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与吕夷简任相时期（1033—1043）

随着刘太后去世，宋仁宗生母的故事终于浮出水面。宋仁宗可能从他叔父荆王赵元俨口中得知他的生母。[44] 宋仁宗一连多日沉浸在他母亲被隐瞒的悲痛中。恢复正常后，他给李氏身后哀荣，追封为皇太后，下令将其与宋真宗合葬。为了打消疑虑，宋仁宗派他的娘舅李用和检查尸体，看她是否为自然死亡，并被给予得体的哀荣。当李用和确定一切正常，刘太后健在的亲戚得到优厚待遇，这证实了吕夷简的精明，他曾建议刘太后以皇后之仪安葬李氏。

刘太后主张她的旧友杨太妃应被尊为皇太后且摄政。宋仁宗不想违背刘太后的意愿，而吕夷简则满足于继续由强势的宰相管理软弱的内廷。但面对二府官员，御史中丞蔡齐反对新的摄政，说服他们皇帝现在已经成年，应该开始独断朝纲。于是基于刘太后遗诏的法令被悄无声息地推翻了。

宋仁宗从1033年春开始了亲政。他的首项举措是为林献可赠官，表彰他要求刘太后归政宋仁宗。接下来两年，他褒奖了十八位官员，因为他们曾挑战刘太后，让她放弃摄政，支持年轻的皇帝。[45] 1035年一月，他公开褒奖一百四十余人，这些人在刘太后摄政时期明显辅佐于他。[46] 宋仁宗赏识忠诚，表现在他对已逝高级官员慷慨赠官，给他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寇准通常授予宗室的赠官。宋仁宗在一周内将包括范仲淹和宋绶在内的部分自己的支持者召回朝廷。他罢免了吕夷简、张耆、夏竦、陈尧佐、范雍、赵稹和晏殊等所有与刘太后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员——这些人也乐意允许另一人摄政。新任二府官员包括张士逊、李迪、王随、宋绶、李谘和王德用，这是宋仁宗第一次有机会相对没有掣肘地行动。他果断行动以摆脱掉刘太后追随者和恼人的阿谀奉承者。权势熏天的内侍张德明和罗崇勋，以及其他人都被罢免，他还取缔了刘太后创设的额外内侍职位。[47]

不过实现政府改头换面的任何希望很快化为泡影。宋仁宗缺乏坚韧不拔的毅力，而且盘根错节的官僚惯性使得重大改变难上加难。[48] 虽然宋仁宗欣赏高级官员全新的儒家取向，但他不够果敢，不能将此强加到传统的、富有权势的野心家身上。他更倾向于强势的宰相，于是宋仁宗极力扩充学术型官员的人数，并以宽广的胸怀包容政策批评。对中央集权和治理帝国传统方式的批评，他都双手赞成。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趋势对于改变弊大于利。

1033年夏，宋仁宗继母的摄政已经被置诸脑后。富弼说服宋仁宗将她摄政时所有用具付之一炬。宋仁宗也取消了官方对刘太后父亲名字的避讳。此外，范仲淹提醒宋仁宗刘太后已经对他父亲宋真宗的权威构成威胁。宋仁宗对权力的犹豫不决，刘太后一清二楚，所以她试图将摄政之权传递给一直帮助抚养宋仁宗的杨太妃，这反映了她可能内心深处相信宋仁宗太过优柔寡断，无法有效治理国家。[49]

宋仁宗很重感情，在孝道方面尤其明显。1033年秋，奉慈庙完工。当季他三次拜谒母亲的御容。当年秋末，刘太后和李太后都被随葬宋真宗陵墓。此后不久，宋仁宗在奉慈庙中安放了她们的神主。修筑她们的陵墓花费了大约30万贯，内藏库支付了其中大部分开支。实际上，内藏库秋季拨付100万贯钱给三司，帮助填补去年藉田仪式（农业仪式，通过耕垦，因此开始新的生长季节，皇帝重新确认他与地祇的联系）时颁发的赏赐。宋仁宗对宰相张士逊言，既然国库和内藏库并无根本不同，他应该帮助开支。张士逊回复称，这并非如此，因为官员没有停止“侵渔”百姓。[50]

