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边缘存在
1988年5月10日晚8点35分，沈从文逝世。从此，这个从湘西凤凰闯出来的倔强汉子，似乎与现实世界切断了关联。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沈从文创造的文学世界和建构的文物研究天地，却越来越具有魅力，吸引着对文学痴情和对传统文化着迷的读者。那么，沈从文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
沈从文的存在处于空间边缘。从空间上考察，湘西处于中国西南方一隅，因为被巫山、武陵山、雪峰山、大娄山、云贵高原环绕，阻断了湘西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因而形成独特的文化系统和民风民俗，沈从文称之为“另一个国度”。其总体格局的封闭形成的保守势态，导致人们的存在状态千百年来极少变化；封闭便少见识，少见识便缺少参照系，因此，湘西人极容易满足，少思变化，使生活其中的敏感者几乎有窒息感。
空间的阻隔，造成文化交流的困难，给湘西文化的存在带来多重效应。一方面，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内蕴别致的“小乡城文化”。[1]其存在，既影响了沈从文主体意识的构成，亦对其文学创作具有决定性制约。正如夏志清所言：“在这方面，他创作的目标是与叶慈相仿的：他们都强调，在唯物主义文化的笼罩下，人类得跟神和自然，保持着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保全做人的原始血性和骄傲，不流于贪婪与奸诈。沈从文与他同期的大部分作家另外一个不同之点是，他虽然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无聊与堕落感到深恶痛绝，却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式的梦想。因为这种乌托邦一出现，神祇就要从人类社会隐没了。他对古旧中国之信仰，态度之虔诚，在他同期作家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2]另一方面，文化基因缺少变化，使湘西苗族的存在处于超稳定状态。沈从文这样描述其生存状态：“然而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人是如何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的多一些。”[3]一切顺其自然，从好处看，这里的人们顺应天性，少功利意识，没有汉文化圈内尔虞我诈、拼命钻营的现象，使其生存变得平静恬然。但是，放大视野观察，则会发现其弊端。当外部文化轰然而来时，还停留在自然状态的苗族众生难免有难以招架的困境，并滋生对前途的隐隐困惑。然而，隐隐困惑并未达到能够促使其改变的程度，于是，轻轻一叹后依然故我，循环着祖先的生活：“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4]沈从文的“哀戚”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我生存状态的可悲。悲哀意识的内循环，只能加重沈从文的孤独和担忧，推动他思考有无改变的可能。
作为冲出湘西的先觉者，沈从文冲出去、接受其他文化后，便警觉到湘西文化的滞后，因而产生改变其文化内蕴的冲动——“这个民族，在这一堆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之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这责任应当归谁？”[5]然而，追问并没有答案，只有作者急切希望有所改变。在《箱子岩》中，他才想略尽人力，去改造之：“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不过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6]急切中蕴含着探寻的冲动，暗示里有所趋指。
如果沈从文是呼风唤雨的政治家，也许这样的思考可以搅动沉滞的湘西。问题在于：一个文学家对社会思潮的干预和改变世道人心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绝非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时所渲染的那样，小说有改变社会的巨大力量。因此，他只能在自己的文章中呼吁，在小说中描摹，甚至仅仅是在给妻子的信中倾诉。这样的呼喊，若存在于湘西山水间，肯定会引发悠长的回音。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上，沈从文注定只能收获孤独。
