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铸造一个满洲的实体
从努尔哈赤的兴起到征服辽东（1583—1619）
努尔哈赤的背景
尽管哈达与明朝军队长期不和，努尔哈赤还是试图对尼堪外兰进行报复，因为是他导致了他的父亲和祖父的死亡。带着13副他的父祖留下的盔甲和建州女真的核心成员从苏克苏护河部落出发，努尔哈赤通过建立一个满族军事国家逐渐扩展了他的力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文献中出现了“满洲”这个词。[50]然而，只是到1635年才正式采用。[51]冒着混淆的危险，本章使用“满洲”来指称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治实体以及为这一实体做出努力的人们。
根据后来清朝的资料，努尔哈赤属于爱新觉罗氏族。努尔哈赤还声称自己是猛哥帖木儿的后代，其氏族的名称是佟。[52]属于两个氏族的怪事没有得到解释。根据最近的研究，努尔哈赤可能不是一个佟姓的人，因为把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猛哥帖木儿的孙子董山联系在一起的两个人（锡宝齐篇古和福满）似乎是虚构的。[53]努尔哈赤有几次把他的姓写成佟，但只是在他把自己确立为建州女真领袖的时候才这么做的，在那时，成为猛哥帖木儿的后代是十分有利的。而且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应对朝鲜和明朝。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努尔哈赤在向他的女真同胞讲话的时候夸耀他的佟姓世袭。[54]努尔哈赤是一个觉罗人是没什么问题的，尽管可能在他出生的时候并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很有可能的是，努尔哈赤在力量强大以后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氏族，大约在1612年前后，[55]他使用了“金”，即早期的女真王朝，既作为他的氏族的名字也作为他的新国家的名字，即后来的清朝。
由于他的祖父和父亲去世，就像成吉思汗和帖机一样，努尔哈赤极早地开始了他的事业。他于1559年出生，幼年丧母，在一段时期内以采集人参和松子并在抚顺市场出卖为生。根据一些汉文资料，努尔哈赤就住在明朝将领李成梁在抚顺的家中，陪同他的主人到很多地方出过公差，可能还到过北京。他学习阅读汉语，从汉语小说中他学到了一些中国历史和兵法知识。[56]
努尔哈赤十分看重书面语言的价值。1599年，他让他的两个谋士通过改造蒙古字母创造出后来的满文。很多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最早的文献保存在旧满洲档中，这是1607—1636年满洲文献的集子。[57]努尔哈赤的个人才能使他赢得了“聪睿王”的称号。然而，就像其他的女真领袖的候选人一样，他需要向他的同人们证明他在军事领域里的价值。
女真的统一和与蒙古的第一次联盟
努尔哈赤发誓要为其父亲和祖父的死报仇，他在1583年向明朝政府提出补偿的要求。明朝政府交回了他们的尸体，并同时以30张特许证给予了他继承其祖父的权力。但是明朝政府没有答应努尔哈赤交出尼堪外兰的要求。他们反而威胁说要宣布尼堪外兰成为所有女真的可汗，这样就产生了使包括努尔哈赤自己的世系在内的一些女真部落谋求尼堪外兰的好感的可能性。觉昌安的弟兄及其儿子们对于努尔哈赤继承觉昌安的位置感到不满，他们不愿意服从努尔哈赤的统辖。
尽管存在来自他自己的亲戚的不满和威胁，努尔哈赤还是纠集了一些朋友，向尼堪外兰宣战。当尼堪外兰逃跑并向明朝寻求庇护时，努尔哈赤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征服临近的建州女真城镇和地区。到1586年，努尔哈赤的声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明朝政府不再能够拒绝他要杀死尼堪外兰的请求。但在那时，他的目标已经超出了消灭一个私敌的范围。1588年他征服了完颜部落，并得到了东南部的栋鄂部落的臣服。一年之后，他向临近长白山和沿鸭绿江的较小的女真部落发起进攻，但是在他能够征服他们之前，北边的叶赫部引起了他的注意。在明朝的支持下，叶赫部要求努尔哈赤把他的一些地盘割让给他们。
努尔哈赤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准备战斗。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发展他自己与明朝的关系。从官方来看，他还把自己看成是明朝边界的卫士和明帝国权力的一个地方上的代表。1589年，他通过解救了几个汉族的俘虏并献给明政府以讨取欢心，这个行动使他得到了副指挥使的头衔。1590年，他第一次率领着女真首领组成的进贡团到了北京，这样的活动共有八次。[58]两年以后，他在明朝帮助朝鲜抵御丰臣秀吉率领的日本人入侵的时候提供了帮助。尽管明朝没有接受这一帮助，但还是在1595年授予了努尔哈赤龙虎将军的称号，这一荣誉同时——无疑是为了平衡——也授予了哈达的领导人蒙格布禄。[59]
