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承旧开新

在中国历史三千多年的宏大进程中，1680—1780年间的这一时期可被誉为盛世；从其他角度看，这一时期也可被贬损为一个中国人被专制的异族统治者压迫的时代。这两种迥然相异的看法说明，对从清朝建立到1799年乾隆皇帝崩逝这一段历史，既有积极评价、也有消极评价的可能性。这里并不试图解决相互冲突的历史解释问题，而是要探讨本卷各章中提出的以及由对1800年以前清朝历史所做总体解释所提出的某些争议和问题。

按照简单的历史编年，本卷主题涉及的是1644年这个标志明朝灭亡的传统年代以后，到1911年清朝灭亡以前的事。根据《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的编史原则，本卷介于涉及明代（1368—1644）的第7、8卷，与涉及晚清（1800—1911）的第10卷之间。

整个系列首先出版的一卷就是第10卷（1978）。该卷的导论题为“旧秩序”，同时，该卷的主编兼整个系列的主要组织者，已故的费正清把晚清时期定性为与“外部世界”——特别是由谋求帝国主义利益的西方国家和西方化国家所代表的“外部世界”相冲突的“旧中国”。对于费正清来说，研究晚清史和“旧秩序”的公开目的，是可以更好地理解他所谓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或者更概括地说，是可以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和为何发生”（第2页）。尽管费正清认识到需要试着重构“事件发生时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看法、动机与历史理解”，但他也致力于既有“现实关怀”，也有“历史关怀”（第5页），我将此作为他引导第10卷的读者观察晚清史之视角的一种表达。

这一视角暗中给本卷的读者制造了一个问题：如果1800年以后的清朝被定性为“旧秩序”（费正清也用了“旧社会”和“旧中国”等类似的术语），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1800年以前的清史？它是否也是“旧秩序”，只不过没那么旧而已？与“外部世界”的某种冲突的到来，揭示了它专注于、却无力作出“对西方侵略的快速反应”，而在此之前（第5页），它是不是一个成熟的、运作良好的“旧秩序”？在费正清的第10卷“导论”中，没有什么内容表明或者暗示，我们需要注意“较早的”清史，即1800年以前的清史，以便发现旧秩序的开端。含蓄地说，“旧秩序”的根扎在1636年定大清国号之前的历史中。

第10卷出版10年后，明史两卷中的第一卷出版（1988）。在《剑桥中国史》系列的明代卷第一本的“导论”中，牟复礼强调了两个总的观点，他认为这应形成读者关于明史的看法。首先是明朝统治的岁月（1368—1644）是“从1126年北宋都城落入女真入侵者之手到辛亥革命的帝国后期历史中，唯一一个中国本土全境为一个本土的或汉人的王朝所统治的时期”（第1页）。其暗含未加明言的意思是，清是一个“异族统治”的时期。与此相连，同时也与费正清对“旧秩序”的强调相连的是牟复礼的第二个观点，即“明代证明了中国文明的发展……以及在相对安全的内部隔绝和辉煌的最后阶段，传统中国文明的鼎盛”（第1页）。这一表述类似于费正清用“旧秩序”来表达的意思，只是少了稳定性，多了动态的变化。牟复礼指出了在以下方面明代历程中的张力，比如，在控制和适应危机和长期趋势的过程中，皇帝及其政府是如何发挥不同的作用的。他也注意到把明代的行政系统说成是“中国文明伟大成就”的可能性（第3页），他指出，明代国家“为私人的和官僚的行为推行一个统一的思想基础”，他将此定义为一种“‘经过修正的’新儒家精神”（第3页）。向南方及海外的扩张、人口增长、识字水平、商业和城市网络——这些长期的发展主要是在政府的控制以外发生的，但都是“明代社会无穷活力”的证明（第2页）。牟复礼对明的成就表示赞美，这成就也许可以被定性为某种“成熟的中国秩序”一类的东西，因此，他所提供的视角与费正清关于必将遭遇革命的“旧秩序”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他们可能都同意说，“传统的中国文明”存在于明代，但不会同意说它一直存在于19世纪。当然明代本身在17世纪中叶被清取代了，而这正是《剑桥中国史》的这一卷旧话重提的地方。

