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堕民是学术界关注较少且歧异较多的研究领域。宁波作家王静对慈溪天门下堕民作了田野调查，著有调查报告《中国的吉普赛人——慈城堕民田野调查》，绍兴学者俞婉君对绍兴堕民作了持续的调查研究，著有《绍兴堕民》。经君健的《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列有堕民专节。此外，近年出版的浙江通史、绍兴通史以及宁波通史也有所涉及。研究堕民的专著极为稀少，王静所著乃慈溪堕民的访谈报告，对研究慈溪天门下的堕民历史，提供了翔实的口碑资料。俞婉君的绍兴堕民也是关于局部地区的堕民个案研究，对堕民研究作了开拓性的贡献。有关研究堕民的论文也是凤毛麟角，研究的主题较为狭隘，探讨的问题较为肤浅，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也颇为欠缺。

堕民的起源问题，是学术界争议最多且迄今尚无定论的一个问题。关于堕民的起源，归结起来有十几种之多，主要有“宋焦光赞部曲说”、“蒙古后裔说”、“赵宋后裔和忠臣说”、“反抗洪武和永乐的忠臣义士说”、“项羽余部说”、“乐师说”以及“古越遗民说”。有关专家各有所据，各执一词，尚无统一且令人信服的说法。堕民的最早记载始于南宋的《嘉泰会稽志》，明以后地方志书以及文人著述开始大量涌现堕民史料。因此，堕民最早的一支，应是南宋时叛宋投金的一支将领部曲。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诛杀丞相胡惟庸，制造“胡惟庸案”。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帝位，诛杀方孝孺等大臣，制造“方孝孺案”。《堕民迁徙志》等史料表明，明初一部分“反抗洪武和永乐的忠臣义士”因政治斗争的失败遭到迫害而沦为堕民。封建社会自然灾害频繁，战争频仍，造成农民失业，形成无业游民，依附世家大族为生，以至于沦为堕民。各种颇为盛行的堕民起源于“古越说”，大都属于推测，并无史实支撑，故难于得到学界认可。堕民乃“底边社会”的“底边阶级”，是阶级社会的边缘群体，正史所载史料甚少。根据地方史志、文人笔记、堕民传说以及家谱记载，堕民最初应是南宋时被贬的叛官降卒，元明改朝换代之际，军事斗争以及政治斗争的失败者陆续被贬入这一贱民群体，一些罪臣和家奴也沦为堕民。

堕民分布的地区，因缺乏翔实的文献资料，仅能勾勒出一副极为粗糙的堕民分布简图。宋元时期，堕民呈点状分布。明清时期，堕民分布苏州府、松江府、浙江省，主要聚居苏州府所辖的常熟、昭文、长洲、元和、吴县以及松江府下辖华亭、娄县、奉贤、金山、上海、南汇、青浦。明代堕民遍及整个浙江地区，清代随着堕民除籍令的颁布，堕民聚居区开始收缩。清代及民国主要聚居绍兴、宁波、金华以及舟山地区。绍兴和宁波是两个堕民最大的聚居区，宋代《嘉泰会稽志》就有绍兴堕民的记载。绍兴城区的三埭街成为绍兴、浙江乃至全国最大的堕民聚居区，宁波也有著名的堕民聚居区盘诘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绍兴市所属的绍兴、诸暨、新昌、上虞、嵊州以及宁波市所辖的鄞县、象山、镇海、奉化、余姚、慈溪、宁海，金华市所辖的金华、义乌、东阳、兰溪、磐安、永康、浦江，以及舟山的定海、岱山以及嵊泗，均有堕民聚居。堕民无需纳税，不属于人口统计的范围，历代堕民人口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绍兴又是堕民人数最多的地区，据估计明代就有堕民近万人。20世纪，浙江堕民人口约有2万人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堕民群体才最终消失。

堕民与九姓渔户一样，有“大六姓”和“小六姓”之说。清初雍正皇帝颁布堕民除籍令以前，堕民除籍的唯一途径就是离开堕民聚居区，潜入非堕民聚居区，以洗白自己的贱民身份，几代人以后，成为“脱壳堕民”，混入平民之中。但平民沦为贱籍的途径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平民因违犯族规而被开除族籍，沦为堕民；平民从事堕民的“猥下杂役”，特别是堕民专门从事的吹唱和演戏，被认为自甘堕落，被逐出族籍者比比皆是。有的堕民乃不顾廉耻，干脆买入主顾，干起了堕民行当，成为贱民大家庭的成员。堕民乃“不可接触者”，平民即便对堕民稍微施以援手，诸如有为堕民拎剃头担、帮送娘拎东西，乃至背“轿夫婆”过河，也被认为有失平民尊贵身份，被开除族籍，打入贱民行列。堕民严禁建造祠堂，民国以后违规所建的祠堂，也低矮狭小，破败不堪。堕民仅建有简陋的“香火堂前”或“祖堂”，作为祭祀先人所用。绍兴三埭街的“后庙”成为所有堕民的“公共祠堂”，新人结婚时前往后庙“上庙”，以示“注册户口”；三埭街有人逝世，也到后庙烧“庙头纸”，以示“注销户口”。堕民不得撰写族谱，堕民存留的简单家谱，记载先人的生卒时间，也仅限于三代之内，三代以上的先人无法追溯。保存下来的一些堕民简谱，也是支离破碎，错误百出。