他从明朝那里得到的奖励在临近的扈伦女真人中引起了恐慌。1593年，包括四个扈伦部落、科尔沁蒙古和来自长白山地区的部落在内的一支由九个部落组成的联盟向努尔哈赤的满洲发起进攻。联盟被打败了，其结果是女真酋长们不敢再与努尔哈赤作对，反而开始向他献上他们的姐妹和女儿以求联姻。婚姻的联盟并不能够买来和平。在征服了长白山部落之后，努尔哈赤的军队在1599—1601年间征服了哈达，在这个过程中杀死了他的对手龙虎将军。[60]努尔哈赤在1607年征服了辉发，接着在1613年征服了乌拉。叶赫部直到1619年保持了他们的独立。
努尔哈赤多次向满洲北部的野人女真派出远征部队。1613年乌拉独立地位的结束打开了瓦尔哈地区，在那以前，这一地区一直处于乌拉地区的影响之下，并把乌拉地区当作是其皮毛贸易的转运中心。野人女真被很多独立的小酋长所统治，他们在1644年之前曾经多次发起远征和战争，直到他们被牢牢地并入新的帝国为止。不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都没有占领北部地区，但是派向这一地区的远征军却经常带回囚犯和投降者，待在后方的野人女真人通过向清朝宫廷进贡来为满洲服务。
在1613年打败了乌拉之后，努尔哈赤曾经几次做出与蒙古人建立联盟以准备对付明朝的努力。在西北与努尔哈赤的国家接壤的是科尔沁人、五部喀尔喀和察哈尔人。科尔沁蒙古人曾经在1593年加入九部联盟对抗努尔哈赤，但这以后不久他们就与他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并在许多年里与满族皇室多次联姻。科尔沁的忠诚招致了察哈尔人的怨恨，但在应对察哈尔人的进攻中也得到了满洲的庇护。
努尔哈赤渴望与喀尔喀建立友好关系，以此在攻打明朝的战斗中得到他们的协助，至少可以避开来自那一边境地区的进攻。五部喀尔喀蒙古人早在1595年就与努尔哈赤交换过妇女，喀尔喀蒙古人的很多集团在努尔哈赤统治期间开始向满洲屈服。1607年，一个喀尔喀人集团给予了努尔哈赤“昆都仑汗”的称号。[61]然而，在这一时期屈服的大多数蒙古人是一些小酋长。五部喀尔喀中更强大的首领拒绝与努尔哈赤合作。他们依靠明朝的市场用他们的马匹和皮毛换取粮食和日用品，作为向明朝保持忠诚的回报，他们得到了自由。因此，当明朝政府在努尔哈赤进攻辽东之后被迫关闭市场的时候，五部喀尔喀转而支持明朝，希望保持他们的商业利益，继续通过合作得到银子。[62]
努尔哈赤对五部喀尔喀做出的声明反映出其在蒙古关系问题上的一种矛盾心理。1619年，当努尔哈赤建议与五部喀尔喀蒙古人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的时候，他强调满族人和蒙古人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他们与汉人和朝鲜人之间的差异性。“汉人和朝鲜人的语言是不同的，但他们的服装和生活方式是一样的。我们满族人和蒙古人之间也是如此。”[63][64]然而，仅仅4个月之后，在没有建立起联盟的情况下，当蒙古人侵入到刚刚被满族人征服的地区的时候，与此相反，他强调的重点却转向了差异性：“你们蒙古人为什么从叶赫部那里取得谷物、人力、马匹、牛和一切东西呢？你们蒙古人帮助我们摧毁他们的城镇了吗？你们帮助他们耕种土地了吗？你们蒙古人饲养牲畜，吃肉，穿毛戴皮。我们的人则耕种土地以谷物为生。我们不属于一个国家，我们有不同的语言。”[65]因而，到这个时期，努尔哈赤和蒙古人的关系似乎成为一种相互间的机会主义，而非建立在文化亲缘关系基础上的一致性。
尽管没有得到处于边界的蒙古人的确定承诺，努尔哈赤还是准备对明朝发起进攻。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他与明朝宫廷保持着朝贡的关系，但他的力量一旦壮大起来，关系就变得紧张了。边界上的争端与日俱增。1608年，汉人的人参挖掘者经常越过边界，这导致了一个协议的签订，协议确认了边界，明朝的臣民不得为了采集人参或珍珠或耕种土地而越过边界。[66]1611年，努尔哈赤带着他的朝贡团最后一次到达北京。尽管他表示在1615年将派出最后一个代表团，而且满族人需要以供品换回的礼物和贸易活动来改善家乡日益困窘的经济状况，但是努尔哈赤还是在1616年宣布从明朝独立。三年以后，他通过发表一系列的怨愤而向明朝宣战，进攻抚顺。到这个时候，建立一个满洲国家并获得认可的想法超过了从明帝国那里获得礼物的价值。
满洲组织的建立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落依靠了他利用新力量的能力。使用普通的术语“牛录”，这一用语是用来表示女真人进行狩猎和战争的一种组织。努尔哈赤在1601年把包括新近征服的哈达在内的他的追随者用“牛录”进行了划分，每个部分由一个牛录额真来领导。接着他又把几个牛录联合为一个旗，每个旗都有不同的颜色（黄、白、红和蓝）。在传统的队和牛录组成的氏族组织和一种更早的金朝的军事组织的基础上，[67]早期的八旗制度并没有破坏先前存在的社会组织。女真、蒙古或者被满族征服的汉人的部落、氏族和村落这些组织保存完好，他们的首领继续保持了对其属下的权威。部落和村落组织逐渐转化成一种规模基本相当的新的人为的组织。这为努尔哈赤提供了一种组织体系，这种体系在能够得到新的人力的时候具有扩展的能力，并受到氏族大小和氏族忠诚的限制。与较早使用的塔坦和牛录不同，新的旗和牛录并不是为某一特殊任务设立的临时的组织。它们是长期的组织单位。