如果19世纪，即晚清时期，被恰当地描述为“旧秩序”的终结，如果明朝时“传统中国文明”繁荣，也许还“成熟”而不衰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从开始到1800年的清代呢？这不是一个要任意贴标签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连续性的问题。简单地说，1644年以后的清代主要是明代的继续呢，还是一种拓延？它是否多少表现了一种自明以来的衰落？1800年后的晚清的趋势主要是前一个世纪的继续呢，还是1644年以来可以察觉的衰落的继续？于是，事实上，问题在于，把1644—1800年的时期视为一种连续的变迁是否恰当，即从16世纪繁荣的明代连续变为一种日渐衰落的清朝秩序，这衰落经历了19世纪，并被逼到20世纪“革命”的悬崖边上。或把这一时期视为与1644年以前发生的一切不相连续，是否就更为恰当呢？1800年时的清朝“秩序”是否是一种不到两百年的秩序呢？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在这三个时期中有一些明显的稳定的特征。某些连续性是体制性的，在这三个时期中的每一年中，都有一个皇帝在位，这些皇帝或他们的代理人对丰富的资源行使有效的控制，如果有些例外，那就是在每个时期中有的皇帝只有名义上的控制权，而每个皇帝身边都有一个特别是由有特权的亲戚和心腹组成的小圈子。值得注意的是，本卷和明代卷（上）有些章和章的标题强调了每个皇帝的在位统治，而关于晚清的第10卷则没有，这表明对皇帝相对的历史重要性的认知变化了。

这里有个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体制，具有专门化的民政、军事和监察职能，管理着向下延伸到县级的官员集团，这些官员拥有对超过1亿的人口的司法、税收和控制权。在整个的这三个时期中，有将近两千个州县，有一套详加注释的律典和案例，后者通常是被当作司法行政的框架的。

除了14世纪建立明朝的皇帝外，这三个时期的所有皇帝入承大位，都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就是皇帝。其他大人物之所以大权在握，也是因为他们是乃父之子的缘故。尽管获得有特权的职位是世袭的，但大体上说，正式继承实质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发生率——除了皇帝——很低，也很有限。继承者个人可以有要求，但是没有权力（对地方和区域性经济资源控制权的继承是另一回事，但在我们的三个时期里，它至少勉强没有在长子继承制非常流行的当代西欧那样重要）。

精心设计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是为了把候选者补充和安排到正规的官僚体系和武将集团那成千上万个正式岗位上去。如果通过了在县、府、省、京城各级正式举行的科举考试，考中的举子就会获得一个正式的功名（通常，但多少有些误导性地将之称为一种学衔）。一旦考取功名，此人便与普通人不同了，任何获得高等功名的人就可以与整个帝国范围内他的新同类成为一伙，而不管他是否获得官员的实任。拥有任一科举功名的人，即使这功名是通过捐纳而非考试得来，都可以摇身一变而为士。在整个三个时期的所有时间里，士绅（在有关明清中国的一些作品中，在提到获得功名的人时，有时会用“gentry”这个词）占帝国成年人口的比例不到1%。准备考试就是要在和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有关的“五经”基础上的知识传统中具有大学问。同时，虽然期间有一些变动，对“五经”的解说是与朱熹（1130—1200）的教导结合起来的。在这个知识传统中获得读写技巧具有一种灌输的效果，而从这三个时期中西方国家的旁观者看来，所有那些为科举考试而学习并获得功名的人，所有那些任职高位的人都是儒生。进一步说，在这些外国人的眼里，政府、甚至皇帝自己都被看成儒生。

因此，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三个时期之间明显的体制连续性可以被拿来代表一种“旧秩序”和“旧中国”，它至少可以包括皇帝、具有一些军事职能的贵族精英、通过主要考查经典知识的竞争性考试跻身而入的行政官僚精英、与没有通过科举考试的另一些人相区别的地方精英，所有这些人都模模糊糊地受到“儒生”这个公认的荣誉标签的保护。

