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学科体系

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增长的关系，研究目标是如何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类幸福最大化。[39]幸福经济学的这种研究对象、研究目标以及幸福本身、幸福与经济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决定了幸福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比如从目前的经验数据检验看，仅仅收入—幸福关系就存在强正相关、弱正相关、不相关、负相关等几种情况。运用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享乐适应（Hedonic Adaptation）、攀比效应、边际效用递减、需要层次论等原理可以部分解释这些收入—幸福关系的发生，及至产生相应的解决办法。关于收入—幸福关系的研究成就目前就已经很多，而这仅仅是幸福经济学关注的问题之一。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学科体系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演化构成了幸福经济学的基本学科体系。

一 幸福经济学的辩证逻辑机理研究

弄清楚幸福经济学的辩证逻辑机理是建立幸福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基础环节。幸福经济学的辩证逻辑机理主要是阐述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与经济发展（工具价值）的基本关系，同时也是幸福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之一。由于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表明了人类行为的意义与价值所在，以及存在与感觉之间的基本意义联系——人类生命之“在”是为了实现幸福之“觉”的核心关系。人类行为终极目的的辩证原理首先由欧洲哲学在“在”（存在是为了什么）的意义范畴内进行阐明。伦理学把人类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关系发展到“个体之在”与“集体之在”的相互关系，把“我们”这个社会整体置入“个体”之在的行为视野中，以边沁为代表创立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原则。[40]

哲学与伦理学对于人类行为终极目的的理论研究与人类行为终极目的的边界拓展（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经济学解析人类行为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与理论基础。因为，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及其偏好—约束—选择关系的均衡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及其相应关系决定的。哲学与伦理学关于人类行为终极目的的辩证逻辑机理给经济学指明了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投资决策等行为选择的终极价值方向。在国民幸福的终极价值原则下，幸福经济学将运用相关的逻辑理性主义假说方法与决策效用、体验效用、工具价值、终极价值等行为经济学概念，构建其理论机理体系。在对经济人假说改进的基础上，将哲学、伦理学的理论机理转化为经济学逻辑理性主义、边际效用原理等方法，建立幸福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基础。

除幸福论哲学对幸福经济学学科建设具有理论基础意义外，幸福经济学理论机理中还包括了心理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支持。心理学尤其是积极心理学对解释人类行为的快乐动机及其实现机理具有重要的学科支撑作用，为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心理与行为决策机制分析，为幸福经济学走向科学提供许多必要的理论逻辑帮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行为心理学家卡尼曼主张运用边沁的快乐理论来重新检验主流经济学。而许多幸福经济学论文实际上都和心理学发生密切的联系，并能够给幸福经济学辩证逻辑机理的建立以许多实际的帮助。[41]

二 幸福经济学的经验验证与实证研究

在阐明幸福经济学的辩证逻辑机理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进行经济—幸福关系的实证分析，是幸福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幸福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有多种。这些研究方法大多分为两部分内容进行：一是幸福指数、主观幸福感测度表的设计，包括理论机理、指标体系、调查方法等；二是包括信度、效度等在内的对调查数据挖掘与分析，以具体解析“经济—幸福”及其他要素之间的结构与系统关系。

由于目前仍然还没有发明像血压计一样的“快乐计”来测量人们的快乐（主观幸福感）水平，脑波测度则因成本高昂而缺乏推广前景。因此，采用心理学、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方法，成为幸福经济学了解消费者“明示偏好”与是否感到幸福的基本方法。即通过幸福感问卷调查，说出人们对健康、亲情、收入、工作、社会、生态环境等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状况，从中分析各种要素对于人们幸福感的影响，特别是收入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以发现与判断经济发展的终极价值效果。而一些针对特定人群（如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研究成果也在尝试进行之中。[42]

