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欧洲独特”说的超越

对“东方社会停滞”说的超越，以及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作用的评价有了符合“批判逻辑”的变化，在方法论上必然导致对“欧洲独特”说的超越。马克思对“欧洲独特”说的超越，是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是其第二个阶段的又一重要构成，直接蕴含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认识过程中[77]。

所谓资本主义的一般是指：资本主义是一种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并与广义的机器工业生产直接相联系[78]，具有不断变革自身、向外扩张的特性。世界各地区和国家，其内部都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滋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世界历史范围看，资本主义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的大工业时期。但只有在最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和本质才开始充分展现出来。所谓资本主义的特殊是指：世界上各个地区和国家，其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和发展，不仅有时间上的差异，而且有空间上的差异；其内部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和方式更是千差万别。有的地区和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有的地区和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故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而是形成了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参与的各种非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即便在当代西方国家，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形态也是大相径庭的。这是由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所以，不能用同一的模式（即“西欧模式”）来衡量资本主义普遍性，否则，就会出现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把“西欧模式”视为资本主义的一般模式，并不分具体历史条件地用这种模式，去硬套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二是，把资本主义仅仅视为“西欧模式”，凡是不符合这种模式的都不是资本主义。这后一种倾向把资本主义限于西欧，似乎是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但在其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上，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即：把资本主义视为西欧社会的专利，认为资本主义只能是西欧社会的独特产物。不仅如此，这种错误的倾向还把东方某些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泛化为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但这样一来，在逻辑上也就割裂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无论是讲资本主义的一般，还是讲资本主义的特殊，其理论视野都聚焦在西欧。这里主要以他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为例。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中对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如是说：“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79]这种历史过程的基本特征是：“对农民的土地的剥夺”，但这种剥夺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80]。这就是资本主义起源的特殊[81]。例如：在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表现得最典型。“暴力掠夺”是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主要路径，它把资本主义起源的本质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在法国，“对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则采取了“抵押贷款”和“交付利息”的方式。对此，马克思说道：法国农民“以对押地借款支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支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不仅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82]。这种剥夺方式使作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的法国农民，自法国大革命以后的70年间，丧失了75%的土地[83]。在德国，农民主要通过赎买封建义务而转入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行列，而容克地主则逐步地转化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地主。这种把封建领主制经济，缓慢地转化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容克地主经济的改良方式，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农奴制残余为前提的。而“在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得最早，农奴制关系也瓦解得最早。在这里，农奴在获得某种土地实效权之前，就已经得到解放。因此，解放立即使他们转化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又在大部分还是罗马时代保留下来的城市中找到了现成的新主人。在15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破坏了意大利北部的商业优势之后，产生了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往农村，给那里按照艺园形式经营的小规模耕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84]

由上可见，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在西欧社会范围内，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这就为他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通过东西方社会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把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有条件地从由西欧推及到世界，奠定了逻辑基础[85]。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一逻辑基础同时也包含着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认识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现是：马克思并没有在理论形态上把他当时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明确地限于西欧（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的相关更正）。其主要原因在于：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涉及的主要材料，来自于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西欧，而东方国家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材料基本上尚未进入其视野。这也是马克思当时还不可能完成，对“欧洲独特”说的彻底批判的一个主要原因。“欧洲独特”说的要害不在于认可资本主义首先起源于西欧（这并没有错），而在于主观断定：资本主义只能起源于欧洲，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都是西欧资本主义推广的结果，世界各国只能模仿式地走西欧社会的发展道路才能进步。“欧洲独特”说把“资本主义”“西欧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这三个概念各自所涵盖的内容混淆在一起，把资本主义的一般等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的特殊，故而产生了极大的迷惑性，以致能把坚决反对前三种意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人引入歧途。

19世纪70年代以来，巴黎公社的出现和失败、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革命运动扩展至东方国家等重大历史事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对人类学新成果全面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俄国革命运动及其所提出问题的持续关注，进一步拓展了他的世界历史视野，使他开始思考《资本论》第1卷“原始积累”一章，其关于以英国资本主义起源为主要内容论述，其方法论适用范围问题。众所周知，在《资本论》（法文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他明确地把《资本论》第1卷“原始积累”一章，其关于以英国资本主义起源为主要内容论述的意义限于西欧。但由于马克思没有阐明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过程，故学界往往对他的这一思想变化产生了种种误解[86]。

