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
我们的旅程是从何时开始的呢？是从楼梯下走出来的那个晴天？是我们搭朋友便车狼狈地到达汤顿市（Taunton）的那个雨天？还是说，我们命中注定会有这场徒步旅行，但它只是蛰伏，直到我们真正一无所有而无所顾忌的那一天，它才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我们脑海之中。
在法院的那天给长达三年的斗争画上了句点，但事情的结局永远不会如你所愿。多年前，我们刚搬到威尔士的农场时，阳光明媚，孩子们在我们脚边嬉戏奔跑，美好的生活正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当时那里就是山脚下一个偏僻地方堆着的一堆废石。我们利用每一分每一秒的空闲时间来改造这座废墟，殚精竭虑修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家。与此同时，孩子们在身边一天天长大。这里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我们的避风港。所以我万万没有想到，它最终竟会断送在电玩城旁那个肮脏灰暗的法庭手里。当我站在法官面前说他搞错了的时候，我没想到事情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我没想到我会穿着孩子们送给我的五十岁礼物——我心爱的皮夹克目睹这荒谬的一切。我真没想到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我坐在法庭上，看见茂斯正低着头划拉黑色桌子上的一个白点。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事情怎么发展到这个地步了？那个口口声声要求我们赔偿损失的人曾是他的好友。他们一群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开三轮摩托车驰骋在乡间小路上，在绿草如茵的草坪上踢足球。曾经那么亲密无间的朋友，怎么就成了对簿公堂的仇人了呢？就算其他人相继疏远，他们彼此还是一如往日地亲近。长大成人后，大家的生活轨迹各不相同。库珀进入了金融圈，我们对此知之甚少，但即便如此，茂斯仍与他保持联系，他们仍然是朋友。因为对他十分信任，所以当有机会投资他的一家公司时，我们便投了一大笔钱。但造化弄人，我们投资的那家公司最终倒闭了，还留下许多未偿还的债务。不知从什么时候，库珀开始接连暗示我们还钱。一开始我们不予理会，但随着时间推移，库珀坚持认为，根据协议我们有义务偿还这些债务。起初，让茂斯更伤心的是友情的破裂，而不是经济上的索赔。他们之间的纠纷持续了好几年。我们确信我们对这些债务没有责任，因为协议中并未明确指出。而且茂斯一直坚信他们会私下解决好这个问题，直到那一天，我们在邮箱里发现了法院传票。
积蓄很快就被律师费耗光了，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无律师代表的诉讼人，而像我们一样付不起律师费的人还有很多。原本我和茂斯是有机会通过法律援助请到代理律师的，可由于政府进行了法律援助改革，我们的案子被定性为“过于复杂”，因而不能获得任何免费援助，但弱势群体也可能因此失去被公正对待的机会。
我们唯一能采用的策略就是拖延，拖延，再拖延。争取时间私下联系律师和会计师，试图找到一些书面证据，让法官相信真相——我们对原协议的解读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偿还债务的责任。由于我们这边没有辩护律师，而且我们需要经常去外面联系走动，因此农场被登记为支付库珀索赔的担保。在法庭上，我们屏住呼吸，然后听到库珀的索赔要求是我们的所有财产——我们的家、房屋和土地、所有我们小心安置的石头、孩子们爬过的树、蓝山雀安家的墙洞，还有蝙蝠窝所在的烟囱旁松动的铅块。他声称要拿走一切。于是我们继续拖延，提出申请，要求延期，直到我们终于拿到了那张闪耀着白光[1]的证明，它能证明库珀无权提出索赔，证明我们并不亏欠他任何东西。三年时间，十次出庭之后，我们拿到了可以拯救家园的证据并把副本寄给了法官和原告律师。我们准备好了。我穿着我的皮夹克，自信极了。
