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然主义文学的话语变革
话语最初是指语言，根据中西学者的论述，[13]话语通常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一是言说规则和范式；二是意义建构的形态和方式。基于这两点，从文学或诗学的角度来说，话语就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在思想传播和意义制造中，对自身进行言说和建构的规则方式和存在形态。自然主义作为一种诗学理论，是在19世纪后半期欧洲实证主义哲学盛行和科学取得大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文学规则和范式，其实质是由诸多不同元素构成的一种话语体系。托多罗夫曾说：“诗学探究的是作为特定文学话语的内质。”[14]就此而言，任何一种诗学研究赖以依凭的表达方式、范畴形态都应归于话语之中，基本上不能脱离诗学本身包含的话语及其文化语境。由此，对左拉自然主义诗学的研究也应从其最基本的话语构成入手。然而，以往对左拉自然主义诗学的研究不仅鲜有从话语角度的探讨，而且对其话语构成及其关系缺乏应有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影响对左拉自然主义诗学的准确理解。自然主义作为一种话语系统，从其产生来看，主要由实证话语和科学话语构成，实证话语和科学话语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左拉自然主义诗学的内核。因此，深入分析实证话语和科学话语及其相互关系是深入理解左拉自然主义诗学的关键。
一 实证话语
从西方文学的发展来看，一种诗学的形成和诗学观念的整体变革，时常与新的哲学文化观念密切相关。作为社会意识的集中表现，哲学文化观念的革新在改变人们传统的思维定式后，也会不同程度地改变作家看待事物的方式，从而使文学获得新的风格。因而，在考察自然主义时，认清这一诗学背后的实证主义哲学及其话语就显得尤为重要。
实证主义由19世纪法国学者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所创。在《实证哲学》一书中，孔德提出了哲学、人类精神乃至科学都必须经过的三个发展阶段，即“神学的虚构状态，形而上学的抽象状态，科学的实证状态”。[15]在神学阶段，人类以信仰和膜拜的方式来解释和探求万物背后的终极原因，宗教或神学是这一阶段的主要话语。在形而上学阶段，人类以抽象的逻辑推理和空洞的思辨来揭示事物的普遍本质，“玄学”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话语。在实证阶段，人们依靠观察和理性的力量来探求事物彼此的关系，确立了“实证”的主导话语。从神学到玄学再到实证，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在不断地变化，其最终目的在于认识人类生存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事物，建立知识的客观性。
“实证”（Positive）是孔德哲学的核心，其要义在于通过“实证”把握“确定”的事实，对知识进行一种新的建构。实证的意义就在于处理现实与空想、有用与无用、确实与虚构、正确与错误、肯定与否定、相对与绝对之间的对立关系，最后达到对事物的客观认识和获得科学的知识。要达到实证的目的，需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首先，对世界的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其次，拒绝讨论事物的抽象本质。再次，由于人类认识事物的局限性，所获得科学知识则具有相对性。实证原则的基本思路就是在认识客观事物时，只表现结果（即研究事物是“怎样的”），不探究原因（即避免探究“为什么”）。孔德曾明确地说：“实证哲学的基本性质，就是把一切现象看成服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16]。在孔德看来，在经验现象之间存在着一些规律，我们所努力的目标就是精确地发现这些规律，并把它们的数目压缩到最低限度。规律作为经验现象之间的相似关系和知识显现，科学就是要正确地发现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这些规律进行观察和描述。由于科学只描述经验现象，而规律为何（为什么）的问题属于超验的范畴，人们很难探求。因此，科学只能说明规律的存在，而不能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规律。进一步地说，就是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悬置起来，只研究实在和有用的知识，只探寻现象的不变规律，而不探寻现象背后的原因。
从内在逻辑来看，人类思维发展的三个阶段“神学—形而上学—实证”相对应的是“现象—本质—现象”，它们之间形成一种对应的话语关系，“话语在经验的既定编码与一连串的现象之间‘往返’运动。这些现象拒绝融入约定俗成的‘现实’‘真理’或‘可能性’等概念。……总之，话语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调节”[17]。从话语实践来说，话语的转变是对知识的一种建构和调节，其功能和意义在于调节事实与实践的双边关系。从言说对象来说，话语又是一种机制，在不同的体系中（诸如在神学、玄学、实证的话语体系中），当面对相同的对象时，新旧话语的更替则与思维方式的转变联系在一起，通过对现存话语的改造，以提升认识客观世界和阐释意义的能力。
