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作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普遍历史现象，人类的跨文化交流虽然有时显有时隐，有时浓有时淡，但这一宏大叙事和壮丽画卷从未间断，铺展至今。而一部人类跨文化交流史，就是人类在自然所赋予的交流能力的基础上，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变革传播介质，使人类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体系不断延展和完善的历史。但如果“不了解作为环境的媒介，对任何社会文化变革的了解都是不可能的”[1]。以阿玛纳书信的传递为主要表征的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2]各地区之间或各文明单元之间大范围和高密度的跨文化交流或跨文明交流[3]活动，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印证了上述现象和规律。
一 研究对象
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合共生是主流，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则是偶发的支流。[4]本书的研究对象即为跨文化交流视域下的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文明共生现象。具体包括如下几对核心术语和范畴。
（一）地中海与东地中海世界
地中海[5]是世界上最大的陆间海，被北面的欧洲大陆、南面的非洲大陆、东面的亚洲大陆所环绕，东西长约4000千米，南北最宽处约为1800千米，面积约为2512000平方千米。环地中海区域的气候颇具特色，这里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暖多雨，因此被称作地中海性气候。地中海以亚平宁半岛、西西里岛与突尼斯之间的突尼斯海峡为界，分东西两部分，平均深度1450米，最深点是希腊南面的爱奥尼亚海盆，为海平面以下5121米，盐度较高，最高达39.5‰。从地理上看，地中海将欧洲与非洲分隔开来，但从文化上看，地理上的彼此遥望促成了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换言之，地中海非但没有将沿海各地隔离开来，而是更紧密地连接了起来，“自约公元前3500年开始出现第一次远距离海上航行，到公元7世纪……已经延续了四千余年时光”[6]。
回望人类文明史，地中海周边地区，特别是东地中海周边地区，是“首先进入人类文明的地区”[7]，是不同文化之间互动最为剧烈的时空，被称为“世界文化的漩涡”[8]，各种文化在此处交汇，各种文化又由此处分流。同时，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地中海就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区，堪称世界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历史上，地中海地区大国云集，各种利益集团错综复杂，各种矛盾和冲突交织碰撞，换言之，地中海周边各国各地区或文明单元间都因地中海而保持着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交往，地中海也因这种交往日益形成一个区域性的世界，也即学界通常所说的“地中海世界”[9]。其中，本书所讨论的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东地中海世界包括西亚的叙巴地区[10]、小亚[11]、两河流域[12]，北非的埃及、利比亚，以及南欧的希腊和罗马。[13]从地理上讲，两河流域不在地中海沿岸，但由于该区域内的米坦尼、巴比伦、亚述等国家和地区频繁地参与东地中海世界的事务，从而在地缘政治上被划归东地中海世界。[14]
（二）阿玛纳书信与阿玛纳时代
阿玛纳，又译阿玛尔纳或阿马尔那，为现代考古遗址名埃勒·阿玛纳丘的简写，位于今埃及中部尼罗河东岸，是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15]埃赫那吞的都城埃赫塔吞所在地。[16]该城创建于埃赫那吞继位的第五年，占地面积65平方千米，居民5万人左右，是当时东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埃赫那吞去世后，埃及首都又被迁回底比斯，埃赫塔吞遂被废弃。
1887年，阿玛纳当地一位农妇发现了一批为阿卡德语为主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此后，不断有新的泥板文书出土，但据学者估计，有相当数量的泥板文书流佚，进入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之手有300余块。许多考古学者在阿玛纳继续发掘。1891—1892年间，考古学家皮特里发掘出22块泥板文书残片。[17]1903年，沙西纳带领位于埃及的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团队又发现2块泥板文书，其中之一为亚述国王写给埃及国王埃赫那吞的书信。到1907年，共发掘出358块泥板文书。截至1979年，又有24块泥板文书被相继发掘出来，使在阿玛纳出土的泥板文书总数达到382块。[18]
这382块泥板文书中的大部分目前分散收藏于德国、英国、埃及、法国、俄罗斯、美国的博物馆中。其中202或203块存于柏林西亚博物馆，99块存于伦敦大英博物馆，49或50块存于开罗埃及博物馆，7块存于巴黎罗浮宫，3块存于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1块存于芝加哥东方研究所。[19]
这些泥板文书的主要书写语言为当时的国际通用语言阿卡德语。除了32块属于文学作品，其他350 块泥板文书大多数巴比伦、亚述、米坦尼、赫梯、叙巴地区和阿拉西亚（塞浦路斯）等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国王或其他王室成员与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阿蒙霍特普三世、埃赫那吞、王后、大臣之间的通信。按照最早发现地命名法，国际学术界将所发现的泥板文书称为“阿玛纳泥板”，并将其中的泥板书信称为“阿玛纳书信”[20]。
克努佐是阿玛纳泥板文书整理研究的集大成者，其两卷本著作《阿玛纳泥板文书》收录了当时已知的358块泥板文书，并进行了分类和排序，虽然泥板文书的数量后来又有所增加，但其分类和排序方法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并沿用至今。[21]
埃及与巴比伦之间的通信有14封，被编为1—14号（第13—14号实际上是两国王室联姻的礼单）。除巴比伦公主写给埃及国王的1封信外，巴比伦国王写给埃及国王的有10封，埃及国王写给巴比伦国王的有3封；如果发信人和收信人来划分，两国国王之间的这13封信又可细分为巴比伦国王卡达什曼恩里勒一世与埃及国王阿蒙霍特普三世之间的通信5封，巴比伦国王伯纳伯拉阿什二世写给埃及国王阿蒙霍特普三世之间的信1封，巴比伦国王伯纳伯拉阿什二世与埃及国王埃赫那吞之间的通信7封。
埃及与亚述之间的通信有2封，被编为第15—16号。两封信都是亚述国王阿舒尔乌巴里特一世发出的，其中第15号是写给埃及国王的，没有给出收信人的王名，因此不能断定是哪位国王，但学术界倾向于埃赫那吞。第16号的收信人的确切身份仍存争议，亦有可能是埃赫那吞。
埃及与米坦尼之间的通信有14封，被编为第17—30号（第22号、25号实际上是两国王室联姻的礼单，第24号是用胡里语写的）。发信人都是米坦尼国王图什拉塔，收信人为埃及国王阿蒙霍特普三世、埃赫那吞、埃及王太后泰伊和埃及迦南属邦国王。图什拉塔写给阿蒙霍特普三世的9封，写给泰伊王后的1封，写给埃赫那吞的3封，写给迦南属邦国王的1封。
埃及与阿尔扎瓦之间的通信有2篇，被编为第31—32号；埃及与阿拉西亚之间的通信有8封，被编为第33—40号。
埃及与赫梯之间的通信有4封，被编为第41—44号。第41号书信是赫梯国王苏皮路里乌马一世写给埃及国王埃赫那吞的。第42号书信损坏了，没有保留下通信者的名字，但学术界一般认为此信是赫梯写给埃及的书信。第 43号书信损坏严重。第44号书信是赫梯王子写给一位埃及国王的书信，收信人可能是埃赫那吞。