在他统治的早些年，努尔哈赤与他的兄弟舒尔哈齐（1564—1611）[68]和大儿子褚英（1580—1615）[69]一起分享权力。尽管努尔哈赤保留了大部分决策权，他的兄弟和儿子还是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保留着他们自己的外部盟友，经常通过婚姻的纽带得到加强。当满洲吞并了辉发并杀死了他们的首领及其儿子的时候，舒尔哈齐与辉发首领的私人关系就成了问题。我们注意到舒尔哈齐对这一军事行动缺乏热情，努尔哈赤在1609年宣布舒尔哈齐的位置的保留并不是因为继承权而是因为努尔哈赤可汗的宽容的办法确立了他对其兄弟的权威。两年以后，努尔哈赤把他的兄弟及其两个儿子处死。[70]
舒尔哈齐的死使褚英成为副手，可能的继承人变得十分明朗了。由于对这样的事情不满，褚英的兄弟代善（1583—1648）[71]、莽古尔泰（1587—1633）[72]和皇太极与他们的堂兄阿敏[73]联合起来，在他们的父亲的心中播下了对褚英怀疑的种子。1613年，努尔哈赤把褚英囚禁了起来，两年后他将自己的儿子处死。
把他自己从他的联合执政者的继承权的问题中解脱出来以后，努尔哈赤开始限制其他贝勒的权力。他首先面对的是五个长期的合作伙伴，他们的位置应归功于他，而不是归功于他们的出身。这“理政听讼五大臣”与努尔哈赤之间具有直接的、私人的联系，为他充当参谋，直接听命于他。包括那些贝勒在内的与可汗的所有联系都要通过这些大臣。这种设置是后来的长期和短期的官方和民间的“议政大臣”的前身，在这一配置中，贵族和官僚的利益融为一体。为了进一步授予权力，努尔哈赤为每位大臣许配了自己的一个女儿，使他们不仅成为大臣（高官），而且还成为女婿，因而成为半个贵族。
努尔哈赤还雇用了其他高水平的谋士，其中有具有巴克什或榜式（学者）头衔的有学问的掌握多种语言的专家。其中，额尔德尼·巴克什（1581—1623）[74]发明了女真字母，作为天意的阐释者，向投降者发布号令，书写高水平的书信，记录可汗的法律。另外两个谋士库尔缠[75]和达海[76]都是掌握多种语言的满族人，也服务于努尔哈赤的旗下，尽管他们在他的继承者皇太极统治期间更为出色。达海把很多汉语的作品翻译成满文，其中包括明朝的刑律。
为了执行国家的法律，努尔哈赤创造了三层体制。他任命了十个札尔固齐或理政听讼大臣，他们审理案件，然后把他们的判决交付给大法官。大法官们审查证据和法律之后发表他们的观点再把案件交付给贝勒。这样，作为可汗的谋士的理政听讼五大臣在职能上就与贝勒不相上下，但在法律程序上听命于贝勒。每隔五天努尔哈赤亲自到政府的公堂主持庭审，原告重新申诉被告的罪行，可汗复审法官、大法官和贝勒发现的证据。
1615年，努尔哈赤重组了八旗制度，并在这一过程中使各牛录的力量整齐划一。他把较早的和较小的牛录进行分解合并成各由300人组成的200个牛录，任命了两个代子（daise）来帮助牛录额真（后来叫作佐领）监管牛录的四个塔坦。每个塔坦由一个章京统领并有一个村拨什库作为助手。在执行军事任务时，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一起行动。五个甲喇又组成一个旗，由旗的固山额真（后来的都统）统领，并由两个梅勒额真（后来的副都统）协助，向他上一级的旗的贝勒报告。所有旗的贝勒获得最高的皇家官职和硕贝勒，在他们当中有四个年纪较大的被称为四大贝勒。努尔哈赤的儿孙中那些没有作为旗的首领以保留他们的贝勒头衔的人作为旗的一个成员为旗的贝勒服务。
努尔哈赤留下了一些牛录作为包衣牛录来为贝勒和大臣服务，满洲贝勒还拥有他们自己的亲兵。这些亲兵在整个八旗制度中迟早会发展成为核心的军事部队。努尔哈赤的亲兵，白巴雅拉，负责保护可汗的人身安全，但有时也运用于战争。另外一支亲兵，红巴雅拉，在个人的旗中发挥作用。[77]
与女真传统的氏族组织相似，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把军事、社会和经济功能融合在一起，包括了全部的人口，保留了相当程度的集体决策权。最终八旗制度被用在削弱从前的部落贵族的影响上，使他们失去了作为贝勒的地位，向军事官员转化，这些官员从他们在八旗制度中的军衔获取权威和声望。
观念帝国的建立
在其政治生涯的早些年，努尔哈赤通过财富获得力量，他需要以此吸引和回报追随者。与朝鲜人和汉人接触的扩大导致了新观念的产生，并给予了他新的目标。女真人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与其说明朝政府把贸易看成是对双方有利的货物交换，不如说把它看作是他们的朝贡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这种关系表明了皇帝高居于非汉人之上的政治权力和道德优势。意识到不论是明朝还是朝鲜政府都把女真人看作是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后者，作为一个有抱负的领导者，努尔哈赤重新思考了他的目标，并断定成为明朝的一个管理建州卫的官员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616年，他主持了一个正式的仪式宣布他的登基。他宣布的“覆育列国英明汗”的头衔，开始使用他自己的历法，并用汉人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年号（天命）。这个王号的满洲版被刻在第一种女真的钱币上。[78]除了把努尔哈赤自己提升到已经拥有的聪睿王的称号之上以外，这些新的头衔和王号成为一个从明朝独立出来的宣言，一个他把自己的新国家看作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王朝的声明。