张士逊期望财政有章可循，他也坦诚协助宋仁宗铺张浪费勉为其难，但他仍然不得不应付宋仁宗的政治开销和财政花费。1033 年夏，都城地区和北方、淮河、长江流域的旱灾和蝗灾形势越发严重，相关官员被派出安置流民和赈济百姓。[51] 各种疗灾方法被尝试，包括免税，广设粥厂，但收效甚微。[52] 范仲淹指责危机是由于皇室花费无度，他劝说皇帝在适宜地区减免杂税和劳役，减少冗兵和冗官，减少兴建土木，限制都城地区的花费——此举使淮河和长江流域遭灾地区粮食获得增多。[53] 宋仁宗表示遵从，但他也对张士逊做了评判——他之前曾缺席国家给刘太后上谥册的典礼，在他枢密院同僚杨崇勋家中饮宴。作为张士逊未能协调旱灾和饥馑后果的惩罚，宋仁宗开始思念吕夷简的协作能力和效率，宋仁宗在1033年十月罢免了张士逊和杨崇勋，吕夷简代替张士逊出任宰相，而枢密使杨崇勋则被王曙替代。[54]

吕夷简一朝重返中枢，宋仁宗几乎完全依靠他治理政府。但宋仁宗与其妃嫔长期突出的问题推动吕夷简插手后宫事务。1033 年年末，宋仁宗通过事后追封爱妃张氏为皇后，象征性地对已故刘太后表示顺从。[55] 九年前，宋仁宗14岁时，张氏深受他宠幸，但刘太后选择郭氏为宋仁宗皇后。郭皇后背后靠山是刘太后，1033 年年初刘太后身着皇帝衮冕，郭皇后对此举表示支持。随着刘太后过世，宋仁宗与尚氏、杨氏耳鬓厮磨了约一年半时间。当年年末，他废黜了郭皇后，让其入道观修行。[56] 废后的借口是郭皇后与尚氏争吵时，怒火中烧的郭皇后因为尚氏无礼，企图打其耳光，不小心抓伤宋仁宗的脖颈。内侍阎文应串通吕夷简和范讽去说服宋仁宗废黜郭皇后，理由是她未能生育皇嗣，郭皇后打了宋仁宗，她想要远离尘世，出家入道。废后的诏令激起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官孔道辅的义愤，他们率领台谏和御史台官员来到皇宫门前，要求觐见皇帝。[57] 宋仁宗让吕夷简告诉他们废黜其继母强加给他的女子一个捏造的因由。次日，孔道辅和范仲淹被调任地方任职，御史与台谏被禁止群体觐见。宋仁宗也将他的清除延伸到二百名宫女身上——他视她们是刘太后和郭皇后的党羽。

宋仁宗的内政在经历了自然灾害的洗礼、令人羞辱的军事失利、天象异常、悼念两位母亲、沉湎酒色、废后以及政治斗争导致皇帝缠绵病榻之后，直到1034 年秋才见起色。吕夷简、宋绶和其他宰辅让他保重龙体，确定新皇后的人选。作为回应，宋仁宗宣布清悟（废后的赐名）宫外别居，尚氏送道观，杨氏送尼庵。尚氏卒于1050 年，杨氏后来则被恢复嫔妃位号，杨氏卒于1072 年。此外，许多由官员和姻亲送入皇宫，希望赢得皇帝垂青的女子被送还回家。最后，寻访的皇后合适人选被安排入宫。尚氏和年轻的杨氏因为宋仁宗龙体欠安而遭到惩处，但起初，即便是杨太后也并未说服宋仁宗送她们离开皇宫；然而坚持不懈的内侍阎文应却最终大功告成。[58] 早些时候，吕夷简已经放声宋仁宗会处置后宫中的女子，他似乎言中了。尚氏是麻烦根源，她不遵守后宫秩序，收受贿赂，安排官员与后宫见面，让未经皇帝批准的拜访者进见。[59] 在宋仁宗生病期间，御医的正常治疗收效甚微。宋仁宗的长女，魏国公主最后推荐了一位能帮助皇帝的翰林医官。宋仁宗在年末才恢复临朝。

