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隔膜”而来的冷漠
鲁迅小说还对人们之间由于情意不相通,彼此不了解所引起的冷漠、冷淡等精神现象进行了普遍描写,以此来达到他改良社会、人生的目的,其中“看客”现象是其描写最为深刻的一种精神病态。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到他“弃医从文”的原因,说是因为看到许多中国人在围观另一个被日军杀头的中国人的幻灯画片引起的。他说:“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5]
这种刺激太强烈了,以至于鲁迅在他的小说(包括杂文)中多次写到“看客”的冷漠神态看杀头的场面:如《药》中一清早人们就伸长脖子,“眼里放出一种攫取的光”“鬼也似的在那里徘徊”,等着看杀夏瑜;《阿Q正传》中一大群民众跟着囚车,“张着嘴”去看枪毙阿Q,而且还认为这个囚徒没有趣儿,因为不仅枪毙没有杀头好看,而且这个“死囚”“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甚至在描写古代复仇故事的《铸剑》中,国王(包括王后、大臣等一干人等)也因为看被杀掉的眉间尺的头在水缸中表演,被黑色人宴之敖乘机杀掉而为眉间尺复了仇。但更为奇特的是《示众》一篇,小说没有基本的情节,甚至人物的名字也只是某一类人的指代,连鲁迅小说惯见的议论也没有,它只是叙述酷热夏天街头一干民众围观犯人的一个场面:小说中所有的人物——无论是叫卖馒头的“十一二岁的胖孩子”,“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挟洋伞的长子”,还是有着发亮秃头的“老头子”,梳着喜鹊尾巴似的“苏州俏”的抱着孩子的“老妈子”,戴着“雪白的布帽”的“小学生”,“一个猫脸的人”,一个张着“死鲈鱼”一样眼的“瘦子”,一个“戴硬草帽的学生”等,都只有一个动作——“看”。“他们之间只有一种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构成了‘看/被看’的二元对立。”[6]
小说的结尾或许更有意思,正当一干人等汗流浃背地拥挤互相观看时,那边一个车夫跌倒了,于是这一干人等又马上把脸扭向车夫,直到车夫又拉了车走,“大家就惘惘然目送他”。人们之间表面上虽然存在着拥挤的“热闹”,但骨子里却是透彻的冷漠,正是鲁迅《一思而行》所发的一句感慨:“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虽然社会因此而“热闹”,但也因此更加冷漠。[7]
鲁迅所描写的这种冷漠,在《祝福》中却是另一种表现——“听”。祥林嫂的儿子阿毛不幸被狼吃掉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以期获得人们的同情,但是人们的反应如何呢?“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色,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同情,因为大家只不过把她的不幸作为一出戏,所以男人们觉得“没趣”而走开,女人们在流泪的同时,而庆幸自己的运气——自己幸好没碰上这样的事,老女人们则在“鉴赏”祥林嫂痛苦的过程中,不仅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而且在“叹息”“评论”之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所以鲁迅说:“群人,——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她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了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8]这种不会感应,缺乏同情的冷漠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变成“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的冷酷或残忍,你能说祥林嫂的死和这种冷漠没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