即使在1616年的登基仪式之前，努尔哈赤至少已经是非正式地使用了爱新或金作为他的国家的名字，以此暗指早在12世纪曾经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79]在与明朝断绝关系之后，努尔哈赤与明朝和朝鲜的信函中使用了“天命金国汗”的称谓。就努尔哈赤而言，他不再是明朝政府的建州左卫的副都督，这个头衔他曾经在1589年使用过。[80]
为了传布这样的观念，即天命已经转向努尔哈赤，从而脱离了明朝皇帝，努尔哈赤把天空出现的不同寻常的天光解释成一个正在迫近的变化的天兆。1612年、1614年和1615年天空出现了几次非同寻常的光带。在努尔哈赤开始向辽东挺进的时候，一个皇帝受命于天、得到天的赞成或反对的观念被热情地接纳了。在整个1618年，多次出现的这样的天兆使满洲人和汉人都开始接受一次王朝的更迭正在临近的看法。天空中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光带，有一次竟然长达整整一个月之久。[81]
与天命相伴随的是一个仁慈的统治者吸引了遥远的人们的观念。历史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说明非汉人受到了明朝统治地区的吸引，在其境内定居下来。满族人认为它证明了他们有资格建立起新的王朝，因为吸引的方向现在发生了转变。“汉族人前往另一个国家是没有先例的，但是因为他们听说我们很好地照顾着我们自己的人民，所以他们就投奔了我们。”[82]努尔哈赤对于尽力提高投降的比率并不感到羞耻。1622年，他向汉人发出警告，在他的军队到达广宁地区之前赶快逃离：“不要躲藏在深山中，因为即使你们躲进了山海关……我的军队也会在1623—1624年的时候入关。”[83]努尔哈赤没有在1623年进入山海关，本地的麻烦使他留在了家中。
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努尔哈赤通过不断地迁移根据地支撑着他的帝国梦想和他的军事目标。1603年，他离开了他的第一个据点佛阿拉，[84]迁移到赫图阿拉，只在佛阿拉以北8里的地方。赫图阿拉有着比较好的水源，同样重要的是，它是他的祖父觉昌安从前的驻地，努尔哈赤正是从他那里继承的头衔。在占领辽东以后，努尔哈赤在1619年把根据地迁到了界凡，1620年迁移到萨尔浒，1621年迁到辽阳，[85]1625年迁到沈阳。每次他都会把前面征服的土地合并在一起，然后更靠近下一个目标。对努尔哈赤来说，这些迁移在战略上的价值是十分明显的。当有些贝勒反对的时候，他就会告诫他们，使他们看到“成就一项伟大事业的更宽阔的图景”[86]。
征服辽东之前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在八旗制度创立之前，投降或被抓获的人就会成为努尔哈赤氏族的成员。随着他们的人数的膨胀，努尔哈赤与他的兄弟舒尔哈齐和儿子褚英共同分享，以便使他们三个领导一个氏族。然而，舒尔哈齐和褚英死后，努尔哈赤并没有为这两个成为孤儿的氏族任命新的首领。这一事实意味着存在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消除他的两个并行的统治者的原因之一就是消灭他们的氏族，如果进一步发生分裂，这些氏族有可能会脱离他的控制。[87]在他那个时候相当松散的氏族结构使努尔哈赤可以轻而易举地减弱氏族首领的领导权，并建立起作为主要的社会和军事组织的八旗制度。不必大惊小怪的是，氏族的名称穆昆暂时从文献中消失了。
在整个前辽东时期，在满族人、汉人和蒙古人之间似乎不存在大的摩擦。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期在满族人统治下的大多数汉人都是从战斗中抓获的战俘，分配给官员和士兵作为耕地的私人奴隶。奴隶主个人对他的奴隶具有完全的支配权。他可以把他们卖掉，如果他愿意的话甚至可以杀死他们。但是也有一些汉人是在早些时候进入满洲的，一些人在1600年以前就来了，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牛录。在1614年，400个牛录中有308个属于满族人和蒙古人，76个是完全的蒙古人，16个是汉人。[88]在征服辽东以后满汉关系变得紧张的时候，汉人牛录与满人牛录在数量上持平了，新近强加的歧视并没有波及这些早期的汉人。[89]
