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宁波堕民

宁波是仅次于绍兴的浙江第二大堕民聚居区，宁波“堕民”也称“堕皮”“子”，又称“堕贫”，意为从富贵堕落为贫穷的下等人。宁波堕民聚居区也称“子巷”，因其职业大都是吹唱演戏，宁波从事吹唱、吹行的乐户为“乐人”，因职业与乐户相似的堕民称为“子人”。“我市城乡堕民数量极大。市区西门外锅子弄、盘诘坊，江东三眼桥一带，是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农村各乡镇都有堕民，二三十户，聚居一处，俗称‘堕民埭’。小村庄则以庙宇、祠堂为住所。男为值堂（界下人家有婚丧喜事时，任猥下杂役），女为送娘（姑娘出嫁，为之梳发、换妆、扶拜，故名）。他们在旧社会，备受歧视，不准读书，不准做官，不准与非堕民通婚，子孙后代也永为堕民。”[50]明代宁波就有堕民居住，宁波城区堕民聚居区有西门外锅子弄、盘诘坊和江东大河桥。“盘诘坊一带住有堕民，与江东大河桥相若，自成一区，不与齐民伍。”[51]1905年，宁波绅商卢洪昶在西门盘诘巷创建育德农工第一小学堂，于江东光福庵故址创建育德农工第二小学堂，收教堕民子弟。1929年，整顿街巷时，盘诘巷因属堕民聚居之处，其行动受到“盘查诘问”而命名为“盘诘巷”。1981年，宁波以谐音雅化，改称“伴吉巷”，含有“伴随吉祥”之意。该巷东起双桥街，西至效实巷。1896年，宁波西门堕民聚居区发生火灾，堕民房屋焚毁严重。“月之二十一日夜半，宁波西门内巷子弄某小店不戒于火，红光高烛霄汉，警锣偏处乱鸣，各处水龙以及宁防局之洋龙始星驰电奔而至，文武官员均到场弹压督救，无如火势甚旺，取水处距场较远，路又狭窄，各水龙难以为力，祝融氏兴高采烈，东冲西突，一往无前，阅二点钟时始得渐渐救灭，计焚去房屋四十余间，皆系堕民居住。”[5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仍有二十多户堕民居住。男堕民从事吹行、轿夫、剃头、浑堂擦背、唸伴（丧事念经）、戏子等贱业，女的则从事伴娘、绞脸、梳头、掸尘、磨粉之类的杂工。逢年过节，还携带接拼盆篮和洋粉袋去主人家讨取米或其他赏物。康熙鄞县志有关堕民的《瘤俗》，涉及堕民的起源以及职业。民国鄞县通志也有堕民的起源以及职业的记载，并有专门的《堕民（丐户）脱籍始末记》。