埃及与叙利亚、黎巴嫩、迦南地区诸邦的通信有336封，被编为第45—380号。其中，埃及与大马士革[22]等叙利亚地区各邦之间的通信有23封，被编为第45—67号；与黎巴嫩地区各邦之间的通信有160封，被编为第68—227号（第68—140号共73封来自巴比罗斯和乌加里特）；与迦南地区各邦的通信有153封，被编为第228—380号，多数是用阿卡德语迦南方言写的。
书信[23]作为人类最常用的一种交流介质，成为中外古代社会远距离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曾几何时，整个世界的运转都要依靠书信的传递来进行沟通”[24]。而阿玛纳书信即为本书研究内容的支撑性文献之一。世界古代史学界因此将阿玛纳书信所反映的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历史时期称为阿玛纳时代，而需要注意的是阿玛纳时代这一概念有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提法。
微观层面的阿玛纳时代概念，亦是传统意义上提法，认为阿玛纳时代是指埃及第十八王朝晚期的一段历史时期，具体说来是指从国王埃赫那吞迁都埃赫塔吞开始宗教改革至图坦卡蒙放弃宗教改革这段时间，时段断限为公元前1348—前1321或前1320年。[25]
中观层面的阿玛纳时代的概念，基于阿玛纳书信覆盖的时间、埃赫那吞宗教改革的源流、东地中海世界国际格局的调整等方面的考虑，将阿玛纳时代堪定为公元前1361—前1321或前1320年：从阿玛纳书信覆盖的时间来看，它们覆盖了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的第三十年到图坦卡蒙驾崩；从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来看，早在其父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拜奉太阳的阿吞崇拜就已初见端倪，而直到图坦卡蒙登基的第一年或第二年，阿吞崇拜才被废止；从东地中海世界国际格局的调整来看，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晚期至图坦卡蒙驾崩期间，阿玛纳书信覆盖的时间先是形成了由埃及、米坦尼、赫梯、巴比伦、亚述等五大强国主导的国际格局，后又演化由巴比伦、亚述、赫梯、埃及四大强国主导的国际格局。[26]
第三种提法注意到了上述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阿玛纳时代概念的局限性，进而提出阿玛纳时代界定为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东地中海世界各国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空前密切且相对和平的历史时期。[27]这一提法是的主要依据是1906—1907年在博格哈兹库伊出土的赫梯文献和1951—1957年在乌加里特城址出土的叙巴地区城邦文献。这些文献与阿玛纳书信大都可以彼此补充和印证，从而大大拓展了阿玛纳书信所反映时空的范畴，从而形成了一个以阿玛纳书信为核心和基础、以赫梯和叙巴地区相关文献为辅助和支撑的可以相对完整地反映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东地中海世界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原始文献链条。[28]
本书采用宏观层面的阿玛纳时代概念，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在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古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以和平交往为基本时代特征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业已初步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国际交流行为乃至仪式准则，或者说这一时期已经具有了“相当健全的国家交往体系”[29]，堪称“国际关系的开始”[30]；二是因为这一历史时期与东地中海世界的晚期青铜时代[31]和埃及新王国、米坦尼王国、中巴比伦王国、中亚述王国、赫梯帝国也大致处于同一时期，所以有着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学理依据。[32]
（三）精神交往与跨文化交流
“交往”[33]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笔记和书信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宏观的社会性概念，指个人、团体、民族和国家间的物质交流与精神传播。[34]人类社会的交往可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个层面，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表里。交往的过程也是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升华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35]这段话一方面指出精神交往是物质交往的直接产物，另一方面也论述了人类社会早期精神交往的特征，即还没有与物质交往完全分开。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逐渐分离，人们的精神交往开始不再表现为物质交往的直接产物，而是出现了独立于在物质存在的语言、文字、宗教和艺术等具体的文化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使用“交往”这一含义广泛的社会性概念的同时，也大量使用了“交流”（德文为“die Kommuncikation”，英文为“communication”）一词来论述“或者是真正的客货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36]这些具体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现象。换言之，所谓交流，是指信息的传递或信息系统的运行，信息是交流的内容，交流的目标诉求是传递信息。与一般意义上的交流有所不同，跨文化交流并不把交流单纯看作信息的传递过程，而是看作由我者对不同文化语境的他者在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审美感受和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信息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一般来说，双方都从自身文化出发来认知对方，由此建构出不同形象并将对方他者化，而跨文化交流则旨在弥合或然或必然的文明冲突，以期达成文明共生。换言之，跨文化交流主要围绕意义的共享与认同而展开，旨在探究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国家提高沟通技巧、跨越交往障碍的方法，以期打破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各自的封闭状态，将拥有共同文化认知的我者与尚未拥有共同文化认知的他者联结在一起。
我者理解他者的困惑，亦是我者对自身认知的困惑。在解决这一困惑的过程中，我者与他者从彼此对立走向彼此认同，也即他者在转化为我者的同时，我者也在接受并认同他者文化的过程中，逐渐转化为他者。这种趋势和规律同样也适用于古代世界，因为当一种文化中产生的信息必须在另一种文化中分享时，跨文化交流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不同区域和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就成为一种常态，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大规模跨文化交流现象则可追溯至阿玛纳时代的东地中海世界。
二 研究现状