沈从文的存在亦处于社会边缘。走出湘西之前，沈从文就有意无意游离于群体。从私塾里逃出来，是对社会群体的逃离，他宁愿与愚昧天真的村童戏耍，也不愿遵从社会规则。进入军队后，他所担当的文书职务，依然是相对独立的工作。虽然能够在军官们旁边侍候，但在军阶严格的行伍间，他注定只能给他们抄抄写写，或利用一技之长为他们炖狗肉。即便是到了芷江，担任警察所办事员时，他也只能在五舅父黄巨川和七姨夫熊捷三等人雅集时担任书写任务，并不能成为其中一员。做完这些事务后，他才能在熊捷三书房里读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我记得迭更司的《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这三部书，反复约占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我喜欢这种书，因为它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7]这些小说，为沈从文打开了一扇瞭望西方世界的窗户；同时，细细品味，也能体悟到他的孤独与寂寞。一个人默默欣赏美丽，独自咀嚼寂寞，便会感悟到美丽深处的内蕴——“美丽总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乐，却用的是发愁字样。但事实上每每见到这种光景。我总默默的注视许久。我要人同我说一句话，我要一个最熟的人，来同我讨论这些光景。可是这一次来到这地方，部队既完全开拔了，事情也无可作的，玩时也不能如前一次那么高兴了。虽仍然常常到城门边去吃汤圆，同那老人谈谈，看看街，可是能在一堆玩，一处过日子，一阵子说话的，已无一个人。”[8]如果从情感层面观察，沈从文更是孤独。那些豪门亲戚希望他做女婿，他却爱上了一位商人的女儿马泽蕙，成天悄悄地给她写情诗，然后请她的弟弟马泽淮送去，马泽淮则趁机向他借钱。最终，美人没有得到，家里交他保管的卖房钱却少了一千元。他羞愧难当，离开芷江，到常德遇到表哥黄玉书，做了一段代写情书的文秘和代送情书的信使。一个失恋者，为他人写情书，成全了表哥的爱情，自己却什么也没有！沈从文的尴尬、寂寞，是外人难以理解的，因此，在不了解贺龙队伍的情况下，他也产生了要到那里去的冲动。如果不是遇到表弟聂清，将他引到保靖，在那里结识了印刷工头赵奎五，知道了新文学的存在，并萌生了冲出湘西的理想，其人生可能是另外的道路了。在保靖，他从赵奎五那里看到了《新潮》《创造》等新文学刊物；同时，一场大病使其经历40多天的折磨，病刚好，照顾过他的好友陆弢却意外溺死。外界信息的诱惑，自身病痛的刺激，生死一瞬的现实，均让他陷入更深的孤独。他像痴呆了一样，想了四天，决定离开湘西，到北京闯一闯。这是众多同代人没有想过且不敢选择的道路，他选择了！选择就意味着承担，从此以后，他必须独自承担选择带来的一切。
从封闭空间冲出来的沈从文，在北京、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里，能否挤进社会中心，占据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社会位置呢？终其一生，沈从文也没有成功。他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按照“乡下人”独特的“尺”与“称”衡量来到面前的事事物物，决定自己的取舍。初到北京，无论是被拉车人用拉猪的板车骗到小旅馆，还收取他很高的费用，使其对城市产生了终身难灭的拒斥感，还是住在酉西会馆里，少有人交往，时常一个人孤零零地待一天，以至于表弟黄村生担心他出问题，帮他转移到北京大学附近的公寓里，均凸显出其孤独于社会主流之外的状态。因为没钱，他只能住储煤间改成的小屋子，这就是其早期小说结尾常署的“窄而霉小斋”。此期，他报考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均失败，唯一考取的中法大学，却因为交不出28元的费用而放弃。显然，沈从文没有自己的社交圈，除了偶尔遇到一些爱好文学的大学生和关照他的表亲们，他没有找到固定的朋友。后来，认识了胡也频、丁玲，算是有了文学上的知音，却只是一样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同病相怜者。唯其如此，他对郁达夫的爱护与劝诫终身不忘；而鲁迅将丁玲的求助信误会为他化名女性求助而公开贬抑的羞辱，孙伏园将其投稿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的细节等，则无不让沈从文感到生存无助的侮辱和孤独。
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存在状态：“阴郁模样的从文，目送二掌柜出房以后，……‘唉！无意义的人生，——可诅咒的人生’，伤心极了，两个陷了进去的眼孔内，热的泪只是朝外滚。”“我不能奋斗去生，未必连爽爽快快去结果了自己也不能吧？”[9]被饥饿折磨得两眼深陷，人生陷入“生死两徘徊”的困境，却无处倾诉，只能躲到阴暗潮湿的小屋里自己品味。因此，他抱怨：“人类的同情，是轮不到我头上了。但我并不怨人们给我的刻薄。我知道，在这个俶扰争逐世界里，别人并不须对他一人负有什么应当必然的义务。”到了绝望时，他高喊：“我只要生！我不管如何生活方式都满意！我愿意用我手与脑终日劳作来换每日低限度的生活费。”[10]意识到人类的无情，渴望独立生存，勉强活下去，才乞求不顾尊严的救援；但是，救援并没有得到，得到的只能是更加失望。因为孤独和绝望，他迷失了自我，并厌恶人类：“我请你想法把我心交还。”