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重要性何在

突破了经典范式的迷雾，20世纪的科学以骄人的战果充分展示了人类的伟大。新的范式带来的是对于世界认识的广泛性和深刻性，甚至波及生命本身。可以说，20世纪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深刻程度高于以往任何一个百年。同样，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改变着，并正在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整体布局。在它的影响下，政治和科学共同运作，人类在时间的序列中匆匆迈进了新的世纪。而当回味这过程中的滋味，共同问题（气候、核污染、生态、健康、环境等）却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即使众多有良知的人在呼吁和呐喊，但是在利益驱使和对于无法言状的恐惧笼罩下，这样的呼吁和呐喊又是多么渺小和微弱。相反，解决如此必须解决的问题，必将回到科学与政治关系讨论中来，只是对于科学和政治的含义需要重新划定。

二战后，冷战格局形成，一般观点将之归结为意识形态，来源于西方对意识形态的恐惧。然而从历史事实看，科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视。二战是人类的灾难，对战争的恐惧在战后相当长时间存在。战争也令世界政治格局重新调整，尤其是大国利益的重新划分。其中原子弹起到了相当分量的作用，换句话说，原子科学或者说核物理学在冷战形成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说，历史无法假设，可是若没有原子弹，冷战会不会出现，战后格局将会是什么样子确实很难说。

与冷战的形成一样，冷战的发展和结束依然有科学身影相伴随。在冷战的两大阵营之首美国和苏联之间，政治和科学发展可谓两重天。一方面是1945—1975年间的“黄金时代”，一方面是计划经济模式对于社会发展的制约。一方面是物理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全面发展，一方面却又留下“李森科事件”后遗症。这里有一个细节必须说明，许多研究核物理学的科学家却走在了反核队伍中。而自二战结束至今，人们就一直生活在对于核的恐惧和威胁之中。它和其他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一起伴随着战后的人类社会。

冷战结束，科学无国界，政治全球化在新的国际体系中一览无余。科学主义、功利思想被刻上了现代化的名号，在以工业社会为发展基调的世界体系中，西方科学被充分意识形态化。而当资本与科学联姻的时候，结构性危机、共用地悲剧将不可避免。

根据2002年美联社数据，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污染了白俄罗斯23%，乌克兰5%，俄罗斯1%的领土。至少8000人死亡，未来10年8000—10000人将患甲状腺癌。20万人生活在重污染区，450万人接受财政救济。2001年乌克兰花1亿美元，白俄罗斯10年花10亿美元用于帮助事故受害者。[13]从目前的研究资料看，核事故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环境、健康以及社会心理方面。事实上，核事故的社会学影响远远超过其放射学影响。有一份资料显示，乌克兰处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费用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9%左右。可见，恶劣的后果已经超出单纯的偶发性事故，它成了国家行为的一个部分。然而，这种影响并不是局域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核辐射形成的污染已在整个北半球蔓延开来。

处理全球化语境下科学与世界政治的关系当然应成为科学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一方面是科学家应该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科学家社会遇到相互冲突的职责，一种是科学的普通主义规范要求的。另一种是种族中心主义这一特殊主义规范要求的。”[14]科学家与政治家以及政治行为的关系的论述，在20世纪比较集中，二战前大多为政治家对于科学家的限制与迫害，以及在战争中科学家的贡献。典型案例：（1）爱因斯坦及其那封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2）李森科事件。战后的理解应该颠倒过来，变成政治家以及政治行为对于科学家的强调和重视。一方面随着诸如环境问题等全球范围内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突出，科学与公共性关系的把握正在被提上日程。这些问题显然在原有的社会学框架下很难得到解决，社会决定论认为科学家并不能够决定自身行动和他承担的社会角色，这是一种悲观态度，也无济于问题的解决，同样国家之间政治博弈也需要考虑政治体制的科学渗透。

在面对人类共同的命运时，科学与正义关系的讨论就成为必要。正义是善的制度（罗尔斯），正义要解决自由与平等的问题。可是论证自由需要科学，或者说这种论证本身就是科学。与此相联，当西方科学以一个征服者面目出现的时候，科学和自由的关系就成了问题。科学发展无疑改变了过去的不平等，然而它带来新的不平等也必须引起重视，且这种不平等不仅存在于同代人中间，它实质是跨越了代际。有学者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如建立世界体系，以及全球治理等理论。这里面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因为人类面对的问题需要人类共同解决。但是，他们在论述中企图模糊地缘政治之间的界限，否定差异性存在。而这一点恰恰是不可取的。

