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回想近30年来，我先后参与《全宋文》《儒藏》《巴蜀全书》的编纂工作，点校了不少古籍。兴之所至，日就月将，也撰写了百余篇论文、札记，内容主要关涉儒学与蜀学。由于发表时间不一，主题也不太集中，近于杂碎饾饤，故以“杂俎”命之，倒也贴切。这里选录的十余篇论文，论题比较分散，然而归总起来，也可以约略分为三类。
第一类，关于儒家政治文化。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出现传统文化热，我那时正在求学，也开始关注儒学文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撰写过一系列文章阐发儒家天道观对传统政治的影响。基本看法是：一方面，纵观周秦两汉以降的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轨迹，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政治行为，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这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人本精神；但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又渗透着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这种色彩源远流长，历经改造、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它既区别于现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政治，也不同于西方中世纪那种神权政治，而是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世俗政治。“君道论”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一。对君权、君主人格的设计无疑在儒家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天道与君道：殷周君主观念与儒家君主理论的一个视角》一文试图通过探讨殷周君主观念中天道与君道的分合发展历程，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对儒家“君道论”进行探讨。《汉代灾异学说与儒家君道论》一文指出：灾异谴告学说作为两汉的一股思潮，其非理性的色彩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先秦儒家人本主义精神的失落。事实上，汉代灾异学家并没有遗落现实去论证超越的永恒存在——神性之天。表面上汉儒将先儒的内圣原则归于神性之天，但也只是为儒家政治学说寻求一个新的支点。“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人的地位似乎贬值，但是汉儒只是借用“天”的外衣包裹自己心中的“道”，即人间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法则。汉儒用灾异学说制约君主，无疑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后世，虽然对灾异学说的重视和冷落程度不同，但它作为一种政治理论与思想方法，却贯穿中国君主政治的始终。《儒家神道传统与宋代政治文化》一文即以宋代为样本，指出“神道传统”一方面作为儒家士大夫承认新王朝的合法性、对当前政治权威加以认可和适应的工具，另一方面作为他们进行政治批评和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在宋人意识和宋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忽视它的影响，将无法对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史、思想史进行全面的诠释。
第二类，关于唐宋经学变古。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因参与编纂《全宋文》的机缘，接触宋代文献比较多，对其中的经学史料尤其在意，萌发了研究唐宋经学变古的兴趣，出版了《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这个问题做了探究。唐代中叶，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春秋》学派。这个学派以啖助、赵匡为先驱，陆淳集其大成，对当时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并带动了整个经学的蜕变，开启了宋代经学变古的先河。这里选录了《啖助学派通论》《易简功夫：宋儒的经学取向》《范式转移：宋儒新经学形态之建立》等几篇聚焦于唐宋经学变古的文章。宋代经学重义理，好创获，重发挥，喜新说，在阐释与发展儒学内在价值的同时，高扬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在经学观念、经学方法、经学内容等方面，宋儒都有许多创新，显露出鲜明的宋学特征。在经学取向上，宋儒另辟蹊径，力图超越汉唐，崇尚“简易”，弃传求经，通过研究、玩味经典“本文”，直接探求圣人“本意”、经典“本义”，发掘经典中所蕴含的儒学价值。“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体现了宋儒主体意识的强化。从学术形态上说，宋学与汉学、清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治学方法与学术取向。汉学讲师法家法、章句训诂；清学尊汉，重视名物训诂、小学考证；宋学则主张会通，打破家法门户，重视义理阐发，以道德性命之学为旨归。因此，元、明学术也被看成宋学的延伸。宋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怀疑精神。北宋中期以后，形成了一股经典辨疑思潮，影响深远，及于明清。乾嘉学者往往贬斥宋学，但对宋人的考据成果、疑古辨伪的收获等，也往往能够加以吸取。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古史辨”运动，究其远源，实承宋学绪余。
第三类，关于巴蜀文化。由于参加“巴蜀全书”项目，近年来我在巴蜀文献整理与学人研究基础上做过一些工作，点校出版了《张栻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合作点校出版了《廖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同时，对张栻、廖平的学术思想也做了一些思考，撰写了《道术之间：张栻的政治哲学》《明伦知要：张栻的教育哲学》《尊孔·弘道·经世：廖平的经学建构》等文。众所周知，张栻作为南宋乾淳之际与朱熹齐名的学者，以理学名于世，被后人称为“一代学者宗师”。张栻一方面与朱熹、吕祖谦等讨论学术，共同发扬光大理学；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也颇有建树。作为一位儒家学者，张栻对孔孟的治国理政思想深信不疑，并将其贯穿于自己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他在自身的理论建构中，也深入思考了治道与治术问题，阐发政治哲学思想，提倡“儒者之政”。此外，张栻又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着手，恢复儒家的教育传统，传播儒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张栻的教育思想植根于儒家传统，重视人格培养，强调伦理道德教育，在教育的目标、方法、成效等方面，有比较系统、深入的论述，同时，也表现出鲜明的理学色彩，丰富了儒家教育思想的宝库。廖平是晚清民国四川的经学大师，其思想新锐，著作宏富，对后世影响巨大。《尊孔·弘道·经世：廖平的经学建构》一文总结了廖平经学思想的三个面相，认为廖氏经学既是旧经学的终结，又是20世纪新儒学的先声。廖氏一生为孔经辩护，面对儒学的危机，希望通过自己的阐发，凸显儒学的价值，并努力使其与时代合拍。
关于巴蜀学术与文献研究，除了对于张栻与廖平的研究成果外，还有对南宋大儒魏了翁《周礼折衷》的探讨。在清代巴蜀经学文献的研究方面，通过查阅四川省志、各府县方志及其他相关资料，对清代四川地区的经学著述、经学家进行了统计，获得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数据，撰成《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简目》，并在此基础上撰成《时间分布考》《经典分布考》《地域分布考》，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总体情况，并试图描述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此外，《从迷茫到回归：近百年儒家经典研究平议》一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近百年儒学文献研究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的结语部分。该书讨论了近百年儒学文献研究的学术背景、时代思潮的影响，以及各个历史阶段的学术特色、重要学者、论著及其贡献等。同时，对促使儒学文献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考古发现予以了特别关注。将近百年儒学文献研究置于两千余年儒学发展和近代古今中西文化竞争的历史背景中，使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通过对新旧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与反思，对近百年儒学文献研究方法与手段进行归纳和提炼，向读者呈现了近百年儒学文献研究的整体面貌。
这本小书，虽然有些文章属于早年未定之作，且不成系统，但也部分反映了我这30年来的学术历程。舒大刚教授倡议编纂《蜀学文库》，我的这本小书也忝列其中，幸莫大焉。故菲葑不弃，敝帚自珍，食芹而甘，献之君子，知我教我，是所望焉。
杨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