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科渊源与研究演化
幸福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这两个命题成为幸福置入（回归）经济学并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重要基础。由于经济活动关系人类基本的生存与幸福，因此经济问题也就成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最基本的幸福问题之一。就其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论而言，可以分为辩证逻辑方法、逻辑理性主义与经验实证主义等。这些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具有内生的演化关系，并依次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幸福经济学的形成与研究演化同样和这三种方法有关，并成为幸福经济学形成与研究演化的三个主要来源。
一 作为哲学分支的幸福经济思想起源
哲学研究的是关于人类“在”与“觉”之间的基本关系即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辩证逻辑机理。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可以归结为为什么存在或者存在是为了什么，以及如何存在与发展，这样两个基本问题。“存在是为了什么”是欧洲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索，这也成为欧洲“目的论”哲学研究的由来。从古希腊开始，欧洲哲学中历来都有关于目的论问题的研究，快乐幸福终极目的理论几乎成为绝大部分欧洲思想大家的共同选题。
哲学上研究的人为什么存在或者存在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在经济学上转化为经济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因为，最初的经济学一直是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出现的，所以哲学的核心问题转化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一个自然的研究演化过程。哲学目的论在近代之后的经济学中开始转化为明确的经济学问题，即今天人们把人类经济行为的目的或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的核心问题理解为快乐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问题。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是第一位把快乐、幸福问题转化为功利（效用）来进行研究的英国哲学家与经济伦理学家。他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原则，成为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的重要思想基础。[1]约翰·穆勒（亦作密尔）的《功利主义》一书是第一本把快乐理论以一种经济哲学思想引进经济学并清晰解释快乐即效用（功利）的著作。[2]根据马尔萨斯的研究，认为斯密真正关心的问题同样是国民幸福问题，只不过他经常把国民财富增长等同于国民幸福增长，也因此成为后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专注国民财富研究而忘记国民幸福的终极目标的原因之一。
由人类行为终极目的转化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问题，也因此形成了关于经济学研究目标的各种不同界定。斯密认为，经济学是一门旨在“富国裕民”的科学。[3]西斯蒙第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一定的国家绝大多数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该国政府所能提供的物质福利的方法的科学”。[4]杰文斯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痛苦换取最大快乐的学说。[5]因此，经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体系，起初也是以国民快乐、幸福为核心目标的。边沁、斯密、密尔、杰文斯、马歇尔等的经济学思想均不同程度地延伸了快乐思想的理论轨迹。马歇尔认为，经济学也应该关心终极目的。在宗教、家庭情感和友谊方面，就是穷人也可以找到发挥许多才能的机会，这些才能是无上快乐的源泉。[6]可见，马歇尔不仅重视快乐，而且重视快乐的诸多非经济途径。实际上，至19世纪末叶，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学是关于快乐的研究。[7]
从上述解释中我们看到了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实际上是和哲学中“人为什么存在”或者“存在是为了什么”的终极目的问题密切关联的。[8]因为存在是为了什么的问题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本问题，而经济学研究的恰恰是与人类存在与发展的终极目的——快乐与幸福基础相关的物质资料生产、消费、分配、交换问题。因此，哲学目的论成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来源，经济学的哲学来源与幸福经济思想的哲学根源实际上是一致的。或者说，经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起初就是研究如何让经济活动给人们带来更多幸福满足的一门学问。
二 幸福经济思想在逻辑理性主义方法论中的发展