科学与基于权力的政治不应只放在实验室里。科学社会学和SSK的做法将科学活动与权力对应起来，其实质就是实验室哲学。实验室里的权力关系不能代表科学与政治关系的全部。陷入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窠臼是这个学派的必然，但他们无法回答何为人类的集体认知。以权力为核心理解政治是很多西方学者的做法，约瑟夫·劳斯也是如此，不过他的科学政治学是建立在科学的实践哲学基础之上的。

对于科学的实践哲学，政治的理解必须是基于实验室的科学活动。劳斯强调的是在实验室中“不可能存在对研究机会的‘理论性’或‘客观性’的评估”，这就为科学实践中政治——权力的运用埋下了伏笔。虽然，在科学共同体内谈论科学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当严重的局限性，可是这种认识路径确实可以拓展科学政治学的思考范围，同时也使对于科学的政治学研究不会离题太远。重视科学发现中实践的作用（科学实践哲学意义上的实践），试图消解科学发现的因果性，可以理解为是回应科学主义的一种鲜明姿态，但是若过于激进，以至于跨入反实在论的阵营，却实在是得不偿失。

从劳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应该很清楚，仅将科学的政治学研究局限在实验室是没有出路的。可是他的科学政治学走出实验室却又受到了他对于政治的理解的局限，而不可能走得更远。历史上，如布鲁诺的故事，那些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演绎，不仅不再是基于实验室内科学政治学能够解释得了的，而且这样的故事也正好说明科学实践哲学的缺陷性所在。因为科学实践性并不能够说明科学发现的自主性，实验室对于自然的建构也不能证明科学理论建构的不可重复性。也就是说，权力对于知识的获得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是令人质疑的，即使知识可以使权力的获得来得容易许多。

为了极力证明科学政治学的存在，约瑟夫·阿加西（《科学与文化》）用科学存在着学派之间的纷争作为唯一证据，而所谓的道德愤慨和经验回应根本无法单独成为理由。即便是这唯一证据也只能靠截取科学史中某一片断这种狭隘的做法来获得。科学在他那里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学名词，科学没有内容。所以只能强调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政治学才有可能存在。可是，若能够凸显科学的内容，如此理解科学政治学就显得不充分了。

有学者以知识和权力关系为理论基础，试图构建新的科学技术政治学理论框架，将政治权力、公共参与、公共行政和国际政治囊括其下。问题是，建构科学技术政治学框架的理论基础能否驾驭所涉及的内容，这很难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况且，科学技术与政治也并不是到了大科学时代才有交叉。总体而言，研究的出发点集中在把政治限定为权力的理解上，权力的实质乃关系，这也是探讨政治及其与科学关系时一些学者转向契约论的根源。

国内有学者从科学政治空间存在张力的角度来研究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对于西方学者关于科学与政治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三种对应关系，即价值张力、权力张力、契约张力。但从论述中对于张力的界定来看，只是承认它们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把科学与政治统一起来并没有纳入论述的框架。众多价值问题研究的论述也没有能够给二者统一提出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来，就连一个肯定的答案也没有。对于权力问题，更多地论述科学家的权力，这就将话题转向与第一论题（价值张力）不同的层面，而这两者并不对等。科学与政治的对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对立，基于契约论展开的讨论也将是这个结果。契约张力的观点基本上是美国学者古斯顿的，不过拿来主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古斯顿主张科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自然是吸收了政治学中的契约论观点。这种论述也正好符合于当今社会发展模式，因为市场经济正是与这样的政治观契合的。不过，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给出的任一种解释都无可非议，因为它们都有一个不同于其他的理论基础。古斯顿的观点亦如此，他并没有可能也不想考虑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的基本观点乃认为科学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活动罢了。处在市场经济中，也就必然遵循契约论的规则，解决办法也正如有学者列出的，公共参与、主体际协商、边际组织机制、科技基金会的弹性作用、科技市场及法律体制。[15]

另外国内还有学者试图整合西方学者对于政府与科学之间关系的研究，阐述美国自二战后政府和科学之间的契约关系。认为从V.布什到古斯顿对于契约关系的解释存在前后变化，其实，这也正好证明了在政府（政治）、科学以及公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这种以契约论为基调对于科学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与我们的论题与论点相去甚远，在本书中将不予采纳。

