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援助、贸易及投资均快速增长。到2012年底，中国对非援助一直占中国对外援助的最大比重，2009年开始，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非投资近年也在迅速增加。与此同时，非洲近年来又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非洲的对外贸易和吸引的FDI也直线上升。中国对非援助和投资与非洲的经济增长和减贫有何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减贫经验是否有助于促进中国对非援助与投资，从而有利于非洲的经济增长和减贫？本书希望在理顺发展经济学理论脉络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发展和减贫理念与模式，希望能对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例证，并由此探讨中国发展与减贫经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结构调整、经济发展与减贫的重要作用。以此为基础，利用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非洲目前应如何充分发挥其自然资源与劳动力优势，利用援助、贸易和投资等手段，实行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并消除贫困。在实证上，本书试图通过对中国对非援助及投资对非洲经济增长、减贫的作用的计量分析和案例分析，探讨在非洲的经济发展和减贫过程中，中国对非援助、贸易和投资能否更好地促进非洲各国实行符合其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对非援助中注重援助与贸易、FDI之间的互动，在对非投资中积极推动非洲的产业集聚和工业化，帮助非洲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下即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结论。
一 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及中国的发展与减贫经验的意义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中国发展与减贫经验
发展经济学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理论。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理论先后经历了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两轮思潮的洗礼，现在面临如何构建新的发展经济学，如何指导发展中国家新时期的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减贫的问题。
理论研究需要建立在成功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战后通过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实践并验证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和政策建议。结构主义倡导的政府干预及进口替代战略，使拉美国家战后在与东亚的竞争中暴露自身不足；西方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稳定化、私有化、自由化也没有拯救发展中国家于水火。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仍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以产业结构变迁的微观视角，提供了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林毅夫指出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秘方。发展中国家应按照本国要素禀赋结构发展符合一国比较优势的产业，最终促进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而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因势利导型政府，市场应该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同时政府应当在产业升级、多样化投资行为和对动态增长过程中先行者的外部性进行补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东亚模式”的成功是对新结构经济学观点最好的印证。中国是近年来经济发展与减贫相对成功的案例，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分析了中国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总结和提炼了中国发展与减贫的做法和经验，丰富和补充了发展经济学。
1.根据各国的资源禀赋，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对外贸易，促进产业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各国应该根据国内的资源禀赋结构，依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进出口，并促进产业升级。而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发展进出口，即出口国内丰富资源生产的商品，进口国内稀缺资源生产的商品，“取长补短”，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比较优势，并逐步将比较优势产业动态升级。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通过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中国充分发挥了其劳动力比较优势，积极融入国际市场，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及产业升级。
2.吸引外资流向比较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制造业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时，对这些国家就是有利的。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对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改革开放前，中国同非洲的情况相似，同样都是农业大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地域辽阔，各个区域的发展并不平衡。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积极引进外资。为使外资真正地促进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积极引导外资流向与本国比较优势相符合的产业，即劳动力密集的制造行业，对矿产资源开发、交通道路建设、电力、水力、通信、金融等行业则采取了保护措施，直到中国经济发展较为稳定，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人力、技术等要素时，才开始慢慢开放其他行业并适当引进外资。
3.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利用贸易和投资，实现开发式减贫
关于国际减贫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经济增长与减贫的关系。目前国际减贫方式主要分为救济式和开发式两种。中国的减贫思路更接近于“开发式扶贫”，并逐步以“开发式扶贫”取代“救济式扶贫”。通过经济开发，拉动贫困地区经济增长，不仅帮助贫困者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更注重的是帮助贫困者发展生产，逐步实现脱贫致富。其次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重要经验是政府主导，主要表现为政府富有远见的政策制定和持续的政策支持，如将减贫目标融入经济发展战略之中，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等。同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将贫困人口纳入市场，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积极运用贸易与投资等经济开发行为，使贫困人口在生产中、在贸易投资活动中脱贫。