法官随意地就将手中文件打乱了次序，好像我们不在场似的。我瞥了茂斯一眼，想得到一丝安慰，但他目不转睛地直视前方。在过去的几年里，茂斯遭受了很大折磨，他浓密的头发逐渐变得稀疏而灰白，皮肤渐渐松弛失去光泽，仿佛他身上被钻了一个洞。在茂斯心中，库珀值得信赖，是诚实且慷慨的。这样一个亲密朋友的背叛使他受到了极大打击。肩膀和手臂的持续疼痛侵蚀着他的体力，分散他的注意力。我们只需赶快结束这一切，回到正常的生活后，我确信他会好起来的。但我们不会再拥有过去简单平淡的生活了。
我站起来，双腿发软，好像泡在水里似的。我把那张纸像锚一样握在手里。我听到海鸥在外面吵吵嚷嚷，发出令人心烦意乱的叫声。
“先生，早上好。我想您应该收到了我们周一提供给您的新证据。”
“我收到了。”
“能否麻烦您看一下那个证据……”
库珀的律师站起来，整理了一下领带，就像他准备向法官陈述时经常做的那样。他自信满怀、成竹在胸。我们则相反。我急切需要一个辩护律师来帮帮我们，但即便我去乞求也无济于事。
“先生，我和您一样也收到了新的证据。”
法官谴责地看了我一眼。
“这是新证据吗？”
“嗯，是的，我们四天前才收到。”
“目前阶段无法提供新证据。我不能接受。”
“但它证明了我们过去三年所说的一切，它能证明我们不欠原告任何东西。这是事实。”
我非常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希望时间冻结，就停在这一刻，永远不让他们接下来的话说出口。我想牵起茂斯的手，站起来离开法庭，不再去想它。我想回到家里生起炉火，小猫蜷缩在温暖的窝里，我的手在石墙上任意游走。我想要找回曾经那种呼吸顺畅，从不感到胸闷的状态。我想要当我再次想起家时，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词不是“失去”。
“出示证据可以，但不能违反正确的司法程序。我将宣读判决结果。财产所有权归属原告所有。你们要在7天之内，也就是那天早上9点前搬出房子。接下来是费用。关于费用，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有，我想说你完全弄错了，这么判是不对的。而且我不想谈费用，反正我们也没钱了，你要拿走我们的房子，断了我们的生意和收入，你还想要什么？”一瞬间我感到天旋地转，我紧紧抓住桌子。别哭，别哭，别哭。
“我考虑到了这一点。驳回其费用索赔。”
我的思绪飘忽不定，潜意识正奔向令我感到安全放松的地方。茂斯坐在椅子上稍稍一动，我几乎就能闻到灼热干燥的沙砾和新割的黄杨木材的味道，它们匍匐在他的夹克上喃喃自语。孩子们在石子路上学骑自行车时擦破了膝盖，在去大学的路上猛踩了脚刹车导致车辆打滑。鲜艳的玫瑰花正在怒放，像棉花球似地悬在篱笆上。我不一会儿就想得出神了。
“我请求上诉。”
“驳回上诉。这个案子拖得太久了，你有过很多机会可以提供证据的。”
我感到房间渐渐缩紧，四周的墙壁正向我逼近。即便我们找到了证据，而且真相就在其中又能怎样？这些都不重要了。没想到，给我造成致命一击的居然是我自己，我居然没有在规定时间寄出证据，没有遵守既定的流程办事。我接下来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我养的母鸡怎么办，谁会在早上喂给老绵羊一片面包，我们怎么在一周内打包好整个农场，租赁货车的费用从哪里来，已经计划好的家庭假期呢，我们的猫和小孩呢？我怎么能告诉孩子们我们刚刚失去了他们的家呢？我把我们的家，输掉了，只因我不懂司法程序。我犯了一个简单的、基本的错误：我没有在提交进一步的证据前提出申请，我完全不知道需要这么做。我当时太高兴了，以至于来不及思考其他就将它匆匆寄出。可惜了，那些完美的纸张，千真万确的真相，通通浪费掉了。现在我们失去了一切，身无分文，无家可归。