科学与政策关系的研究应该纳入科学与政治关系范畴。它有两个层面的理解，第一是科学的政策，包含了政治对于科学家的行为的影响与干预；第二是科学对于政策，涉及科学家及科学思想对于政治行为的影响两个交叉关系。主要还是探讨在政治决策中科学家的作用，以及科学研究的独立性问题，论述依然在“小政治”的视域下，其结论当然无果。这里涉及这样一些主体，政府（可以作为政治的一种表述）、科学研究者（科学家包括研究机构），还有就是公众。科学政策的研究就是要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这类关系的良好运作的企图。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对一的线性关系，而具有复杂性。也正是这种复杂性，给探索一个新型的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科学政策的主旨在于使科学家服务于政府或利益集团，而非科学自身。大多数研究文献表明，科学政策的研究在于探讨政府在科学中担当什么样的角色，科研基金的处置以及什么样的关系更有利于给经济带来更大的活力，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企图通过科学得到最大化收益。必须承认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可是如果改变看待如此问题的态度，将视角从科学活动转向科学所呈现的内容，因为后者比前者更重要，那么科学政策将会变得更加有活力，而不是那种左右为难的尴尬，比如知识生产、资金、标准由谁来定。

科学研究的主体是科学家或者说是科学家共同体，这里也可以用科研机构（大学）代替，如果单纯地将经济当作唯一目的，那么主体所面对的对象是经济集团，即便这个主体带有政府的性质，情形也是一样。这时候科学政策实质是单一的，政府所做的就是服务好科学研究主体以及经济集团，这时的政府基本不需要什么政治和智慧，政府只不过扮演了代理人的角色。然而在加进了国家意志的过程中政府的代理人角色变得复杂，事实上国家意志的出现是必需的。这时候第三方将会出现，即公众。科学政策在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将会呈现出复杂性。这时的科学政策将不会像政府通过教育给科学研究输送人才、科学研究机构生产知识、服务于经济部门那样简单。因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动与交叉的。

正是在这样的复杂关系下，我们认为将科学研究分为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来处理科学政策的做法显得毫无道理可言。因为这里讨论的中心是经济，而不是科学。科学根本上已沦为经济的附庸，科学也根本上不存在什么发言权，起着主导的是那些政策的制定者。这点从二战后美国描写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角色演变的一些书籍里可以看出，即使作者极力地想强调科学家的作用如何重要，但是，仍然不难看出，科学家或者确切地说科学在其中的作用，只不过是政治家以及政治家思维之后的附属。这一点从总统的科学顾问设置的可有可无上就可以看出端倪。科学家对于决策风险的评估与科学灾难的善后处理与科学又有什么关系呢？依靠科学对于科学的风险评估或者更加强调科学独立性是目前针对科学伴生的灾难性后果展开科学政策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作用到底有多大呢？风险的正确判断依赖的是产生风险的科学，况且在利益的驱使下即便有风险，对于冒险家而言又何妨。科学与政治真的能够相互独立，是令人生疑的，即使独立了，它带来的问题能够就此消失吗？科学的责任当然不应该由政治来承担。

科学、政策关系的研究被忽略。如果说已经强调了，也至多限定在科学活动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因为很显然科学内容（主要指思想性成果）对于政策的影响具有滞后性，而那些技术化后的科学与政策之间关系的讨论要么属于科学政策，要么属于经济学范畴。不确定性成了这一矛盾的挡箭牌，比如在具体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对了，那是政治家判断的正确英明，错了，那是科学不确定性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有一个问题也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即由科学带来的问题仍然寄托于科学来解决，也有人称之为技术带来的问题仍由技术来解决，还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政策和科学二者不存在任何关系（这往往成为科学政策研究者无形或者是潜意识的前提和预设），有关系也是人为强扭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人将巴伯的《科学与社会秩序》纳入科学与政治的研究文献中。尽管作者在文中提到了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论述基本是沿着社会学方法的路子，严格意义上，并不能够算作政治学。加上，作者的写作时间最早可以推至1952年以前，科学以及科学与的政治学讨论没有达到今天的深度。