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文明共生现象，堪称迄今为止有确凿文献可考的人类历史上通过大规模跨文化交流从而推动实现国家和地区或文明单元之间和平相处，进而形成区域性文明共生现象最早范例之一。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书信等跨文化交流介质研究
一是有关阿玛纳时代书信文献整理和翻译的探讨。如前所述，克努佐是阿玛纳文书整理研究的集大成者，其两卷本著作《阿玛纳泥板文书》收录了当时已知的358块泥板文书；[37]雷尼的《阿玛纳泥板文书359—379》[38]和修订版《阿玛纳泥板文书359—379》[39]收录了1907年以后发现的泥板文书。雷尼编撰的《阿玛纳通信》对古代埃及书信进行了全面整理，并附有全部楔形文字文本的拉丁字母转写和评注，其中第六章至第十章收录了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时期和拉美西斯时代后期的书信文献；[40]莫兰编纂的《阿玛纳书信》一书以克努佐收集整理的阿玛纳书信为底本，对阿玛纳书信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省略了书信的拉丁化转译，直接译成了英语，此外还首次翻译了用胡里语写成的书信；[41]艾德勒的《米坦尼王图什拉塔的阿卡德语》一书重新翻译和考订了米坦尼国王图什拉塔用阿卡德语写成的书信，并总结了所涉及的语法等问题；[42]伊泽雷尔的《阿姆如的阿卡德语》一书和《阿玛纳词汇》一文总结了阿玛纳泥板文书的语法特征，对其用词汇进行了归纳总结；[43]温特的《古代埃及书信》的第六章至第十章收录了新王国时期的书信，涵盖了第十八王朝书信、麦地那工匠村书信和拉美西斯时代后期书信等文献；[44]塞尔尼的著作《拉美西斯时代后期书信》收录了拉美西斯时代的书信51封，涵盖了内政、外交等相关内容。[45]
二是有关阿玛纳时代铭文等文献整理和翻译的探讨。桑德曼编撰的文献集《埃赫那吞时代铭文》对埃赫那吞统治时期位于当时埃及首都埃赫塔吞的埃及私人墓志铭进行了集中收集和整理；[46]默南的《埃及阿玛纳时代铭文》将埃及第十八王朝时期的王室铭文、宗教文献、赞美诗等文献辑集成书；[47]基钦的文献集《拉美西斯时代铭文》收录了埃及第十九王朝和第二十王朝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科技、历史、军事等领域的所有文献资料。[48]布雷斯特德主编的5卷本文献集《古代埃及文献辑录》将新王国时期的第十八王朝和第十九王朝的文献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所要收录内容，将第二十王朝直至第二十六王朝的文献作为第四卷所要收录的对象，其中不乏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跨文化交流方面的文献，如以年鉴为代表的图特摩斯三世对外战争文献、以敕令为代表的拉美西斯二世外交文献等。[49]卡米诺斯编撰的《晚期埃及语文献汇编》收录了十八篇用晚期埃及语书写的纸草文献，涵盖了第十八王朝晚期以及第十九王朝和第十二王朝时期埃及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内容。[50]
普里查德主编的《古代近东文献》涵盖了史诗、法律、历史、宗教、巫术、祷文、教谕、悼文、书信等包括阿玛纳时代在内的古代近东所有类型的文献，而且每一类型都按照埃及语文献、苏美尔语文献、阿卡德语文献、赫梯语文献、阿拉米语文献、乌加里特语文献顺次收录。[51]
（二）信使等跨文化交流主体和渠道研究
一是有关阿玛纳时代信使的探讨。格林的《古代近东的信使与讯息》一书对苏美尔、巴比伦、亚述、赫梯、乌加里特的信使讯息进行了探讨，有学者指出该书在原始文献运用方面有失严谨，因而出现很多明显错误；[52]奥勒的《古代西亚的信使与使节》一文对信使和使节的称谓、地位、作用以及信息传递流程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53]利韦拉尼的《公元前1600—前1100年古代近东国际关系》对宏观层面的阿玛纳时代近东国际关系体系进行了梳理，其中部分章节对信使进行了考察，并按照所肩负的任务和使命，把信使的等级划分为单纯传递消息的低级信使、有卫队随身保护的中级信使、由王室成员担任的高级信使，这种划分法有一定合理性，但在界定和考证方面尚有可商榷之处；[54]霍姆斯的《阿玛纳书信中的信使》一文认为信使不仅肩负随身携带书信和礼品，传达国王口信和维护国家荣誉的使命，而且还是承担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物质交往重任的商人。[55]
二是有关商人等的探讨。肯普的《古代埃及：文明的解剖》一书的部分章节中对作为跨文化交流重要群体的古代埃及商人的产生和作用的论述具有较高学术价值。[56]弗鲁德的《拉美西斯时代埃及自传体铭文》收录了埃及第十九王朝和第二十王朝祭司、艺术家、官吏、军人、库什总督等不同身份的跨文化交流传主的铭文50篇。[57]
（三）外交等跨文化交流内容研究
一是有关外交政策和国际条约的探讨。波将金主编的《外交史》第一卷第一章简要回顾了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东方外交活动，其中提到了阿玛纳书信；[58]拉丰特的《古代近东的国际关系：一个完整外交体系的诞生》一文认为，经过3000余年的发展，古代近东在马瑞时代和阿马尔那时代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理性的、具有制度的和完整的外交体系”[59]；科恩的《伟大传统：不断拓展的古代世界外交》一文认为，古代世界外交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千纪的西亚城邦时期，中经巴比伦时期和波斯时期，一直延续至希腊时期和罗马时期，并对古代世界外交的起源、文本、实务和观念的变化进行了阐释；[60]莫里斯的《帝国架构：新王国时期埃及军事基地和对外政策演变》对埃及在利比亚、努比亚、叙巴地区的统治方式进行了分析，同时梳理了埃及对外政策的演变过程；[61]肯普的《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帝国主义与帝国》一文埃及对外交往活动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对于埃及在西亚和努比亚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及原因进行分析和比对；[62]史密斯的文章《古代埃及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或经济》不赞同用意识形态来考察埃及的帝国主义，而认为经济利益是埃及采取帝国主义政策的主因；[63]沃利在《作为古代世界文化纽带的北叙利亚》一文根据阿拉拉赫考古器物，分析了各文明单元在北叙利亚的交汇状况，得出了北叙利亚是古代东地中海世界联系纽带的结论；[64]米鲁普的著作《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东地中海世界》以及克莱因等编撰的《拉美西斯三世：埃及最后一位英雄的生活与时代》分别对拉美西斯二世和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的埃及对外政策和东地中海世界国际关系进行了探讨；[65]布莱恩的文章《埃及人眼中的米坦尼》将埃及与米坦尼两国外交史分为早期接触（图特摩斯一世）、从冲突到共存（图特摩斯三世到阿蒙霍特普二世）、巩固和联盟（图特摩斯四世到阿蒙霍特普三世）等三个阶段，并重点分析了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后期埃及与米坦尼关系日益冷淡的种种表现，认为是埃及主动疏远了米坦尼，以适应赫梯崛起后新的国际形势；[66]阿尔齐的文章《米坦尼档案中的外交事务》将米坦尼与埃及两国关系分为交好和交恶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涵盖了第17—25号等9件阿玛纳泥板文书，后一阶段覆盖了第26—29号等4件阿玛纳泥板文书。[67]莫兰的《关于赛费雷石碑中条约术语的一个注释》提到了阿玛纳书信中的术语与这个石碑中术语的相似性，阐释了“友好关系”这一术语在古代东地中海世界外交史上的内涵和外延；[68]芬尚在《条约和盟约中的父亲和儿子术语》一文通过对“父亲”与“儿子”这一对在古代东地中海世界外交书信和国际条约中常见术语的分析，认为“父亲”与“儿子”的称谓是一个专用的政治和外交术语，反映了所指代人物的主从身份或尊卑关系；[69]魏因费尔德的《古代近东的盟约术语及其对西方的影响》一文谈道了阿玛纳书信中的条约术语，认为这些术语是阿卡德语和希伯来语等塞姆语系条约术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希腊语和拉丁语条约术语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70]大卫的文章《现实主义、结构主义与阿玛纳书信》和韦斯特布鲁克的文章《阿玛纳时代的国际法》运用现实主义、结构主义、国际法等理论解释阿玛纳时代的大国关系，取得了跨学科研究的积极成果。[71]
