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啖助学派经学与中唐变革思潮
啖、赵、陆新《春秋》学的出现，与中唐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汉以来，儒家经学一直以章句训诂为主要形式。儒家义理被湮没在训诂义疏的海洋之中，学者把明章句、通训诂作为治学的目标，甚至皓首穷经，花费毕生的精力于一字一句、一名一物，使儒学失去原来那种切近社会、重视经世致用的特征，积极向上的精神大为减弱。经学甚至成了一些俗儒致显宦、求利禄的工具。学者成了书虫，对社会、对民生缺乏应有的关心。另外，从东汉以来，经学成为少数门阀世族的传家之学，世代专守一经或数经，炫耀门第、垄断文化，使儒家文化丧失了它大众性的一面。部分学者死守先儒之说，不知变通。因此经学也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到隋末唐初，这种章句之学已开始受到批判。隋末大儒王通著《中说》，以阐明儒家之道为己任，对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做出自己的理解，提出“通变之谓道”“道能利生民”，主张“通变”，重视生民，使儒学能切合现实，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到了中唐，逐渐形成一股怀疑思潮。面对唐王朝建立以后逐渐出现的社会矛盾，部分学者对旧的经学和传统观念表示怀疑，提倡富于批判精神的独断之学。刘知几《史通》就是这一思潮的卓越代表。这股怀疑思潮，是唐代中后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正是这一思潮的继续发展。他们的经学研究具有“通经致用”的时代特点。啖助说：“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春秋宗旨议第一》）他认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都以行道济民为目标，后世口诵孔夫子之言的学者更应该效法孔子的救世精神，而不应该把治学与行道判为两途。赵匡在《举选议》一文中批评那些远离实用的章句之徒说：
疏以释经，盖筌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民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全唐文》卷355《选举议》）
他看不起那些“口问义、诵疏文”的读书人，认为这是白费精神去学习那些既无益于自己又无益于社会的学问。陆淳也有相似的看法。他曾对吕温说：
良时未来，吾老子少，异日河图出，凤鸟至，天子咸临泰阶，请问理本，其能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熙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全唐文》卷631《祭陆给事文》）
在陆淳看来，国家政治的根本在于“生人为重，社稷次之”。因此，陆淳等人在章句训诂盛行于世的时代，独具慧眼，重申儒家文化的用世精神。他们的主张代表了对两汉以来经学的反动，以及向儒学原旨复归的历史潮流。柳宗元曾概括陆淳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柳宗元集》卷9《陆文通先生墓表》）。他们继承了孔孟儒学的“仁政”理想，并将其贯穿在《春秋》学研究的始终。在《春秋集传微旨》卷上解释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的一条经文时，陆淳不采用“三传”旧说，认为“天生民而树之君，所以司牧之”，因此非贤非德之人不应该居于统治地位。如果“捐躯以守位，残民以守国”，便是三代以下“家天下”的恶果，而非儒家提倡的理想制度。在这里，他实际上是利用儒家理想之道对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又如在《春秋集传纂例》卷6《军旅例第十九》中，陆淳记啖助之语说：
观民以定赋，量赋以制用，于是经之文之，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经纶，武足以御寇。故静而自保，则为礼乐之邦，动而救乱，则为仁义之师。……今政弛民困，而增虚名以奉私欲，危亡之道也。
同书同卷《赋税例第二十一》中，陆淳记赵匡的话说：
赋税者国之所以治乱也，故志之。民，国之本也，取之甚则流亡，国必危矣，故君子慎之。
这类解释，是对儒家原始精神中“民本主义”思想的发挥。
啖助等人解释《春秋》，不仅比较注意发挥儒学中蕴含的“仁政”“民本”思想，还对春秋霸业进行否定。在先秦儒家孔子、孟子看来，齐桓公、晋文公等春秋霸主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图谋称霸诸侯，其心可诛，但客观上也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有所匡正。那么啖助等人为什么要对春秋霸业进行否定呢？这要从中唐的社会政治形势中去找原因。
自安史之乱后，唐代形成了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手握重兵的节度使闹独立。唐德宗建中年间，以朱滔为首的河朔四镇自比春秋诸侯，模仿春秋盟会的形式叛唐称王。啖助等人否定霸业，正是针对困扰唐代政治的藩镇割据。在《春秋集传纂例》卷4《盟会例第十六》中，赵匡抨击诸侯盟会说：
若王政举则诸侯莫敢相害，盟何为焉！贤君立则信著而义达，盟可息焉。观春秋之盟，有以见王政不行，而天下无贤侯也。
他们强调“王纲”“贤君”的重要性，而对盟会加以否定。否定了霸业的合理性，也就否定了当时藩镇割据的合理性。
唐代社会矛盾积累得越来越多。到了中唐，朝廷中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势力，“永贞革新”就是这股变革势力的一次大亮相。变革思想在意识形态中有所反映。啖助等人的《春秋》学主张就充满了通权达变的思想。他们反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主张“反经合道”“变而得中”（《春秋集传微旨》卷中），肯定变革是事物发展的常规，从而得出在政治上应积极变法的结论。在《春秋集传纂例》卷6《改革例第二十三》中，陆淳记赵匡之语说：
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况淫君邪臣从而坏之哉！故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乱，察其所革，而兴亡兆矣！
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弊端必须通过变革来加以消除，使天下重归于治。变革与否，是治乱所系的重大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兴亡的征兆。如果说柳宗元等人站在政治改革的前沿，那么啖助等人则站在学术变革的前沿，他们的变革思想为改革派作了理论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