图2-5 宁波堕民聚居区伴吉巷

鄞县堕民多居于祠堂庙宇，也有聚居一处的堕民村，少数散居于民间，即使杂居也是孤独小屋，不与平民同一墙门出入。“在阶级社会里，堕民所过的是非人的生活，经济上无法独立，居住大都在乡村和郊外，在城市住的很少。由于受职业限制，许多堕民只能依靠为地主、贵族阶级服役而生活，久而久之，成了中等阶级的婚丧习俗的‘点缀品’。”[53]堕民居住祠堂庙宇，属于临时安置性质，租种“祠堂田”和“庙会田”，既解决堕民的住食生活问题，又便于管理祠堂，为祠庙活动服务，一举二得。民国时期，堕民出入籍有较大的自由，住祠堂的方式也有所改变，族长、柱首也常照顾安排宗族子孙和庙脚弟子中生活困难户住祠庙。德恩回忆老家鄞南的堕民散居情形，“堕民因为要受社会的歧视，所以他们没有和平民杂居在一处的，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村落，生活亦与平民相同，所以他们也有家族的组织，宗庙的建设。在鄞南我所知道的有二处，都是堕民聚居的地方，这地方也有村落的名称，便是栎社（只南端一部分，离宁波城约十五里）、王伯桥（离宁波城约三十里）。他们都姓作陈，人口约计二、三千人。但是他们不是住在他们家乡里的，除少数人以外，大都住在平民所建设的宗祠和庙院里，即俗所谓‘祠堂人’、‘庙堂人’，都是他们之一分子的。因此他们人数虽少，他们散布的情形是很广了。平民村落至少一村有一村的宗祠，他们便一村有一村的他们了。所以鄞南一区，无一不有他们的堕民，他们的势力实在也不少呢”[54]。王伯桥堕民从事剃头职业，“剃头村”就成了王伯桥的代名词。堕民村的出现则是稍晚的事情，由散居民间的堕民聚族形成。堕民的子孙繁衍，必然建造房屋，日积月累扩大为堕民村。所谓的堕民村，村里的居民也并非全是堕民，而是特指居住较多堕民的自然村落。“至民国，这样的堕民村鄞县有十来个，如城区的三眼桥、前徐的戴江岸、姜山的陈鉴桥、集仕港的祝家桥等，陈婆渡和古林也有堕民村。”[55]大嵩滨海平原上有一群堕民，散居在祠堂和庙宇，故称“庙堂人”。“他们为民间迎亲、出丧吹吹打打当吹行，也叫‘行里人’。”[56]他们生性善良，能歌善舞，为四民服务，成为风俗民情的传承者，民间艺术的辅导者。瞻岐镇嵩一村也是堕民聚居区，原名大嵩街，乃著名历史文化遗迹村。位于大嵩西门外，曾是大嵩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有300余户900余人。黎氏曾是“堕民”身份，“堕民”即为元朝叛将及其部属。明朝朱元璋开国后就把这些人贬为“堕民”。嵩一村元末明初即已形成，原是大嵩岙外露海面的一块陆地，最早来此落脚的是来自大嵩岙的黎姓。据传黎氏祖先北宋时迁居大嵩岙，南宋小康王赵构逃难时在黎家藏过，临别时留珠衫酬谢。元末又从大嵩岙迁到嵩一村，时海滩陆地荒凉，地旷人稀，因无人争夺山地，遂由黎家人向官府注册，以农垦形式免交或少交赋税。黎家成了嵩一村的大财主，拥有良田数百亩，盐灶几十坛，山林上千亩，就连大嵩江口东象山港北岸的“黄牛礁”也属黎家人所有。“黄牛礁”地处海中，因石质细腻，材质较好，被黎家开发为石宕，专取石块、石条，至今黄牛礁上仍随处可见取石料后留下的一个个岩孔遗迹。鄞州集士港的江沿村，也是堕民聚居区，江沿人出入婚丧之家，为人吹唱，人称“吹行”，行话为“扬花”。

万历余姚县志记载：“四民而下有郎户、丐户，详载《别贱录》。”[57]嘉靖余姚县志也载：“邑有堕民，世传为金人焦氏遗种，不齿齐民，名曰丐户。良家用之肩舆鼓乐。凡遇岁时令节，其妇女十百为群，缘门需索酒食杂物，必得乃已。”[58]光绪余姚县志有关堕民的起源、分布、职业以及备受歧视的记载，堕民被分成二类，一为丐户，一为郎户。所谓郎户，乃是较为富裕的堕民。“郎户，是堕民中生活较好者，他们有固定的服务对象——‘主户’。”[59]据《余姚市志》记载：“余姚堕民散居马渚、低塘、梁弄、余姚镇等地。”[60]余姚堕民聚居地有南门城下；新西门；龙泉山后老西门；石堰白扬岙；冷家山；兰墅桥两村；西黄山；泥庵湖头三村；郁家湾两村；横河谭子湾；马渚后堰头；钱家桥；峨眉桥；狮子山头；周巷高田头；周马塘；第泗门柏树地和低塘八叉头等八村；池头；上城牌轩头；朗霞殷家路；方桥；冯村；著江山；斗门；高家村；茅村；贺山；涨头；临山临东；浒山东门外；郭相桥西史家桥；江湾；后横埭两村；卢家山半村。[61]余姚堕民聚居区共有48个半村。横河镇上就有横河桥上、弹子湾、石堰白扬岙、龙南横浦、彭桥走马塘等五个自然村。[62]