皇后的第一位候选人，是杨太后推荐的陈氏，她是一位有低级官衔的寿州茶商之女。宋绶、吕夷简、蔡齐和其他人都表示反对。皇帝将她遣归，并非主要因为她的父亲是商人，而是因为她出身低微。1034年深秋，宋太祖开国将领之一曹彬的孙女曹氏被选立为皇后。确认继任皇后比丁忧制更重要，于是宣布立后一个月后，便举行了曹皇后册后大典。曹皇后擅长丹青、刺绣和园艺，被证实是皇后的绝佳人选；与一门心思扶植自己家庭的刘太后不同，曹皇后没有为她的亲戚要求奖赏，或允许奖赏她的亲戚。[60]

皇帝对废黜郭皇后一直心怀愧疚，杨太妃对此事也颇为不满。1035年末，宋仁宗再次与郭皇后取得联系，赠送给她礼物，并询问她的身体情况。恰巧郭皇后身体有恙，警惕心极强的阎文应代表皇帝送药给她。短短几天内，郭皇后突然暴毙，很多人都相信阎文应给她下毒。郭皇后被以皇后礼仪下葬，她的故事落幕了。

宋仁宗的性格缺陷使他与宰相很难接受刺耳的批评。1034年十二月，御史孙沔被免职，因为他指责吕夷简并批评宋仁宗自从他宠幸杨氏、尚氏以来的种种举措，批评皇帝应对奏疏中的问题负责，批评宋仁宗一年中只有一百天举行朝会。[61] 宋仁宗对于积极治理国家和举行朝会都无动于衷，这贯穿他整个在位期间。但皇帝喜欢让饱学之士伴驾，与侍从官、翰林学士和其他士大夫按照惯例会面，一起品鉴诗文、书法作品，阅读并讨论儒家思想。1035 年春，宋仁宗邀请盛度、贾昌朝和其他学士、侍读以及侍从官参观两个新宫殿，在殿内，宋仁宗挥毫泼墨，在屏风上书写《尚书·无逸篇》。[62]

由宋仁宗启动的一个文化项目是三馆、秘阁图书目录的编纂。该项目始于1034 年，以张观为首，同时得到两个秘书监官员和馆阁官员的协助。1035 年年末，8435 卷的经史编目完成。王尧臣、王洙、欧阳修和其他编修官在对唐朝《开元四部录》修订的基础上于1041年完成这一项目，其自身成为后世皇室图录的典范。馆阁共有图书3445 部，30669卷。学术机构收集而来的散佚图书，是通过在公开图书市场上购买获得的。[63]

宋仁宗也对教育系统进行了显著的改革。就在宋仁宗即位后数月，宋仁宗的老师和判国子监孙奭，便创立了用土地收入维持州学运转的制度。[64] 1034年正月，陕西路治所京兆府（今西安）由官方建立了第一所州学，向学校提供一部九经，并捐赠七顷（约70英亩）土地，以便学校通过地租维持运营。1034年中叶，郴州（荆湖北路）和扬州也由官方建立了州学，每所州学都被赐予田地和一部九经。宋仁宗在位时期，对所有随之而建的州学予以捐赐是平常之举。[65] 1037年末，朝廷决定限制学校的数量，仅在富庶的州建立州学，这意味着宋帝国二百五十余州中，实际上有六分之一州可以建立州学。[66] 在1044 年庆历新政前，建立了三十七所州学。总之，宋仁宗在位期间，建立了八十所州学和八十九所县学。

科举考试是宋代教育的另一项核心内容。1034 年年初，宋仁宗已经将进士录取比例从通常的百分之六七，增加到百分之二十。这成为他在位期间的标准录取率。每年录取783名新科进士，这是非常壮观的结果。随着参加科举考试人数增多，及第进士人数远远超过了可获得的职位数，官员任命中的不公正和徇私问题日益突出。1037 年年初，颁布诏令要求不同州的配额应当平等，从而恢复被偶然、临时的改变所扭曲的公平原则。同样在1037 年，确保考生笔迹不会被识别的糊名方式被予以制度化。[67]