二是有关王室联姻和文化差异的探讨。尼布尔所著《阿玛纳时代》一书和哈奇森同名译本认为，王室联姻是米坦尼、巴比伦、埃及、阿拉西亚等国家出于发展和巩固良好国际关系则采取的共同策略之一，只是在嫁妆陪送和礼仪规制等方面各有特点和侧重；[72]迈耶的《外交和国际婚姻》一文在肯定国际婚姻在阿玛纳时代外交中不可替代作用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各国各地区文化差异所引发的种种误解和错判；[73]布赖斯编撰的《古代近东伟大君主书信集：青铜时代晚期的王室通信》对青铜时代晚期近东大国王室的目的、过程、效果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考证，认为王室联姻是一柄认双刃剑，既可能强化两国友谊，也可能恶化彼此关系；[74]舒尔曼的《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外交联姻》一文认为埃及将迎娶外国公主作为彰显国王个人声望和威权的象征之一，强调指出王室联姻只是确立了两国君主的兄弟关系，而非两国之间的友邦关系；[75]韦斯特布鲁克的文章《阿玛纳书信中的巴比伦外交》认为巴比伦以夸耀富裕来提高国家地位，以两国相距遥远为由拖欠礼物，以触犯埃及婚姻禁忌来获得道义上的支持等有理、有利、有节的外策略，不仅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而且成功地得到了急需的作为礼物的埃及黄金；[76]杰克逊的《公元前1千纪以前的古代近东法律比较研究》一书从法学的视角对埃及、苏美尔、亚述等古代近东各文明单元的婚姻、家庭、财产等内容进行了考察；[77]波滕等编撰的《英译埃利芬提尼纸草：跨文化传承与变革3000年》一书涵盖了出土于上埃及埃利芬提尼和阿斯旺边境要塞地区的175篇文献：内容涵盖法律、社会、宗教等领域，时间跨度近3000年；[78]吉文的著作《埃及对迦南的影响：图像学及相关研究》、雷德福德的著作《古代埃及、迦南和以色列》和希金博特姆的著作《拉美西斯时代巴勒斯坦地区的埃及化及精英仿效》对埃及与叙巴地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进行了长时段的系统梳理和全面评估；[79]斯帕林格在《古埃及叙事的转变：萨里尔纸草卷三和卡代什战争》一书对拉美西斯二世时期埃及与赫梯的卡代什战役的萨里尔纸草版本和神庙铭文版本进行逐字逐句对比，从传播目的和传播效果等视角，对不同版本在叙事内容、语法特征、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分析；[80]史密斯的文章《努比亚与埃及：互动、融汇与公元前3—前1千纪从属地位之形成》和著作《卑鄙的库什：种族认同与埃及努比亚帝国的边界》重点讨论了埃及文化对努比亚文化的渗透；[81]格拉夫的《跨文化传播：埃及与努比亚（公元前2543—前1076年）》一文通过对考古和文献资料的翔实考证，对埃及文化与努比亚文化的互动与交融，特别是努比亚文化对埃及文化的深刻影响进行了独辟蹊径的系统分析。[82]
2000年以来，国内埃及学者和亚述学者对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外交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一批代表性成果：刘文鹏所著《古代埃及史》一书第七章第二节谈到阿玛纳书信和埃及对外关系，认为由于埃赫那吞全力以赴投身国内宗教改革，以及当时东地中海世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埃及对叙巴地区属地的掌控力受到挑战；[83]袁指挥的博士学位论文《阿马尔那泥板中所见的近东大国外交》对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外交活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84]郭丹彤的《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的交往》一书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个方面对包括阿玛纳时代在内的古代埃及对外关系进行了考察。[85]
可以说，在有关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文明共生现象相关论题的研究上，西方学者因在史料的掌握上有先天优势，因此研究多以史料考据为主，对理论构建重视不够。国内学者虽较为重视理论构建，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却差强人意。随着跨文化交流研究的兴起，有关世界古代历史上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毋庸讳言，世界古代跨文化交流史的很多时段尚未被触及，不少领域还是空白，特别是与本书选题正相关的研究成果尚未见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具有延展现相关历史研究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重要学术价值。
三 研究思路
本书坚持在马克思主义交往论的指导下，借鉴“我者”“他者”“刻板印象”“偏见”“歧视”“文化中心主义”“意义的共享与认同”等跨文化交流术语和理念，形成一个与本书研究内容相契合的理论范式。
“我者”与“他者”既是一对人类学概念，亦是一对传播学概念。人类学和传播学致力于了解他者，以此反观自我或反思自我的文化，因此，“我者”可以理解为“自我”或“自我的文化”，而“他者”则可以理解为“我者”之外的其他个体或群体以及其他的文化。凡是外在于我者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可见还是不可见，可知还是不可知，都可称为他者。他者的形成必须发生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而且对立双方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或压迫与被压迫关系。我者往往利用语言文字、意识形态乃至武装力量对他者行使霸权，对他者进行排挤、支配和控制；而他者往往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被边缘化和从属化，失去话语权并产生自卑感。
所谓刻板印象，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接受他者文化信息时，因过分简单地归纳而形成的对他者文化的概念化认知，并由这种概念化的认知导致对他者文化的成见。刻板印象进一步左右人们对他者文化的认知，导致偏见的产生。所谓偏见，就是在没有获取全面准确信息的前提下对他者文化做出的非理性判断，进而由此形成对他者文化的否定性态度。如果说偏见是一种态度，那么，歧视就是一种行为。当对于他者文化的否定态度转化为行动时，产生的行为就称为“歧视”，即在种族、性别、年龄和职业等层面上不公正地对待他者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过程。
“文化中心主义”一词由两个希腊语词根“ethos”（“人民”或“国家”）和“ketron”（中心）构成，整个词的含义是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用自我文化价值来评判其他文化，因此也被称为民族中心主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基于我者文化来理解他者文化，必然存在着跨文化交流的障碍，由此造成对他者文化及其所承担的意义或符号的误读，从而无法实现意义的共享和认同，这种误读累积到一定程度，便会以文化碰撞甚至文明冲突的激烈形式表现出来。