慈溪堕民分聚居与散居两种，有的堕民自成村落，地处偏僻，称为堕民村；也有的堕民寄居祠堂庙宇。光绪慈溪县志有关堕民起源、职业的记载，县城东门外的天门下有堕民聚居区“堕民弄”。[6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慈溪堕民聚居龙山、甸山、东安、淹浦、宓家埭、鸣鹤、桥头、樟树、彭桥、天东、横河、石堰、宗汉等13个乡镇的17个自然村。有的堕民到集镇或县外从事理发等各种行业。[64]作家王静对慈溪最大的堕民聚居区慈城天门下村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堕民大都自成村落聚居，少数散居平民的祠堂。堕民聚居村有个共同的特点，离平民居住地相隔一定距离，天门下村离慈城一二里。天门下属于慈城东门乡，现为慈城东门村，分成东桥下、迎春桥、竹山湾、夹田桥和天门下（七坂桥）五个自然村。“堕民主要聚居在天门下，迎春桥、竹山湾、夹田桥等地也有零星几户。”[65]东门村曾称城东乡，合作化时分为城东和城林两社。20世纪50年代又改为十一营六连。“文化大革命”前后，先后改称“东门大队”“东风大队”。虽说地名不断变换，但作为堕民聚居区的名称“天门下”却数百年未变，也称“七板桥”，1947年以前也称“堕民巷”。天门下入口处原有一座父子进士牌坊，立于通往清道观的路上，靠近清道观还有一座木山门，横框上一面书有“清道观”三字，另一面则书“天门下”三字。天门下的地名来源于通往东面的清道观小路上的天灯。而通往清道观的路上有一条横穿的小河，先人为了方便行人，搁了七块长石板，故名“七板桥”。其中有几盏风灯就在七板桥的地界，每天由七板桥的堕民轮流负责点灯。天门下的堕民主要以理发为业，几成理发专业村。天门下有成排成片的木槿树，慈城堕民摘取木槿树叶，捣碎挤汁后作为肥皂为主顾洗头，因此，木槿树也成了天门下标志性的植物。20世纪30年代，因天门下堕民人口增加，有的堕民不得不迁到附近的夹田桥、竹山湾以及县城西门上的新凉亭旁。除了天门下以外，慈溪堕民还分布在县城周围的自然村以及各乡村落。乍山乡虹星村为仅次于天门下的堕民聚居区，二六市的民主岙也有较多的堕民，洪塘乡的堰头邵、大土堰以及纹溪乡的徐家桥也有较为集中的堕民居住。另外，明德、金川、汶溪、云湖、丈亭、蜀山、陆埠、车厩、大隐、洪塘、庄桥、长骆等乡镇也有堕民聚居或散居。

图2-6 堕民聚居区——慈城天门下全景
（王静供图）

慈溪浒山也有堕民聚居区，因市井口语的变音，“堕民”被念成“堕平”。堕民执业时堕民的妻子也往往共同参与，常常用“堕平嫂”代称“堕平”。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不知堕民原意，致使口语变音更大，将“堕平嫂”念成“肚皮嫂”，浒山口音“肚”与“堕”音近。浒山堕民主要从事理发工作，于是，“肚皮嫂”又成了“理发师”的代称。“浒山一带有堕民村。据说元军灭南宋后，把战俘集中在某些村落，称为堕民，不许应科举，不许跟一般平民通婚。”房玉清回忆：“我小时听说庙山西头就有一个堕民村。”[66]浒山还有“堕民嫂弄”，这仅仅是民间俗称，并无正式路名。浒山“堕民嫂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在小山前路，就是刚拆除的小山墩南麓的一条小弄，古时叫沛昌街；一种说是东城路，北起解放东街，南与南城路接壤”[67]。这两条弄均因住过堕民故有此说。慈溪坎墩堕民俗称“堕贫”，女堕民也称“送娘”“送嫂”。虽然没有堕民村，但有不少堕民栖息凉亭、庵庙或者小村坊，平时走村串巷，可见他们匆忙的身影。“他们户籍登记上叫‘丐户’，但不以乞讨为职业，从事服务性的劳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68]坎墩堕民最常见的职业是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坎墩从事理发业者全是堕民及其后代。淹浦徐家桥西岸也有徐氏堕民聚居，“据说祖籍山东东海郡，迁自山南潭墩漕（也有说溪头徐、罗江一带），祖先为元代高官，至明时贬为堕民，所以后人大多从事剃头等服务行业，少读书经商务农者。村内无官宦之家，也少地主富商”[69]。慈溪西乡黄山，“这里还有一种别地方少有的社会扭曲现象——‘堕民’（我们称男的叫‘堕俾’，女的自然是‘堕俾嫂’）制度。堕民是‘贱民’，社会上没有地位，世代相传，以服务祠庙为主。做些理发、婚丧喜事吹吹打打的营生”[70]。慈溪市宗汉街道的庙山村乃近郊型小村。“原来是个远近闻名的‘堕民’村。”[71]今已成新农村建设的典范。

