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分别是当前经济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对区域合作、地缘安全的各自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交叉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

一 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一）区域合作理论

区域合作理论主要有区域分工合作理论和区域一体化理论。[1]区域分工合作理论：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开创了区域分工合作理论；1817年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按照比较成本的高低进行国际分工和贸易；20世纪20年代，伊莱·赫克歇尔提出生产要素禀赋论，按照要素禀赋条件进行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其学生蒂尔·奥林于1933年提出国际贸易理论，把生产成本差异从一个要素扩大到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多种因素；1990年迈克尔·波特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又称钻石模型）认为某国的贸易优势受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公司的战略和组织以及竞争四种本国的决定因素和随机事件、政府两种外部力量影响。

区域一体化理论：最早提出关税同盟理论的是德比尔斯，1950年雅各布·维纳在其代表性著作《关税同盟理论》中系统阐述了该理论，提出关税同盟具有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在区域一体化形式研究方面，1961年贝拉·巴拉沙认为区域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有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五种形式，1968年查德·G.李普西提出在这五种之前增加一种类型即特惠关税制度。

（二）区域合作研究领域的拓展

随着区域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在区域合作研究范畴上，出现从区域经济合作到全方位区域合作的转向。胡志丁、骆华松、夏显芳等指出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上，目前的合作已经远非局限于经济领域，这种情况的发生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突起，合作开始更多地转向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信息、生态环境、禁毒等安全领域方面的非经济合作[2]。目前，区域合作研究领域包括：经济[3]、环境[4]、文化[5]、能源[6]等方面。

（三）区域合作动因与影响因素分析

储新宇论述了中小国家参与区域合作的动因[7]，全家霖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理论探讨区域合作的原因和动因[8]，王玉主从利益交换的角度对东盟区域合作的动力进行了分析，认为区域合作是为了与外部进行利益交换[9]。不同学者对区域合作动因持不同观点，如王子昌指出对同一个以“10+3”为核心的东亚区域合作，建构主义学者看到的是其乐融融的规则建构景象，而现实主义学者看到的则是暗中较劲的权力之争[10]。对区域合作的影响因素研究包括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力量分析[11]、大国因素分析[12]等。

（四）区域合作功能与效应研究

田光伟结合经济地理环境分析，提出边境经济合作区应具有增长极、经济通道、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的功能定位。[13]田艳平、冯垒垒通过研究得出在利益共享的区域合作机制下，合作能带来“溢出效应”[14]。李铁立论述了跨边界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对降低边界屏蔽效应的作用机制。[15]樊勇明[16]、黄河[17]认为区域合作具有区域性公共产品作用。

（五）区域合作机制与模式研究

李强、李捷以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为例，分析中国周边多边区域合作机制的建构[18]。高程对比了欧洲“契约合作模式”和美洲“帝国合作模式”，在分析了东亚区域合作的特殊性后，提出作为区域内最有潜力获取公共权力的国家，崛起中的中国在未来是否有意愿和能力替代美国为本地区提供主要公共产品，并有效应对区域内持续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公共问题，是东亚区域能否建立内生合作模式的关键。[19]还有诸位学者对区域合作机制[20]与模式[21]进行了研究。

（六）区域合作策略研究

吴凡提出协同治理理论能解决跨境区域合作中的合作风险，可以有效促进中国—东盟跨境区域合作的高效率，从而给中国—东盟带来政治和经济的共赢[22]。蔡美花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路径选择进行了研究，认为除政治、经济的考量之外，文化认同无疑是一条促进东北亚区域深度合作的有效途径[23]。张蕴岭对构建东北亚区域合作新秩序进行了研究，提出东北亚需要和平与合作，以智慧化解矛盾和冲突，以协商、合作的精神和方式解决争端，走和解与合作的道路，构建包括各方在内的大区域合作框架是正确的选择[24]。王玉主在分析亚洲区域合作存在“10+3”和“10+6”路径争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战略选择[25]。余振提出中国要实行互利共赢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26]薛真、彭升提出欧洲一体化的成功实践给东亚带来了良好的启示，但对欧盟经验的借鉴必须有所审视，在地区主义的观照下，在合作互利中有可能取得实效。[27]王彦智在分析东亚区域合作现状、进程与前景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28]