文化是交流的内容，交流是文化的形态。跨文化交流包括跨文化交流介质、跨文化交流主体、跨文化交流渠道和跨文化交流内容等要素。而根据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文明共生现象的历史特征，特别是考虑到可资采用的阿玛纳书信等原始文献整理和国内外研究现状，本书将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展开探讨：纵向上分析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文明共生现象产生的国际政治生态；横向上考察跨文化交流介质、主体、渠道、内容等要素在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文明共生现象形成过程中的价值和功能，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对于当今世界仍有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具体来说，本书的研究内容大致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考察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国际政治生态。当时的埃及、米坦尼、赫梯、巴比伦和亚述等五大强国之间合纵连横，互相制衡，使长达五百年的阿玛纳时代成为古代东地中海世界两个动荡时期之间的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而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以阿玛纳书信为代表的跨文化交流数量的大幅增长和质量的显著提升，从而成为连接各国各地区或文明单元的桥梁和纽带。
第二部分主要考察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文化交流介质。楔形文字和阿卡德语成为当时国际通用语言文字，使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或文明单元开展大规模跨文化交流成为可能。特别是以泥板书信为主要介质的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或文明单元间的文字交流，较之口头交流，不仅扩展了跨文化交流空间和时间，更是提升了跨文化交流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真正具有约束性的国际条约的签订因此有了可能性和可行性。
第三部分主要考察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主体。楔形文字和阿卡德语等国际通用文字交流介质的广泛使用，虽然使以泥板书信传递为主要方式的文字交流活动的开展成为可能，但真正把跨文化交流由可能变为现实的，则是主动或被动地在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间往来移动的信使、商人、医生、教师、难民、流亡者、战俘、雇佣兵、武装移民等，他们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主体。
第四部分主要考察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渠道。尽管受到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等的制约，当时的道路状况已经初步达到了保障跨文化交流主体往来传递信息以及各国各地区或文明单元之间开展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基本要求。而作为交通和传播工具的马的驯化、车的发明、战车的应用、路网的形成、驿站的设置，则有效压缩了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的时空。这都为这一时期跨文化交流的开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
第五部分主要考察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内容。从跨文化交流的双方来看，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或文明单元之间互为我者与他者。而从跨文化交流的内容来划分，则包括宗藩体系、朝贡贸易、王室联姻、战争形态、宗教思想等领域，可以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等方方面面。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文献整理与文本研究相结合，即将对阿玛纳书信等相关原始文献收集、校勘、分类、翻译、注释的文献研究成果与国内外最新相关跨文化交流研究的理论研究成果有机统一起来，探寻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文明共生现象；二是微观个案剖析与宏观历史叙事相结合，即把阿玛纳书信等原始文献所记录的每一个具体生动的交往事件置于整个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体系之下，进而揭示文明共生现象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律。
[1]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何道宽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2] 就国家的形式而言，人类历史上主要有三种，即城邦国家、领土国家、近现代民族国家。城邦国家是指城邦为政治管理单位的国家。领土国家指君主权力所能达及的地理疆域为界，从而行使政治管理范围的国家；晚期青铜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国家主要属于城邦国家和领土国家。每个城邦国家包括一座或多座城市以及由城市管理的数量不等的城镇和村庄。而当一些征服者将许多城邦国家统一起来，就形成了领土国家。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始于结束欧洲三十年战争（1643—1648）的维斯特伐利亚和会的召开以及《维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所形成的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与近现代民族国家相比，城邦国家和领土国家更接近于文明单元之本义。参见〔荷〕H.法兰克弗特等《人类思想发展史——关于古代近东思辨思想的讨论》，郭丹彤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3] 文明与文化在概念上虽有所不同，但通常又较难区分。因此，本书在行文和引文中对它们互换使用。从词源学上来看，文明一词源于拉丁语“civis”（城市的居民），本义是指人们和睦地生活于城市或社会群体中的能力。文化一词源出于拉丁语动词“colere”（耕耘土地），其过去分词为“cultus”，与“cultivate”（耕耘）相关，本义是耕耘果园和菜园，引申义为培养人们的情趣和才艺。参见刘文鹏《论埃及文明的起源——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第42页。
[4] 〔美〕彼得·卡赞斯坦：《多元多维文明构成的世界》，刘伟华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52页。
[5] “地中海”，英文写作“Mediterranean Sea”，源于拉丁语“Mare Mediterraneum”，其中“medi”意为“在……之间”，“terra”意为“陆地”，全名意为“陆地中间之海”。
[6] C.Quigley，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Analysis，2nd edition，Indianapolis：Liberty Press，1979，p.169.