光绪《镇海县志》以及民国《镇海县志》也有简单的堕民起源以及职业的记载。“堕民谓之丐户，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分置苏松浙省，杂处民间，元人名为怯怜户，明太祖定户籍，扁其门曰丐。即有田，禁充吏员粮里长、乘车马，令其自相配偶。男子则捕龟、卖饧、拗竹灯檠、锻炉铁、编机扣、塑土牛土偶。正旦元宵执响器以闹人堂，立春端午持土牛芒人以闯人室，九月社伙会参神送圣，迎灯走马。立冬打鬼，胡花帽鬼脸，钟鼓剧戏，种种沿门需索。其妇人则为人家拗髻，剃妇面毛，习媒妁，伴良家新娶妇，梳发为髢。四民居业彼不得占，四民所籍彼不得籍，四民所常服彼亦不得服，所以辱且别之者也。丐户妇人髻稍高，耳不饰环，出恒持伞，并包裹一事，虽途遇可别而识也。”[72]镇海县志也有“堕民”条目，“元称‘怯怜户’，明称‘丐户’，俗称‘堕弁’（男）、‘送娘子’或‘送嫂’（女），历代视为贱民，受社会歧视”[73]。雍正、光绪和民国多次获准除籍，倡导与平民同等待遇，但相沿不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打破传统偏见，堕民已成为历史陈迹。据1952年调查，原属镇海今属宁波北仑区的堕民主要聚居大碶区石湫和俞王二村、柴桥区镇东乡三村四脚亭、长山乡长山岙、郭巨镇，另有堕民散居民间以及庙宇，如大碶区，其他各地也有零星的堕民分布。石湫堕民聚居村西南隅，孙家弄因居住堕民较多，被称为“堕民弄”。“寄居在庙宇之堕民，男称‘庙祝’，俗称‘庙堂人’，女称‘庙堂娘子’。”[74]

象山俗称堕民为“小姓人”，女堕民俗称“堕民嫂”，为平民婚嫁服役时，也称“轿下嫂”。民国《象山县志》也有关于堕民的起源、职业以及除籍的记载，称为“惰民”、“丐户”和“怯怜户”。“惰民谓之丐户，又名怯怜户，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分置苏松浙省，杂处民间，元人名为怯怜户。明太祖定户籍，编其门曰丐，即有产禁充官吏粮里长、乘车马，令其自相配偶。男子则捕蛙、卖饧、拗竹灯檠、锻炉铁、编机扣、塑土牛土偶，正旦元宵执响器以闹人堂，立春持土牛以闹人室，社会参神，送圣迎灯走马，钟鼓剧戏，种种沿门需索，其妇人则为人家拗发髻、剃妇面毛，伴良家新妇梳发为髢，四民中居业彼不得占，四民所籍彼不得籍，四民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所以辱且别之者也（堕民猥编）。”[75]新修象山县志也有堕民条目，涉及堕民起源、职业以及除籍。男业屠宰、抬轿、理发。遇婚丧充当乐手，不准穿长衫；妇女以梳髻、绞面为业，遇婚嫁则充“轿下嫂”，为新娘开面、梳洗、催嫁、陪送、扶拜、换装，出门执役、穿黑衣系裙束腰带，以别于平民女子。子女不得入学，嫁娶限于堕民之间，不行花烛礼。堕民“备受歧视，屈居人下”[76]。民国虽有堕民与平民同等待遇的倡议，但民间仍歧视如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始彻底根除偏见，享受平等权利。

