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转移：宋儒新经学形态之建立

汉学、宋学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范式，论者基本上无甚异议。简言之，汉学重经，宋学重道。^[1]清儒黄百家论曰：

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旨之绝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宋元学案》卷11《濂溪学案上》）

黄百家将宋代道德性命之学的开山祖归于周敦颐。其实周敦颐在北宋时期影响非常小，二程与他的师承关系也令人怀疑。^[2]而王安石的成就和影响要大得多，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淮南杂说》《字说》及《三经新义》。蔡卞所撰《王安石传》云王安石“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郡斋读书后志》卷2）。蔡卞之说虽有溢美之嫌，但在当时，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王安石主持编纂的《三经新义》，连他的反对者也以为“经训经旨，视诸家义说，得圣人之意为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0）。宋史名家邓广铭先生说：“在北宋一代，对于儒家学说中有关道德性命的意蕴的阐释和发挥，前乎王安石者实无人能与之相比。由于他曾一度得君当政，他的学术思想在士大夫间所产生的影响，终北宋一代也同样无人能与之相比。”^[3]又说：“王安石援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乎‘义理’的部分以入儒，特别是援佛老两家学说中的合乎‘义理’的部分以入儒，这就使得儒家学说中的义理大为丰富和充实，从而也就把儒家的地位提高到佛道两家之上。因此，从其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说，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居首位的人物。”^[4]在北宋时代，荆公新学实为最有影响的学派，经邓先生的周密论证，王安石在儒学史上的地位更加彰显。邓先生又论曰：

周敦颐（1017—1073年）也是把释道（特别是道）二家的义理融入儒家的学者，其在义理方面的造诣也较高，但他在北宋的学术界毫无影响……二程学说之大行，则是宋室南渡以后的事，故周密谓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而盛（《齐东野语》卷11《道学》），当他们在世之日，直到北宋政权灭亡之时，所谓理学这一学术流派是还不曾形成的。^[5]

这一结论也大体不错。从学术影响来说，无论是周、张还是二程，当时都无法与王安石相比。不过，理学到底在北宋时期是否形成学派，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其实，一个学派的形成与否，在当时的影响、地位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还要看它有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架构，以及信奉、传播这一理论体系的人群。从后两点来说，二程理学学派在北宋时期已经形成，应当是历史事实。至于程氏之学与王氏之学在后世的消长，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也有学术、思想、文化方面的因素，论者已多，兹不赘述。

王安石讲道德性命之学，讲学注经也以探求“圣人之心”“圣人之意”为鹄的，不过，由于他的学术著作大多失传，对后世的影响有限。相比之下，程朱一系在南宋以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因此，后世谈宋学者常常以程朱学派为代表。从学术形态来说，宋学与汉学、清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治学方法与学术取向。汉学讲师法家法、章句训诂；清学尊汉，重视名物训诂、小学考证；宋学则主张会通，打破家法门户，重视义理阐发，以道德性命之学为旨归。因此元、明学术也被看成宋学的延伸。宋学并不是铁板一块，包括许多学派。但是，从理论体系的完善、学派的发展演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来看，宋学无疑应当以程朱一系为主干。确定了这一点，对于下文讨论宋代经学的若干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以程朱（陆九渊之学也脱胎于程氏）学派为主，兼顾宋学其他学派的观点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