就经济学的学科使命而言，辩证逻辑方法需要进一步发展到数理逻辑的现代形式，才能够进一步规范其量化研究方式，使经济分析由辩证逻辑形式赋予更加规范并便于传承的数理逻辑形式。在这种学科使命下，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发生了重要的“边际革命”。杰文斯和门格尔等通过对边沁快乐理论的运用建立了边际效用理论。杰文斯就是基于对劳动者成本与收益均衡的边际分析创立了最大化原理的。由此可见，由对劳动苦乐均衡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边际效用分析方法同样是新古典经济学逻辑理性主义方法论最直接的理论基础，也成为幸福经济学深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
显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以国民财富增长最大化为偏好满足目标的效用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构建起来。随着研究深入，最大化目标具有“约束条件”的问题被发现。于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或在约束条件下求最大化解成为理论经济学发展的新任务。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原理的推导形成了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边际分析理论。边际效用理论中最核心的是消费者均衡分析思想，其基本表达式是：MUi/Pi=λ。其中，MUi为第i种商品的边际效用，Pi为该商品的价格，λ为常数，表示收入的边际效用。这一公式表示消费者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消费选择的最大化解。同样，用边际收益MRi替代边际效用MUi，用成本Ci替代价格Pi，该式也用作生产者均衡行为解释。可见，无论是解释消费者行为还是解释生产者行为，边际分析理论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几乎具有普遍的有效性。[9]事实上，消费者均衡分析思想也是逻辑理性主义经济学最具有特色的分析思想——一种基于成本收益均衡或者效用均衡的统一的人类行为分析方法。[10]
经济学进入边际分析时代后，必然要对最大化行为的真确性做进一步解释，以确认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选择行为的唯一有效性。于是，偏好关系假设（完备性、传递性、连续性）、自利人假设、稀缺性假设、信息完备性假设、偏好稳定假设等都是必须做出的基本假说。只有这样，边际分析方法才能够不断自我完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逻辑理性主义与数理方法论进入经济学并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主流方法有其必然性。同时，就马歇尔时代而言，这也是经济学摆脱哲学分支地位的需要。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济学数理方法的广泛应用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幸福经济学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这种主流经济学“硬科学”方法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福利经济学家们开始注意到福利概念的界定问题，多数经济学家把福利与快乐看成是一回事。而福利主义关于经济发展在于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思想原则与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原则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基于逻辑推演的经济与幸福关系研究的经济学论文已经逐渐增多。国内学者也努力在探索经济与幸福之间的相关关系，以便为幸福经济学由辩证逻辑走向数理逻辑分析提供某些基础。[11]
三 经验实证主义对幸福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推动
随着逻辑理性主义与数理方法论在经济学中日益广泛的应用，经济学的逻辑自洽性日益增强，但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却渐行渐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经济社会学家们开始从满意度方面研究经济发展的生活幸福与满意效果。在一定意义上，满意度能够反映出人们的幸福状况。由于经济学家一直坚信，经济增长与幸福提高是一致的。然而，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在大量统计分析基础上，发表了经济增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人们的生活一文中，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指数（Happiness Index）在一定限度内具有正相关性，超过一定收入限度后其相关性显著减弱，乃至出现幸福—收入的负相关情形。[12]伊斯特林揭示的“收入—幸福”悖论问题很严重。因为，经济增长一直被认为是必然能够导致人们幸福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否则为什么需要经济增长呢？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够导致人们的幸福增长，这样实际上就证明了财富增长的无效性。
财富—幸福问题的实证研究证明了逻辑理性主义对财富—幸福关系假设存在脱离实际的明显缺陷。同时，感受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西托夫斯基出版了The Joyless Economy一书，向经济学家指出了满足人类快乐的大量非经济因素而不必苦苦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之中。这一提醒指出了人类长期局限于经济增长偏好的可能无理性情况，同时也为经济学家在资源配置中如何更好地满足人类的福祉需要提供了崭新的思路。[13]同此，黄有光提出，由于偏好包含无理性与信息不全等因素，导致人类偏好的不稳定性与以偏好作为选择行为基础的无效性。同时，黄有光还提出快乐比偏好更加基础与稳定的观点，并主张效用是可以加总的。[14]这就为幸福经济学开展经验实证研究并进行幸福加总——实行国民幸福总值核算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以快乐替代偏好，人类行为分析也能够找到更加可靠的分析方法。