我们顺手关上了法庭的门，沿着走廊一直走，僵硬而沉默。我瞥了一眼隔壁房间的律师，继续往前走，但茂斯走了进去。不，茂斯，茂斯别打他。我能感受到过去三年里他积攒的所有愤怒和压力，但他向律师伸出了手。
“没关系，我知道你只是在完成你的工作，但你知道吗，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不是吗？”
他抓住茂斯的手，握了一握。
“这是法官的决定，不是我的。”
我还是没哭，但发自内心深处的一声怒吼令我浑身发抖，呼吸困难。
我站在屋后田野里那棵扭曲的白蜡树下。1996年下了一场大雪，孩子们在树下盖了一个冰屋。过去19年里，每天早上我都会把一片白面包切成六份，这是开启新一天的象征。老羊在我手上哧哧地嗅着，她柔软的嘴唇夹走一片面包。她19岁了，牙都没了，但胃口仍然很好。孩子们叫她斯莫廷，是威尔士语里“有斑点的”的意思。她现在可是一只脾气暴躁的母羊，有一身黑白相间的蓬乱毛发和两只摇摇晃晃的角。好吧，现在只剩一个了，几年前她拼命冲向饲料桶时撞掉了一个。汤姆还留着那只角，放在他上大学时随身携带的宝箱里，里面还有他的化石和神奇宝贝卡片。罗恩三岁时，我开着我们的小面包车带她进行了一次40公里的公路旅行。我们开到了一个可以俯瞰大海的小山坡上，从山上的农场里买了三只傻乎乎的、有斑点的小羊羔。我不让她和他们坐在一起，她就恼怒地叫嚷起来。我心软了，就让他们四个一起坐在车里的稻草上。从那时起，他们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家庭的一部分。多年来他们诞下了很多小羊羔，但现在只剩斯莫廷了。她的姐妹们死了，其他的在一年前被我卖给了另一个饲养员。当案件已经到了一个我们觉得不会再有任何进展，马上要输了的时候，我决心送走斯莫廷，但没人愿意收留她这个年纪的母羊。一只羊的平均寿命是六到七岁，然后会被送去做成狗粮或肉丸。法庭听证会的第二天，我把母鸡带去一个朋友那里，但那里也没有可以收留斯莫廷的地方。她信步走下田野，轻飘飘的蒲公英种子像云一样笼罩着她。她来到山毛榉树下，那里的草总是很干燥，但我俩都很喜欢这里，仿佛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失去她我们俩可怎么活？
五天后见分晓吧，到时我和斯莫廷都会无家可归。
但我不知道的是，当时的我也不可能会知道的是，用不了五天，我的生活在第二天就会被永远改变，所有让我保持稳定的东西都会变成脚下的流沙。
我们来到利物浦一家医院的咨询室里。断断续续看了这么多年病之后，终于可以拿到诊断报告，找到多年来茂斯肩膀疼痛不止的原因了。茂斯做了一辈子体力活，一位医生跟他说：“疼是正常的，你应该预料到以后会更严重。一抬胳膊可能就会感到疼痛，而且走路时还会有些绊脚。”别的医生则怀疑将来他的手会有轻微颤抖，脸部肌肉会变得麻木。但我们今天要见的这个医生是医学界的领军人物，真正的佼佼者。我猜他马上就要告诉我们这其实是韧带损伤之类的东西，还会告诉我们治愈的方法。他会说那是几年前茂斯从谷仓屋顶上掉下来造成的——也许是发生了轻微的骨折。他一定会告诉我们怎样能治好茂斯。他会威严地坐在桌子后面说出他的专业判断，我对此深信不疑。
在去往利物浦的长途车程中，我们几乎没说一句话，彼此都陷入了震惊和疲惫的泥潭之中。自从这个案子以来，整日里都充斥着打包纸箱、燃烧废物的篝火堆、没完没了的电话和只增不减的绝望。于是我们渐渐开始接受现实：这下真的无处可去了。当初对最糟境况的可怕设想，终究还是变成了现实。说实话，这七个小时的往返行程对我们来说是奢侈的，因为每个小时都很宝贵，都应该用来整理行李，这样我们就多一些时间可以待在家里，被四周高高的围墙安全地保护着。
早在六年前，我们就开始不断地往返于家和诊所之间。茂斯肩膀和手臂的持续疼痛使他整日里虚弱无力，紧接着他的手便开始颤抖。因此，医生初步认定他患有帕金森综合征，但当诊断结果显示并非如此时，他们又改口说可能是神经损伤。这位会诊医生的房间和其他所有房间一样：一个白色、方形、没有感情的匣子，俯瞰着下方的停车场。但这个医生并没坐在桌前。他走过来，挨着茂斯坐在角落里，把手放在他胳膊上，问他感觉如何。这样不合适吧，医生不会这么做。我们也见过不少医生，但没有一个这样做过。