（二）新结构经济学及中国经验对非洲经济增长和减贫的指导意义
从经济发展战略角度来看，非洲地域广大，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很丰富。但是通过回顾21世纪前非洲经济发展模式及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自始至终非洲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充分推行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独立之初，一些非洲国家的基本条件与东亚国家相似。但是大部分非洲国家在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上，没有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独立初期的进口替代战略是对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完全偏离；70年代虽转向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出口促进发展战略，却没有相应的技术、人力资本、管理和基础设施等配套体系来实施；80年代后根据“华盛顿共识”进行了十多年的改革，经济仍未见起色。错误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非洲各国不仅发挥不了自身优势，也无法克服弱点，最终陷入封闭的内向的恶性循环，经济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状态。90年代后，一些非洲国家的经济呈现中速增长态势，但是其增长主要是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带来的，并不是由于其采取了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审视21世纪后的非洲经济，其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存在许多缺陷，还存在人力资本问题、资本形成问题、基础设施问题以及农业问题等诸多障碍。
从利用援助和外资角度来看。目前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主要流向社会领域；对非洲投资也大部分流向服务业，如电力、交通、通信、金融等，一部分流向采矿业，只有15%流入制造业。非洲的服务业本就是相对弱势的行业，缺乏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技术，而且也缺乏在这些行业工作的有技术的劳动力。而矿产资源虽然属于非洲的自然资源禀赋，但总的来说采矿业属资本密集型行业，FDI大量流向这些行业，其生产所需的大量资源如人力、技术和资本正是非洲国家相对稀缺的资源，与非洲国家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不一致。制造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能创造就业，而且能带来资本积累和技术，促进非洲的产业升级，保障非洲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从减贫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贫困化并未缓减，反而有所加强，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对经济增长并未产生明显效果，农业增长低质量，这主要归因于不适于穷人分享增长的经济结构等内在特性，以及制约非洲减贫的长期结构性因素。
总之，非洲面临如何选择经济发展战略，如何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利用其自然资源与劳动力优势，推动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重要任务。许多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开放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效率和速度都比封闭的国家要好。新结构经济学比较优势视角的分析可以为解决非洲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为非洲经济的发展提供思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非洲国家在贸易发展上应遵循资源禀赋原则，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并逐步将产业动态升级；在引进外资方面，应引导外资流向符合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大力发展制造业；在援助资金使用上，应更多地向基础设施领域、向贸易投资领域倾斜，充分发挥援助对贸易投资的带动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和开发式减贫。
二 中国对外援助对非洲经济增长与减贫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对外援助增长迅速
自1950年开始，中国就开展对外援助，期间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援助理念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对外援助更多从政治角度考虑。1979—1994年，中国对外援助进行了初步改革，开始由强调政治利益转为强调合作共赢。1995年开始，中国的对外援助改革不断深化，21世纪以来援助更是高速增长。截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规模达3456.3亿元，其中无偿援助1385.2亿元，亚非拉地区是中国重点援助地区，占总援助额的90%左右。
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援助理念、援助领域、援助形式和援助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的援助理念更强调平等和共同发展，援助更多投入“硬”的发展领域，援助形式包括成套项目和一般物资等8种形式，其中成套项目援助是中国最重要的援助方式，但中国的援助管理还不够完善，援助效率还有待提高。发达国家的援助常附加更多的政治条件，常与民主、人权和良治挂钩，援助投向更偏向于“软”的社会领域，援助方式更多采用预算援助的方式，其援助管理体系比较成熟，组织过程协调性和规划性较强。
（二）中国对非援助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促进了非洲各国的经济增长
本书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否能够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中运用了中国对16个非洲受援国2000—2011年援助的面板数据，并采用直接引入法和两步回归法两种方法进行了检验。
在援助与贸易完全替代的前提假设下，我们采用直接引入法，研究了中国的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出口渠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对外援助会显著促进非洲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但该促进作用会产生“门槛效应”；其中出口渠道的作用非常显著，即中国的对外援助更多地是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作用于受援国的经济增长的，“促贸援助”模式适用于中国的对外援助；受援国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和人口的增加能够明显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但非洲各国丰富的资源禀赋反而会阻碍其经济增长，即存在“资源诅咒”问题。