实证话语的特点在于分析，分析的要义在于将推理和观察紧密结合起来，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以“实证”为要义进行知识的建构。尤尔根·哈贝马斯曾指出：“实证主义的真正意义在于废黜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和前提，代之以纯粹的知识学，对于孔德来说，与认识的‘奠基’相比，知识的‘建构’（规则、方法、过程等）最为根本。”[18]就此意义而言，实证主义建构了一种新的认识世界和获得知识的范式。
孔德曾经宣称，实证主义是“创立真正的一般艺术论”的唯一哲学。可以说，19世纪中后期欧洲社会的文化思想无不打上了实证的烙印，文学也不例外。从左拉19世纪80年代的论述就可看出，实证主义对左拉的影响确定无疑（影响应该从19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左拉在建立自然主义诗学体系时，从实证哲学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特别是自然主义诗学的一些术语就直接引自实证主义，并将实证话语贯穿于文学的话语建构中，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现象的非本质思想。左拉很早就明确指出应从研究客观现象入手，返回自然和生活本身，以揭示世界的秘密。如左拉在创作《卢贡-马卡尔家族》的过程中亲自去矿井与工人交朋友，参加工人起义，到贫民窟去体验生活，到妓院请妓女吃饭，丈量她们的房间。二是“求真务实”的态度。左拉强调寻求真理就是要从生理学、遗传学、病理学等科学中为人的非理性寻找依据，坚持“怀疑”的否定态度。如左拉在研读遗传学等著作的基础上，为马卡尔家族描绘了一幅清晰详尽的家族世系图，以此来说明马卡尔家族代代相传的遗传特征。三是保持中立的价值立场。实证话语回避价值判断的思想方法，为自然主义文学实践确立了客观的非个人叙事及其摒弃传统文学道德说教的原则。如在《戴蕾丝·拉甘》中，左拉从生理学的角度详尽地剖析了戴蕾丝和罗朗的情欲，放弃了对人物行为的道德判断。可见，实证话语作为左拉自然主义诗学的构成部分，对左拉自然主义诗学的建构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当然，包含在左拉自然主义诗学中的实证话语，并非照搬哲学的一些机械教条，而是时代氛围和文化精神在文学领域的扩散和延伸，甚至变异。
左拉自然主义诗学以实证话语为基点，探索新的文学样式和理念，目的在于建立新的文学话语。自然主义话语旨在建立一系列事实的真实叙事，客观世界中的每一层面都可以当作一个事件来叙述。叙事者将客观世界中的任何一个话语事件都看作一次文本实践和话语实践。文本实践关注文本的组合形式，而话语实践关注文本生产的过程和意义阐释的性质。作家的话语实践侧重于话语事件的内在机制，关注如何构成话语的本质和如何分析社会。读者的话语实践关注话语建构的效果和意义传递。当然，新的文学话语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由前后相继的历史事件和文学观念的转变形成的。正如福柯所言，“我们称一种话语形式替代另一种话语形式并不意味着一个对象、陈述、概念完全新颖的理论选择的整体突然地装备完善、组织良好地出现在某一文本中，这个文本对它作出一劳永逸的安置，而是意味着会产生关系的整体转换，但是这种转换不一定更改所有的成分”[19]。这表明，话语的转变是相对的，同一话语体系在不同的语境中概念有可能不同，但不同的话语体系所言说的对象有可能相同，这使实证话语与文学话语在言说对象上具有了相互交融的契合点，实际上演变为左拉自然主义诗学和文本实践寻找合法性和创新性一种策略性诉求。
二 科学话语
19世纪中后期，在工业革命的大力推动下，伴随着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三大发现，自然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以来，生理学、遗传学、病理学以及生物学都取得了突破，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当时欧洲的经济文化、社会意识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随之，自然科学的边界从对人和自然界的研究扩展到了社会领域，诸如人类学、社会学和考古学等诸学科获得创立或者取得质的飞跃。其中，进化论思想对19世纪思想文化的影响起到了支配作用。美国学者罗兰·斯特龙伯格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指出，“达尔文进化论观念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思想契机：其一是马尔萨斯人口论赋予了其思想以灵感，其二则是孔德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生命的做法帮助他摆脱了神学思维模式的思想禁锢”[20]。不仅如此，早在孔德实证主义那里，科学思想如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科学注重事实判断、保持价值中立等思想已有所体现。这些思想为当时的文化研究摆脱抽象玄奥的论断，促进人和社会研究的科学化，提升科学在大众中的影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通常而言，科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发现，即对客观世界进行系统的逻辑分析，探寻不同现象之间的关系和规律，认识未知的东西。然而，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特定条件下形成的范式的制约，人的思维模式会受到一些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限制，而这些限制进而又影响到科学发现的范围和深度。可以说，推动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不是科学家所共同拥有的答案或知识的积累增长，而是科学范式等重要因素的更迭和革新，而科学范式的改变又会不同程度地引起人们思维观念、方式的转变，进而改变人对自身的看法。正如美国学者卡尔迪纳、普里勃所说：“几条不同的科学探寻和思索的路线，正逐步交会于一点，这一相交点将大大改变人对自己的态度，同时也改变人对自己在自然中所处地位的看法。”[21]可见，科学作为19世纪中后期的话语模式之一，代表着一种主导思维模式在人类主体领域内的扩散，打通了科学自身和社会文化的桥梁。