“一个人，没有了心，就是这样空空洞洞的，实不能够生存，那是你知道的！”“我对人似乎除憎恶以外找不出稍好情感来。”“你们也许还不认清你们的敌人吧！这我可以告你：眼前的一切，都是你的敌人啊！法度，教育，实业，道德，官僚，……一切一切，无有不是。”“到这世界上，谁个不是赖着与同类抢抢夺夺来维持生存？你不夺人，其实别人把你连生下去的权利也剥去了！金钱，名位，那里不是从这个手中抢到那个手中？”[11]一个人存在于世上，否定自我存在的族群，以眼前的一切为敌，认为别人的存在是为了剥夺自己的生存权利。这种郁达夫式的激愤和绝望，既是时代因素造成的，也有他对世界和人际关系认知的偏差，更有存在主义那样对人与人关系的负面认定。虽然此时已经有几篇文章发表，可是其自我存在却是这样：“我，还依然是我！……人呢，一天天的老去了！长年还丧魂落魄似的东荡西荡，也许生活的结束才是归宿。”[12]看不到前途，不知道未来的希望何在。因此，抱着死灰的心态丧魂落魄地漂在北京，苦熬岁月，以为只有死亡才能结束眼前的贫穷与无聊。平淡的文字所传达的内涵如此决绝，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情绪，也能使人体味到文字背后的孤寂与清冷。
登上文坛后，他有过短暂的兴奋。与丁玲、胡也频等人的交往，似乎也找到了同志。尤其是1925年经丁西林介绍他在《现代评论》兼做发报员后，与主编陈源、文艺编辑杨振声等认识，并开始在此刊物上发表作品，他似乎暂时找到了友情的归宿，文学创作也有了起色。“从发表《怯步者笔记——鸡声》起，沈从文成了《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1926—1928年间，《现代评论》陆续刊发了他22篇文学作品，他后来因此被批评者列入‘现代评论派’。”[13]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期文化中心的转移和热心帮助他的徐志摩的遇难，被生活驱赶到上海的沈从文，一边用棉花塞住流血的鼻子，一边拼命写作来养家。1928年，他写信给徐志摩：“因穷于对付生活，身体转坏，脾气亦坏，文章一字不能写。自己希望也不过为奢，但想得一笔钱应付各方，能安安定定休息一个月，只要有一个月不必在人事上打算，即是大幸福，此事你帮帮看看。”[14]显然，他已经到了需要朋友帮忙才能度日的程度了，尽管他的愿望不高，却没有实现的可能。为了摆脱困境，他便沉溺于幻想：“我只能常常作着发财的梦，说我忽然就有了五万六万块钱，因为有钱则许多女人都不会嫌我了。……不过这财五万六万打那儿地方发起？除了作梦说是骤然间就可以作到，我现在是还日日要耽着心无从缴下一月房租的。”[15]1929年，在给好友王际真的信中，“我发烧到不知多少度，三天内瘦了三分之一，但又极怕冷，窗子也不敢开。无事作，坐在床边，就想假若我是死了又怎么样？”[16]这种状态延续到1930年也没有改变：“我只是一天瘦一天，像吃烟君子，今天是坐到桌边就打盹的，半月来完全是这样子，生自己的气，找不出做人的根据，所以很容易生气。”[17]天性善良的他不愿责怪别人，只能自己生闷气，折磨自己。
自己陷入困顿，还不忘帮助别人，最终窘迫到连通信的邮票钱都要考虑再三了。他让王际真帮他购买东西，却担心邮费问题：“若果要邮费太多，又要上许多海关上的税款，恐怕就寄不来了，因为我身边从没有存过五块钱。”因为“我除了把文章作好，要他们寄稿费给那些朋友外，就只能为他们卖卖稿子。我近来就成天为这些人转寄稿件，我的穷，在这事上也有点关系”。[18]能够交心的朋友远在美国，周围帮助过的朋友却少有人反过来帮他，书商们除了利用他赚钱，盘剥他，也少来往。这种现实，使他对文坛不满，对为钱而写作不满。1931年，他告诉王际真：“中国文学的兴味与主张，是一万元或一个市侩所支配，却不是一个作家支配的，读者永远相信书店中人的谎话，永远相信先生老师者流的谎话，我同这些有力量抬高我的人是完全合不来的，所以我看得出我未来的命运。”[19]不趋时，不苟且，孤独坚守自我，只能收获寂寞。“我或者可以有一时聪明起来，写得出一部永远存在的著作，可是使我对于钱发生一些责任，这一定永远做不到！”[20]生活在看重金钱的时代，被金钱压得喘不过气来，却不愿被金钱捆绑住自己的笔，便难免自我斗争，承受着巨大压力。有时，他甚至对自我身份认同与社会宣传产生厌恶感：“我又印出了两本书。际真，这怎么办？我讨厌极了我的文章，见到新书同报纸上广告就非常生气。我只想做一点忘了我现在的事业，全无从做到。”[21]身为作家，对出版新书不是欣喜，而是厌恶。见到宣传广告，不满；甚至想忘掉自己的事业——写作。可以看出，迫于生活压力而应付式的写作已经让沈从文接近崩溃。在这样的强烈负面情绪下写出的作品，肯定缺乏明快的阳光与绚丽的色彩。