中国封建社会，向来奉行良贱不婚。明清法律关于良贱之别体现在婚姻关系上的不平等，就是禁止良贱通婚。堕民是区域性贱民，其婚姻自然适用《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堕民因其特殊的贱民身份，只能在堕民圈内实行内婚制。堕民只能与堕民通婚，致使堕民娶亲困难，乃以包办解决婚姻问题。堕民乃弱势群体，有些家境贫寒的堕民，只能孑然一身，过着形单影只的生活。有些堕民聚居区相距甚远，特别是居住在偏僻山区的堕民，面临严重的择偶困难，致使堕民近亲结婚现象特别严重。堕民局限于与堕民联姻，致使出生率低下，堕民平均寿命低于同时代的社会平均年龄。三埭街堕民盛行“老亲结亲”，故天生残废者比比皆是。平民若跨越良贱界级，敢于与堕民联姻，将受到除去良籍，沦入贱籍的严惩。堕民离开堕民聚居区隐姓埋名成为“脱壳堕民”，若暴露原先的贱民身份，也有择偶困难；若隐瞒自己的贱民身份，或者洗白自己的贱民身份，也能与平民自由联姻，甚至三妻四妾也无人干涉。民国以后随着堕民解放步伐的加剧，平民与堕民联姻的禁忌有所打破。然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0世纪60年代，平民与堕民联姻才开始解冻；改革开放以后，堕民走上发家致富之路，平民消除歧视堕民的偏见，堕民走出自卑的阴影，平民与堕民联姻才趋于正常。但歧视平民与堕民后代结婚的现象直到今天也未完全消失。

堕民的固定服役对象的名称，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称呼，大都称为“主顾”，金华有的称为“图分”，宁波有的称为“脚埭”，但称为“门眷”或“门图”，应为以讹传讹。关于“主顾”形成的时间，以往的堕民研究学者认为宋元明时期，堕民对平民的服役尚未划定范围，清代随着堕民人口激增，争夺服役对象，遂划定各自服役地域，以至相沿成俗，形成特权。然而，有关堕民的史料，似乎并不支持这种说法。早在明代，堕民就已形成固定的服役对象——主顾。至于“主顾”形成的原因，学者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其形成的原因乃是堕民人口增加，争夺服务的主顾所致，不得不划分彼此服务的地域，以至相沿成俗。也有的学者以“野和尚”“野道士”也有固定的执业“门眷”为例，提出堕民在执业过程中自发形成。堕民的“主顾”乃是约定俗成，渐成特权。“主顾”作为堕民固定服役对象，是一种特殊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堕民每年都能从主顾家得到固定的赏物，主顾的贫富以及主顾数量的多少，成为衡量堕民财富的象征。堕民拥有大量的“主顾”，意味着有大笔收入。清代已有堕民买卖主顾的记载以及买卖主顾的契约，主顾的售价依据主顾的贫富而定。主顾也可以租赁，堕民可在约定的期限内原价予以赎回。堕民的主顾，大都是继承而来。主顾给予堕民赏赐，义不容辞，天经地义。主顾不得劝阻堕民提供约定俗成的服务，堕民视为奇耻大辱。主顾不能强制堕民提供服务，堕民不愿提供服务，主顾将颜面尽失。

