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现代社会的发展，一次次印证和诠释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语）。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同时不断地“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马克思语）。以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的使用和普及，使社会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公民参与的社会生态环境。新媒体作为一种具有交互性、便捷性、隐蔽性、离散性的信息传播工具，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也提升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公民通过新媒体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来影响或者改变政府的公共决策，成为政府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常态。各级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正在从传统的政治参与向新媒体环境下的新型公民参与转变。

在新媒体环境下，近年来公民参与的事件与活动蓬勃兴起，大量的公民参与以公共决策为指向，并最终对政府的公共决策产生了影响，其中在新媒体上产生和传播的舆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媒体舆论已经从大众媒体舆论的补充形式发展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新媒体作为当代社会公民参与最重要的工具和途径，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晴雨表和风向标，在社会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新媒体作为一种技术工具，对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言，是一把利弊并存的双刃剑。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新媒体环境引发的公民参与的种种弊端，也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影响到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制约了公共决策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简言之，就是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总体的有效性程度偏低。本书作者敏锐地看到了新媒体环境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有效性的极端重要性，因而以此为选题，通过充分论证，申请并成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经过几年的全面深入研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著作即是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结项成果。

该研究在上述背景下，聚焦于有效参与主题，分析探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实现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问题。该研究从当前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指出新媒体环境下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根本对策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目的是在政府的主导权、决定权和公民的参与权、制约权之间取得平衡。具体而言，该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选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新媒体的迅速普及，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公民参与已成为公共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还存在许多问题，而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网络条件下公民政治参与为主题，内容十分宽泛，聚焦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成果比较鲜见，因此，选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第二，该研究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综合运用新媒体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强势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信息—知识社会学理论等多学科知识，同时结合中国场域，提炼丰富了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理论体系，有效融合了源于西方共和主义的直接民主理论。

第三，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研究将公共决策过程界定为问题界定、议程设立、政策规划和政策合法化四个阶段，并将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划分为信息传递、价值聚合、建言献策和咨询沟通四个类别。作者在研究总结新媒体环境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特点、生成机理以及归纳当代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按照公共决策过程的四个阶段分别提炼出新媒体环境下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衡量标准。这就构建出了本书的基本分析框架。

第四，该著作从技术、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实现路径，强调了不同层面的协调配合，从而为解决公民和政府在公共决策中角色和权力配置不合理、沟通效果不理想等问题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保障。作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顶层设计制度和基本制度两个方面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建设建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基于对当前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界关于新媒体以及网络环境下公民参与领域研究的了解，该著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前沿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研究综合运用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理论作为理论工具来展开分析研究，特别是将知识社会学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有效沟通理论与公共政策学理论结合起来，围绕有效参与这一主题，设定新媒体环境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中有效参与的衡量标准，分析当前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各种制约因素，探寻实现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解决之道。这是个具有显著综合特色的较新的理论视角，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其次，通过跨学科研究深入分析了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内在机制和制约因素。综合运用了新闻传播理论和公共决策理论，从主体特征、主体结构、主体意见表达方式、公众舆论传播等角度全面分析了公民参与制约公共决策的内在机理。同时，充分结合新媒体传播和新媒体舆论等理论，界定了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衡量标准，总结了新媒体环境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新特点和生成机理。这一系列分析过程和观点具有新意。本研究主要引入两个新的理论视角，一是信息—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视角，认为现有公共决策体制本质上是由政府主导的“信息—权力”垄断体制。二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想沟通情境”和沟通有效性理论的视角，认为当前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空间不完全符合理想沟通情境的四个标准，特别是理性的沟通讨论常常不能实现。

最后，针对现有研究视角狭窄，无法适应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决策的最新需求；研究主题单一，聚焦于政府如何应对、管控公民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行为常常面临有效性难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较低，导致决策的可接受度和决策效果都较低等问题，该研究充分考察了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具体特征，指出了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中存在参与主体广泛但是不够平衡、参与渠道日趋多样化和便捷化、参与内容集中于议程设置和方案评价阶段、参与方案制定的程度不高导致参与决策的有效性偏低等问题。

独具匠心的是，作者不满足于单纯的实然的客观分析，同时从应然的视角设计了新媒体环境下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制度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建设路径。作者提出，新媒体环境下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存在技术、文化和制度三条建设路径。其中制度建设是实现有效参与最重要的路径，目的是在政府的主导权、决定权和公民的参与权、制约权之间取得平衡。制度建设包含顶层设计制度、基本制度和运行机制三个层次的建设。不同层级制度之间、同一层级的制度之间需要协调配合，才能实现制度体系效果的最大化。作者认为基本制度是制度设计和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点，包括基础性制度、主体性制度和保障性制度三个类别，每个类别有两种基本制度，因而共有六种基本制度。每种基本制度都有对应的运行机制来实现制度目标。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本研究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1）对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衡量标准的讨论略显不足。（2）对公民的差异化特征、差异化偏好的讨论不够充分。因此建议作者在今后的后续研究中，结合公共决策前沿理论，尤其是针对多样化公民差异化偏好的加总问题讨论，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理论体系。同时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总之，作者完成的这一著作，切入的理论视角较为新颖，具有较强的社会应用价值。该著作主题鲜明，思路比较清晰，逻辑较为严密，表述也比较规范。该研究较为全面地对新媒体环境下公民参与的行动特征、公共舆论特点以及对政府形成的挑战和压力进行了分析，对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制定的制度建设问题的分析较为全面和深入。作者对这一选题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结论和观点，进行了诸多独到的学术思考，可说是这一研究领域中近年来有代表性的力作。

郑志龙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管理学科带头人）

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