此外还有两种趋势是从16世纪初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即从明代中叶一直延续到晚清。一是人口增长，二是经济成长。

尽管对具体的数字还存在争议，所有的估算也一定有赖于对其假设的验证，但足够明确的是，1500年前后的帝国人口超过1亿，1800年前后则超过3亿。两个最难解答的问题是，人口超过2亿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以及17世纪中叶动乱时期出现的人口剧减究竟有多严重。答案有赖于3个世纪中的人口增长率，这些答案的含义又对史学家对1644年到1800年这一时期的评价产生影响。如果老观点更对——1680年清帝国有大约1亿人口，到1800年则增长了3倍，那么说18世纪是个“盛世”就具有了强有力的数字基础；如果修正性的看法更可接受——到1600年，明帝国拥有大约2亿人口——而且认识到这些证据并不支持这样的主张，即在17世纪中叶的动乱期间人口未曾减半，那么18世纪的人口倍增就类似于16世纪的人口倍增，也就并非前所未有。我们并未从这两种关于人口曲线的看法中选择其一，我们可以认为，人口增长是个长期发展的趋势，表明了一种跨越1644年王朝更迭的强大的连续性，而这一人口增长继续延伸到晚清时期。

尽管统计或估算构成人口的个人的数量是很困难的，但要获得有用的数字，以追踪1500年以前到1800年以后这一时期的经济成长趋势，会更加困难。货币总量的供应（铜钱、银锭加纸币）显然是增加了；尽管数字多属推测，但省际贸易、省与地区间的贸易，以及跨越帝国边境的贸易（即后来所谓的国际贸易）、农产品总量（以谷物重量或以所含热量进行测算）、帝国生产总值（以某些标准货币单位衡量商业与服务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总体上被定性为展示了1500—1800年的长期发展趋势。市场整合与农业商品化就是作为长期连续性积累在其影响中的两个过程。

尽管出现了17世纪中叶王朝更替的危机，结构上的连续性还是表示了某种稳定性，这可以被当作一种稳定的“旧秩序”。长期趋势可能是这种稳定的一个结果：稳定的体制可能促进了经济和人口的增长。但经济和人口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增长也可能对促进增长的体制产生动摇其稳定的效果。换句话说，“旧秩序”的明显成功——人口与经济的增长——也同时代表了对既定秩序的挑战。首先在17世纪，随后在19世纪，来自外部的侵略开始影响到明清政治生活。

这几个连续性与一个代表明显的非连续性的事件共存，后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后果：明政府在1644年无法成功地保卫北京。明帝国被一股这样的军事力量所征服，后者的统帅的确不曾把自己的语言习俗与他们所取代或征服的明代领袖相认同。他们发明了一个新的自我认同的名称——满洲——在整个清代，这个名称都用来表示那些与建立清朝帝系的最初战役直接有关的人及其子孙。在这个意义上，清朝的建立标志着另一个“外族”统治王朝的成功。

自17世纪延续到今，在对待这个明显的事实，即“满洲”非汉上面，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强调说，无论从什么样的“真正的中国人”的标准来论证，“外族征服者”从始至终一直是外来者、外国人；对他们来说，外来征服者应因其侵略而受责备，应因其作为外来者、是在汉人的汪洋中继续进行统治的少数人群而被驱除；另一方面则强调说，在其军事胜利被转变为一种不断发展的政治设计时，外族统治者也被改变了。这不可避免地包括接受“汉人”的帝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以维持其王朝的生存能力。在吸纳与同化的过程中，满洲被“汉化”了。这样，其统治时期的政治、社会贡献就成为中国传统的组成部分。