左拉也不例外，科学话语无疑是其自然主义诗学建构的一个重要层面。有学者曾指出：“文学家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敏锐感觉、对群体心理及社会问题的直觉把握，往往使得很多超越当下文化精神的先锋思想元素或先锋思想萌芽在特定文学思潮中大量涌现。”[22]事实如此，自然主义实际上就是作家在欧洲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指引下而引发的思想革命的反映，是科学话语在文学领域中的艺术显现。不过，自然主义并非科学主义的鹦鹉学舌，左拉建构的自然主义诗学是在借鉴自然科学，将文学与科学结合的一次大胆创举。那么，左拉在创立自然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为何将文学与科学结合在一起呢？原因有两点：一是时代的科学氛围使科学话语已经深入人心。作家从当代科学的最新发展中，有目的地寻找有所借鉴的观念和方法，进而以科学为手段，以生理学、遗传学、病理学的方式对文学进行新的审美观照，将文学话语用科学话语进行包装，实现文学的“科学”陌生化。二是左拉认为作家不应该沿袭古人，而应去探索革新，“希望找到一条从未有人勘探过的小路，希望能从当代多如牛毛的平庸作家中脱颖而出”[23]。左拉根据法国医生吕卡斯的《自然遗传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导论》等当时较有影响的科学论著作为自己参照的理论依据，以近代科学理性精神来建构自己的理论，先后撰写了《戏剧中的自然主义》《实验小说论》《自然主义小说家》等理论著述。特别是在《实验小说论》中，左拉大段地引用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导论》的段落和片段，对“实验小说”进行界定和阐释。在左拉看来，文学创作就像针对某一科学课题所做的实验，作家要从生理学尤其是遗传学的视角来挖掘人的生物性，在创作中引入科学方法，追求中立的叙述立场，以达到科学的精确性。
客观地说，左拉对生理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的崇尚和运用，一方面，确实给当时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时代质素，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因而，左拉将科学话语引入文学领域的尝试也具有了一定的前瞻性。法国当代学者马利纳斯在其著作《左拉和想象的遗传学》（1895）就曾指出，“左拉，作为早期的遗传学者，以一种容易阅读的小说形式推广了他那个时代在某些医学领域风行的遗传理论，这些理论当时更为经常地用于临床而非生物学。”[24]显然，左拉对科学的重视和分析已经走在了同时代作家的前列；另一方面，科学与文学的机械结合也遭到了一定的质疑，即在文学领域，科学的运用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从自然主义的实践来看，左拉将文学与科学相结合的诗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二者如何结合。事实上，左拉自然主义诗学的创新和不足也在于此。
左拉虽然大胆地将科学引入文学，但不足在于将科学置于文学之上，将科学的目标和方法全盘照搬在文学创作中，或者说在追求科学性的同时无意地削弱了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以致左拉的一些作品如《小酒店》《戴蕾丝·拉甘》等有时被读者当作医学或生物学著作。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左拉在文学领域中将科学推向了一个极端。左拉为何将科学推向极端？其中的原因大致为：一是源于左拉的科学情结，二是左拉在论战中采取的一种策略，三是左拉的文学求新心态使然。无论是哪种情形，不可否认的是，左拉在自然主义理论的建构中存在着一种科学决定论，以为文学创作都可以用科学说明，文学艺术要全方位地向自然科学靠拢，作家要用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统摄自己的创作，自然主义就是把近代科学的公式运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在某种程度上，左拉将科学从思维方式到价值取向全盘引入文学，把科学在文学领域推向极端，而没有考虑科学的目的和方法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文学，也没有意识到科学是否可以充分揭示文学主体（作家、读者等）的全部。因此，左拉的这种做法又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机械性。