二 地缘安全研究进展

（一）安全研究

朱宁在《新安全论》“译者序”中写到广义的安全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经典现实主义的“战略研究”为标志；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真正意义上的“安全研究”；冷战结束至今，以社会建构主义高举“非安全化”大旗的安全研究[29]。朱宁关于安全研究三个阶段的划分，正体现了安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关于安全研究领域是否应该拓展的讨论：由第一阶段主张以国家为主体的军事安全的经典现实主义向第二阶段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转变体现了安全研究由传统安全领域向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拓展，而第三阶段“安全化”与“非安全化”研究则反映了关于安全研究领域是否应该拓展的激烈讨论。

（1）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拓展

在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只有国家，且威胁的来源和应对威胁的形式和手段是以军事为主导。Stephen M.Walt认为安全是被他人的武力所威胁、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安全研究是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和使用、威胁的研究。[30]

随着时代背景的转变，国家安全由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拓展，国家安全研究也由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拓展，表现为在水平维度上安全研究领域由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向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拓宽，在垂直维度上安全研究层次由国家层次向个人、地区、区域、全球层次延伸。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认为世界政治的现实处于复合相互依赖，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31]19世纪70年代安全概念被扩展到国际经济领域，正在蓬勃发展的全球化需要把安全概念扩展至包括资源、环境、人口等领域。[32]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使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33]，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显重要[34]。布赞指出冷战的最后十年里安全研究议程宽泛化，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美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降低，且越南战争引发了对高成本战争所能带来的政治经济收益的质疑，军事政治安全议题作为安全核心概念的重要性在减弱；另一方面是因为被传统安全主义视为低级政治的经济、环境两大领域被加速安全化。[35]将军事—政治安全以外的安全问题涵盖在安全研究之内变得越来越必要了[36]。基于全球化背景，国际关系学界对“安全”概念进行了重新建构，其核心就是“延伸”和“拓宽”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延伸安全”就是从垂直纬度上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拓宽安全”就是从水平层次上将安全议题从军事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37]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环境面临着诸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国家安全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安全概念扩大化，二是经济安全核心化，三是合作安全广泛化”[38]。传统地缘政治中安全的概念是指国土防御和化解外部对国家主权的威胁，而现在安全的范畴已然扩大，包括经济发展、社会重建和人权赋予。[39]

高望来在《当代安全研究》译者序中提出：21世纪安全研究可以用三个“新”字概括，一是新的研究议程，在冷战结束以后，安全研究开始关注金融危机、环境恶化、能源安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多元安全挑战；二是新的学术视野，批判研究、性别研究、人类安全等新视角给人们全新的启示；三是新的研究方法。[40]从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术语来看，过去的战略研究与和平研究之间对立的情势已经被另外两种彼此对立的研究视角所取代：其一是既包含战略研究，又包含和平研究的“消极”议程——以军事为主要内容的——新“传统主义”视角；其二是各种各样的将安全概念进行扩展和深化的非传统视角，其中最突出的有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批判安全研究、人的安全、后殖民主义和哥本哈根学派等，非传统安全的研究视野挑战了传统的军事和国家中心主义及现实主义，但是它们彼此在指涉对象的深化方面（包括“非国家”）、在领域的扩展（超越军事部门）以及对安全的理解（不仅仅只是危险、威胁及紧急）等方面又各不相同。[41]

一些代表性的著作反映了安全研究的拓展。《人的安全与联合国：一部批判史》[42]是联合国思想史研究系列中一个独立研究项目的成果，它使安全指涉对象从“国家”转向了“人”本身，而且使安全价值从军事方面的考量转向了军事之外的经济、环境和健康等方面的考量。阿查亚在《人的安全：概念及应用》中基于亚洲视角探讨了与人的安全概念和实践有关的各类问题[43]。布赞于1991年在《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中提出了军事安全以外的经济安全，把安全层次由国家层次扩展到人的层次、国内层次、地区层次、地区间层次、全球层次，并阐述了古典复合安全理论。[44]19世纪末布赞、维夫、怀尔德在《新安全论》中的安全分析框架包括军事、环境、经济、社会、政治五个领域，包括了远比传统军事和政治领域更宽泛的范畴，使安全议程得以扩大，他同时提出安全议程的拓宽既不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探索行为，也并非不会引发任何政治后果，并在此书中对地区复合安全理论进行了修正[45]。2003年布赞和维夫在《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分析框架，并对安全复合体重新定义。[46]布赞关于安全研究领域和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变化正是对国际主流安全研究向多个行为体和多个安全领域拓展的切实反映。布赞和汉森于2009年在《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一书中更是对安全研究的拓展脉络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刻分析。[47]柯林斯主编的《当代安全研究》从军事安全、机制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全球化、发展和安全六个领域探讨了安全的深化和扩大。[48]