在一定程度上，努尔哈赤对其他女真部落的胜利要归功于建州女真的地理位置。与海西女真相比，他们不仅生活在自然资源更为丰富的地区——只有建州地区才出产珍珠、人参和貂皮[90]——而且他们与明朝和朝鲜的接近也使他们具有要求和获得更多特许权的优势。与四个边境市场的临近刺激了他们开发他们的自然资源，加速了他们的经济发展。到了努尔哈赤时期，满族人知道了如何炼铁，开始从事金和银的开采，同时还有养蚕业和棉花的种植。
努尔哈赤在他的女真同胞中扩展他的控制力的时候，明朝特许权的增加仍然是部落之间发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努尔哈赤起初只有30张特许证，但是到他统一建州女真的时候手中的特许证达到500张。等到他征服哈达的时候另外又增加了363张，同时可以进入哈达开原市场。对明朝来说，满族人掌握了开原市场就带来了麻烦。置这个市场无权进行人参买卖的禁令于不顾，努尔哈赤的商人不但在开原经营人参，还被发现往他们的产品中注水以增加重量，从而卖出更高的价钱。当汉族商人不愿意购买这样的人参时，满族人就会有面对人参烂掉的可能性。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满族人——功劳要归于努尔哈赤本人——发明出一种把人参煮熟晾干的新方法，这样的话就不必马上出手了。这一革新可以在将来市场中断时避免损失。[91]
俘虏、投降者和自愿的归顺者为满洲国家带来了额外的人力资源。这些新增人口只有在耕地足够的情况下才会成为满洲的一笔财产。他们的数量增加到超出了食物供给率的情况下就会成为一种负担。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最初迹象出现在1615年。在那一年，贝勒们想对蒙古人开战，但是努尔哈赤警告他们说：“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征服了他们，我们如何供养他们？”即使在没有多余的蒙古俘虏的时候，这种局面已经很严重了。“现在我们抓获了这么多的汉人和牲口，我们怎样养活他们？甚至我们自己的人也将死掉。现在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时刻，让我们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的人民，保护好所有的地方，竖起大门，耕种土地，填满粮仓。”[92]
由于满族的敌对，明朝在1618年关闭了辽东边境的市场，制造出这样一种局面，在那里，“10个人享用一个人的粮食配给，10匹马只能吃到一匹马的饲料”[93]。努尔哈赤希望得到至少一个冬天的粮食供应，便着手消灭最后一个独立的扈伦部落叶赫部。他还摆出一个与明朝谈判以重新开放市场的姿态，但是他的要求既不现实，也缺乏诚意。粮食供应的不足不再是一个暂时的问题。在他们的边界范围内，所有的可耕地都被精耕细作地利用上了。[94]除了再进行征服，已经没有了扩展农业生产的空间。由于临近明朝控制的辽东，经济的出路只能来自那里。
从征服辽东到努尔哈赤去世（1619—1626）
军事征服
1618年，努尔哈赤对明朝发布了他的“七大恨”，列举了他的父亲和祖父的被杀，对他的使节的不敬，以及对边境的多次进犯。[95]没有什么怨恨是新近发生的，但是这个声明成了宣战书。以开设一个大市场为托词，努尔哈赤向抚顺的大门派出了3000名商人。当汉族商人出现之后，他的军队把他们赶进了城门，一旦得以控制局面，就接受了守城将领李永芳[96]的投降。这个城市被摧毁。俘虏和囚犯被分开，用车子运往赫图阿拉。在那以后不久满族人包围并占领了作为满洲和明朝辽东必经之地的清河。同样，在那里，满洲人聚集起所有的供给，杀死或逮捕了当地的居民，毁灭了城镇。[97]
作为报复，一年以后，大约10万人组成的一支包括了朝鲜人和叶赫部在内的惩罚性军队从四条不同的路线接近了努尔哈赤的满洲。分别行动的策略看来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使得满洲人得以各个击破。在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靠近萨尔浒镇的那一仗，满洲人利用了他们的优势，向开原和铁岭要塞进军。接着，他们征服了叶赫部，这些人被没有任何保护地留下了。[98]
在取得这些胜利之后，努尔哈赤和他的部队没有返回到赫图阿拉。在那里已经没有地方安置成千上万的囚犯和投降者。1621年，满洲人占领了辽东的主要城镇，包括沈阳、辽阳、海州、盖州和复州。这使得辽东所有的土地，除了辽东半岛的尖端处，尽在满洲人的掌握之中。而且，两个负责守卫辽东的将领熊廷弼（死于1625年）[99]和王化贞（死于1632年）[100]在战略上意见不一，难以合作。了解到明朝指挥中出现的这种分歧，满洲人在1622年渡过辽河进入到辽西，占领了广宁，击溃了那里的明军。由于家乡出现的众多困难，满洲人没有能够占领辽西。1623年，努尔哈赤把广宁的居民迁往辽东，下令毁灭了这个城市。
到1623年，明朝在辽西的地盘已经后退到山海关、宁远（现在的兴城）和锦州。尽管明朝军队试图加强宁远和锦州的防御，但他们的指挥结构依然不稳定，这种局势满洲人可以加以利用，如果不是他们自身的内部环境也如此不稳定的话。辽东南部的汉族人发动了叛乱，满洲和汉人的关系紧张起来，饥荒蔓延，盗匪盛行。在边境上，朝鲜为在皮岛（现代的稷岛）的毛文龙（1576—1629）[101]领导下的一支抵抗力量提供了帮助，皮岛是邻近鸭绿江河口的一个小岛，蒙古人在东边劫掠了满洲地区。努尔哈赤无暇发起总攻。