我们知道，文学和科学属于两个不同的话语系统，由于自然主义是在科学与文学之间建立关系，在对自然主义讨论中延伸出的“文学与科学”“文学话语与科学话语”的关系问题，自然备受关注。毋庸置疑，文学和科学各属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独特的对象范畴、思维方法、理论原则等。从对象来看，科学以宇宙自然为对象，文学以客观世界存在为对象。从思维方法来看，文学建立在感性想象力基础之上，科学建立在理性实验基础之上。从理论原则来看，科学属于事实的认知判断，文学属于想象的审美判断。从实现目标来看，科学以发现规律、建立法则为旨归，文学以体验和审美为旨归。显而易见，文学和科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差异并不是比较文学和科学的目的，如何客观地认识这种差异才是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文学与科学之间的相通性不能随意夸大，但文学话语和科学话语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言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自在体和自生自灭的封闭体，它们之间的结合却是特定时代的必然，它们之间的跨越正是欧洲自然科学发展在文学领域的体现。直到今天，“面对21世纪新人文精神的发现，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可能会更多地集中于人类如何面对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挑战”[25]。可见，自然主义文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跨学科研究性质。无论是文学科学化和科学文学化，还是文学与科学的对立和统一，都是话语在一维世界的二元观照，共同的目的在于如何认识和描述世界。
三 话语互涉
将文学的问题抛入哲学和科学的语境中去征求答案，就会涉及话语之间的跨越和互涉（或者说融合）。那么，构成左拉自然主义诗学的话语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或者说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
一般来说，不同话语之间的互涉时常与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首先，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层面上，话语互涉将不同的话语通过一定的范式与实践相联系，使话语之间的沟通具有一定的意义性。话语之间的沟通一是为了说明不同话语之间的可跨越性，二是赋予新建构的话语及其意义不同的阐释能力。其次，在不同话语的关系层面上，话语的沟通模式不仅可以看作一种呈现现实世界信息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可以看作一种意义的生存手段。当然，话语之间沟通模式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话语生成的意义，但未必会改变话语传递给现实世界的信息。不难看出，由实证话语和科学话语构成的左拉自然主义诗学显然是以话语之间的沟通为基础，旨在建立一系列真实叙事的文学创作理论：客观世界（现实）中的每一层面都可以被作为一个事件来叙述，叙事者将客观世界中的任一话语事件都看作一个文本实践和话语实践。其中，文本实践关注文本的组合形式，而话语实践关注文本生产的过程和意义阐释的性质。
巴赫金曾指出，话语所具有的特点就是“它的纯符号性、意识形态的普遍适应性、生活交际的参与性、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作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现存性”[26]。在一定历史时期，话语的这些特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包含着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和评价，并在解构或建构的过程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当言说相同的对象时，话语的调节又与思维方式连接在一起，旧的话语在思维转变中被新的话语所替代，旧的话语实践将现存的规则现时化，受制于现实又服务于现实，反过来改变它们早先建立的关系。换句话说，话语的实践性不仅体现了知识及其关系的多层次性，而且体现出阐释客观世界意义能力的进步。如果说，实证哲学作为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其内涵和外延所体现出的文化精神在与特定的时代精神互动中，建立了文学和科学之间的关联。那么，由实证话语和科学话语为主构成的自然主义话语便随着西方时代变迁和文化语境的变化实现了在文学领域的话语转变。基于此，自然主义文学的文本与现实之间则是以话语互涉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进而言之，自然主义兴起的时代，西方正处于社会文化结构发生转变的时期，实证话语与科学话语在特定时代的文化精神中产生的互动效果，不可避免地使左拉自然主义诗学话语具有了内在的逻辑关联，实证话语和科学话语及其相互关系也就理所当然地构成了左拉自然主义诗学的内核。