“茂斯，我能为你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作出正确的诊断。”
不，不，不，不，不。不要再说了，不要说了，你那自以为是的紧抿着的嘴唇，要吐出可怕的话来了。不要张嘴，不要说话。
“我认为你患有皮质基底节变性。但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因为现阶段不具备化验的能力。所以确诊基本依赖于尸检。”
“尸检？你觉得那是什么时候？”茂斯的手放在大腿上，五指挣开，用他宽大的手指尽可能抓住自己的身体。
“嗯，通常来讲是6—8年。但它在你身上的发展似乎非常缓慢，因为距离你第一次出现症状已经有6年了。”
“那一定是你弄错了，这是别的毛病。”我能感到我的胃涨到了喉咙里，眼前的房间变得模糊不清。
医生用看小孩子的眼神看着我，然后试图向我解释这种罕见的大脑退行性疾病。我十几岁就深爱的这个英俊的男人，会被这种病拖垮身体、摧毁意识，然后陷入混乱痴呆的状态。最终他会无法吞咽，可能会因自己的唾液窒息而死。然而医生们对此无能为力。我几乎不能呼吸，顿觉眼前一片漆黑。不，茂斯，不要带走他，你不能带走他，他是一切，我的一切。我努力装出一副平静的面孔，但内心却在尖叫。我惊慌失措，就像蜜蜂撞在玻璃上一般慌乱。真实的世界就在我眼前，但它却突然变得遥不可及。
“但你可能弄错了。”
他在说什么？茂斯和我是相互牵绊、融为一体的，我们怎么可能因为这个死掉，我们心里早就有了一幅完美愿景：等到95岁时，我们会在山顶上看着太阳升起，然后在睡梦中安静地离开。我们不会在医院的病床上窒息而死，不会彼此分离，不会孤身一人。
“你弄错了。”
我们在医院停车场的面包车里抱成一团，仿佛只要把我们的身体按压在一起就能停止这一切。如果我们之间没有光，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我们分开，这一切都是幻象，我们不必面对它。茂斯沉默着，泪珠从脸上滚落下来，但我没有哭，不能哭。否则我就会被这接二连三袭来的痛苦的巨浪彻底淹没。我们成年后的生活都是一起度过的。每一个梦想，每一份计划，每一次成功或失败，都是同一个生命的两个部分。
永不分离，永不孤单，永世相伴。
没有药物可以阻止病情发展，也没有治疗方法来根除疾病。但一种叫作普瑞巴林的药物能缓解疼痛，茂斯已经开始服用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我甚至希望能去药剂师那里收集一盒魔法，或任何可以阻止毁灭之火在我们生活中肆意蔓延的东西。医生说：“理疗会帮助他缓解僵硬的四肢。”茂斯已经开始了一套他每天都要做的理疗流程。也许可以加量，也许如果他多做点，我们就能阻止病情的恶化。我抓住每一根脆弱的稻草，想让它们把我从这令人窒息的、震惊的浓雾中拖拽出来。可是这里没有稻草，没有手能把我拉到安全的地方，也没有安慰的声音对我说“没事的，这只是一个噩梦”。在医院的停车场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紧紧拥抱着对方。
“你不可能生病的，我仍然爱你。”
好像只要爱他就足够了。爱一直是充足的，一直是我所需要的一切，但现在它救不了我们。茂斯第一次告诉我他爱我时，是我人生第一次听到这些话。以前从来没有人说过他们爱我，不管是我的父母还是朋友，这句话鼓舞我容光焕发地、闪闪发光地步入了接下来三十二年的生活。但是，面对茂斯的大脑进入自毁状态，面对由tau蛋白[2]错误折叠而引发的茂斯神经系统的失调，语言不具备任何力量。
“他弄错了。我知道他错了。”他肯定是错了。法官都搞错了，医生为什么不会错？
“我没办法正常思考，知觉也有些问题……”
“那我们就当作他错了。如果我们拒绝相信他，我们就可以继续活下去，就像这不是真的一样。”我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一切都说不通，一切都是假的。