《一个天才的通信》《呆官日记》《不死日记》等自传体小说中，主人公经常受不住社会黑暗与贫病的压力而自杀，便是其潜意识的流露。而充斥于字里行间的“自杀”“死亡”等字眼，也充分表现出其生存的艰难与存在的孤独。他认为自己是深夜独行的天才，“天才永远是孤独，孤独的见解多是对的。对与不对是诉诸历史的事。而所谓深夜独行者，他是终不免被人迫害无以为生的吧”。[22]现实中得不到公正评价，期待历史能够证明，问题是不待历史证明，孤独者就可能被人迫害而难以生存。这是多么悲观的“中年”！写好了文章，没有钱买邮票的窘迫；大白天自慰带来的负罪感，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压迫和急切需要找一个异性的渴望共同挤压着他。“在这十天中，只是躺在床上流汗把日子度过了。其间作了两次坏事，是白天。人却似乎不怎样疲乏？可是更坏的是莫名其妙竟对于房东女儿动了心。”[23]此时的沈从文渴望友谊和爱情，他呼吁：“我所需要于人，是不饰的热情，是比普通一般人更贴紧一点的友谊，要温柔，要体谅。”[24]“我咀嚼自己胡涂的用钱，便想起母亲说的应当有个妻来管理的事了。不然真不行。不过这时到什么地方去找这样一个人呢？谁愿意作这样一个萎靡男子的妻？说是有，我可不敢相信的。”[25]在世态炎凉、金钱至上的大都市里，真挚的友谊和爱情无疑是奢侈品，怎么能够容易获得呢？如果别人告诉他有，他都不敢相信。即便是被时人认为关系密切的胡也频、丁玲夫妇，实际上也没有给予他真挚的友谊。1928年12月6日，沈从文拜访程万孚。他离开后，程万孚写信给程朱溪：“此人真苦，真可怜！而也频与丁玲在一起，从文处处皆受指挥，不然，奶奶不悦，先生亦怒。他又毫无趣，且贫，他的遗嘱已写好，想死，非自杀，乃怕死。你可写信安慰他，但勿说起胡与蒋，因他们同住，免多事。”[26]此信将沈从文的困苦、他所获得友谊的实质以及处境的尴尬等均凸现出来。真挚友谊求之不得，便陷入郁达夫式的苦闷与孤独之中。“近来人是因了郁达夫式悲哀扩张的结果，差不多竟是每一个夜里都得赖自己摧残才换得短短睡眠，人是那么日益不成样子的消瘦下去，想起自己来便觉得心酸。”[27]郁达夫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以凸显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著称的，接受过郁达夫帮助的沈从文在相似的处境中不知不觉进行着相同的书写，希望最低限度的生活，渴望得到异性的关爱。现实中无法满足，只能在文章中诅咒一番，在黑夜里靠自慰满足生理需求。这样的白日梦今人看来近乎荒唐，当事人却可能靠它维系着最后一丝生存下去的梦想。“所有的白日的梦，那种天真同稚气，不是梦想到钱是居然平空多了起来，便是在这眼前的世界里，女子们，对于性欲，竟忽然会特别慷慨大方起来。”[28]梦，只能满足于一时，眼看着身边的朋友们“因贫病与对女人的绝望而死”，[29]感到惊悚的同时，他不得不回到现实中，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对象。
似乎是宿命，沈从文找异性朋友时也处于悖论之中——一方面，他认为上海女人不行；另一方面，生活在上海，却急于找一个女性。这实在是悲哀的事情，多种情绪的纠葛使其更加孤独、苦闷，难以摆脱。他讨厌上海女人：“上海女人顶讨厌，见不得。男人也无聊，学生则不像学生，闹得凶。”[30]因为他曾经存心去看南京路上走路的顶好看的新式女人，“每一个脸我都细心的检察一番，每一个人从我身边过去的我都贪馋的看一个饱。只要是女人，我全不让她在我审视以前把她从我心上开释。但结果，怎么样？这算一个顶坏的统计。一百个穿皮领子新式女人中间，不到五个够格。每一个女人脸上倒并不缺少那憔悴颜色。每一个女人都像在一种肉欲的恣肆下受了伤。每个人都有点姨太太或窑姐儿神气。”都市女性的张扬与俗气是他难以忍受的，内心却非常渴望得到一个体贴温柔的女人：“一到身上有点病疼时则尤易为了想起女人而悲哀，若果别人要我的稿子，则我就可以拿这四百块钱作我一切的好梦了。”[31]他也明白，眼下的经济状况根本不允许他实现找到心中理想女性的梦，因为那是在文章卖出去之后才有资本的。何况，在上海找一个内敛、脱俗的女性也不容易，他只好仍处于压抑、孤独之中。
长期的压抑与孤寂，使沈从文极为焦虑与自卑，以至遇到自己的学生张兆和之后，又陷入苦闷与孤独之中。一方面，张兆和的大家闺秀气质吸引着他，使其感到找到了理想的异性；另一方面，他只是张兆和众多追求者中不起眼的一个，长时间的追求得不到回音，以致他想自杀。他这样写道：“××，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32]既有爱上一个人之后自觉低微的真实情感，也有对方高不可攀造成的实在压抑。情感的失落带来生存的绝望，生活的重压接近其能够承受的临界点，所以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悲哀地倾诉：“谁知这些希望都完全是空事情，事实且常常与希望相反，便是我自己越活越无‘生趣’。这些话是用口说不分明的，一切猜疑也不会找到恰当的解释，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成天只想‘死’”。[33]可见，在长久的期待中，爱情似乎终于来了；可是，遗憾的是这爱情为单相思。它不仅没有给沈从文充分的欢欣，反而给予他难以忘怀的刺痛与压抑。
