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以科学与政治关系为题作论文，有相当难度。三年时间，围绕这个论题读书、思考。南京大学浓郁的学习氛围熏染着包括笔者在内的无数学子。不论是在鼓楼，还是在仙林，每天必须在8点之前去图书馆门前排队，排队是为了在图书馆找到座位。岁月在寒暑交替间消逝，青春在光和影配合下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画面和色彩需要剪辑，剪辑者将智慧与花草树木一起融入宣泄油彩的作品间。有一个东西更重要，即那反映在教室、礼堂砖瓦片上百岁的历史沉淀。本书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思考的积攒，之所以出版成书，目的不仅为了某种成就感，还有传播学意义上的考量。

显然，如欲在科学与政治之间搭起某种关联，就会相当容易地在眼前闪现众多画面。即便以近代科学诞生为时间轴，科学与政治交织的历史也经历近六百年，期间，二者关联性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特点。中世纪欧洲农耕文明依附于宗教体系，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以宗教神性为基础，束缚着古希腊理性的生长，宗教自身承载着政治的衣钵。文艺复兴之后，科学与政治关系体现在神性和理性的对抗上面。但是，相当长时间里神学威权还在充当着政治打手，以人类好奇心为表现形式的科学往往淹没于威权对生活的庇护之中。当哥白尼选择委身于弗洛恩堡修道院时，他对于托勒密天文学质疑的历史地位就被渲染上浓重的政治色彩，深深地淡化他在佛罗伦萨大学里求学时身上所携带那种对待自然的纯真。牛顿力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当然不应归功于某一个人，科学家名字只是一种力量的代言，而他的影响一直持续。虽然生物学成就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走向科学共同体的主流，但是达尔文进化论在19世纪已经真实地动摇传统西方神学和理性的关系。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自19世纪开始科学发展改变了人类社会权力的结构。这些陈述可以作为某一种理论对于历史现实的判断，但是判断背后依据的逻辑推理，及其所展现的问题不一而足。

科学与政治各自在概念上都不容易界定。理论论证一定是建立在概念基础之上，概念因为不同时空不同人的理解会有所差异。科学这个概念在现实中被泛化，单从词性上就好几种，有名词、形容词性等。对科学概念理解不仅需要在不同词性之间转换，而且还在不同语言、学科之间寻找对应解释，结果是转换造成歧义。英国学者李约瑟以编写《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著名，也引发中国古代与西方世界对于自然界认识的比较。可是比较必须在科学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概念在西方世界里本来就有一定框架存在，科学本初是对于某种研究活动或者理论创造的界定。因而，李约瑟所引发的比较在现实中将会一定程度地否定中国古代人的智慧，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对于传统的承接和发展。经常会听说，有三个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概念在此时的内涵是混杂的，它有斗争的理解、有权谋的理解、有阶层结构的理解、有人际关系的理解等等。政治概念还因附着于其他背景之下而显得复杂，比如历史学和地理学上的政治。政治概念的内涵在叙述历史时变得不明确，因为历史有不同视角所展示的画面。排除地质方面阐述的地理学研究对象实际上还在人类社会内部，以政治理解的不同疆域属性的演变以及疆域之间物质性的流动亦将使政治概念复杂化。

坦率地说，这个论题写作时很容易跑偏。事实上，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属于哲学的二级学科，因此，对于科学与政治二者关系讨论需要严格限定在哲学规范之下。二十年前，在美国科学家与科学社会学家之间发生过一场论战，被人们称之为“科学大战”。所谓“科学大战”实质上就是对于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如何在学科上定位？科学家以科学专业知识成其为科学家特定身份，但是并不意味着科学不能作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意味着以其他学科为视角不能来审视科学研究。科学社会学或者所谓科学学大多是以社会学研究范式讨论科学研究活动，对于科学来说并未有所僭越，对于科学来说不应成为异己。对于科学家来说，恰恰是其谨言慎行的参照。实践学派中有的学者将视角转向实验室内部的权力关系，从论证结构而言更准确地说应该还属于社会学学科。学科定位问题很难在论述过程中模糊化处理，概念与判断的陈述必须要明确。相反，从政治这一头来看，科学如若为其一个变量，那么论文最终将成为历史事实的堆积，也许连政治学门槛都不能跨越。同样，政治不能成为科学的决定力量。政治在其要素间角逐，因为时间推延，科学的角色已经超越原有的框架，更适用于理性视域。

什么是科学？一定是一个哲学命题。今年春天大流行的COVID-19病毒肆虐人间，对人民生命和国民经济造成巨大伤害。事实上，对这场疫病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分体现了科学本质探究的重要性。溯源上，科学应该成型于知识的探究。理解科学需要从哲学上回答知识是什么？古希腊对于知识有两条理解路径，第一个路径源于普罗泰戈拉，相信知识来自于知觉；第二个路径则诞生于德谟克利特，认为知识是回答什么是构成世界基本物质的问题。不过，在历史长河中，这两个路径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应该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一些智者选择德谟克利特知识论的归纳和总结。科学归功于经验，可是经验也需要实证。但是，科学毕竟属于某一种理性，理性具有不同传统。当然，这涉及科学的目的，毕竟科学不应龟缩于狭小的空间之中。科学必须建立在谋求人类福祉之上，而人类福祉也必然成就科学自身的伟大，科学对于人类而言则将会跨越时空，超越地域和时间的界限。于是，对科学的思索就陷入某种不确定性。科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状态，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呈现不同的结果。如果说存在政治理性，那么政治不同样态的基本条件要求将话题的选择限定于相对有意义的时间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时间上形成一个分水岭。政治方面能够从前后划出界限的内容包括民族国家、世界格局、大国关系、权力结构等等；科学上一方面是还原论在物理学上的举步维艰，一方面是物理化学在生物学上的高度嫁接。科学与政治都遇到极大挑战，环境、生态、经济、社会发展在科学与权力结构的交织中异常复杂，人类生存在科学与科学的实践中遭到威胁。解决问题的方案需要依托并回到人类的智慧，政治肯定是智慧的一极。