堕民与平民的日常生活在国家法律层面上有所区分，堕民的头饰和衣着均有特别规定，男的戴狗头帽，女的着横布裙，梳“老嫚头”，耳不饰环，也不得缠足。堕民的特殊服饰，为以前执役的装扮，乃“青衣侑酒”之意，以示歧视。堕民依赖平民的施舍度日，所食乃“嗟来之食”，将主顾家举筵之后的残羹剩菜倒回享用，宁波送娘每日到脚埭挨家挨户倒饭盏，故童谣讽刺曰：“堕婢嫂，样样要，马桶盖里翻跟倒。”堕民从事平民所不屑一顾的“下役”，收入很低，难以养家糊口，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堕民居住固定的区域，形成贱民聚居区，犹如关押罪犯的“集中营”，此乃地域隔离政策。堕民住处均有高度限度，“檐低三尺”，且门上以“丐”字区别。堕民出行严禁乘坐车马，不得坐轿子，即使财力允许，也禁止坐轿，只能步行出门，不得走中间大道，只能靠两边行走。堕民外出时，总是低着头，迈着碎步，靠右急速而行。如果双方相向而行，堕民得给平民让路。堕民能说会道，阿谀奉承，形成特殊的“堕民腔”，“老嫚嘴”则是花言巧语或多嘴多舌的代名词。堕民还有特殊的内部通行暗语，堕民之间以此交流感情，以免引起平民不必要的误会。堕民虽有“堕贫”和“丐户”之称，却并非十分贫穷，更不是以乞讨度日。堕民某些垄断性的“下役”，因为没有平民竞争，不少堕民经济收入比一般平民要高一些。章益生带领绍兴乱弹勇闯上海滩，带动一批堕民演戏致富，成为堕民致富的典范。

以印度作为代表的世界贱民以洁与不洁作为区分良贱的标准，印度贱民的不洁具有污染性。而中国良贱区分的标准乃是被伺候与伺候。伺候人的人社会地位低下，被伺候的人社会地位较高。孟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堕民乃是伺候人的，为主顾提供家政服务，并以奏乐和演剧娱人，故其地位低贱。堕民于四时八节为主顾提供各种服役，正月初二忙于到主顾家拜年，男堕民给主顾阴间的祖先神像唱像。立春则持土牛芒神以恭贺新春，也有的扮演春官报春。清明节上坟，必雇请堕民奏乐。端午节和中秋节相传为其“落难日”，堕民深居简出。中元节俗称鬼节，绍兴堕民戏文子弟忙于前往各地上演“平安大戏”，既娱鬼也娱人。庄稼成熟季节，堕民带着“堕民糖”，前往主顾家“拕稻桶”。腊月男堕民为主顾“打夜胡”，老嫚为主顾送上祭灶的“堕民糖”。堕民也为平民的人生礼俗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老嫚或送娘要为平民婴儿剃满月头，并送上吉词贺语。平民做寿大操大办，富有人家必雇请堕民清音班奏乐，请堕民戏班演唱“堂会”。平民丧礼也由老嫚或送娘操持，由堕民吹打班奏乐助哀。平民婚礼也由老嫚或送娘做伴娘，请堕民乐队奏乐助兴。堕民主要行当为服务业，为平民提供优质服务乃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堕民与汉族其他民众一样，属于多神信仰。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也有堕民信仰基督教，但极为少见。堕民信仰印度传入早已本土化了的佛教，堕民聚居区建有众多的佛教寺院，仅三埭街就有前庙、三休庵、永福庵，他们虔诚地供奉，祈求菩萨保佑。堕民也信仰众多的道教神祇，三埭街专门建有玄坛殿，供奉财神赵公明，他们对财神恭奉有加，冀望神明格外开恩，摆脱贫困生活；五猖也是“财神”，三埭街建有五显阁，塑有五显神像。五猖还是“凶神”，民间相传“千秋太子”在三埭街剪烛读书，煞神前来骚扰，遭到太子驱逐，从此，三埭街堕民死后没有“转煞”习俗。绍兴还有所谓女性“花煞”，专找新娘作替身转世，由老嫚举行“搜轿”仪式予以驱逐。五都菩萨相传为神话传说中散布烈性、急性传染病的瘟疫之神，宁波堕民奉若神明，鄞县堕民聚居区西门建有八旗殿，慈溪堕民聚居的天门下建有都神殿，供奉五都菩萨，经常于菩萨生日举行“都神会”娱神，将五都菩萨视为自己的保护神。越人“好淫祀”，堕民作为贱民，对所有的神祇都极为敬畏，特别是对于“邪神”，更是奉之唯恐不敬，以免招来祸害。

堕民研究乃是学术界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与其他区域性贱民研究，诸如山西乐户、广东疍民、安徽佃仆等相比，有关堕民的起源、堕民的分布、堕民的人口、堕民的脱籍与入籍、堕民的主顾等诸多问题，无论是研究的专家，还是出版的论著，都是寥若晨星。该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堕民这个特殊群体的了解，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该课题的研究也有助于学术界加深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堕民被称为“低边阶级”，处于社会最底层，社会地位低下。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仅限于从中央到县，阶级也是士农工商，“底边阶级”之外，即“四民之外”的“化外之人”，成了“法外之人”，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过去认识中国传统社会，更多地从上中层社会，未能从“底边阶级”来了解“底边社会”。由“底边阶级”构成的“底边社会”，学术界缺乏深入研究。而要了解中国社会，不能仅限于主体社会，也应从“底边社会”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