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关注不仅停留在学术界，也在战略决策界的视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联合国从20世纪中叶起越来越关注非传统安全，联合国提出了“人的安全”，欧盟和一些国家所倡导的安全观也充分体现了非传统安全理念，如欧盟的“共同安全观”、日本的“综合安全观”、中国的“新安全观”等。

（2）有关安全研究领域拓展的争论

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关系变化导致了安全观念的变化，出现了安全议程应该宽泛还是窄小的争论[49]。关于安全研究有两种见解：一种是宽泛的新研究路径；一种是传统的以军事和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50]冷战后安全理论研究非常活跃，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安全研究的传统主义、宽泛主义、批判主义三派之争：传统主义主张安全研究要最大限度保留在军事范畴；宽泛主义主张安全研究议程扩展到广泛的领域；批判主义则是对整个安全概念化研究框架持质疑的态度。[51]

对于安全研究现状的不满，成为“宽泛”议程主张者和“狭窄”议程主张者争论的出发点，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经济和环境议程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拉升又激发了这种不满，20世纪90年代，“认同”问题和传统犯罪问题研究的兴起，再次刺激了对传统安全研究的不满，关键的争论是：这种发展且宽泛的研究危及安全的“知识连贯性”（Intellectual Coherence）——在其中放置如此多的东西，使它的基本意思反而变得空洞无物，这种争论可能掩藏了通常没有说出的政治忧虑——允许非军事问题上升到安全地位，将对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产生不良的影响和反作用[52]。

以巴瑞·布赞、奥利·维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关于“安全化与非安全化”研究反映了安全研究领域是否应该拓展的争论。哥本哈根学派认为某些事之所以被定义为一种国际安全事务即被安全化，是因为一旦如此就会使得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为重要，并因此获得绝对优先讨论的地位，这类问题是作为一种“存在性威胁”被提出的。安全化使安全领域不断扩展，然而判断一个问题是否应当被施以安全化并不容易，而且一个行为主体对一种安全化做出怎样的判断，将影响到体系内其他行为主体对一项安全主张所做出的回应，安全化过程，即一个行为主体适应其他行为主体对一种“真正”威胁内容构成的认知，正塑造着国际体系内的安全互动。[53]因此，当安全问题不断被扩展和深化后，国家之间陷入“安全困境”，约翰·赫兹创造“安全困境”这一术语，是指某一行为体为了确保自身安全而加强手段时，其他行为体感知受到威胁而进一步增强安全措施，于是所有行为体越来越不安全。[54]朱宁提出对安全议程拓宽的努力，难道就不会造成一种“观念上的安全困境”吗，每一个国家在安全外延上拓宽的做法，其实并不亚于一种领土拓边所带来的危机。[55]《当代安全研究》一书也强调了将一项议题安全化的威胁和消极影响。[56]哥本哈根学派的奥利·维夫认为不应当试图扩展安全外延，并非“安全越多越好”，安全应当被视为消极的，是作为常规政治处理问题的一种失败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应朝着“非安全化”方向努力，逐步缩小安全的范围，“非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是长时间范围的最优选项。[57]

部分学者对“非安全化”理论持质疑与批判态度。朱宁指出，“非安全化”理论使得安全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但又明显地带有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特有的偏执，很容易被一些发展中国家斥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哥本哈根学派是植根于威胁并不明显的国家丹麦，但很难想象朝鲜、伊朗会苟同这种观点，这种理论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多数已无政治—军事威胁之虞的西方国家，提高了安全门槛，非安全化实质上是弱化作为国际机构中主要行为主体的国家对安全尤其是军事武力的承诺[58]，甚至部分西方学者也批评其是“欧洲中心主义”。[59]