因此，本书摆脱纯粹的描述，从哲学上实施深刻的理论解读。1939年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出版《科学的社会功能》，目的为了说服人们对科学要有信心，企图消散人们对科学悲观的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争创伤久久不能平复，欧洲有一种对于科学的恐惧，因为战争中科学应用带来对于生命的戕害。贝尔纳的贡献还有他开创的一种研究范式，以科学为对象探究科学在社会中的角色。贝尔纳的阐述方式受到苏联学者赫德在1932年参加伦敦会议时发表文章的影响，科学是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贝尔纳的研究范式被后来科学社会学所承继，不过与上个世纪末科学社会学研究转向实验室内部不同，后者更多是在狭义社会学基础上研究科学家活动的社会性。不论是前者广义社会学界定还是后者局域于特定空间对于科学问题的讨论，分析一般都变成过程的追踪和现象的描述。科学与政治关系研究无法停留于表层，否则，只是某些政治事件与科学发现或者应用的对照，最终只能作为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谈不上什么研究。政治并不是特定人类行为的语言表达，政治蕴含着人类理性处理自身事务的智慧。科学除了科学家活动，科学以其特有的理性自身与哲学交织于一起。科学与政治在理性之处交相辉映，在哲学的智慧光芒下著成乐章。但是不可否认，科学与政治在人性的角力下增添几许灰暗，留下危及人类生存的伤痕。人们期许改变，事实上，改变的诉求使描述显得苍白。科学与政治关系的主题必然促使哲学为其履行思辨的功用。

生物适应性作为进化论的一个基本内容并不为大众所理解，在许多情况下，适应性经常被以形而上学方式解读。辩证法在具体场景中的灵活应用不仅作为方法论上的实践，而且构成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体与环境之间关系不是简单线性的二元体系，因为生物体和环境都有自身的演进，生物体需要生长，环境会变化。生物体有其内在目的性的生长，环境有其内在规律性的变化。生物体生长是为环境一部分，环境变化有生物体自身的因子。生物体与环境复杂性可以视为辩证法一种具体表现。笔者主张消融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边界，批评一些基于外部性讨论人类生存等各种问题的论调。科学与政治同样不是在某一空间里的二元体系。科学若以生物体类比，政治则成了环境。科学有其自身发展的路径，科学家往往以此自居，并引以为傲，毕竟那是常人难以企及。环境终究会产生作用，外在压力一定会对内部施加压力，有时能够改变内部的运行方式。可是，科学与政治二者之间并非只有破坏的过程。实验室内部的权力关系不只是权力的上位者决定科学产出，科学产出必然遵循既定的理性。否则，理性势必摆脱外在无序的干扰，回归于传统给出的本性。生产方式决定作用致使科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建构着以政治呈现的社会秩序，秩序构建过程中充斥着多种元素，除了科学，还有其他。无论基于什么考量，生命一定是建构秩序的基础。不论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都需要注意这一点。

自20世纪70年代，福柯提出生命权之后，以生命冠名的术语不断叠加，诸如生命经济、生命社会性等。但这种叠加并没有形成研究范式的创新，贡献更多地体现于生命意义解释的多样性。随着生命科学研究推进过程中德谟克利特式知识论逐渐占主导，对于生命概念自身的解读已经超过以往，生命在生物体被解构中碎片化。不过碎片化面临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自然界本来的层次性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呈现巨大的复杂性。生命行为被科学家以人的行为方式表达，满足不再局限于自然层面。权力表达也不同于以往，20世纪后半叶的平权运动某种程度消弭肤色与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然而在融入科学成分之后，另一种形式的掌控变得越来越明显。结构主义在与实在论结合之后，结构者（relata）因解析的进一步加深，结构本身的实在性也产生了动摇。动摇的根本原因是时空预设的形而上学，时空预设根本不能脱离生命，一切都将回到生命。生命不仅是时空关系建构的出发点，而且生命终将成为政治建构的基础。因而，政治所考量的秩序必然超越形而上学的时空观，必然建立在充满生命的时空之间。

不论论文的写作还是书籍的出版我都必须感谢我的老师南京大学萧玲教授，老师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将铭记于心。我在博士论文最后致谢时是这样写的：“三年前，感谢萧老师把我领进门。三年后，感谢萧老师，教我做人，教我研究学问。老师的影响已经刻进行为里。”同样，我感谢父母妻儿。其实，起初父母并不赞同我走学术研究之路，因为家庭迫切需要我去改善经济窘境。但是他们对我做出的选择无条件的支持和帮助，对此我感激涕零。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有一个传统，喜欢辩论。丝毫不影响同学间友谊的辩论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提升个人学术水平的途径。“感谢一起走过的校园林荫道，感谢曾争论过后的面红耳赤。”最后，我必须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喻苗主任，本书能够出版发行，她所做出的辛勤付出功不可没。

“岁月消逝，记忆永恒。”

2020年6月29日

刘华军写于贵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