1933年9月9日，经过漫长的爱情马拉松之后，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几个月后，因为母亲病重，他便不得不辞别新婚的妻子，返乡探母。《湘行散记》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对妻子的思念与重返故乡激起的种种感慨。正是在返乡探亲前后，他写出了小说代表作《边城》。沈从文返乡探母是在1934年1月7日起程的，前后将近一个月时间。他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大哥来信，得知母亲于2月13日去世。续写《边城》就是在离开湘西和失去母亲的双重情感氛围中进行的。为何创作《边城》？沈从文有自己的答案：“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金钱和爱情，全都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蚀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各式各样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这种平衡，正是新的家庭所不可少的！”[34]很多人困惑，新婚不久、处于创作巅峰状态的沈从文为什么如此？实际上，正是沈从文内心深处还有更高的情感追求，才对现实不满足，觉得“到处是不凑巧”。显然，沈从文没有从世俗层面满足情感，而是对人类情感有了更深的思考，一种脱离生活、带有诗意的情感理想诱惑着中年沈从文，使其超越现实，梦追高远。但是，“高处不胜寒”！走得太急，不仅拉下了世人，连身边最亲密的人也离他越来越远，直到产生隔膜感。沈从文去世十多年后的1999年8月23日，张兆和为自己和沈虎雏编的《从文家书》写“后记”，痛定思痛的反思，使她更明白沈从文的孤独：“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校阅后，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的遗稿的现在。”[35]相守55年，两人却处于“不理解”的状态，沈从文生前的孤独可想而知。
寄居昆明期间，战争的特殊环境，与家人的长期分离和周围高水平教授们的挤压，使得沈从文更加孤独，开始喜欢孤独。他自我体悟：“我需要清静，到一个绝对孤独环境里去消化消化生命中具体与抽象。……我需要在这种地方，一个月或一天。我必须同外物完全隔绝，方能同‘自己’重新接近。”[36]一个人在战争环境中，远离家人，渴望孤独。正因为身边没有亲人，更没有理解自己的知音，他才渴望独处，期待将孤独自我消化。他想重新接近自己，说明他已经远离了自我，或者说是迷失了自我。这样的存在，只能使其更加孤独。“我好单独，或许正希望从单独中接近印象里未消失那一点美。温习过去，即依然能令人神智清明，灵魂放光，恢复情感中业已失去甚久之哀乐弹性。”[37]“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彻悟‘爱’和‘怨’等等文字相对的意义。到明白较多后，再用它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发现‘人’，说明‘爱’与‘死’可能具有若干新的形式。”[38]这段容易被忽视的文字，告诉我们沈从文不仅处于孤独之中，而且已经养成了依赖静处的习惯。在静处时，他思考“人”“爱”“死”等人生要义，这些也是创作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他不是哲学家，这种思考注定没有明晰的结果，还使他陷入危机之中。唯其如此，死亡意识一直纠缠着他：“我好像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39]“我目前俨然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40]待到张兆和克服困难，与他团聚后，沈从文依然没有走出隔膜与孤独。“主妇完全不明白我所说的意义，只是莞尔而笑。然而这个笑又像平时是了解与宽容，亲切和同情的象征，这时对我却成为一种排斥的力量，陷我到完全孤立无助情境中。”[41]1948年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至于在一处，你的命令可把我头脑弄昏了，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42]他明确意识到只有自己独处时才能够思考对方、理解对方。这种同一屋檐下的隔阂是因为沈从文被对方左右时的窘迫造成的，哪怕是出于爱的力量也不行。其中既有沈从文不愿处处受制于妻子的意识，也有希望张兆和沉默下来，给自己一个安静环境的祈求。可以看出，与张兆和在沈从文去世后才意识到二人的隔膜不同，沈从文早就敏感地意识到了夫妻间的隔膜。张兆和善意的宽容、温和的笑声，不但不能缓解他的孤独，反而使他更加“孤立无助”。因此，沈从文的孤独是浸透到意识深处的孤独。
