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学为什么要研究幸福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幸福是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人类生存的终极目标。[16]然而，迄今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者认为，经济学只能以经济为核心，而不能以快乐幸福为核心。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大致上是把一个社会在快乐程度上的改变与购买力画等号的学科。经济学家们用财富定义幸福，并且假设：“收入是好的，并且越多越好”。但却无法解释在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提高，有些反而是下降了。[17]所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高级经济顾问莱亚德从来不接受经济与快乐能够画等号的观点，并且愿意为此错误的拨乱反正挺身而出。[18]

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学的具体研究对象是具有多用途的稀缺资源的配置与利用问题，及其由此涉及的关于财富与物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人类行为问题。如何通过发展生产力、调节经济关系以解决社会富裕问题，是经济学的具体目标之一。但是，资源配置利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它应当并不是经济本身，而是为了经济发展的主体——人获得更加快乐幸福的生活。这一人类经济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谁也无法否认。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本身并无好坏判断意义，经济发展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看它让人们变得更加幸福还是变得更加痛苦了。

事实上，经济学起初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体系，一直是以快乐、幸福为理论核心的。边沁、斯密、密尔、杰文斯、马歇尔等的经济学思想均不同程度地延伸了快乐思想的理论轨迹。19世纪末，经济学为了摆脱哲学分支地位的尴尬和为了避免经济学家是哲学信徒的嫌疑，马歇尔把快乐改为满足，这是马歇尔努力的一个退步。[19]后来效用主义进一步以效用取代满足。实际上，无论是满足还是效用，其内核（core）仍然是快乐幸福。然而，正如边沁所言：功利（效用）一词并不像幸福、福利那样非常清楚地指明“苦”与“乐”的观念，也不会使我们联想到利益攸关的人的数目。我已一再发现，这种在“幸福”、“快乐”的观念与“功利”的观念之间缺乏足够明显联系的状况，极其严重地阻碍人们接受功利原则，要不是这样的话，这原则是不难接受的。[20]

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发生了“边际革命”。边际革命实际上就是杰文斯和门格尔等通过对边沁快乐理论的运用而建立起了边际效用理论。杰文斯是从作为消费者的经济人的个人角度去理解经济学的，因此他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痛苦换取最大幸福”，人们消费的目的便是追求快乐或减免痛苦。而物品能给人们带来快乐（或负痛苦）的性质便是物品的效用。[21]杰文斯把劳动定义为心身所受的痛苦即负效用，劳动收益得到的快乐则是正效用，均衡的劳动时间则由劳动的边际收益（收入产生的正效用：快乐）等于边际成本（劳动产生的负效用：痛苦）来决定。可见，在劳动苦乐均衡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边际效用分析方法是新古典经济学最直接的理论基础。

马歇尔认为，在宗教、家庭情感和友谊方面，就是穷人也可以找到发挥许多才能的机会，这些才能是无上快乐的源泉。[22]可见，马歇尔不仅重视快乐，而且重视快乐的诸多非经济途径。霍布森（J.A.Hobson）的福利经济学思想就是直接建立在对劳动与娱乐、自由产品与经济物品的均衡分析的基础上，而导向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目标的一种社会经济学理论。20世纪40年代，福利经济学家们开始注意福利概念的界定，多数把福利与快乐看成是一回事。1968年，米香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把“福利”词条解释为快乐的同义语。1972年，艾考斯在《基础经济学》中替福利作的解释是：福利与快乐是一回事，经济的任务是致力于“福利”，也即致力于“人类的快乐”。[23]而福利主义关于经济发展在于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思想原则与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的功利原则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心理经济学家们开始从满意度方面具体考量人们的生活幸福状况。今天我们讲的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实际上就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效果最终要体现在人的幸福感上的终极价值思想。20世纪4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开始了快乐幸福问题的直接的社会调查。问题一般只有三个：very happy、pretty happy、not very happy。这一调查一直延续至今，并被认为仍然是目前最有效的幸福指数调查问题之一。

20世纪80年代，体验经济学（Experience Economics）逐渐形成。体验经济学认为，明示偏好（Expression Preference）比显示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即“说出来”的快乐体验比“看得见”的购买行为在检测人们的实际效用方面更加可靠，从而使快乐幸福在经济学中的地位重新获得重视，并支持了满意度调查的科学意义，为幸福经济学的建立或者幸福学重回经济学的“母学”地位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幸福指数测度方法也得到了多学科的创新发展。[24]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Yew-Kwang Ng）教授也坚持认为，福利经济学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停留在偏好分析的层面上，而没有进一步分析作为福利经济学终极目标的个人福祉或快乐。[25]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萨勒（Richard Thaler）把效用区分为决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即引起快乐和痛苦的效用）与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快乐与痛苦本身），并指出基于稀缺的决策效用归根结底是以基于快乐的体验效用为目的和衡量标准的。萨勒对效用区分的这一重大贡献，为作为经济学核心问题的资源配置与利用提出了明确的终极目的方向。基于此，丹尼尔·卡尼曼进一步证明了当期快乐与痛苦的体验效用的客观性与可测度性，解决了经济学实证研究需要的快乐计量问题。而不丹、英国等国家相继开展的国民幸福总值核算（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则使快乐与经济的关系成为一个空前关注的问题。正如理查德·莱亚德所说，快乐本来就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今天的复归一如它始终应有的地位一样，不应出人意料。[26]而世界幸福数据库（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可以让我们获得丰富的全球幸福研究数据与信息。荷兰的《幸福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则可以提供该方面比较系统的实证研究成果。[27]

体验经济学把由经济增长产生的物质财富称为工具价值（Tool Value），把快乐称为终极价值（Ultimate Value），把效用区分为工具价值意义的决策效用与终极价值意义的体验效用。这大致讲清楚了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和利用最终要以是否有利于增加人们的快乐幸福为终极价值目标的道理。因此，虽然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但是资源配置、社会分配、增长方式等所有经济问题的核心最终都要看是否有利于增加最大多数人的快乐幸福生活。假如不明白经济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们的幸福问题，就会迷失经济增长、发展转型、资源配置的根本方向，并在遇到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环境损害等矛盾时，缺乏根本性的科学取舍原则。[28]因为，检验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取舍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有利于增加最大多数人的可持续的幸福生活。当然，经济发展与经济学必须以人们的快乐幸福为核心，并不是指经济学研究的每一步都是关于如何促进快乐的问题，而是指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最终要以是否有利于增进国民快乐幸福作为终极价值目标，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且经济学最终要围绕此核心为终极价值来架构其理论体系并作为研究具体经济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矛盾的暴露，卡尼曼、黄有光等进一步揭示了快乐在经济学中的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29]快乐幸福回归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确定不移的趋势。

如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关注的，他试图重新定义经济发展，不是根据GDP，而是根据人们所享受到的真正自由。即以自由来看待发展，而不是GDP。[30]阿马蒂亚·森关于福利的观点对我们理解经济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帮助。他告诉我们，经济福利必须围绕人类自由幸福这个根本性的宗旨，而不能够偏离太远。[31]而GDP指标具有诸多众所周知的缺陷：如一些对于幸福至关重要的因素以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非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并未被GDP指标所记录；外部不经济（External Diseconomies）没有被GDP指标完整记录；非市场经济活动未被纳入GDP计算，从而夸大了经济增长对于幸福水平提高的贡献；一些与国民幸福关系并不清晰甚至是体现国民幸福水平下降的经济增长被纳入GDP的计算；等等。所有这些都为经济学关注幸福、解释幸福并构建幸福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帮助。[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