急于避开一场两面受敌的战争，努尔哈赤对朝鲜施加压力以使其与满洲结成联盟。但是朝鲜仍然对他的满洲邻居无所畏惧。在整个明代，朝鲜屡次试图除掉其国境线上建州女真力量的据点，1592年当努尔哈赤提出帮助明朝把日本侵略者从朝鲜赶走的时候，朝鲜宫廷请求明朝不要接受这个帮助。朝鲜政府对努尔哈赤的崛起充满警觉，拒绝了他的结盟的请求。他指出其与明朝的附庸关系不允许其“私自”与努尔哈赤做出交易。在萨尔浒战役中，朝鲜站在明朝一边，努尔哈赤加大了对朝鲜的压力以使其与明朝断绝关系。尽管朝鲜没有答应，但努尔哈赤还是成功地阻止了朝鲜在辽东城市的保卫战中给予明朝进一步的支持。
到1626年，最严重的内部危机似乎已经过去。尽管满洲人在经济上依然十分虚弱。1626年，另一个明朝将领孙承宗（1563—1638）[102]从辽东的逃跑似乎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绝好机会。努尔哈赤再次向辽西发起进攻，包围了宁远。但是面对明朝军队刚刚得到的红夷大炮，满洲人倍感失落，努尔哈赤失败而归。在使用红夷大炮之前，满洲的步兵与骑兵相结合的传统战术还是比汉人占据优势地位，只要战斗是在一个开放的地方进行。但是在袁崇焕（1584—1630）[103]的率领下，驻扎在宁远的明朝军队成功地运用了他们的大炮，袁崇焕没有把他的部队投入一场开放的战役。
努尔哈赤在宁远的失利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由于满洲人丧失了攻打明朝防御工事的信心，所以明朝士气大振。被满洲的失利和朝鲜的大力支持壮起胆来的毛文龙较深地深入到满洲地区。五部喀尔喀坚决地倒向明朝一边，察哈尔的林丹汗以从未有过的积极性向他的统一蒙古的目标努力。
获取政治力量的演习
在八旗制度下，八个旗的贝勒具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参与可汗所有的重大决策，对他们本旗的事务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并通过它得到了经济上的独立。他们拥有独立的办事机构，对附属于他们旗的汉族官吏发号施令，完全不通过可汗。
地图3 明朝与努尔哈赤的战役（1619年春）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七卷上册，明代史1368—1644），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地图25，第578页）
不久，四大贝勒开始陷入继承权的斗争。在他的第一个指定的继承人褚英去世的时候，努尔哈赤把他的儿子代善当作潜在的继承人。但到1620年，当他得知他的妻子与代善之间有一种不正当的私通关系时，他改变了想法。在统治者的妻子和指定的继承人之间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并不少见，但是这次，代善的反对者利用这个事件来破坏努尔哈赤以及他的妻子和儿子的形象。努尔哈赤死后，当皇太极试图增加自己获取地位的机会时，皇太极可能就在这个事件的背后进行策动。[104]大法官和贝勒之间不正当的联系事件还反映出一个迹象，那就是继承权的斗争正在日趋白热化。放弃了另外一个指定的继承人之后，努尔哈赤开创了一种由贝勒轮流主持管理事务的制度。1622年，他提出在他死后实行集体领导的建议。[105]
阿敏没有参与继承权之争，可能是他认识到，作为舒尔哈齐的儿子，他几乎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作为替代，他明确了他的部落自治的传统权利，随心所欲地把他的居民从分配在其旗下的土地上迁走。他的行动反映出他对新的征服政策的反对态度，并且预示着他在后来寻求独立的企图。但是阿敏不是对这一政策提出疑问的唯一贝勒。努尔哈赤在贝勒的反对声中决定把都城逐步迁移进辽东的心脏地区，反对者更愿意劫掠战利品，而不是永久的征服。[106]
随着满族人征服辽东之后管理事务的不断加强，努尔哈赤设立了新的职位以覆盖不同的责任区。由于这些被任命者居于八旗制度之外，所以他们加强了中央的控制权，并且起到了加大对贝勒的官方监控的作用，限制了他们在继承权和劫掠上的桀骜不驯。努尔哈赤在每个旗任命了一个固山额真，两个断事官——一个蒙古人，一个汉人——以及四个大臣。四个大臣特别被告知要“经常围绕在贝勒左右，提醒他们遵守帝国的法律”。如果他们没有去提醒，那么是他们，而不是贝勒，将被处死。[107]
努尔哈赤还削弱了贝勒的经济实力。他剥夺了在贝勒的私人田庄上劳作的一部分汉人，把他们中的一些人留给自己，另一些人则登记作为汉军旗官员手下的在册的农户。[108]他还改变了分配战利品的规则，以此平均八旗贝勒的经济力量。最初，贝勒带领数量相同的士兵参加战斗，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能保障得到相同数量的战利品。因为从前的做法“会导致混乱”，四个大臣在1623年分配给每个贝勒，这是为了保证所有值钱的物品被分成八个等份。[109]