在援助与贸易不完全替代的条件下，我们采用两步回归法，研究了中国的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出口渠道在其中的传导作用。研究表明：中国的对外援助能够增加受援国的出口总额，并通过出口渠道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受援国初期经济状况会影响其经济增长；与人口的促进作用类似，受援国自身的资本积累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其出口的增加。
因此，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援助与贸易无论是完全替代还是部分替代，中国的对外援助均能够通过出口渠道的作用显著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充分证明了对外援助中国际贸易渠道的积极作用以及“促贸援助”方式对受援国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有效性，为“促贸援助”政策及其实施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该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其一，鉴于中国的对外援助能够显著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应该随其综合国力的提升进一步增加对外援助，逐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弥补受援国自身发展资源的不足，帮助其走出“贫困陷阱”，实现自我发展及减贫目标；为了避免援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门槛效应”和“拐点”问题，中国在增加援助数额的同时，需根据受援国自身的发展现实和需求，提供最优的援助额，以更好地发挥对外援助的积极作用。其二，中国应该进一步倡导和推进 “促贸援助”的援助模式，逐步增加“促贸援助”数额，坚持援助、贸易、FDI等战略的协调与互动，提高援助效果，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减贫。其三，受援国应该进一步推进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本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稳定市场价格，尽力扭转“资源诅咒”现象以发挥资源禀赋的积极作用，从而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并最终实现自主发展。
（三）中国对非援助具有积极的减贫效应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减贫经验，中国成为世界减贫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广大居民收入普遍上升，生活质量显著改善。从“千年发展目标”的各指标实现情况看，中国的减贫效果同样显著。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发展与减贫经验使得中国社会形成了独特的关于援助与减贫关系的理解。中国减贫的成功得益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它不断推进改革与开放政策，而且长期重视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
中国主张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倡导“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援助理念。中国认为自身的努力才是减贫的根本动力，而外界援助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中国认为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实现援助减贫的目标中，都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从宏观角度看，中国对各援助领域的援助对受援国的减贫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从援助的微观项目看，中国所提供的援助对受援国减贫也是明显的。在农业、经济基础设施、工业、贸易等“发展”领域，中国援建经济基础设施、培养受援国的能力建设，为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打下良好基础，有利于长效减贫。在医疗卫生、教育培训、人道主义援助、公共设施等“社会救助”领域，中国的援助提高了受援国贫困人群的福利水平。中国自身的减贫和发展经验对广大受援国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中国在长期的援助实践中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教训。中国援助的特点主要包括三点：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坚持援助与经贸合作相结合和推广中国发展经验。从非洲看，中国的援助对非洲的发展和减贫是积极的，受到非洲国家的肯定和欢迎。
但中国在对外援助管理上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信息和资料不够透明、评估监督不够到位，存在环境保护以及妥善处理各方利益冲突等问题。中国应该采用相应措施完善援助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援助的效果。
三 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对非洲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中非贸易和中国对非投资整体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从国家层面上来看，非洲大陆近年来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非洲的贸易和吸引的FDI应该说在非洲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非贸易和中国对非投资近年来也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从贸易方面看，中非贸易额不断扩大，从2009年开始，中国已经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00年之后中国对非贸易顺差逐渐转变为贸易逆差，且差额越来越大，中非贸易结构呈高度互补的特点，中国主要从非洲进口资源类商品，出口工业制成品。
中国对非洲投资流量在中国对外投资总量中所占比例不高，占非洲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也不高，但剔除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对非洲的投资的流量呈高速增长的态势，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存量也在不断上升，在非洲引进外资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中国对非洲投资的覆盖率逐年上升，中国对非投资企业数量也在高速增长；投资行业主要是符合非洲各国比较优势的资源行业和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近年来，投资行业日趋多样化，也开始涉足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二）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对非洲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本部分选取非洲19个国家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构建了基于技术选择指数（TCI）的经济增长模型以探讨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是否会促进非洲经济增长，是否会促进非洲国家实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研究表明，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对非洲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非洲国家若推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拥有较好的经济增长绩效；一定程度上，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会促进非洲国家实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就非洲19国而言，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是TCI作用于其经济增长的机制，但仍有其他机制有待考察。