与此同时，国际安全研究的多元化不仅体现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研究两大阵营，还体现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多种学派与视角之间的争论，诸如建构主义、批判主义、女性主义、人的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学派、后殖民主义等对安全指涉对象、安全领域扩展等方面的主张是多样化的。

（3）安全研究层次

层次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层次是指那些不同的“解释来源”（自变量）所处的、不同类型的位置。[60]最早使用层次分析的卡普兰，早在1957年其在《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中提出了国际政治研究的国家和国际体系两个层次。[61]1959年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念分析》中从个体、国家、国际体系三个层次分析了战争的起因。[62]国际社会中的安全研究层次包括了个人、地区、国家、区域、全球等层次。布赞于1991年提出“安全分析的总框架”（见表1-1），在该总框架里将安全分析层次划分为国内层次、地区层次、地区间层次、全球层次。[63]

表1-1 布赞的安全分析总框架

（二）地缘安全研究

与安全研究领域的拓展一致，地缘安全研究也相应地出现了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拓展，丁志刚认为地缘经济安全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具有与地缘政治安全一样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64]，王德华指出关于地缘环境安全的研究主要转向非传统安全[65]。刘雪莲、徐立恒指出传统地缘政治学有着独特的安全观，即对于“空间安全”的关注，但由于全球化时代空间性质的变化和安全内涵的拓展，新地缘政治安全观应当是充分关注大空间范围内的安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综合安全观[66]。刘玉立、葛岳静、胡志丁等提出国际安全研究由经典现实主义安全研究向理性主义安全研究继而向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转向，由军事、政治领域为主向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拓展，由国际层面向上延伸至国际体系和向下延伸至个人层面的层次的纵深，以及由安全的客观性向安全的主观性以及主体间性的属性的完善，在此基础上分析得出对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启示，即中国地缘安全研究应实现研究理论的实践化，研究内容的宽泛化，研究尺度的层次化及研究视角的“三维化”，形成一种新的中国地缘安全分析框架。[67]

当前地缘安全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地缘军事安全[68]，地缘政治安全[69]，地缘经济安全[70]，生态安全[71]，毒品[72]、艾滋病[73]等社会安全，能源安全[74]，特殊类型的安全——如边界安全[75]、边疆安全[76]、通道安全[77]、南海安全[78]等。

三 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的结合研究

现有成果中，关于合作与安全的结合研究已经非常多，但专门针对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这两个主题的结合性专题研究较少。郑先武把安全与合作结合起来，通过探索全球化、区域主义和区域安全这三大主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来解决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凭借区域主义去实现区域安全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79]卢光盛提出地缘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以此为视角对中国西南周边安全和区域合作的互动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选择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开展合作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角色、利益与制度，中国西南周边国家安全和区域合作中的大国因素，非传统安全问题与西南周边安全和区域合作，国际公共产品与中国—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关系，中国西南与周边国家的油气合作，云南在中国周边安全与区域合作中的定位与发展。[80]胡志丁在对次区域合作、边境安全展开各自分析的基础上，对次区域合作与边境安全进行综合博弈分析，并以云南参与GMS合作进行实证研究，最后从边界效应调控的角度提出协调次区域合作与边境安全的方法。[81]

除了以上较少的专题研究，已有研究中把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比较少见，即使有所涉及也不是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把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二者结合起来的零散研究仅是散见于研究文献中，通过对具体的、散碎的观点进行梳理，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区域合作对地缘安全的影响

