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李毅研究员是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兼外国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主任，是我多年的学术同行和老朋友。她长期从事国外尤其是日本产业发展史的研究，研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中国的发展与现代化建设提供国际的经验与借鉴，最近十几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跃升与产业结构改革的深化，她的研究方向聚焦于，以中国等发展中大国为基点，集中进行中外制造业的比较研究。她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选择研究”，就是其率领研究团队从经济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着重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历史和国际经验。近日得知该结项成果扩充后准备申请出版，并嘱我作序，感到力不从心，但是读后收获很大，遂不揣浅陋，欣然从命。
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是推动一国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在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随着技术经济条件的变化乃至社会形态的变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即将完成工业化和向创新型国家迈进，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的升级，到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为到2049年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现代化强国创造条件、打下基础。这就需要我们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方面，去探寻中国的工业化、再工业化规律和条件。古人说“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相信经济史研究和国际比较可以深化人们的认识和提供有益的借鉴。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7年数据，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131735.85亿美元，排在世界第二位，超过排在第三位至第五位的日本、德国、英国三国之和（111698.47亿美元）。到2018年，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世界第一大国，在上面列举的工业数据中，除了原油产量因储量原因仍低于美国外，原煤、发电量、生铁、钢、水泥即使在压缩优化产能的情况下，仍然大大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但是，从工业整体来看，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仍然处于中低端位置。2013年以来出现的经济新常态和目前正在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产业升级阶段，而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匮乏和生态环境严峻，又使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紧迫，产业结构升级只能成功。
二
本书以解决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制造业发展历史的研究，包括对金砖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比较和对汽车产业的个案剖析，分析了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在结构转型中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问题，提供了一个大国视角的问题思考方式与产业发展选择原则，并为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供给侧改革，提出了战略层面与实际操作层面的具体实施路径和政策建议。
本书指出，在大国经济演进过程中，存在多个经济转型的历史节点。随着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发展阶段性目标的变化，解决发展不平衡的结构转型是一个必然伴随的过程，只不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其结构转型具有特殊性。与那些发展中小国不同，它的经济结构是非单一性的；地域广大且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差异极大。而与那些发达工业国家相比，它的经济发展又尚未达到充分的程度，经济结构也是非成熟性的，科技发展水平整体上还比较落后，研发能力相对薄弱。所以，转型意味着艰难的爬升与变革，但也因后发优势和新的工业革命契机，具有追赶与跃升的可能。如果我们能够从工业化先行国家的产业实践中认识产业发展的规律及其当代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选择符合国情的恰当的产业转型与发展路径，中国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建设现代化工业强国的宏伟目标。由于具备经济规模大和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目前的中国正在向着赶超目标前进。
新兴大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进行的，经济上的相互联系与影响广泛渗透，纵然可以使我们更便捷地学习他国工业化的经验，但是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各种形式的外部约束乃至对抗性竞争与日俱增。只有依靠制造业的充分发展，新兴大国才能利用发展积累起来的足够实力打破外部制约，掌握发展与博弈的主动权。而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是现阶段其他任何产业都无法取代的新兴大国走向强国的立足根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制造2025》如此重要，也如此引发发达国家的不安，本书对这一后起大国强国战略的立足点重点进行了理论阐释，并尝试对其提出发展经济学的认识。
三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作者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入的比较研究，提出基于国情与问题意识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中国方案。强国目标，只能经由创新驱动和符合实际的产业发展路径才能实现。这里的创新是指工业创新，作为内在于工业化及其相关工业发展进程的最活跃、最积极的变革性因素，工业创新是推动后起国家成长为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性杠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需要树立产业转型升级的全局性意识，以及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协调性战略，从而扫除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上的盲点，实现工业创新驱动下的有序协调发展。
首先，全局性的意识体现在努力构建一个符合未来发展方向、各产业有机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上；也体现在基于大国地域发展的多样性、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特点，实行符合国情的总体产业布局与结构调整；还体现在以足够的政治智慧与治理能力，把我国目前发展不平衡的劣势变为大国的发展优势，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工业化的深入展开，打造出伸缩自如的发展空间。
其次，协调性战略重点在于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在产业的发展及其转型升级中，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因素、本土与外来知识的关系，一国产业创新能力的形成，正是产生于上述两种知识的融合。第二，在产业的发展及其转型升级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又要坚持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的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以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和保证社会各部分的协调发展，以及在外部的强力冲击面前统一意志，将各项产业活动纳入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轨道。第三，在产业的发展及其转型升级中，处理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关系，使中国真正具备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使中国的制造业升级发展成为助推经济全球化和实现合作共赢的力量。
最后，在全局性思路导引下，中国应尽快打通发展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有步骤地加快解决产业升级中的结构性问题。中低端的传统产业在今天中国工业中占据多数。由于它在整个工业体系中所处的基础位置，在产业运行中对高端产业所起的支撑作用，使得工业创新推动下的传统产业改造，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一项基础性选择。同时，中国具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和独特的产业发展历程。它的全方位崛起和所面临的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深刻历史性转变，将会在国际上遭遇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所以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实力及其在国际社会的战略地位相联系，在深化改革中将大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打造成为创新驱动下的强国重器，将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一项现实性选择。因此，充分利用国家的力量，不仅要解决国内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制约瓶颈，而且要高度重视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发挥政府的作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拓展国际空间和提供合理的保护，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走向强国都经历的过程，中国必须尽快学会这一点。
四
总之，李毅研究员作为从事外国经济史研究的资深学者，“智者察于未萌”，自20世纪末以来，就开始与她的研究团队重点关注与研究制造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在广泛的国内外调研与扎实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印象最深的是她在21世纪初就撰文呼吁中国应防止因房地产和金融等第三产业发展而导致制造业空心化问题。本书是近年来她出版或领衔出版的第五本关于制造业发展与经济转型的学术专著，反映了她对当代制造业发展的独特理解，以及对中国发展为现代制造强国的深刻关切。其相应的政策主张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学术观点通过国际、国内多种形式的交流得到传播。在此，对李毅及其研究团队表示敬意并祝贺，也希望想了解或研究这方面问题的读者与李毅研究员等一起切磋与努力，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添砖加瓦，为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献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
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科技与社会发展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工业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武力
202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