显然，经济学对于幸福问题的调查、思考、测度与心理学、社会学具有一些明显不同的特征。心理学与社会学一般只注重主观心理与满意度状况的测度，问题几乎全部是主观判断式的。如国内心理学者邢占军设计出城市居民幸福感指标，基本上都是主观判断题目。[43]或者用一些诸如工作满意度、健康满意度、收入满意度等满意度问题来代表与检测幸福感状况。这些较多运用心理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实证研究会给幸福经济学研究造成两个实证分析困难：一是被调查者个体满意状况与相关客观指标的联系经常被割断，从而无法判断个体“真在”状态与“心觉”状态之间的距离与原因，比如某个（群）人的收入不错，收入满意度却很低。二是缺乏统计客观指标（比如人均收入、JINI系数、毛入学率、生态可持续系数等）的比较分析，从而难以把个体感受状态与客观实在状态进行综合分析，使主观幸福感与幸福指数研究缺乏客观实在性基础。幸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需要力图解决这些问题，以便使自己的幸福研究建立于主客观一致性的基础之上，更加显示出经济学的学科特征，并且和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结合也更加紧密。[44]

通过对幸福感的问卷调查与数字测度，可以具体分析幸福与各要素之间的影响关系。调查问卷可以得到人们是否感到幸福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经过处理，可以显示人们“说出来”的幸福感水平，并通过和经济发展、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生态状况等“可得到”的统计数据的对比、配合分析，检查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形成经济—幸福关系的实证分析结论。在问卷调查基础上的幸福经济学实证分析目前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就人们幸福感、苦乐感的高低、来源及其结构等快乐幸福本身的内部因素（如健康、家庭、工作、收入、分配公平性等）进行分析，以解释经济发展是如何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与心理过程的，以便从中寻找调整行为、解决现实经济发展问题的对策；另一类是对多种经济与非经济要素进行幸福感结构分析，比如不同收入、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人群的幸福感比较分析，不同要素对不同人群的幸福感敏感性影响分析等。目前，幸福经济学借助于已有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不同人群的幸福指数与不同要素对人们的幸福感影响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分析，这些研究为幸福经济学进行具体的经济发展问题分析提供了实证经验依据。[45]幸福经济学的经验实证研究大致接近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与理论视域，只不过研究的具体内容与方法仍然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三 幸福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社会政策研究

在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基础上，幸福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是宏观经济社会政策研究，其问题视域与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相接近。只不过，幸福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社会政策研究更加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价值观等系统性的幸福影响因子，而不仅仅是供需均衡、财政政策等。它会把更加综合的因素考虑到公共政策与政府绩效之中，比如不公平、环境恶化、通货膨胀、非自愿失业等。由于以收入为基础的福利和效用不仅支撑着经济学大厦，引导着公共政策的方向，也左右着大多数普通人对于幸福和快乐的理解。这样，用货币单位（Monetary Metric）来衡量的效用（utility）和福利（welfare）成为福利经济学中代表快乐与幸福的主要指标，收入和GDP也由此成为比较个人和国家幸福水平高低的主要依据，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价也围绕于此展开。而事实上经济与幸福的关系相当复杂，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尤其是在收入达到一定点之后的这种相关性变化会更加复杂。这样，如果仍然按照GDP增长即国民幸福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思路，就会产生比较大的问题，最终导致极大的社会问题与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幸福经济学揭示了幸福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的行为理论机理。这样，对人类过分累积财富的偏好造成对可持续发展利益的漠视，过度追求主体化的经济利益、无视其他生物生存权而造成的生态伦理秩序失衡、恶性疾病增加等，就可以运用幸福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价与公共政策建构进行调节与引导。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财政政策导向于增加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文化发展、生态环境等公共支出，将会有利于国民幸福总值的增长，从而使政府绩效标准与经济社会政策体系更加完善与平衡。[46]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是幸福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终将引导到对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以便减少大量不快乐的经济发展，减少人类健康损害与资源环境损害，使经济发展考虑更加综合的人文—生态因素，使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持续的繁荣、安逸、和谐、快乐与幸福。综上所述，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内容与学科体系如图2-1所示。

图2-1 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与学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