明祝允明在《猥谈》中提道：“奉化有所谓丐户，俗称大贫，聚处城外，自为匹偶。”[77]民国《奉化新志》也记载：“本县有所谓堕民者，系特殊住民。”[78]奉化堕民称为“堕裨”，民国时期为数不多，不像绍兴堕民有较固定的聚居区，大都分住各庙宇和各祠堂。“各祠庙需要有人管守，而他们需要有屋居住，堕民与祠庙的关系，大概是基于这种需要而成的。管守祠庙是他们的责任，不出房租是他们的权利。祠庙中有祭祀和集会时，他们得伺候承值，供应茶水；但祠庙方面也把相当数目的田地供他们免费种植以作报酬。他们住的问题便是这样解决的。”男堕民职业以吹打为多，也称“小唱”，贬称为“小唱堕裨”。“奉化的堕民中，也有做轿夫和理发匠的。做轿夫的叫‘抬轿堕裨’，理发的叫‘剃头堕裨’。不过从事这两种职业的不限于堕民，所以不像小唱那样可以成为专业。此外如收集破布，制售饴糖，兑头发，换鹅鸭毛等，在奉化很少见。”[79]其从业人员大都是外来堕民。

奉化溪口镇岩头村乃蒋介石妻子毛福梅的出生地，该村的钱潭庙住有“庙祝”（即堕民）。每年除夕到正月十八落灯，是钱谭庙最热闹的时节。除夕，村里有头有脸的乡绅耆老，或个人或集体向“大王菩萨”拜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钱谭庙‘庙祝’总是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点头哈腰听绅士们吩咐，祭拜后引入客厅请他们喝茶。‘庙祝’服侍管理得很好，有时还获得一笔赏赐，称‘压岁钿’。‘庙祝’地位卑微，历史上称‘堕民’。第二天新年开始，大王菩萨面前摆满全猪全羊和18大碗36盏，祭祀十分隆重。正月初一至十八，不时有男女老少一拨一拨地来庙孝敬菩萨，他们摆上果品、烧好纸钱，企盼钱谭庙界下黎民百姓安居乐业，消灾脱难，万事如意。这时候的‘庙祝’，忙这忙那，为香客和施主差使服务。他们祭毕回家的时候，一定会把果品留下，管庙人千恩万谢，磕头致意。”[80]堕民通过管理寺庙，获得一定的收入。

宁海也有堕民聚居区，光绪宁海县志记载宁海堕民冬至“跳灶王”。宁海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报告，详细地描述堕民“抲灶王”的经过及其来源。“宁海旧时各地境庙均住有丐首，叫做堕贫，亦叫惰民，属于元明清时期浙江境内受歧视的一部分平民。他们长期被视为贱民，不许与一般平民通婚，统列为丐户。”[81]前童古镇有些零星的外来堕民足迹。前童堕民从事舀屙缸沙、剃头和兑糖等职业。剃头的一户堕民来自台州，全家老少都会理发，和气待人，谦恭忍让。清代宁海绅士袁憩亭病重时，“吏胥祷于署，士祷于庠，商祷于市，农祷于野，僧道祷于寺观，即丐户流人莫不醵钱祀神”[82]。宁海的吴生廉回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十来岁时，一次，村里有户人家结婚大办喜酒，我父亲带我和宾客一道坐在大堂前吃喜酒。我看见一桌吹唱的人坐在东大房前吹唱，我们吃酒，他们吹唱，唱完了就坐在窗前吃。我问父亲，他们为什么不坐在堂前吃？父亲告诉我，他们是‘堕贫’，低贱的人，只配坐在窗前吃。堂前有宾客，他们不能坐。我又问，‘堕贫’除了做吹唱的还有哪些人？父亲说，住在东巷庙里剃头的也是。这让我想起那个剃头的隔些日子总是夹着剃头工具包，走村串户为人剃头的情景。从此，我便知道社会上还有一部分叫‘堕贫’的低贱的人。我又问，他们为什么要做‘堕贫’？父亲也说不出理由，只知是祖上传下来对这种人的称呼。现在报上称‘堕民’的就是当年宁海人叫‘堕贫’的人。”[83]浙俗嫁女有哭嫁风俗，但大户人家的夫人贵妇、太太奶奶，女儿出嫁不舍属于人之常情，也会流下难分的泪水，但要走出房门抛头露脸，呼天抢地的大哭，却有失大家风范。可不哭不发，误了女儿，又非哭不可。于是，宁海出现了代为哭嫁的专业户，其中不乏“堕贫”。[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