科学社会学研究路径最早提出者是英国学者贝尔纳。如果对于贝尔纳的科学学思想中成分的辨别，当然不能排除它涉及科学政治学方面。不过，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在他的著述中应该很难把握，因为他不像后期的科学社会学作者对于科学的界定很清晰。在贝尔纳那里科学可以有多种理解，况且他对于政治的把握也不是那么的精确。有学者试图要证明贝尔纳科学政治学的存在，可是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什么是科学政治学？把科研生产关系定义为科学政治学这样的做法可行吗？[16]即使在科学政治学的范畴下囊括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在对于科学和政治概念本身没有很好的界定下，要想对于科学政治学有一个很精准的把握相当困难。

回到贝尔纳。在他生活的时代，科学在战争中的使用，几乎使人们对于科学感到沮丧。作为一名科学家，使科学造福于人民，重新唤起人们对于科学的信心，那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了。所以，他要告诉人们科学可以在改善人们的生活中大有作为，而他这一套理论的来源，根本上属于马克思。但是，如何解决战争对于人们的创伤呢？以贝尔纳的思想境界只能寄托于科学家的道德良知，所以他讲科学家的责任与自由。今天看来，贝尔纳的思想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可是贝尔纳关于科学学研究的开创性不可否认，那些关于科学与政府及其政策的研究应该说贝尔纳是走在了历史的前列。

科学与社会形态关系作为科学与政治关系表述明显具有缺陷。此类论述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为出发点，讨论科学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冯军在《科学与政治研究》中以阶级分析为方法，企图讨论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科学发展。但是这种讨论无法摆脱西方文化的统一性，也就致使在不同制度之间的科学讨论不是非常的有力，也无法说服科学发展的方向性，至少说，现实层面上无法判断科学发展的选择性。其实，这种研究的问题起源于研究方法的失当，因为科学发展的唯一性是作者论述的基调，而它的决定作用又成为不同制度衡量的标准，这中间论述的矛盾性，必然让貌似有道理的论述变得苍白无力，根本毫无价值可言。

科学改变了社会分层结构，改变了政府的工作方式，促进了民众的政治参与。这是对于20世纪后半期科学与政治关系互动的一般阐述，但这并不能构成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就此“趋同”的理由。趋同论的狭隘用心以及对于它所做的回应并没有抓住二战后科学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的根本。事实上，现代科学与资本的结合所带来的问题，人们除了无奈之外也就剩下心悸了。而那种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忽视问题的另一面的说辞就显得浮躁了许多。因为资本与科学的联姻并不仅仅给人们提供了冬日里的温暖和炎日夏夜的凉爽，同时它也留下了挥之不去与无尽的伤害。

科学对于政治的影响包括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互联网对于政治的影响，这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国内有些作者吸取了国外学者的成果，对于网络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做出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但是，基于对于政治内涵的把握，受到传统思维的影响，网络对于政治的影响从表述的内容看并不是实质的。网络强化了人们参政的意识，给参政提供了一个非常便捷的手段，给代议制政治提出了新的课题。网络缩短了信息交流的距离与时间，给不论是公众还是政府对于政治信息的处理提供了新的手段，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网络形成了虚拟的社会，虚拟社会中当然也有权力之纷争。但网络所展现的虚拟社会的政治问题不能脱离现实而单独存在，网络所产生的问题必须要回到现实中解决。应该承认，全球化世界与网络的出现不无关系，但是网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格局，世界关系还是以经济霸权为主导的大国体系，文化霸权成为当今世界体系的帮凶。网络实质上没有改变政治，它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至于，网络政治中对于国家主权问题的讨论，最多使大国霸权体现得更加赤裸。

可见，科学与政治关系的复杂远超乎想象。科学影响了政治，科学也应贡献于政治。对于费耶阿本德的科学政治学评判可以反映出这种复杂性。他的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其著作《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科学政治学思想与他的科学哲学思想无关，事实上，他的科学政治学更大程度上是基于他的科学无政府主义。科学主义在他那里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他反对其他文化中对于自然理解的不公正待遇，那种只能在所谓科学的基础上将其他文化移植进来的做法也是他所要反对的，因为他认为科学的理性主义很难说优越于其他传统。另外他主张现代政治学中的自由与理性主义密切相关，“对于那些已经接受了一部分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人来说，这种自由才是可以承认的”，而理性主义是可以用科学来替换的，它们实质是一回事。无疑，费氏的这类观点对于理智地对待西方科学很有好处，可惜的是他对于科学问题的解决所提出的主张并没有更多的高明之处。可能还是因为他并没有跳出西方人的传统思维吧，这又与他的无政府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