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区域合作对地缘安全有积极作用：陆大道、杜德斌指出随国家间经济利益的互相渗透，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成为政治关系的“稳定器”[82]。索尔·科恩认为中美关系突出的现实之一是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使它们在发生危机时不得不克制自己的行动，经济相互依存可以成为战略相互依存的重要平衡力量，以前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战略平衡来源于相互的核威慑，现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平衡则来自日渐增长的经济依存[83]。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国际相互依赖的加强对国家间和国家内部政治的影响。[84]区域一体化通过三方面对维护成员国安全具有积极作用：消除国家内部冲突和避免内战，区域合作制度有利于应对来自各参与方意外的安全挑战，缓解邻近国家间的安全相互威胁。[85]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改善成员国的安全，特别是在当今的国际背景下，低级政治和非传统安全越来越凸显，安全的意义和内容远远超出了冷战时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的意义和内容，而在一个区域范围内，由经济合作产生的外溢效应也涉及了安全方面，区域合作在安全方面的收益不亚于其经济方面的收益。[86]中国面向东南亚的睦邻外交政策已经从原来的简单地与邻国保持和睦友好的关系，上升到要通过开展区域合作来促进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即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87]区域合作为地区安全和稳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稳定了周边安全环境。[88]刘卫东、刘毅认为中美俄欧四者在相互斗争、相互合作和相互制约中塑造世界新格局是新世纪国际安全环境的主线。[89]杜德斌、马亚华、范斐等针对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提出“以合作化解风险，以威慑保障安全”的总体思路。[90]王礼茂、李红强分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油气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及其地缘政治影响。[91]郭新宇从五个方面探讨了亚太经济合作对地区安全的促进作用：经济合作的发展使亚太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深化，这在客观上成为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机制；经济合作往往是政治合作的铺垫，也会成为安全对话的先导；各国均可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追求本国的经济利益，以暴力为手段谋求经济利益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会危及本国利益的实现；经济合作的加强有助于提高区域共同安全意识；有助于增进信任和理解、消除猜忌和敌视心理，从而有助于消除因相互误解而发生冲突的潜在因素。[92]

区域合作有利于避免主体间的安全困境：小约瑟夫·奈和戴维·韦尔奇研究了全球冲突和合作，认为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使另一个国家为了防备增强实力确保自身安全，可能导致双方更不安全，国家可以通过合作，来避免出现这样的安全困境。[93]安全困境似乎是国家追求安全的宿命，但当我们观察当代国际政治现实时，却发现多边制度化安全合作取得了积极的发展，在军控与裁军领域，核不扩散、生化武器管理、危机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制度化安全合作。[94]中日韩加强政治与经济的区域合作，并最终建成由中日韩所主导的“东亚共同体”，可能成为三个国家走出安全困境的最佳方案。[95]

可见，多数学者持区域合作对地缘安全有积极正向影响的观点，同时也有个别学者对区域合作对地缘安全的影响持保守态度。莫嫦认为区域经济合作带来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喜忧参半，同时合作有利于不断增强区域内国家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96]王庆忠指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地区内国家之间在经济、技术等功能性领域的合作能够产生“外溢”效应，从而促进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推动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然而在考察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时候，各国之间在经济、技术等功能性领域合作不断增强的同时，并没有产生“外溢”效应，政治和安全一体化建设仍显落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区域外大国的干预和区域内国家的地区认同感偏低。[97]

（二）地缘安全对区域合作的影响

地缘安全是区域合作的重要保障。罗朗·柯恩-达努奇指出地缘政治要素（安全和能源的担忧、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强权战略）在全球化的经济空间重新发挥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经济活动的去政治化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信条，但它将越来越遭遇到全球经济空间的地缘政治化的挑战，而这种地缘政治化受文明的对抗与那些巨型国家在战略雄心激励下经济腾飞的影响。[98]欧洲合作的初始动机和最终目标是政治，东盟的合作进程就具有很强的政治推动力，整个东亚地区合作的政治意义是巨大的，就是通过地区合作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各国关系的真正改善和地区的长久和平。[99]地缘内的合作主要受到以安全为核心的国家维度以及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市场维度的共同作用。[100]

很多学者认为非传统安全有利于促进区域合作：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比传统安全（军事安全）的挑战具有更大的跨国性的特点，加强区域合作是应对此类问题的重要手段，非传统安全的诸多特点使得国家间、地区间乃至全球都不得不重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101]一个区域内如果出现来自于区外体的威胁，或区域内边境冲突、移民问题、毒品走私等问题的干扰，他们会为了自身的安全进行合作。[102]大多数非传统安全议题更多地强调合作安全而不是具有竞争性的国家安全[103]。相似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东亚各国带来了利益的契合点和合作的需求感，利益的契合和合作的需求推动了机制的构建和合作的形成。[104]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在广泛领域内推动东盟国家间合作，而不仅仅局限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在非传统问题上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机制，培养出的合作意识，建构出的地区身份将产生出地区聚合力，从而减轻或避免东盟可能出现的“多地区”的分离状态，因此重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以此改善东盟在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滞后状况，不失为推动东南亚地区全面合作的有效途径。[105]