这些制约还限制了贝勒在社会领域的自由。新的规则决定了什么物品以及每种物品有多少可以用于祭祀。这些规则把可汗和贝勒区分开来，但是在贝勒和不同的官职之间却只有很小的差别。[110]
社会的不安和反抗
从掠夺向征服政策的转变还对满洲人在纵向和横向上都造成了冲击。在成为新八旗制度的成员时，满洲人继续参加战斗以获得物质上的报偿和奴隶。然而，作为包括了很多军衔的八旗制度的最底层，他们失去了早先的、作为层级较少的氏族成员的一些自由。在他们进入到辽东以后，努尔哈赤严明了军纪，限制了他们的劫掠行为。三个或两个满洲人中至少有一个继续在军队中服役，参加战斗。那些留在后方的人必须去守卫边境、城镇和贝勒的家；他们必须放马，与汉人一起搭建工事，从事农耕。甚至还有满族奴隶。从传统上讲，女真人并不互相奴役，但是当满族人占领辽东以后，大部分贝勒和高官至少都有几个女真奴隶。[111]
征服辽东之后，对努尔哈赤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需要在他的满洲人和汉族部下之间建立起一种恰当的关系。[112]在征服辽东之前，努尔哈赤通过让他们知道他有意重分土地和任命不易腐败的官员的办法来吸引汉人。当他把辽西的居民迁移到辽东之后，他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进入到明朝内地，你们的坏皇帝不会关心你们。如果你们前往广宁，蒙古人将会抓住你们。他们有粮食和衣服吗？但是如果你们来到东边的辽东，我将会给你们土地，并好好地对待你们。来辽东吧。”[113]从理论上讲，自愿投降的汉族人既不会受到虐待，他们的财产也不会被抢走，家庭也不会被离散。投降的汉人受到的唯一的屈辱就是他们必须剃掉前额的头发，留起满族的辫子。这一投降的标记也是使他们难以返回明朝的一种简便的办法。[114]
努尔哈赤确实完成了在辽东的真正定居，但是在他能够这么做以前，他需要保障他的人民时下的粮食供应。在征服辽东的时候，满族人为他们的卫戍部队没收谷物，占用土地。辽阳被占领三天之后，所有的汉族人，除了工匠、商人和其他某些从业人员，全都被迫离开了这座城市。如果他们拥有土地，他们将被命令在土地上耕作。如果没有，就希望他们去寻求逃跑的汉人遗留下的土地。[115]
从管理的角度，汉人分成以下几类：那些反抗满族的人被变成奴隶，就像那些不能养活自己的汉族农户那样；大多数其他的汉族家庭作为壮丁在贵族的庄园上劳动或服务于官员以换取薪水。例如，在抚顺投降之后，李永芳负责管理一定数量的汉人；通过他们的主人或官员，所有的汉人归属于某一个旗。
为了防止汉人逃跑，满洲人在整个辽东部署了军队，保卫边境。生活在沿海和边境地区的汉人被重新安置以防止可能的通敌。一些不愿意走的汉人提出要求允许他们留下来，与满族人分享他们的马匹、土地和食物。“我们都是同一个可汗的部下”，他们恳求道，“让我们同住同吃，我们为什么要走呢？”[116]预见到这个建议将会减轻经济的混乱，努尔哈赤同意了。不到一个月后，满汉共同生活开始出现在好几个地区。
满汉共同生活的实验并没有持续下去。尽管发布了几个谴责满族人沙文主义行为的公告，但满族人还是很容易把与他们共同生活的汉族农户当作仆人看待，不能够在一种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劳作。他们任意地使用他们的汉族农户家的牛，让汉人用自己的牛车为他们运送谷物和粮草，随心所欲地给汉人委派差事，或者让他们的妇女为他们做家务劳动。满族人奴役和掠夺汉人的事例越来越多。仅仅在其创始的一个月之后，生活在一起的满汉家庭被下令分割土地，分别耕种，每个农户使用自己的劳力、耕牛和土地。[117]
在收获之后，收获物归一定数量的成年男性所拥有，接着开始重新分配土地，在理论上每个成年男性大约可以分得5日（cimari）土地。[118]但是迁移造成的干扰十分严重。在辽西，当广宁附近地区的成千上万的汉族农户在辽东重新定居后，造成了更多的共同生活的家庭，这次是汉人与汉人共同居住，这种情况更为加剧了。或者是由于社会的不稳定，或者是由于满洲的压迫，到了1622年夏天出现了谷物和盐的严重短缺。1623年，饥荒引起了起义。汉族人放火，往井中投毒，从政府的收粮官那里偷窃谷物，杀死边境上的卫兵，并试图逃跑。满族人轻而易举地镇压了这些叛乱，但是作为起义的后果，努尔哈赤开始转而实行一种隔离政策。他在乡村中废止了共同生活的做法，在城镇里，通过把汉人迁移到一个独立的区域的方式使之与满族人隔离。满族人要求必须佩带武器，汉人则被禁止这样做。[119]
发生在1623年的起义是满汉关系的转折点。在早些时候，官方政策强调的是民族联合，对那些虐待与他们共居的汉族农户和汉族奴隶的满族人给予谴责。现在努尔哈赤采纳的政策不但要进行隔离，而且是明确的不平等对待。他向满族的贝勒发布了一个秘密的敕令，他在敕令中责备他们不应该平等地对待汉人：“如果我们满族人犯了罪，那么去查询一下他们的功绩。询问一下他们曾在何方服役。但是如果有汉族人应该去死或者不忠或者曾经抢劫，难道我们不应该处死他们，并诛灭其九族吗？为什么就只给了他们一顿皮鞭，然后就放走了？”[120]
把汉族人与满族人隔离并把他们安置在城镇的独立区域的做法可能在普通人中间消除了一些满汉的摩擦，但是持续的经济困境与新的歧视政策相结合，激发了更严重的对立。1625年，1644年之前最严重的汉族起义爆发了。在这次动乱中，汉族人杀死满族人，向明朝军队派出使节以寻求联合，但大多数人夺路而逃。[121]