[7] 陈村富：《地中海文化圈概念的界定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62页。文化圈或文明圈是学界采用的术语之一。学者们认为，在诸多文化体或文明体相关联的某些地区，只要各文化体或文明体之间有较多文化元素或文明元素相符，就可以把它们归属于同一个文化圈或文明圈。参见王晓朝《拓展地中海文化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13日，第9版。本书采用“文明共同体”这一术语来泛指“文化圈”“文明圈”“文化体”“文明体”等概念。
[8] 史继忠：《地中海——世界文化的漩涡》，《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38页。
[9] 在人类历史上，以放眼世界的宏阔视野观察人类文明发展的方法有着漫长的传统。从希罗多德的《历史》以降，不同类型的世界史在不同文明中相继出现。而“实际上，对于任何时代的任何文化而言，世界史意味着该文化自身生活的世界，即通过生活经验或在他人的口耳相传中所能感知的以及旅行所能到达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参见陈恒、李文硕《从世界历史到世界的历史——评〈剑桥世界史〉》，《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160页。本书探讨的地中海世界和东地中海世界正是这一类型的世界史。
[10] 叙巴地区，全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叙利亚”一词，在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12—前64年）时期，已为希腊人所采用，后为罗马人沿袭，但仅通行于西方。阿拉伯人从不使用“叙利亚”一词，而是采用“沙姆”一词来指代这一地区。“沙姆”意为“左边”，转意为“北方”，这是按照阿拉伯帝国初期以麦加为政治中心，视这个地区为“左边”和“北方”而言的，“叙利亚”也因此有“北方之国”之称。还有研究者认为，“叙利亚”是因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古代叙利亚人而得名的。叙利亚的国名就是从“叙利亚人”（“苏尔尼亚”）一词引申来的。巴勒斯坦古称迦南（“迦南”一词源自古代埃及语，《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均译作“客纳罕”），在《旧约圣经》被赞誉为“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系指地中海东岸的狭长地带，大致包括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西部、叙利亚西南部。公元前20世纪，操塞姆语的迦南人定居于此。公元前13世纪，操非塞姆语的腓力斯丁人在此建国，亚述文献因此将这一区域称为巴勒斯坦，即“腓力斯丁人之地”，这一称谓后来被希罗多德等古希腊史学家所沿用。
[11] 小亚，亦称“小亚细亚”，包括今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参见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2] 两河流域，英文直译为“美索不达米亚”，源于希腊语，意为“河流之间的土地”，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分别发源于西亚塔鲁斯山和扎格罗斯山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所流经地区的称谓，包括今伊拉克、叙利亚北部和伊朗西部。
[13] 与“东地中海世界”相近或相关的概念还有“西亚”和“近东”等。西亚是指今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所在区域。西方学者也常用“近东”一词来指称这一地区，因为以欧洲人的眼光来看，这一地区是离欧洲较近的“东方”。相对来说，离欧洲较远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则被称为“远东”。而不论是“西亚”或“近东”，往往都是在讨论这一地区的古代历史和文明时才使用，而谈到近东的历史和政治时，则采用“中东”一词。参见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4] 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说：“古老的地中海比现在要大得多，第三纪激烈而频繁的褶皱运动使地中海的面积大幅萎缩。阿尔卑斯、亚平宁、巴尔干、扎格罗斯、高加索等所有这些山脉都是从地中海里冒出来的”（〔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蒋明炜、吕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所以，从地质地理学角度看，以阿尔卑斯山和扎格罗斯山、高加索和伊朗高原为界，将亚洲两河流域和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南看作环地中海的构成部分，都是成立的。
[15] 一般来说，学术界习惯上将从公元前3千纪早王朝的建立至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期间的古代埃及历史称为法老时代。“法老”一词，是埃及语的希伯来文音译，埃及语原义为“大房子”。在埃及古王国时期，“法老”仅指代王宫，并不涉及国王本身。埃及第三中间期第二十二王朝以后，正式成为国王的尊号。本书统一采用“国王”这一称谓。
[16] “阿玛纳”这一专有名词的采用源于一个误会。从公元8世纪开始，贝都因人部落本尼·阿姆兰（Beni Amran）定居在古代埃及的埃赫塔吞地区，其中有个村庄叫“Et-Till Amarna”（是“Amran”的复数形式），早期的考古学者以为“Till”与“Tell”（“丘”）是同一个词，于是错将埃赫塔吞称作阿玛纳丘。关于阿玛纳城的考古发现，参见B.J.Kemp，Ancient Egypt：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9，pp.261-318。
[17] E.F.Campbell，“The Amarna Letters and the Amarna Period”，BA23 （1960），p.4.
[18] W.L.Moran，ed.，The Amarna Letters，revised edition，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p.xv.
[19] W.L.Moran，ed.，The Amarna Letters，revised edition，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pp.xiii-xiv.
[20] 阿玛纳书信，亦译为“阿玛纳信件”“阿玛纳书简”或“阿玛纳档案”。从外交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书信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外交文献”。参见慧知《世界外交史之最》，《国际问题资料》1984年第22期，第23页。
[21] J.A.Knudtzon，Die El-Amarna-Tafeln：Mit Einleitung und Erlauterungen，Aalen：O.Zeller，1964.