发展迅速的、由政府支持的教育体系的扩大让步于一些意想不到的周边因素。快速增长的士人群体开始挑战挥之不去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已经成为日益僵化的社会秩序。1036年，士人文化的空前传播遍布整个社会，促使皇帝和士大夫颁布禁奢令，针对都城地区之人头饰、衣着、住宅、轿马等匹配，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用品等，都需要特别与其身份地位相符合。禁止私人抄录官方法律文书，从而限制律令知识的传播。宋仁宗在位时期，享有士人称号的士大夫人数，以文官规模的两倍增长。而政府吸收新科进士的能力迅速衰退，更多的人待阙，需要更多的官位来支撑，增加了符合致仕条件官员的人数。官员身份地位所享有的特权也得到扩大，1036年年末，所有的官员及其子孙均免除差役，这个特权之前限于九品官位中的从七品官以上。官员们甚至被允许使用驿站寄送私人信件给他们家人。[68]

为了进一步剥夺官僚精英的政治权力，朝廷反复重申对于官员社会行为的限制：三司官员、御史台和开封府官员不允许公开会见彼此的“门客”或亲随。1039年到1059年之间，限制进一步强化，逐渐扩大到包括大理寺、翰林学士、知制诰、谏官和宰执；1059 年以后，规章逐渐放松。[69]

宋代社会中另一群体是宗室，他们锦衣玉食且子孙众多，产生了不良的副作用。因为宗室遍布都城，而且除了朝会和皇家祭祀，他们被禁止彼此会面，宋仁宗下令在玉清昭应宫的遗址上修建睦亲宅，合十位聚居。三司使程琳总揽其事，内侍阎文应典领工程，1035 年秋，睦亲宅完工。[70] 与修建睦亲宅用来安置宗室的方式相同，当朝官在都城的时候，专门为他们修建了构造复杂的下榻之所。十二年后，即1047年，宋仁宗为宋太宗的幼子、晋王的子孙修建了广亲宅，因为他们的人数已经溢出他们的居处。此时，大概有1080名宗室。宋仁宗显然让绝大部分宗室参与皇帝祭祀，为参加三年一次郊祀而准备的斋戒，只有六十个宗室缺席。但宗室的社会化威胁已经无法控制，在短短数年内，太多宗室成员谒见皇帝，宋仁宗下令未得宣召的觐见者不予接见。[71] 1036年，为了帮助管理人数日益庞大的宗室事务，宋仁宗建立了新的大宗正寺，但并未取缔旧的宗正寺。新机构的目的是对宗室进行教育和培养良行。宋仁宗选择他的堂兄赵允让（995—1059）为知大宗正寺的首任人选。赵允让是宋太宗的孙子，赵元份的第三个儿子，在宋真宗长子夭折，宋仁宗出生之前，他被宋真宗选为继承人。[72]

虽然没有了吕夷简的能量，宋仁宗主政最初这些年间几乎一事无成，但在外部人看来，呈现的却是宰相正在侵夺皇权。1036 年，范仲淹指责吕夷简在选择提拔官员时存有私心，同时质疑宋仁宗本人应对人事事务负有责任。范仲淹进而称吕夷简是另一个王莽或者是过去寂寂无闻的谋朝篡位者张禹。吕夷简予以回应，指责范仲淹结成朋党，试图在君主与其忠心耿耿的大臣之间制造嫌隙。范仲淹则主张，宋仁宗的堂兄赵允让曾被选立为继承人，也不利于皇帝。作为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并非朝官，所以他的奏议越过了他的直接行政权限，根据这些，他被调离开封。虽然范仲淹已经表明，可能是因为指责吕夷简，宰相的一贯畏惧心理促使台谏官对范仲淹的贬斥提出反对意见。[73] 所有的高官都袖手旁观，只剩下李纮、王质、余靖、尹洙和欧阳修抗议处罚范仲淹。[74] 所有这些人均遭贬斥，被赶出都城。蔡襄（1012—1067）为范仲淹的这些坚定拥护者赋诗，韩琦设法转移了针对蔡襄的报复性弹劾。但在吕夷简的领导下，一位侍御史提出禁止官员越权言事。苏舜钦关于禁令有害的争辩也以失败告终。[75]