对于1625年起义的问题上，满族人主要归罪于下级官员，官员的亲属以及那些第一次在明朝获得职位的官员。他们把汉人从握有权力的位置上清除掉，杀死他们认为不可以信任的任何一个人，把所有的汉族平民转变为可汗和贝勒的标准化农庄上的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居民。农庄的建立和城市中的分区居住是共同生活政策最终失败的一种官方的认可。[122]
没有迹象表明蒙古人参与了1623年和1625年的汉族叛乱。一些屈从于满族人的蒙古人在满洲的边境内定居下来，但大多数都作为警戒部队被派回到他们的家乡地区，成为满洲和满洲之外地区的一个政治上的缓冲地带。那些在满洲境内定居的人得到了给养和土地，但是在一个欢迎时期结束后，他们就只能自谋生计。在满洲，农业生产被当作只有那些新来者主要的职业，官员和贵族才有理由拒绝参加这项活动。[123]
尽管在蒙古人和满族人之间似乎没有直接的冲突，但满族人并没有给予他们特殊的信任，希望他们一有机会就无法无天地去劫掠汉人。就像汉人一样，蒙古人也被禁止携带武器。然而，这项禁令不能发挥作用，因为“不断有人重申不要向蒙古人出售武器，但是常常会在私下里进行交易”[124]。
除了试图把大多数人束缚在土地上和抑制匪盗之外，努尔哈赤还号召他的部下遵从汉族人的道德礼俗。对儒家价值观的官方支持促进了一种内在控制方式的形成，因为“那些孝敬父母和服从兄长的人一定不会有谋反的坏心”[125]。
经济危机与控制
当满族人第一次向辽东发起进攻的时候，他们寻求谷物和其他食物。他们没收了所有可以得到的给养，拆毁了房舍，把他们的战利品和俘虏运回到赫图阿拉。当新臣民的数量大到不可能把他们迁移到赫图阿拉的时候，努尔哈赤认识到这种方法已经没用了，他可以用销毁少数的办法获得多数。他宣布：“如果我们杀死你们（汉人）或对你们进行重新分配，那么我们能够这样做多久呢？收获仅仅是暂时的。如果我们留下你们，那么你们就能够为我们生产，而我们就能够出售产品，长久获利。”[126]
当他的敌人在辽东征服了更多的土地时，努尔哈赤在他的士兵中保持了严明的军纪。为了减少对农业生产的干扰，人们只需要剃头，固守在他们的土地上，耕种土地。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所有的徭役，主要包括修筑城墙、运输谷物，都会谨慎地加以委派。
一旦满族人和汉族人被安置在土地上，牲畜的饲养在经济的重要性上就退居到第二位。政府自己拥有大量征召的牲畜，在需要的时候（主要是在冬天）用于运送谷物和建筑材料。在一年中的其他季节里，牲口还是分配到人们中间，经常收取租金。为了表明政府一定程度上的控制，每头牲口的颜色和重量都要登记在册，以此来保证青壮年牲口不会被偷偷地换成老者或弱者。如果某人想养猪，他必须向旗上的官员之一提出申请购买一头，但是如果他宰了它用来吃肉而不是饲养，将会受到惩罚。同样，用动物来为死人献祭也被当作一种国家不能承担的奢侈之举而遭到禁止。[127]
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需要在八旗制度的管理下进行。政府还垄断了国内的牲畜、皮毛、珍珠、金、银和人参的贸易。私商必须注册，而且只能在规定的区域内做生意。部分是由于政府的管辖和税收，但另外还因为17世纪20年代的社会动荡使行商成为土匪和逃犯袭击的目标，国内的商业仅集中在城镇，通常是在护城河上的桥上靠近城门的地方进行。后来，一项法令禁止了所有的街巷商人，要求“所有的满族和汉族店主将他们的名字写在石头或木头上，放在门旁边”[128]。为新近得到的南部城镇挑选可靠的商人的举措是十分谨慎的，在那里，政治上的可信性是最重要的因素。
努尔哈赤十分看重拥有某种特殊手艺和才能的人在经济上的贡献，比如丝织工人和铁匠。被抓获的朝鲜和汉族工匠常常得到赦免，不管他们是否抵抗过。即使在逃跑时被抓住，这是一种要判死刑的罪责，工匠也会被赦免。他们还得到了很多特权，诸如免于征税和服徭役，以及食物、衣服和仆人的特殊配给。[129]
努尔哈赤的去世和遗产
在1626年，努尔哈赤对其目标的粗略观察而得到的前景并不乐观，尽管满族人的困难——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继承权之争——为一个拥有更系统的控制权的集权政府作出了贡献，因此也就为他的继承者准备了一个更加强有力的位置。这个遗产努尔哈赤或许并没有看到，在宁远之役被打败之后，他回到了沈阳，倍感耻辱，身体受伤，感到虚弱，没有一个指定的继承人。他再次把他的儿子们招呼在一起，劝导他们在他死后要齐心协力和共同统治。后来，还是感到身体不适，努尔哈赤前往邻近清河的一处温泉救治。1626年9月，他死在从温泉回来的一条船上。
尽管他的最后一年没有给他任何乐观的理由，但努尔哈赤已经为满族人的国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使它经受住了17世纪20年代的社会和经济危机，而且也经受住了它的第一次权力过渡而存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