[22] 在约公元前1350年的阿玛纳书信中，大马士革被称为“迪马斯库”，其统治者的名字为博亚瓦扎，具体身份不详，或为大马士革国王，或为埃及驻大马士革总督，参见R.Burns，Damascus：A History，London：Routledge，2005，pp.5-6。
[23] 书信，现代一般称信或信件，但中国古代更多地称为书。中国古代的信指信使，即送信的人，书才指信件。基于此，本书将“Amarna Letters”统一译为“阿玛纳书信”。
[24] 〔英〕西蒙·加菲尔德：《书信的历史：鹅毛笔的奇幻旅行》，黄瑶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25] C.Aldred，“The End of the EL-Amarna Period”，JEA43 （1957），pp.30-41；C.Aldred，“The Beginning of the EL-Amarna Period”，JEA 45 （1959），pp.19-33；C.Aldred，Akhenaten：King of Egypt，London：Thomas and Hudson，1988，p.291；D.O'Conner，E.H.Cline，eds.，Amenhotep III：Perspectives on His Reig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271.一般来说，埃及新王国时期包括第十八王朝、第十九王朝、第二十王朝，时间为公元前1550—前1069年，其中第十八王朝国王开始宗教改革至国王图坦卡蒙放弃宗教改革这段时间被国际埃及学界称为传统意义上的阿玛纳时代，第十九王朝和第二十王朝则被称为传统意义上的拉美西斯时代。
[26] OEAE I，p.50；HDM，p.8.
[27] M.Liveran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1600-1100 B.C.，New York and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1，p.2；M.Liverani，“The Great Power's Club”，in R.Cohen，R.Westbrook，eds.，Amarna Diplomacy：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15.
[28] 1933年秋，法国考古队在金瑞林宫殿遗址挖掘出土了2万多块楔形泥板文献。这些泥板文书大部分是马瑞王室行政管理档案和书信档案，也有少量文学作品。以法国为主的欧洲亚述学家们对这些出土的泥板文书进行了整理。从1950出版的第1卷《马瑞王室档案》（Archives Royales de Mari）开始，至2020年总计出版了32卷，其中3卷为索引卷。马瑞档案提示了一个比阿玛纳时代还要早的国际交往的时代——马瑞时代（公元前18—前17世纪）；而1975年发现的埃伯拉档案则使古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交往史提早至公元前24世纪的埃伯拉时代。从时间上看，与马瑞时代和埃伯拉时代相比，尽管阿玛纳时代要稍晚一些，但反映前两个时代的文献分别只有马瑞档案和埃伯拉档案，而反映阿玛纳时代的文献则要丰富得多，且多能彼此印证。
[29] G.R.Berridge，“Amarna Diplomacy：A Full-Fledged Diplomatic System？”，in R.Cohen，R.Westbrook，eds.，Amarna Diplomacy：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212-224.
[30] 国际关系，正如大多数学者们所界定的，是一个近现代概念。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那些能够使国家间保持相互联系的规范化的规则和程序，这些规则和程序能够适用于每一个社会，无论其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时空。
[31] 青铜时代，是考古学上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之后，在铁器时代之前，在世界范围内的青铜时代被界定在公元前4千纪至公元初年。世界各地青铜时代的年代有早有晚，其中东地中海世界的青铜时代被界定在公元前16—前12世纪。与石器时代相比，青铜铸造术的发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表明人类生产水平跨越式提升，进入一个新的文明时代。从考古学上看，东地中海世界的青铜时代从中期到晚期的转换并不十分明显，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如埃及新王国的建立——被学术界认定为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
[32] 埃及新王国时期与中国商代大致相当。商代创立者为汤，又名成汤或成唐，甲骨文称其为大乙。商族经过长期发展，力量逐渐壮大，至汤时，迁居于亳，进行灭夏的准备。成汤于公元前16世纪联合各方国和部落征伐夏桀。出发前，汤发表誓师词，即保存在《尚书》里的《汤誓》。夏桀面对汤的进攻，毫无准备，不战而逃，在南巢被囚而死，夏代结束。汤在3000诸侯的拥戴下登上天子之位，商代建立。周代的奠基者文王姬昌励精图治，使中国西部渭水中游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姬姓古老部落——周——日益强大起来。文王的继任者武王姬发于公元前1046年初亲率战车300乘、虎贲3000人、佩甲之士45000人，并与诸方国盟军一起东渡孟津，开始伐纣战争。武王所到之处，各地纷纷归附。公元前1046年2月5日，联军在商都郊外的牧野与纣王的军队摆开决战之势。由于纣王不得民心，十几万商军临阵倒戈。所以，没费太大力气，联军就攻进商城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花费巨资的鹿台自焚而死，商代结束，周代开始。
[33] “交往”一词的德文为“der Verkehr”，法文为“commence”，英文为“intercourse”。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3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5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37] J.A.Knudtzon，Die El-Amarna-Tafeln：Mit Einleitung und Erlauterungen，Aalen：O.Zeller，1964.
[38] A.F.Rainey，El-Amarna Tablets 359-379，Kevelaer：Butzon und Bercker，Neukirchen-Vluyn，Neukirchener Verlag，1970.
[39] A.F.Rainey，El Amarna Tablets 359-379：Supplement to J.A.Knudtzon Die El-Amarna-Tafeln，2nd edition revised，Kevelaer：Butzon und Bercker/Neukirchen-Vluyn/Neukirchener Verlag，1978.
[40] A.F.Rainey，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Leiden：E.J.Brill，2015.
[41] W.L.Moran，ed.，The Amarna Letters，revised edition，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
[42] Hans-PeterAdler，Das Akkadischedes Konigs Tusratta von Mitanni，Kevelaer：Butzon and Bercker，1976.
[43] S.Izre'el，Amurru Akkadian：A Linguistic Study，Vols.I-II，Atlanta：Scholars Press，1991；S.Izre'el，“The Amarna Glosses：Who Wrote What for Whom？ Some Sociolinguistic Considerations”，IOS 15 （1995），pp.101-122.
[44] E.F.Wente，Letters from Ancient Egypt，Atlanta：Scholars Press，1990.
[45] J.Cerny，Late Ramesside Letters，Bruxelles：Edition de la Fondation Egyptologique Reine Elisabeth，1939.
