。然而当《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开始编写时，客观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学者的学术环境已有很大改变，史学研究开始有了发展和繁荣。这一卷作者多为美国史学界研究清史的精英，可以说其中的多数人都曾到中国进行访问交流。他们已能自由查阅中国的历史档案，直接与中国大陆学者进行交流，阅读他们的著作，吸收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诸如陆西华在“1644年前的建国历程”一章中，就吸收了李洵、薛虹主编的《清代全史》第一卷的有关成果；在史景迁撰写的“康熙朝”中，对康熙的总体评价则吸收了刘大年的见解，而且他在论及吴三桂和“三藩之乱”时，多次提到“更深入的研究见刘凤云的《清代三藩研究》”，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兹不一一列举。这说明中国新一代清史学者的成果也受到应有的重视。曾小萍所写的“雍正朝”则较多地吸收了冯尔康关于雍正的研究；伍德赛德的“乾隆朝”则吸收了戴逸对乾隆的研究。罗威廉在“社会稳定与变迁”中论及清朝的社会变化时，还特别引用了戴逸的论述，并评论“当今中国学术界的杰出学者注意到了这些变化的形态，探求这些现象如何才能与旧有的西方引进冲击说对应。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提出一些建设性的说法”。[21]这些情况正是中美学者间开展学术交流、相互间增进了解的结果。
五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当1978年《剑桥中国史》丛书之第10、11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出版时，费正清在《总编辑序》中写道：“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因而西方历史学家有权利和必要编写中国史的著作。[22]1991年费正清遽归道山之后，这套丛书的另一位总主编崔瑞德于1996年在为《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写的《总编辑序》中又进一步说：“正如我们在20年前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随着我们要生活在一个中国无疑将重新取得历史性重要地位的世界之中，这就更让人非信不可了。”他还特别指出：“过去不是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独有的。所有我们的历史都是人类过去经历的一部分。”[23]这说明世界进入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更加需要了解中国和认识中国，也更加重视中国的历史。尽管崔瑞德先生也于2005年随费正清先生驾鹤西去，但由他们筹划确定的《剑桥中国史》则由他们的后继者继续编写出版。《清代前中期史》的编写和翻译出版就是明证。我们对费正清和崔瑞德二位史学前辈对编写、介绍、传播中国历史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怀念。由他们开创的《剑桥中国史》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一定会继续翻译出版。
如果说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那么作为中国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清代史就更是属于全世界的了。因为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16世纪开始。而从1644年到1911年这一时期的清朝史，正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也正是在此一时期与欧美各国有了更多的碰撞和交融。因此研究和编写清代历史，必须“具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进程”。[24]当然，清史产生发展的土壤和根基在中国，清史文献资料大多积聚储藏在中国，为中国学者研究清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清史研究的中心理应在中国，中国也应涌现具有世界水平的清史著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克服夜郎自大的心态，应该重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清史研究的成果，更多地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以取长补短、容纳百川。西方世界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遥遥领先，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也同样有一些先进和优长。历史是一门科学，科学无国界，学术研究无禁区。尽管我们与西方的历史学家的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有别，价值观念不尽相同，观察历史的立场与视角也不尽一致，他们研究中国历史的著述，在观点、方法乃至资料的取舍和运用方面，我们不见得都能认同，但却有值得借鉴之处。许多西方历史学家思想敏锐，视野广阔，善于捕捉问题，思考问题。譬如同一件史料，以西方学者的视角，常常得出我们意想不到的观点和结论，这也许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他们的某些看法，即使是我们不能苟同的观点，中国学界也应做到“知己知彼”，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予以应对，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舞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正是我们始终坚持翻译出版《剑桥中国史》丛书的价值取向。当前，中国正举全国清史学界之力，在编纂能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大型《清史》，值此之际，《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出版也可谓恰逢其时。
2013年12月修改定稿
附记：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中译本序，紧密联系全书的内容与特色，着重阐述了美国学界特别是清史研究领域，在研究模式上，从“冲击—反应论”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以及研究方法和作者群体的更新，反映了当时美国学界的状况。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学术界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不断有新的变化，当国际上有某一种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兴起后，很快就会在美国学界引起反应，并吸收运用到史学研究之中，即就《清代前中期史》而论，也会看到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受“年鉴学派”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研究清史的学者中，又流行有“新清史”的思潮，并已出版了多种相关著作，这方面的观点和著作当应引起中国学界特别是清史界的关注。
王俊义
2016年4月
[1] 本“序”在撰写过程中吸收参考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朱政惠教授主编的《海外中国学丛书》的有关研究成果和资料，特此致谢！
[2] 费正清：《总编辑序》，见《剑桥中国晚清史》卷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3] 费正清：《总编辑序》，见《剑桥中国晚清史》卷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4] 费正清：《总编辑序》，见《剑桥中国晚清史》卷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5] 见史景迁为本卷所写第三章“康熙朝”。
[6] 见曾小萍为本卷所写第四章“雍正朝”。
[7] 见伍德赛德为本卷所写第五章“乾隆朝”。
[8] 见哈佛大学欧立德所写书评，原文见：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No.4（Nov 2005）。
[9] 见哈佛大学欧立德书评。
[10] 孔飞力的评价见《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译本后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 定宜庄：《〈缀珍录——18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读后感》，载《清史译丛》第五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 见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译本“后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 见艾尔曼于2009年12月24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趋势”座谈会上的发言。
[14] 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见《费正清传》后附。
[15] 见陶文钊编选《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页。
[16] 参见龚咏梅《孔飞力中国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页。
[17]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18]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4页。
[19]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页。
[20] 卜正民撰写的书评发表于《国际历史评论》2004年第12期。原文见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KKVI.4（Dec 2004）。
[21] 见罗威廉为本卷写的《社会稳定与变迁》。
[22] 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总编辑序》。
[23] 崔瑞德：《总编辑第8卷序言》见《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4] 李岚清：《统一思想团结协作努力把清史编纂工作做好》，见《光明日报》2003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