1949年后，沈从文一度疯狂。本来，1948年12月，陷入围城里的沈从文曾经有机会离开北京到台湾，国民政府代理教育部部长陈雪屏送来机票。沈从文拒绝了，一方面因为共产党做了动员，地下党员乐黛云等人的登门劝说，楼适夷托黄永玉写信给他保证共产党不会难为他；另一方面，好朋友朱光潜、提携他多年的杨振声等人也决定不走；更主要的是他想给孩子们选择一个新环境：“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43]此外，不愿意围绕政府做向心运动、甘居“边缘”的人生定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多少年了，他批评政府，也批判国共两党之争，不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取向。如果此时他选择飞往台湾，则明显向国民党靠拢。这不符合沈从文的存在状态，所以他留下来。对于沈从文1949年后的存在，有学者这样概括：“对于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当时共产党政权采取的方式并不是具体的限制或迫害行为，而是采取冷藏的办法置之不理。表现最明显的是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名单中没有沈从文。”[44]实际上，沈从文早就开始自我“冷藏”了。他曾将40年代的文集命名为《潜渊》，表明自己置身“边缘”，积极思辨，却不愿轻易发言的沉潜状态。关于“沉潜”，汤用彤先生曾经对经历“反右”斗争、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儿媳乐黛云解释过：“你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45]这对于理解沈从文自20世纪40—80年代的存在状态很有帮助。如果说40年代他还没有彻底沉潜下去的话，经过60—70年代的政治运动和自我反思，他退居历史博物馆，沉入历史深处，完成了“沉潜”。只是，他没有想到留下后会有那么多磨难——置身“边缘”而不得，家人也嫌弃他“落伍”，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被朋友疏离等，既使其感受到政治强力的震撼，也被政治甩到了更为“边缘”的地方。
后来，他选择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以远离政治中心的行为将自我彻底边缘化。因此，他能够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最低限度的冲击，保全自己，并将青年时期养成的对文物的爱好转化为职业，投注热情于瓶瓶罐罐、花花草草，成就了一番事业。对于这种存在状态，有学者认为是沈从文屈服的结果：“而探究其中的缘故，不难发现，沈从文的‘清醒’来自于他的‘边缘’身份，而‘边缘’之所以能够形成，一方面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但不能忽略的是，主流意识对他的有意轻视，因为他太早就宣布‘缴械投降’，没有一丁点反抗行为和过程，所以才得以退居边缘。对于一个没有进攻能力，也没有防御能力的‘文弱书生’，斗争，是没有多少价值的。”[46]此处强调了沈从文作为行为主体对现实的屈服与认同，却忽略了沈从文进入文坛以来一直处于“边缘”的历史存在。我却认为，沈从文不足以成为新生政权的斗争对象和他自己过早的投降，使其少受冲击是相关的；而愿意屈服、能够“缴械投降”的内在动力，则是沈从文一贯的社会定位使然。
既然自我定位于“边缘”，就决定了沈从文在其人生的主要时段采取低调策略。他也有过激昂慷慨的时刻，譬如1933年前后，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不仅策划了文艺奖，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学家形成京派，而且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挑起京海派之争。即便是那时，其文章亦非剑拔弩张式的檄文，而是讲理为主，行文风格是宽容圆润的。他对自己欲做和能做的事情是有清醒认识的，尤其是涉及时局发展和自我人生取向时。1948年12月1日，他写道：“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47]12月7日，他再次表示：“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48]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平津战役胜败已经分明的时刻，沈从文意识到自己未来的必然命运——搁笔！在这两封信中，他阐述了原因。其一，人到中年，观念凝固，不容易改变了。其二，“误解重重”，有政治观念的，有文学信念的；有共产党方面的，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有来自朋友间的，也有来自家人的……重重叠叠，交织如网的“误解”对他造成巨大压力。其三，几十年写作从“思”出发，表达的多为自己思考的结果，是自我思想的物化；如今，转而从“信”出发，评判文学的标准变成了“信仰”。他一下子不能适应，转变不过来。其四，肯定时代将发生巨变，自己这一代人将面临共同命运，即必须调整自我以适应时代。尤其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作家们，大多将因为不能适应变化而搁笔。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证明了沈从文预见的准确性，确实有一大批作家从文坛消隐了。但是，这不能成为沈从文的荣耀，只能证明作为先觉者痛苦存在的佐证。敏感的神经往往要承受比常人大得多的刺激，外来的压力与内心的愿望建构起的矛盾复合体，将形成强烈的内驱力，影响其人生抉择和事业选择。