基于实证分析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为了促进非洲各国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增长，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非贸易和投资，而非洲各国则应从改善出口商品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投资基础设施、促进“一体化”入手，大力发展国际贸易，积极吸引外资。
（三）中非经贸合作区具有明显的产业聚集效应及经济增长效应
作为特殊的经济区域，出口加工区、经济特区、工业区或自由贸易区等在自由贸易、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方面享有优惠政策，可以为工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开发区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中国开发区顺应了经济全球化而引发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潮流，对中国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就业、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区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发区作为“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也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重视。不少非洲国家开始相信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会为非洲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先进的知识技术，进而提高本国的工业水平、出口水平，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一些非洲国家开始复制中国开发区的成功模式，相继在本国建立试点，建立了自己的“经济特区”。
2005年底，为贯彻实施国家“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鼓励和支持有竞争优势的各类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商务部提出了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对外投资合作举措，规划建立若干个有影响、效益好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其中，东道国政府负责在协议限定的地域范围内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并对投资者给予相关激励，投资国牵头企业负责将园区建设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链较为完整、辐射和带动能力强的加工区、工业园区或科技产业园等。实践证明，境外经贸合作区能够有效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而以产业集群为导向发展的园区对东道国工业化及经济增长的促进更为明显。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是中国政府在境外设立的第一个经贸合作区，也是赞比亚政府设立的第一个多功能经济开发区。由功能定位分别为“有色金属工业为主，延伸有色金属加工产业链”和“自由贸易区”的谦比希园区和卢萨卡园区构成。通过对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的实地调研发现，自2007年正式成立以来，赞中经贸合作区已经在基础设施、功能设施等园区建设及招商引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赞中经贸合作区的设立为赞比亚带来了发展所需资金及与其需求相匹配的先进管理经验，提升了赞比亚当地劳工的生产技能；赞中经贸合作区也有效促进了赞比亚的产业集聚和工业化，改善了赞比亚对外贸易结构进而促进其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为赞比亚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并增加了税收，有助于推进赞比亚工业基础体系的早日建成，有力地推进了其经济增长和减贫。
（四）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东道国减贫存在倒U形关系
中国减贫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开发式扶贫”取代“救济式扶贫”。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积极运用贸易与投资等经济开发行为，使贫困人口积极参加生产，不仅可以帮助贫困者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贫困者发展生产，从事贸易投资活动，参与全球化，逐步实现脱贫致富。本部分基于动态面板GMM的估计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运用2003—2011年非洲大陆21个国家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东道国减贫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与非洲东道国吸收的总体外商直接投资相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非洲东道国的贫困减少存在倒U形关系，即达到一定临界值之前，中国对非洲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越多对其减贫反而起到的负面作用越大，当达到临界值后，中国继续增加对非直接投资则存在正向的减贫效应。其次，非洲东道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发展对外贸易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与实践，如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基础设施的改善、资本积累的提高以及政府的减贫努力对其贫困的减缓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非洲东道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农业的发展并没有对减贫发挥正向的作用。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对于中国来说，为从根本上帮助非洲国家减贫，中国应积极扩大对非投资的数量，推动开发式扶贫在非洲的推广；对于非洲各国来说，应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工业化水平，从而提高自身吸引外资的能力，以从根本上实现减贫，消除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