最近10多年来，The Economic Journal等经济学期刊发表了大量关于经济与幸福关系的重要文献，解析了幸福计量的相关经济学方法。[15]Ed Diener等一批心理学家对积极心理学展开的研究极大地支持了幸福经济学的实证化趋势。英国等一些国家则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核算概念，并运用指数方法描绘了“世界快乐地图”，把国民幸福指数核算推进到国际比较层面。这些基于社会调查与经验统计的研究，加速了幸福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步伐。
1994年，卡尼曼（D.Kahneman）运用实验心理学方法证明了当期快乐与痛苦的体验效用的客观性与可测度性，解决了经济学实证研究需要的快乐度量问题。卡尼曼提出的客观性/目的性快乐（Objective Happiness）测度的理论机理是通过在一个二维空间中对精确瞬间的情感状态的及时测度而成为可用指标。这个二维空间主要由效价（好中坏）和觉醒程度（从昏睡到发狂，由最小可感知快乐到极乐）这两个维度来界定。卡尼曼断言，他对体验效用测度的质量最终好得足以能够满足制定公共政策的需要。[16]实验经济学方法对人类苦乐感受测量的可重复验证性，为幸福经济学的实证化研究提供了进一步可靠的方法。
2004年，卡尼曼等发表了关于运用日重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RM）与体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ESM）进行幸福指数测量的一篇重要文献，使基于主观评价法的幸福指数测度进一步减少了或然性，提高了测量的信度与效度，并且出现了某些指标客观化的研究趋势。[17]目前，“日重现法”已经在幸福指数调查中获得实际应用。“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在2005年至2009年，访问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让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满意程度，以1至10评分，得出“人生评估”幸福指数。指数高的人属“生活如意者”，其他则为“身处逆境者”或“饱受折磨者”。研究人员根据每国“生活如意者”所占百分比，得出排名。此外，受访者又被问及之前一日的幸福程度，如是否休息足够、受尊重、远离病痛及是否有益智消遣等，得出“每日体验”幸福指数。[18]
概括而言，迄今为止国际上幸福（快乐）指数、主观幸福感实证研究主要有简单主观问卷测度、满意度测度、主观幸福感评价体系测度以及模型化测度等。这些方法一般都把其他的影响因子当作“黑箱”（常数）来处理，只追求某方面指标变化测度的可靠性，从而显示出幸福实证研究的综合性难度。幸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发展趋势是，在这些方法各自单方面测量可靠性、稳定性逐渐成熟的基础上，把主客观指标糅合起来构建其比较完整的具有国民经济统计学意义的核算方法，并力求使主观指标精确化，客观指标主成分化，从而进一步促进幸福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完善。
最近20多年来，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与体验经济学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快乐幸福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复归。芝加哥大学行为经济学领袖理查德·萨勒（Richard Thaler）把效用区分为决策效用与体验效用的差异，并指出基于稀缺的决策效用归根结底是以基于快乐的体验效用为目的的。[19]萨勒对效用的这一区分，为作为经济学核心问题的资源配置与利用提出了明确的以人的快乐为终极目的的方向。行为经济学认为，明示偏好比显示偏好在检验消费者行为的效果方面更加可靠。“说出来”的消费快乐体验比“看得到”的购买行为在检测人们的实际效用方面具有更好的信度与效度，从而使快乐幸福在经济学中重新获得重视。[20]这实际上也是体验经济学为什么要以快乐的体验效用为标准来评价资源配置的决策效用的根本道理。
2002年，原国际经济学会主席青木昌彦提出了国民生活快乐总值（Gross National Cool，GNC）概念，揭示了一大批新兴产业与快乐体验之间的内生关系。青木昌彦指出，日本正在从一个钢铁、汽车制造业大国，转向一个“酷”（cool）文化输出大国。青木昌彦特别提到日本正在崛起的软产业，即动画、漫画、图像、美食、娱乐、时装、广告等的产值已经大大超过了汽车业与钢铁业产值。在以往，钢铁是日本对美出口的大宗商品。但是，到了20世纪初日本对美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额为钢铁出口的5倍，在过去10年内翻了3番，达125亿美元，而同期制造业对美出口仅增长了20%。日本软产业的生产规模达到1300亿美元，超过日本汽车业的生产规模。[21]
如人们观察，新生代人的追求已由国民生产总值（GNP）转向国民快乐总值（GNC）。这标志着人类追求快乐幸福的脚步已经不仅仅停留于理论研究，而是日益突出地成为人们实际的产业转型行动。而“酷”文化的核心则是向人们提供更加直接而有效的快乐生活体验，从而推动体验经济的快速发展。幸福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体验经济学等正在研究人类行为转变的这种步伐，以便使经济学理论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
四 中国幸福经济学研究的兴起