“也许他是错了。但如果他是对的呢？如果我们真到了他所说的最后阶段呢？我想不出来，不想去想……”
“我们不会走到那一步的，总得想办法应对。”
我不相信上帝，不相信任何高等力量。我们生，我们死，碳循环都仍在继续。但求你了，上帝，求你别让我们走到那一步。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已经抓住了我生命的根基，把它们从地里拔了出来，将我的存在完全颠倒了过来。我们把CD播放器开到最大音量，躲在噪声中开车回家。群山在我的头顶上崩塌，大海在我的头顶上翻滚，我的世界已天翻地覆。面包车停下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正在倒立行走。
一想到窒息的场面我就心神不宁。在确诊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夜夜都在冷汗中惊醒，噩梦中梦到自己溺死在黏液里，我惊恐不安，头疼欲裂。我想象着，茂斯的脖子肿了起来，下巴有些扭曲，他拼命地吸气，直到窒息而死。而我和孩子们站在一旁，无助地看着。
三三两两的燕子姗姗来迟，终于在一次史诗般的旅程后找到了回家的路。它们飞掠过山毛榉树，狼吞虎咽地吃着昆虫。如果我能成为一只燕子，自由地飞翔，只要我愿意就能自由地回家。我为斯莫廷掰开面包，然后走进清新的六月清晨。轻柔的空气拂过我的脸庞，预示着美好的一天即将来临。我挤过野梨树之间的栅栏。这片树篱是我在苗圃特卖会上买回来的，本以为是山毛榉，后来越长越不对，最终长成了小叶带尖刺的无果野梨树，还态度恶劣，每次经过都要刺我几下。我摩挲着手臂上的抓痕，愈合的伤疤中间又有了新伤。现在不值得再修剪了。温暖的田野上，淡淡地飘着苜蓿花的芳香。鼹鼠一夜之间又活跃起来，在我精耕细作的田野中央留下一个个小土堆。我本能地把它们踢平，仍然关心着这片土地的健康状态。这是我们的土地，当年是茂斯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荒野上开垦了它。
那时他拒绝使用杀虫剂，也没有任何机械设备，他只好用手把那块两英亩大的地刨开。耙去碎片，挖出荨麻。他修复了它周围的边界，小心翼翼地把几百块石头放进已经废弃了几十年的墙里去。游客的孩子们在这里收集鸡蛋，鸡蛋上还留有母鸡的余温。春天，他们在这里喂宠物小羊。我们在这里没完没了地打板球，割草之前躺在长长的草地上，等待流星划过漆黑的夏日夜空。
我们的土地啊。
斯莫廷没跟着我过来篱笆另一侧，她总是去到台阶上拿她的那片面包。总是这样。当我四处寻找她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将会找到什么了。在山毛榉树下，她最喜欢的地方，她平躺在草地上，仿佛睡着了。
她知道，她知道她不能离开她的土地，属于她的地方。她已经死了。她把头靠在草地上，闭上眼睛，死了。我抚摸着她毛茸茸的脸，最后一次用手抚摸着那只弯曲的角，我浑身颤抖着，无法控制自己，蜷缩在她旁边的草地上默默哭泣。
我哭了好一会，直到我停止痉挛，筋疲力尽。我的眼泪哭干了，我也被失去的痛苦榨干了最后一点力气。杂草刺痛了我的脸，我躺在山毛榉树下，试图死去，想要放下一切，和斯莫廷一起奔向自由，和燕子一起飞翔，不想面对将要离开这个地方的事实，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茂斯病情恶化却无计可施。让我立刻死去吧，让我成为那个先离开的人，不要留我孤身一人，让我死去吧。
我拿起铁锹，开始挖土，想把斯莫廷埋在她姐姐旁边。茂斯出来了，我们一起默默地挖洞，谁也不开口讲话，不想承认坑洞越来越大。我们前一天看到的黑暗仍然太可怕，太突然，我们不愿承认它的存在，甚至难以想象那是我们将要承受的未来。我用茶巾盖住她的头。泥土落在她脸上时，我们不忍看她。她走了，一切都结束了。在农场上发生的一切美好过往都和斯莫廷一起被埋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