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采用较少政治性、较多历史性的解释，使本卷涉及的整个清朝时期的满洲统治既是分离的（或外族的），也是汉化的。显然，在人事、制度和固有的价值体系方面，清统治层的特征与明统治层并不一致，与17世纪30年代自我认同为“满洲”的设想之前的“老满洲”也不相同。换言之，包括皇帝在内的清统治集团集体参与到可以被称之为汉化的过程中，逐渐远离他们的乡土老根，他们也变得不太像1644年被打败之前的明统治层。这可以为两种类型的非连续性所说明。

在清朝的头一个半世纪（1636—1796年，此间有5位皇帝在位），行政风格就定下了，这与明朝最后一个半世纪（1488—1644年，其间有8位皇帝在位）的风格形成对比。这些明朝皇帝多数受到朝中重臣或宫廷亲信的操纵，或是要与他们争夺控制权；而1662—1796年的三位清朝皇帝除了在他们在位之初或末年有些不稳定外，都做出了实质性的努力以获取信息、进行决策，并按自己的意愿控制着行政管理系统。他们在进行统治。他们也调整了各个系统，以增强对政府的操控。在晚明时期，为大学士所控制的文官系统控制着政府的许多方面，甚至以前操纵皇帝的那些宦官也得通过官僚系统行事。为了进行操控，清朝皇帝建立了可选择的渠道，特别是满蒙贵族世家和皇家奴仆被直接任命来为皇帝的利益服务，与文官集团和规定程序是相互分离的。如果明朝帝国政府代表了“旧秩序”，那么清政府就用结构性的创新和新的程序把它改变了。

明清之间的另一个对比，是清政府成功扩展其对边疆控制界线方面的功能，其疆土已是明帝国的两倍以上。明朝的13省与两京地区被清朝重新设置为18省，此即19世纪以来被称为“中国本土”的内地。到1760年，在东北（后来有部分被称为满洲里）、北部（包括现在的蒙古）、西部（新疆和西藏），以及东南（台湾），已经增加了大量的疆土。这些疆土以及住在那里的非汉民族经历了一个殖民化过程，它们被清政府作为18省中的直接统辖区加以管理，而且一般来说那里的长官都不是汉人。明政府包括一些非汉人，特别是在军队中的蒙古人，但由清帝国中央所控制的民族人数和多样性，则体现在明政府系统下闻所未闻的制度和程序上。

如果衡量晚明时期与1800年以前的清代之间的这些主要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可能会人言人殊。对立解释的可能性表明了清朝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清具有大量处在平衡的张力中的因素。清朝皇室的外国、满洲、非汉特征与其汉化方面同时存在，清政府在征服、扩张、开拓、殖民和统治方面涉及的军事因素，又与其民政的、官僚制的、系统方面的、惯例方面的因素相互配合。军事传统与精英、知识文化的传统得到同时促进。征服者精英集中于皇亲国戚，也包括满、蒙、汉军旗人，他们与通过科举考试的知识精英、即使没有官职却拥有社会地位的人争夺权力和特权。在1680—1780年的一个世纪中，清代的行政、社会、文化的几乎各个方面都存在得到平衡的两分因素和张力，对此人们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多年前，瞿同祖分析了清代地方政府中各个群体的互动。他描述了这些群体中的“推力与拉力”，并且颇讲究修辞地问道：“为什么张力的存在无法引发更多变化呢？”他关于地方政府的答案是，“所有这些群体，唯一除了普通民众之外，都在现存制度下获得了最大化的回报”（见其《清代地方政府》第199页）。我还要补充说，这些群体也要通过妥协将风险最小化。如果采用瞿同祖的学术性结论，并且推导性地将其扩展到本卷所包括的时期内的所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清的成功不仅涉及帝国统治集团，也涉及各个精英群体的共谋，它是一种寻找路径的功能，即找出各种路径，使不同的利益能够维持接近平衡的张力，这就要求多少连续性的、权宜之计的和特别的调整。这就是承旧开新的动机。到18世纪的最后10年，紧张关系在增长，平衡开始丧失；19世纪，一个个方面的平衡被打破了，清朝于是最终覆亡。

（赵世瑜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