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在不少国内学者看来，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主要体现于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而对于人文主义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则或者较少提及，或者对其批判有加，其原因恰在于它始终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为了保险起见，往往将五四运动当作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因为五四运动也被看作是中国的另类现代性大计的开始。人文主义（humanism）又译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只是不同的译法表明了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特定含义。应该指出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它的主要含义是人文主义。[1]近几年来，从文化和人文主义的视角出发，或者按照海外汉学家现有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始于1915年。[2]正是在这前后，鲁迅、周作人等一些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在自己的文学作品或批评著述中提出了“人的文学”的观念，因而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人文主义方向。这显然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对人文主义这一来自欧洲的概念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然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应当说，新文化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15—1919年为其起始阶段；1919—1921年为第二个阶段，也即其高涨阶段；1921—1923年则是其衰落期。在第一个阶段，文化和知识导向更为明显，其标志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刊；而在第二个阶段，由于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其政治和革命的导向越来越明显。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钱玄同和李大钊等人率先发起了大规模的“反传统、反儒学和反古文”的思想文化运动，其目的在于使得中国全方位地进入现代化的进程。这一时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上海的成立。而在这之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集团内部的观点不一而导致新文化运动逐渐解体。因此当我们今天纪念这场运动百年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新文化运动确实不仅在政治上和科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在文化和文学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后者所取得的成就更为学界所乐于讨论。[3]

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一些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发起了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及文学作品译成中文，诸如尼采和马克思这样的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中文的语境下被频繁引证和讨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三种主要的西方文学思潮也依次进入中国。通过这样的大面积翻译，“德先生”和“赛先生”被引进到了中国，有力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科学和民主的发展进程。诚然，认为新文化运动发轫于1915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陈独秀创立了颇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通过这一平台他和另一些中国的主要知识分子发表了大量著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当时处于前沿的一些欧美文化理论和学术思想，对广大读者起到了某种启蒙的作用，同时也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文学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第二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其后来得以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介石政权，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是其他任何思想文化运动都难以比拟的。当然，新文化运动最后在其第三个阶段逐渐消退，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其领导核心并不健全，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反帝反封建这个大目标下暂时走到了一起，但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因而它最后趋于解体也绝非偶然。

毫无疑问，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尽管在今天的知识界仍有着较大的争议，认为它破坏了中国的文化和知识传统，尤其是给了传统的中国思想和文化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它的进步意义却在当时的几乎所有主要的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的肯定，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从旧的封建专制国家过渡到新的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期。确实，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却没有帮助中国走向真正的民主和繁荣，尤其是后来袁世凯掌权后一切又恢复了以往的旧秩序。因此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便筹划另一场革命运动来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在文化知识界他们发起了大规模的新文化运动，并且迅速地波及全国。新文化运动有着如下鲜明的特征：鼓吹民主、反对专制、弘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主张新的伦理道德、反对旧的儒家道德观念，并且建构一种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以取代日益失去生命力和使用价值的文言文，如此等等。因此它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尽管其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十分鲜明，但主要仍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在这其中，翻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翻译，大量的西方思想和知识潮流被引进中国，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因而有人认为这场运动对中国现代历史上出现的全盘西化潮流应该负责，因为在这一进程中，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的抨击和批判，在推进白话文的同时摒弃了沿袭已久的古汉语。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场运动，中国文化和文学得以走向世界并试图跻身世界文化和文学之林。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这场运动的话，应该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即使在今天，当儒学在当代中国得以复兴时，也已经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以一种重新建构出的崭新面目出现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的，它与新文化运动并非全然对立，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某种互补和互动的作用，其目的都在于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并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思想文化话语与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进行平等对话。

当然，如同任何新的思想文化潮流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传播一样，新文化运动的诞生也受到了保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严厉抨击和批判，认为它是全盘西化和摒弃中国文化传统的始作俑者。这些知识分子同时也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集团对于这场运动究竟应当向何处发展并没有一个相对一致的观点，这确实是事实，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领导集团的分歧便逐渐暴露：它实际上是由一批激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在反传统这一点上暂时走到了一起，认为应以一种更为先进的思想文化——西学来取代传统文化。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来理解西学的意义，因而观点大相径庭。虽然我们不可否认这场运动最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胜利之后，其领导集团便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方面的分歧很快解体进而分道扬镳：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胡适则成为蒋介石集团的同路人和支持者，还有一些人，如鲁迅、周作人和蔡元培等，则依然致力于文化和知识的创新。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甚至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仍然认为，不管这场运动受到强烈的反对还是热情拥护，它都为推进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以及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文言文虽然被摒弃了，但用现代白话文创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却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国文学经典，它虽然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诞生的，但它却既可以与自己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对话，同时也可以与西方乃至国际同行对话。因此在我们看来，新文化运动除去其革命性意义外，还有着重要的人文主义意义，因为它帮助中国人民从黑暗和封建蒙昧中解放出来。它所弘扬的民主和自由精神今天仍激励着我们的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我们今天在纪念这一历史事件百年时，不得不珍视其历史遗产以及它对全球文化和人文主义的巨大贡献，并给予客观的评价。如果从外国文学学科在中国的诞生和逐步发展的历程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在这场大规模译介国外先进思想和文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诞生了，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也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