（三）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互动作用

部分研究指出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是需要同时推进的。谢晓光、杨玉霞认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困境是经济上的密切连接与政治、安全的分离并存的二元结构，[106]即经济和政治、安全的不协调的关系制约了东亚区域合作。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区域合作是国家获取财富和追寻权力的同步过程，虽然区域合作多数以经济合作为主要形式，但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区域合作实现的关键是利益互补基础之上的国家间政治推进，否则政治障碍往往能够超越经济动力而起到制约作用。[107]蒋建华、王双、司南提出安全合作与区域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两大目标。[108]李婷、鲁成军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无法解释强者往往选择“背叛”战略的现象，无力面对安全领域缺乏合作的挑战，而现实主义对博弈最优合作给予了最悲观的认识，因而无法解释日益增多的合作现象，并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得出中国能源的国际安全战略应是冲突与合作并存。[109]

部分学者对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互动作用进行了研究。Rozov对地缘政治（安全、力量、冲突、联盟）、地缘经济（增长、贸易、投资、依赖等）、地缘文化（声望、交流、文化影响、宗教信仰）三者间紧密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110]卢光盛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西南周边安全与区域合作进行了研究，认为安全困境与安全关切是促进区域合作的重要动力，区域合作是全球化、区域化时代背景下构建周边安全的有效途径。[111]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易在一些因素干扰下发生标准转变，比如以安全利益换取经济利益，或者以部分的经济利益退让来换回地区的安全与稳定。[112]代长友以印度与东盟关系为例分析地缘安全关系和地缘经济关系的相互影响：地缘安全利益的冲突对地缘经济关系的发展有制约作用；良好的地缘安全关系有助于地缘经济关系的发展；地缘经济关系的加强有助于地缘安全关系的发展。[113]苏珊·斯特兰奇在《国家与市场》一书中分析国家对市场的影响和市场力量对国家的影响，提出一个把政治学和经济学综合起来的方法，集中研究权力机构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114]王胜今、张景全对东亚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之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军事同盟是东亚区域合作建构迟缓的症结所在，军事合作与区域合作构建均具有谋求利益与安全的功能，但区域同盟强调现实的、短暂的安全，以军事合作为特征，区域合作则兼顾现实和未来的中长期利益，以全面合作为特征。[115]

（四）有关安全合作和合作安全的研究

（1）安全合作

李学保、马风实指出西方国际主流学派对安全合作有不同解读，“联盟”“制度化安全合作”“安全共同体”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学派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国际安全合作所做的不同阐释。[116]安全合作是指有关国家之间为了实现共同或相似的安全目标，通过协调、对话、联合、结盟和集体行动等方式所进行的安全合作行为，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安全合作有以下几种形式：军事同盟式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大国间的安全协调，地区机制化的安全合作，松散的地区安全合作体制，全球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因此，安全合作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古老的国家行为，是一种国家间的安全关系。[117]冷战后国际社会广泛采取有别于军事同盟的安全合作，主要原因是：第一，国家之间安全关系的互动性推动合作安全观念的确立。第二，通过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问题往往能取得较高的安全利益。第三，经济全球化推动合作安全观念的确立，只有合作才能有效地解决全球共同的安全利益，只有合作才能克服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只有合作才能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种种矛盾。[118]朱宁提出东亚安全合作的三种模式是联盟安全、合作安全及协治安全。[119]