从话语实践来看，“实证”及其话语奠定了自然主义的思维基础，“科学”及其话语则奠定了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二者与文学话语的融合体现出一种极大的理论包容性。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谈道，“小说有一种非凡的融合能力：诗歌与哲学都无法融合小说，小说则既能融合诗歌，又能融合哲学，而且毫不丧失它特有的本性，这正是因为小说有包容其他种类、吸收哲学与科学知识的倾向”[27]。左拉自然主义诗学的包容性和吸纳性也在于此。尽管如此，实证话语与科学话语所具有的理性与文学话语所具有的诗性在其一系列的自身对立关系中，左拉又是如何在这种对立中建构起诗性与理性二者之间的统一呢？我们不妨从文学话语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入手来寻求答案。首先，左拉将实证话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科学文化、自然科学的理性精神与自己的文学构想互动，建立起文学、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联。其次，左拉很好地处理了实证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互涉最终指向的问题——文学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模仿或再现现实世界。以此而言，实证话语与科学话语所产生的共时性效果则为左拉自然主义文学话语内部的规则调整和新质确立提供了契机，并以此实现了自然主义诗学话语理性与诗性的统一。
由于实证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互涉最终指向的是文学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从文学发生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不同话语的互涉，还是诗性与理性的统一，并没有拉开文学本体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每个文学思潮都以不同的方式来界定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通过对文学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关系的不同回答来反映话语背后的秩序。当我们在深究“文学如何再现现实”的时候，其实是在对现实秩序进行确认和调整，从而彰显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同时，话语作为一种隐性规则，代表着一种微观权力，必然隐含一定的秩序形态。如现实主义对现实世界的秩序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态度依赖于其背后的“话语”规则——用哲学或科学话语来对抗和反抗现存秩序。在左拉自然主义诗学体系中，实证话语体现出一种价值判断，而科学话语代表着一种事实判断。左拉自然主义的文本实践取消了任何对文本进行限制的价值倾向，对现实秩序时常体现出一种服从态度，它并不反对现存世界的秩序，而是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选择以区别于先前的行动策略，争取合法的文坛地位。因此，自然主义文学地位的确立离不开文学话语背后的秩序形态，无论是解构还是建构，无论是文学哲学化还是文学科学化，其根本目的在于获得自身新质的确立。
从文学的发展演变来看，社会文化话语的转变会引起文学话语的转变，并在文学话语内部进行规则的调整和新质的重组。事实上，不仅左拉的自然主义，西方文学发展每一历史时期文学观念都与其相应的话语转变联系在一起。在古希腊时代，神话是主要的时代话语。在中世纪时代，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话语是主要的话语。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提倡，人文话语变成了时代的共同追求。在启蒙主义时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兴起，启蒙者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话语成为时代主流，文学也以理性为旨归。浪漫主义时代，人们向往大自然，追求浪漫的情感体验，感性则是话语的主要模式。19世纪上半期，人们更加关注对现实生活的把握，话语又带有客观性。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社会话语在客观性的基础上转变为实证和科学的话语。到20世纪，非理性哲学的兴起，文学话语又以非理性为主要特性。这些话语的递进和转变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间性递进的，这反映出新话语的出现总是在对传统话语的革新中出现的，旧的话语被新的话语所替代，新的话语受制于现实又服务于现实。社会文化语境是话语转变的选择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主义诗学是左拉等自然主义者努力探寻的结果，也是社会文化发展不断变革的产物。
总之，左拉建构的自然主义诗学话语不是在语言学的修辞意义上谈论话语，而是在哲学和科学的意义上谈论话语，这使自然主义的诗学话语具有了思想史和方法论的性质。左拉明显地摒弃了此前现实主义以其表面现象进行客观典型塑造的文学观念，将文学话语在哲学和科学的维度上进行延伸和尝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左拉实现了对先前文学范式和文学观念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