经过几年调整，沈从文终于可以进入工作状态了。可是，他一片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1956年，春天的美景似乎带给他温暖，政治气候似乎也鼓起了他重新创作的雄心。10月5日，他写信给大哥：“又还想写几个未着手的小说，又想把丝绸问题深入摸几年，不知什么是最需要的。”[49]想做事，却不知道做什么，凸显出沈从文极度的迷茫。向蜗居湘西的大哥写信，目的不是让大哥替自己做决定，而是为了倾诉。寻求向远方的亲人倾诉，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在家中他寻找不到更合适的倾诉对象，因为妻子、孩子都嫌他落后。他的创作梦一直存在，也知道自己不写作是个大损失。他明白自己创作短篇小说的能力，1957年，他感慨：“可惜的还是写短篇的能力，一失去，想找回来，不容易。大哥，只有我们自己可以说，这真是国家损失。因为我知道，一个得用的头脑，包含一种极端复杂经验知识的综合，花钱再多也不易培养。”[50]1960年，给大哥倾诉：“最可惜的是一生只想写短篇小说，竟中途而止，未能充分使用生命到上面去。”[51]尽管转业十多年了，沈从文对自己不能继续写所擅长的短篇小说依然耿耿于怀，认为是国家的损失。这不是其故步自封，而是在阅读期刊、报纸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经过比较后的惋惜之词。但是，真的动笔创作，他却遇到诸多困惑，也准备默默消化之：“我近来正在起始整理小说材料，已收集了七八万字，如能写出来，初步估计将会有廿五万字。目前还不决定用什么方法来下笔。因为照旧方法字斟句酌，集中精力过大，怕体力支持不住。而且照习惯一写作体力消耗极大，即需大量吃流质和糖，现在情形却不许可。如照普通章回小说写，倒不怎么困难，但是这么一来，将只是近于说故事，没有多大意思，一般读者可能易满意，自己却又不易通过。”[52]欲重新创作，却遇到方法选择的困难，即选择自己肯定的方法，写出延续自我风格的小说，还是选择所谓民族形式——章回体小说，以适应国家的号召与读者的审美趣味？在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为主流的20世纪60年代的文坛，沈从文要想创作时代需要、能够发表的小说，就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供职的张兆和带来的信息与干预，也使其滋生更多困惑。同时，还有体力方面的考虑。故沈从文放弃创作，绝不应简单归因于外部因素如政治环境等，也不应简单得出沈从文被政治降服的结论，而应综合考察。[53]因为周扬和文联领导都曾经支持他继续写作，1961年，他两次写信告诉大哥：“又最近闻周扬说，还是让我写小说，也许不久还是要把搁下十年的旧业，重新再抓起来。”[54]“前些日子，文联方面告我，他们商量结果，还是让我写小说，且不一定写什么新题材，即写五四以来种种，照自己所习惯办法写也成。且不拘到什么地方去写也可为设法。我也想，与其看到目前这些事，白着急，无作用，带徒弟又不是一年半载可见功，倒不如还是暂时换个工作方法，离开下博物馆，趁精力还济事，再在写作上试作几年努力，为国家留下点东西。”[55]这些资料透出的信息耐人寻味，高层起码是有过支持他继续写小说的行为和指示的，他也确实动心过。只是从能力、体力和社会三个方面综合思考这一问题后，他才决定放弃：“过去只以为会写一生短篇小说，而且深深相信写个半世纪，在作品方面，数量和内容都必然将突过契诃夫或莫泊桑记录，能通过一切困难，创造出崭新记录。照趋势看来，也像十分自然。只要体力支持得住，写下去像是必然的结果。不意社会一变，什么也变了，新的要求不同，我工作只有自然结束了。”[56]
因为对社会、世情不了解，他只有谨慎从事，退缩以对，甚至连出差报销的小事，他也郑重对待。1961年6月27日，准备接受组织安排去青岛修养时，写信给作协副秘书长：“关于车费，我希望自己花合理一些，不必要公家破费，望你能够同意，免得我住下情绪上反而成为一种担负，也失去了组织上让我休息之原来好意！”[57]1970年7月24日，他再次表示：“我觉得既已失去劳动力，这么消极的消耗国家的高工薪，和个人有限生命，实在对国家不起。”[58]在政治生活、社会环境均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沈从文依然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在他看来，我不浪费国家的钱财，减轻国家负担，忏悔自己的贡献太少，就可能减少外来的攻击和自身的愧疚。他甚至做好了可能回乡养老的思想准备。1966年，他告诉大哥：“国家正在‘文化大革命’，什么事都在起绝大变化，明天事情不可知。”“正当这种大时代，以你年龄身体而言，最好是安居养病，不宜轻易出门。即在本城，也以越少和人往来谈话为好，亲戚间不走动，可省事些。”“你手边若还有点点钱，可决不要随意花去。我们或许有一天会两手空着回到家乡的。”[59]一方面，他对人人自危的人际关系极为敏感，提醒哥哥提防；另一方面，他再次产生对未来命运的恐惧。这让人想起他在《边城》中多次凸显出的忧患意识，老船夫担心外孙女会重复女儿的命运，翠翠则多次想到爷爷死了怎么办。显然，20世纪30年代萦绕在沈从文脑中的对未来的担忧，一直没有离去。只是，往昔是对湘西民族整体命运的担忧，现在变成了对自己未来的恐惧。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其生存状态只能是越来越低调、越来越谨慎了。