（2）合作安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注意研究用合作的手段来寻求安全，合作安全逐渐成为亚太地区国家安全对话与合作的主导性观念。[120]石宝东认为合作安全的概念，比较普遍的看法倾向于：合作安全是国家间通过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实现国际安全或地区安全，进而实现各自国家安全目标的一种手段或模式。[121]李志斐认为合作安全从字面上理解就是通过合作寻求安全，但从本质上来看，合作安全就是国家之间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以和平、多边、合作的方式寻求共同安全和综合安全。[122]合作安全作为一种冷战后出现的新的安全机制，它旨在加深安全的相互理解并拓宽安全的定义，这种区域安全机制倾向于协商、保证、透明、预防和相互依存，而不是对抗、威慑、保密、修正和独来独往。[123]合作安全以“共同安全”理念为基础，强调国际合作中国际道德和国际机制的约束[124]。合作安全主张在国家间平等互信的基础上，以渐进、开放、非军事和机制化的方式，来实现共同安全和综合安全目标。[125]

（五）有关安全复合体和安全共同体的研究

以布赞为首的国际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学派”的两大理论砥柱是“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与“安全化与非安全化”，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是关于区域内国家在安全相互依赖基础上开展安全合作的经典理论。1991年布赞在《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中把安全领域由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安全，把安全层次由国家层次扩展到人的层次、国内层次、地区层次、地区间层次、全球层次，并阐述了古典复合安全理论。[126]19世纪末布赞、维夫、怀尔德在《新安全论》中的安全分析框架包括军事、环境、经济、社会、政治五个领域，并对地区复合安全理论进行了修正[127]。2003年布赞和维夫在《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分析框架，安全复合体被重新定义为：一组单位，它们的主要安全化进程、去安全化进程或两者如此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不能把它们的安全问题彼此分割开来合理地进行分析或解决。[128]

安全共同体概念最早由理查德·瓦根伦于1952年提出的，1957年卡尔·多伊奇和瓦根伦等人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对“安全共同体”进行全面论述，他们认为安全共同体就是该共同体内的成员确信，彼此之间不进行物质上的争夺，而是用其他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129]。伊曼纽尔·阿德勒和迈克尔·巴涅特把安全共同体的实现过程作为研究重点，提出了安全共同体实现过程的三个层级（促发条件、结构因素与进程因素、相互信任和集体认同）和安全共同体发展的三阶段模型（新生阶段、上升阶段与成熟阶段）[130]。朱宁指出行为体之间如果互相高度猜疑，就形成“安全困境”；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使它们高度信任，那么就会形成所谓的“安全共同体”[131]。

郑先武对安全区域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安全区域主义的进程是从“安全复合体”开始（理论起点），经由其他区域安全安排或安全机制（中间阶段），最终到“安全共同体”（理论终点）的“安全连续统一体”，区域安全变化是从冲突关系到竞争关系，最后至合作关系的“安全连续统一体”，而安全区域主义就是从已经启动区域化的冲突、竞争与合作关系共存的“安全复合体”走上已经一体化的、只有合作关系的“安全共同体”。[132]

四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已有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良好基础。综合以上对相关研究进展的简述，可得出如下结论。

（1）区域合作、地缘安全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对区域合作、地缘安全已经分别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方法基础：区域合作、地缘安全的研究领域都在扩展，并且在研究领域上虽各自有重点但也有重叠，区域合作研究已包括关于安全合作的研究，地缘安全研究亦包括经济安全的研究。

（2）关于二者的结合研究，把合作与安全结合起来的研究很多，但专门针对“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这两个主题的结合研究较少，比较相关的专题研究有卢光盛对中国西南周边安全和区域合作[133]、胡志丁对次区域合作与边境安全[134]的研究。除此之外，未见把二者结合起来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绝大多数是非理论的并不深刻的研究，仅只是一些细碎化的观点零散地存在于文献中，可把这些细碎化的观点归纳为：区域合作对地缘安全的影响、地缘安全对区域合作的影响、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互动作用、安全合作与合作安全、安全复合体和安全共同体等几个方面。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的结合研究不够紧密，学者们仅是从不同视角对不同领域、不同主题进行了细碎化研究，已有研究处于明显的单一化、分散化状态，缺乏理论性、整体性、系统性的深入研究，没有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综合。可见，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的结合性研究十分欠缺，尤其是针对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协同演进的研究成果尚未见报道。

开展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交叉领域的研究是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学科发展的需要，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协同演进的研究也是中国积极推进区域合作与维护地缘安全中亟须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区域合作与地缘安全协同演进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值得深入、全面、系统研究的领域，本书将以此为切入点和主要研究内容开展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