不过，到了1037年，吕夷简的地位不再如先前那样稳如磐石。当年春，他在一片指责声中致仕，同时，次相王曾也罢相外调。[76] 吕夷简和王曾无法共事，因为王曾曾经官居吕夷简之上，他无法容忍吕夷简对政府事务独断专行。当王曾要求离职且重新任命，宋仁宗向他询问原因。王曾回答称吕夷简招权市恩。王曾对吕夷简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仅仅因为范仲淹已经指责过吕夷简。然而新任宰相王随和陈尧佐是吕夷简的代理人，他们都是吕夷简本人私下推荐给宋仁宗的。吕夷简显然意欲宋仁宗体会碌碌无为宰相的滋味，宋仁宗最终才可能会将他召回重新任相。

但吕夷简的声望由于1037年年末的地震进一步遭到打击，地震发生在都城地区，持续了五天。[77] 定州和相州（河北西部）也受到地震影响。两周后，并州、代州和忻州（都位于河东）遭遇地震。据说地震持续了数年，每天震四五次。地陷，洪灾，一万两千余人死亡，五千六百人受伤，五万头牛伤亡。在来自河东的报告次日，侍御史程戡被派往调查且处理灾情。韩琦和庞籍上疏皇帝，报告了过去五个月内的灾异，劝告他把军队紧紧抓在手中，不让后宫女子及其亲属干政，避免政府独断专行——这间接指向吕夷简。尤其是韩琦，着重陈述在大庆殿和其他地方复建道场。[78] 史馆校勘叶清臣提醒皇帝，自从范仲淹、余靖和其他人因为仗义执言，或被贬斥，或遭流放，两年来，没人胆敢讨论朝廷或政府事务。他让宋仁宗政从己出，温和处理忠心耿耿但直言不讳的官员。因此，宋仁宗将范仲淹、余靖、欧阳修调至都城附近为官。即便这一对范仲淹的小小调动，使得他的政敌惧怕他返回都城，他们迅速编造出不实之词，使得皇帝龙颜大怒。不过毒害北宋后期政治文化的政治话语两极化已经风行一时，远在此之前，沾惹上一点关系的官员都可能会被抹黑为范仲淹的“朋党”。

11世纪30年代，恶劣天气持续不断，接二连三闹饥荒。1037年地震之后大雷雨接踵而至，两天后，流星雨促使宋仁宗废除了对公共事务讨论的禁令。作为回应，宋祁、苏舜钦、张方平、韩琦、苏绅、张观、叶清臣所有人都提醒宋仁宗反对让吕夷简操纵政府、压制公开讨论或任人唯亲。[79] 苏舜钦奏议的结果是在前殿重开每日朝会。因为地震和持续的雷阵雨，皇帝诏令转运使和提点刑狱对他们的属官进行能力考查，采取措施减少或不再苛待百姓。更重要的是，1037 年的秋税征收因为并州（太原）、代州、河东忻州地震灾害而取消。

富有戏剧性的结果来自宋仁宗接受清理不称职官员和吕夷简同党——特别是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的建议。宋仁宗着手组建一个更稳健，更积极主动的都堂，可以恢复由于灾异造成的伤害，以及承受可能由于言官剧增导致的如潮水般的政治批评。进而，王随和陈尧佐疾病缠身，中书被称为“养病坊”（实际上，王随1039年年初便去世）。宋仁宗任命张士逊和章得象为宰相，王鬷和李若谷为参知政事，王博文和陈执中并为同知枢密院事。然而，王博文一个月内过世，状元张观代替他的位置，他之前举荐王博文为御史。[80] 对这一组二府官员而言，其首要责任是处理新的危机：宋朝首次与党项（见诸中国史料中的西夏）的重大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