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从学理上搞清楚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强调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特殊性，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路径和方式，泛化为所有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路径和方式，这丝毫没有资本主义只能起源于和存在于西欧的意思。迄今为止，人们很少注意到，在《资本论》法文版关于“原始积累”一章中，马克思除了把《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其关于“原始积累”一章中的“不同的国家”，更正为“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还把“对农民的土地的剥夺”，更改为“对农民的剥夺”[87]。这不仅仅是文字上的细微变动，而是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有了更准确的认识。进而言之，“对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只有对西欧社会来说是属于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而对“农民的剥夺”，才属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1881底至1882年，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的手稿[88]。在其中，他比较了作为东方大国的俄国，在其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方面与西欧社会的不同。在他看来，其中一个主要不同之处就是“赎买”，即：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赎买地主的一些土地。这种赎买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对此，马克思如是说：“打算解放农民的风声刚一传开，政府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对付地主用强力剥夺农民或者把农民迁往不毛之地的做法。”[89]虽然，这种“赎买”在整体上是非自愿的，但毕竟说明在资本主义起源方面，俄国与西欧的路径和方式是有所不同，即：“要剥夺农民，不必像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指西欧各国——引者注）那样，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当然，在俄国，“对农民的剥夺”虽然不是直接将其从土地上赶走，但随着专制政府的横征暴敛以及商人高利贷者的残酷盘剥程度的加剧，农民必然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90]。在资本主义起源的路径和方式方面与西欧的不同，决定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必然也与西欧不同。这就是说，即便俄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其过程也绝不会是“西欧模式”的简单复制。这就是蕴含在马克思上述思想中的科学论断。就此，他曾质问俄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91]可见，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从西欧有条件地推及到世界，并不是对原有相关认识的简单照搬，而是对原有相关认识的一种创造性的发展。不过，要对这方面问题有全面的把握，还必须对下面与其相关的问题加以说明。

二是，当时已被迅速发展起来的俄国资本主义包围[92]，其内部存在着公有和私有的对立，但其主体部分尚未完全解体的“最新类型”的农村公社，对它的未来发展道路，也同样不能用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路径和模式来“剪裁”。在马克思看来，无论俄国农村公社最终瓦解还是“获得新生”，都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路径和模式无关，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是把“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命运”置于一个总的“问题域”中来加以思考的，即：当时的俄国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还是走一条使俄国农村公社“获得新生”，从而缩短整个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一“问题域”虽然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路径和模式无关，但却与资本主义息息相关。所以，马克思在谈到俄国农村公社“获得新生”的具体的“历史环境”时，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一系列话语表述便出现了，如俄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93]；“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他“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94]，“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95]；作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的俄国人民革命的发生；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96]，等等。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在对上述“问题域”思考中，全面把握了“资本主义”“西欧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这些范畴间的辩证关系。可以说，这也是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以来，把他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有条件地由西欧推及到世界的一个重要成果。

或许由于在方法论上把上述这些重要范畴混为一谈，学界多年来一直有种流行的研究思路，即：直接根据晚年马克思把《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论述的方法论适用范围，明确限于西欧各国的观点，以及他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就断定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西欧的历史环境中才能产生资本主义，东方国家可以走与资本主义无关的社会发展道路，即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笔者认为，这种研究思路是在人为地制造马克思晚年思想中的矛盾。如上所述，马克思在提出俄国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时，并没有否定俄国已经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更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在俄国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上述研究思路本有想凸显马克思反“西方中心主义”形象的意思，但殊不知，这不仅误解了马克思的原意，而且也给“西方中心主义”留下了可乘之机。它会给马克思“过高的荣誉”，同时也会给他“过多的侮辱”——认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视为地域性的生产方式。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其两大基石之一的“欧洲独特”说，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假设前提，即：资本主义只能是西欧社会的产物，只能是西欧社会的专利。从这一假设前提出发，必然把东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都视为西方国家推广的结果，抑或说，必然把东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都视为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区创设“西欧历史环境”的结果。“欧洲独特”说的其他推断都是由此产生的。“欧洲独特”说在其假设前提与现实的世界历史发展间设置了一个“陷阱”：如果否认其假设前提，就必然在逻辑上认定即便没有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入侵，东方国家也能发展出像西方国家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否则，就等于在逻辑上承认了东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国家在东方国家创设“西方历史环境”的结果；如果试图论证东方国家自身不可能生长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并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与资本主义无关，那就必然在逻辑上认可其假设前提。目前我国学界主流，就是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逻辑上认可“欧洲独特”说的假设前提，但在事实上又否定不了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时也否定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为了跳出上述“陷阱”，弗兰克干脆就不承认有资本主义这码事。这的确是最“经济”的方法，但对分析近现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的变化发展不仅无利，而且有害。

“资本主义”并不等于作为制度而存在的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生产方式。至于这种生产方式是否能在某一国家或地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是否能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马克思对“欧洲独特”说的科学批判和超越就在于：在把对资本主义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由西欧推及到世界的过程中，他不仅在方法论上科学限定了《资本论》第1卷，其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论述的方法论适用范围，坚决反对将其作为抽象的“历史哲学”来剪裁非欧国家的历史发展，而且同时也进一步确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地域性的生产方式，虽然它的起源和发展方式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如作为东方大国的俄国与西欧）是有所不同的[97]；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探讨了俄国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从而为昭示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路径，提供了方法论支持（见本书第三章）。而俄国公社和整个俄国的这种可能性路径都是与资本主义息息相关的。可以说，“欧洲独特”说及其所具有的狭隘进步观，在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第二个阶段的理论批判中，彻底崩溃了[98]。

由上可见，马克思大体在彻底摆脱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影响、超越“东方社会停滞”说的同时，把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有条件地从西欧推及到世界，彻底超越了“欧洲独特”说。这就是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理论批判，其第二个阶段的重要构成内容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