1967年，“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运动带来的恐惧与喧嚣使他对政治中心的北京彻底绝望，进而产生想摆脱体制的愿望。3月25日，他准备辞职以远祸：“上街的挤车的和我年纪上下的已极稀少，真是一种警告。运动完后不‘免职’也得研究研究，是否应当请求‘退职’”。[60]表面看，是由时间（年纪）引发的恐惧，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恐惧与对前途的迷茫。5月6日，他致信单位领导，希望不再支取薪水。这封信先叙述体力退化，机能衰退，医生建议休息，然后表示：“长此下去，再拿高薪，于理不合，心中深增惭愧。拟从五月份起，不再支领个人薪资，盼得许可。”[61]他不明白这场运动的目的何在，也不明白自己处在怎样的位置，只是天真地以为只要不拿单位的工资，就可以免受冲击，才有这近乎幼稚的举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沈从文的低调自保策略愈加尴尬。一方面，他庆幸1949年后低调带来的安宁，如1968年2月16日写信道:“我一生最大弱点，即是能任劳，而不善任怨。……过去不依赖国民党，解放后又不走阎王殿小路，热心帮人忙而少私心，抓工作而不争名位，所以这次不至于如巴金、冰心、老舍等狼狈。”[62]自我总结，认为不紧跟政党是对的；同时，亦有免难后的自得与侥幸。另一方面，尽管退缩自保，仍难免有人陷害，甚至是自己热心帮助过的人。如1969年11月12日，他告诉妻子：“又为了工作，处处爱护范某，到时却反被他陷害，写了十二大张纸二百几十条无中生有罪状（当时都能致人死命），无一条成立。”[63]这个“范某”，后来成为知名书画家，其人品、画品俱暴露出为业界规则所难容的特质，恰恰证明了其对沈从文诬陷的可恶。
即便是遇到老朋友给予的极大委屈，他也没有剑拔弩张、睚眦必报。1980年，丁玲发表文章攻击沈从文：“四五个月前，有人送了《记丁玲》这样一本书给我，并且对这部书的内容提出许多疑问。最近我翻看了一下，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是在1933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1933年写成、1934年在上海滩上印刷发售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64]此文置他们几十年的友谊于不顾，不仅宣称沈从文的散文《记丁玲》是拙劣的小说，而且界定其品质为“胆小鬼”“市侩”，是对史实的有意遮蔽和对其人格的极大侮辱。这让当年为胡也频、丁玲夫妻尽力尽责的沈从文很是委屈，但是，他并没有公开发文反击，只是把委屈告诉信得过的朋友。3月末，他写信给施蛰存：“近闻丁玲在好几种刊物上，大骂我四十年前文章对彼与也频有亵渎处，……廿年委屈，出于何人？明明白白，实在眼前，竟视若无睹。而四十年前为之奔走，不顾危难，知其事如兄等还活着的人并不少。只图自己站稳立场，不妨尽老朋友暂时成一‘垫脚石’，亦可谓聪敏绝顶到家矣。”[65]1982年1月4日，他给人写信时再次提起此事，依然愤愤不平：“她这二十多年的委屈，假若真的是‘委屈’，明明白白是得罪了大老总和内部至今尚当权的某某，和我毫不相关。如今不敢面对现实提一个字，因为懂得我绝对不会和她争论是非，且既无权无势，更不会出别的点子使她难堪，便三番五次的这样那样的骂来骂去，用心之深，可说‘举世无双’！……我照例牢记住家乡老话，‘男不与女斗’五字真言，一切沉默接受而已。老太婆如果还有在作家中‘坐第一把交椅’兴趣，据我想，恐不那么容易。”[66]不公开争论，并非不在乎或理亏，而是其一贯低调行事的风格使然，也有看透丁玲伎俩、不愿为其耗费精力的超脱之处。若仔细体味，正因为丁玲背后有诸多政治纠葛，沈从文不与其纠缠是明智的理性选择。直到生命的最后，沈从文依然是小心谨慎，不愿惹是生非。1988年，凌宇准备召开一次沈从文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4月8日他致信凌宇：“你目下的打算（指拟召开‘沈从文研究’国际性学术活动），万万走不通，希望即此放下痴心妄想。你只知道自己，全不明白外面事情之复杂。你全不明白我一生，都不想出名，我才能在风雨飘摇中，活到如今，不至于倒下。”[67]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沈从文留下的倒数第三篇文字，其对世事人心的畏惧和对“风雨飘摇”人生的恐惧，到离世之际依然没有散去。由此体悟到20世纪这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复杂心态，观察其置身“边缘”的社会定位与低调处世以自保的无奈策略，仍然会激发内心深处的酸楚与对人性内蕴的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