[46] M.Sandman，ed.，Texts from the Time of Akhenaton，Brussel：Edition de la Fondation Egyptologique Reine Elisabeth，1938.
[47] W.J.Murnan，Texts from the Amarna Period in Egypt，Atlanta：Scholars Press，1995.
[48] K.A.Kitchen，ed.，Ramessid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Vols.I-VIII，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75-1989.
[49] J.H.Breasted，A History of Egypt，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ersian Conques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05.
[50] R.A.Caminos，ed.，Late-Egyptian Miscellanies，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
[51] J.B.Pritchard，e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2nd e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
[52] J.T.Green，The Role of Messenger and Messag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Atlanta：Scholars Press，1989；S.A.Meier，“Review of the Role of Messenger and Messag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JAOS 110 （1990），pp.752-753.
[53] G.H.Oller，“Messengers and Ambassadors in Ancient Western Asia”，CANE，pp.1465-1473.
[54] M.Liveran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1600-1100 B.C.，New York and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1.
[55] Y.L.Holmes，“The Messengers of the Amarna Letters”，JAOS95 （1975），pp.376-381.
[56] B.J.Kemp，Ancient Egypt：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9.
[57] E.Frood，Biographical Texts from Ramessid Egypt，Leiden and Boston：E.J.Brill，2007.
[58] 〔苏联〕В.П.波将金主编：《外交史》第1卷，史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59] B.Lafon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The Birth of a Complete Diplomatic System”，DS 12 （2001），p.39.学术界一般认为，公元前22—前21世纪，埃伯拉与阿巴尔萨勒城邦签订的条约以及阿卡德王国国王纳拉姆辛与埃兰国王签订的条约，为已知的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国际条约。
[60] R.Cohen，“The Great Traditions：The Spread of Diplomacy in the Ancient World”，DS 12 （2001），pp.23-38.
[61] E.F.Morris，The Architecture of Imperialism：Military Bases and the Evolutin of Foreign Policy in Egypt's New Kingdom，Leiden：E.J.Brill，2005.
[62] B.J.Kemp，“Imperialism and Empire in New Kingdom Egypt c.1575-1087 B.C.”，in P.Garnsey，C.R.Whittaker，eds.，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7-57.
[63] S.T.Smith，“Ancient Egyptian Imperialism：Ideological Vision or Economic Exploitation？”，CAJ7/2 （1997），pp.301-307.
[64] L.Woolley，“North Syria as a Cultural Link in the Ancient World”，JRAIGBI 7 （1942），pp.9-18.
[65] M.Van de Mieroop，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n the Age of Ramesses II，Oxford：Wiley-Blackwell，2009；E.H.Cline，D.O'Connor，eds.，Ramesses III：The Life and Times of Egypt's Last Hero，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2.
[66] B.M.Bryan，“The Egyptian Perspective on Mitanni”，in R.Cohen，R.Westbrook，eds.，Amarna Diplomacy：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71-84.
[67] P.Artzi，“The Diplomatic Service in Action：The Mitanni File”，in R.Cohen，R.Westbrook，eds.，Amarna Diplomacy：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205-211.
[68] W.L.Moran，“A Note on the Treaty Terminology of the Sefîre Stelas”，JNES 22 （1963），pp.173-76.
[69] F.C.Fensham，“Father and Son as Terminology for Treaty and Covenant”，in H.Goedicke，ed.，Near Eastern Studies in Honor of William Foxwell Albright，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71，pp.121-135.
[70] M.Weinfeld，“Covenant Terminolog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West”，JAOS 93 （1973），pp.190-199.
[71] S.R.David，“Realism，Constructivism and the Amarna Letters”，in R.Cohen，R.Westbrook，eds.，Amarna Diplomacy：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54-67；R.Westbrook，“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Amarna Age”，in R.Cohen，R.Westbrook，eds.，Amarna Diplomacy：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28-41.
[72] C.Niebuhr，Die Amarna-Zeit：Agypten und Vorderasien um 1400 v.Chr.Nach dem Tontafelfunde von El-Amarna，Leipzig：J.C.Hinrichs，1903；J.Hutchison，The Tell El Amarna Period，London：David Nutt，1903.
[73] S.A.Meier，“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Marriage”，in R.Cohen，R.Westbrook，eds.，Amarna Diplomacy：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165-173.
[74] T.Bryce，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The Roy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Late Bronze A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75] A.R.Schulman，“Diplomatic Marriage in the Egyptian New Kingdom”，JNES 38 （1979），pp.177-193.
[76] R.Westbrook，“Babylonian Diplomacy in the Amarna Letters”，JAOS120 （2000），pp.377-382.
[77] S.A.Jackson，A Comparison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Law Collections Prior to the First Millennium B.C.，Piscataway：Gorgias Press，2008.
[78] B.Porten，et al.，The Elephantine Papyri in English：Three Millennia of Cross-Cultural Continuity and Change，Leiden，New York and Koln：E.J.Brill，1996.
[79] R.Giveon，The Impact of Egypt on Canaan：Iconographical and Related Studies，Gottingen：Vandenhoeck and Ruprecht，1978；D.B.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Princeton and Cairo：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C.R.Higginbotham，Egyptianization and Elite Emulation in Ramesside Palestine，Leiden：E.J.Brill，2000.
[80] A.J.Spalinger，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Ancient Egyptian Narrative：P.Sallier III and the Battle of Kadesh，Wiesbaden：Harrassowitz，2002.
[81] S.T.Smith，“Nubia and Egypt：Interaction，Acculturation and Secondary State Formation from the Third to First Millennium B.C.”，in J.Cusick，ed.，Studies in Culture Contact，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Center of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1998；S.T.Smith，Wretched Kush：Ethnic Identities and Boundaries in Egypt's Nubian Empi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82] C.Graves，“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Egypt and Nubia c.2543-1076 B.C.”，in C.Graves，S.Gregory，eds.，Connections：Communication in Ancient Egypt，Birmingham：University of Birmingham，2012.
[83]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84] 袁指挥：《阿马尔那泥板中所见的近东大国外交》，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5年。
[85] 郭丹彤：《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的交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