国内学界一直比较缺乏对快乐、幸福主题的研究关注，这最先是由中国哲学引起的。中国文化与哲学中贯穿着“天人合一”思想，这种世界观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统一性”。整体统一性思想强调的集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先的和谐思想本身并无不妥，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五千年传承的基本原因。但在生产力落后的传统社会中，一种缺乏个体性充分发挥的整体性，会以个体性快乐权益的忽视为代价，从而使基于个体性的许多快乐需求因被迫适应整体而无法实现。中国哲学显著缺乏对快乐问题的本体论方面的研究揭示，可能就与其文化哲学和这种哲学把人置入自然一体来进行考虑有关。[22]尽管《论语》等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作中谈到不少人生快乐的道理，形成了中国哲学解释快乐的多种方法论，但对生命存在究竟为什么的本体问题却鲜有揭示。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说：人道者，依人为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矣，无他道矣。这可能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哲学中对快乐思想的最深刻的理解了。
与之相应，国内经济学界对幸福问题的研究与重视同样要晚许多。除了文化哲学方面的原因，还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传入中国时，恰好是快乐幸福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被财富中心思想掩盖之时。当然，国内经济学界对于快乐、幸福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重要的是国际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增长的看法在变。喜好学习国外的中国经济学，有了某些策应。这种策应与态度变化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首先，在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国内经济学界对快乐、幸福进入经济学持基本的否定态度。经济学者们的基本认识是，经济学只研究经济、财富或者效用问题，不可能研究快乐幸福。直至今天，一些“主流”的经济学仍然是持这一态度。他们可以置经济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以及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和幸福相关的问题于不顾。2002年10月，卡尼曼以研究快乐心理学、前景理论等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国内经济学界开始逐渐不争论这个问题，对于经济学中的快乐研究不置（不知）可否。而实际上此时华人经济学者中的快乐幸福研究已经悄然兴起。于光远、黄有光、陈惠雄等分别出版了相关阐述经济与快乐问题的经济学论著。[23]
其次，随着国外经济与幸福关系研究的信息不断传入中国，国内经济学界开始有限度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2002年全国统计大会有关学者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核算问题，2003年以来有关省市统计局、城市/农村调查队开始了简单（主要是单项目）的幸福指数调查。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经济增长年度报告（2005）把“幸福指数”列入其中。2005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与社会发展蓝皮书》开始发布国民幸福指数调查结果。2005中国经济年度报告及年度白皮书会议以经济增长与人民福祉为主题，提出了“幸福整体测定方法”的系统思考。著名地理学家程国栋院士等发表了关于开展幸福指数实证研究的学术论文，提出了进行国民幸福指数核算的相关指标与方法，使幸福与经济的关系成为一个空前关注的研究课题。[24]
最后，在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方法支持下，近年来国内关于幸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成果大量增长，并发表了大量基于结构量表研究的幸福经济学论文，进行了不同职业人群、不同区域、不同影响因子的幸福指数测量与比较研究，使幸福与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逐步深入。[25]2005年10月国内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刊发了浙江不同职业人群快乐指数研究的部分成果，引起了国内的关注与讨论。[26]2006年10月，《光明日报》经济理论版开辟“经济学视野中的幸福与快乐”理论专题，开始了为期近一年的专题讨论，先后发表了数十篇理论文章。《人民日报》《经济研究》《经济学家》等国内刊物也刊登了相关文章与报道，《光明日报》还刊登了快乐经济学相关人物专访[27]。由于参与讨论者甚多，这一讨论被纳入“2007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国内的经济与幸福问题研究迎来了一个小高潮。相关商榷文章随之出现，这些都推动了幸福经济学在中国研究的深入与发展。[28]
显然，近十几年来幸福研究在国内的持续兴起，与我国随着人均收入不断增长而出现了“经济有增长，幸福无提高”的时代背景是不无关系的。2006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快乐经济学的理论难点、发展向度与现实价值》一文，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29]目前，国际上的幸福经济学学科体系尚在建设之中，这正是本书力图完成的目标。因为，无论是经济发展的理论目标与现实需要，还是各国幸福经济学研究的前期积累，都已经到了需要并可以建立一门作为经济学分支的幸福经济学学科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