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十分重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用这一理论来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也分析我们应该采取的方针政策。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指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保证生产、流通、分配置于社会的自觉调节和控制下，实现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合理发展和社会成员共同富裕。”^[1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时，都论及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20]这就告诉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深厚科学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注定了西方国家会由于其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这一矛盾而逐步走向衰落，而我们的制度由于是建立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基础之上而日益完善起来、强大起来。

1.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角度是多元的，有着立体性的维度。

第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双重性，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奠定了理论逻辑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这是一种内在的自我限制，是不断发展中的限制。他说：“这种限制是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从两个方向来看的同一个限制。这里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就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就足以完全揭示出，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21]这一段论述十分重要，它不仅明确提出了“资本的基本矛盾”这一概念，而且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最后的人类生产方式，由于自身的限制，它只是一个历史的阶段。

在《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而且是作为资本的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这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且是这种关系在日益增长的规模上的再生产。其结果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与工人相对立的作为统治工人的财富即资本以更大的规模和程度增长起来，与工人相对立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工人相异化的并统摄着工人的世界以同样的程度扩大起来，工人本身的贫穷、困苦和依附性也按同样的比例发展起来。“工人的贫乏化和上述的丰饶是互相对应，齐头并进的。”“可见，资本的增长和无产阶级的增加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互相联系的、又是分裂为两极的产物。”^[22]可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之一。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另外一个表现形式即企业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十分细致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工厂内部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工场内部的分工规则是预先地、有计划地发挥作用，而社会内部的分工则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是互相制约的。”^[23]对基本矛盾表现形式的深刻分析为把握基本矛盾的性质和内容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第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提供了思想方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的学说，强调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在生产商品时所花费的劳动作为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劳动内部的抽象劳动的社会性与具体劳动的私人性之间的对抗性，认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最终根源。正是基于这一分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明确提出了“资本的基本矛盾”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个人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这种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生产，而是先把产品转化为货币，才能显示出其社会性。这里包含着潜在的矛盾，单个人的具体劳动很有可能不被社会所承认，蜕变不成货币这一“蝴蝶”。抽象劳动的社会性与具体劳动的私人性矛盾的累积就会爆发经济危机。

第三，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产生的客观必然性。

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特别是在中世纪，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小生产是普遍存在的。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派普斯在《财产论》中所言：“国王拥有统治权，人民享有所有权，而皇家权力不涉及私有财产，这是公元16世纪在西欧国家已经成为具有公理性质的认识。‘财产属于家庭所有，而主权则由君主及其法庭所有’，这是人们共同的观点。”^[2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资产阶级承担的历史任务就是把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杠杆。资产阶级从15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历史阶段实现了这一作用。资产阶级很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把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用血与火、剑与刀、法与鞭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到19世纪初，生产资料开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业工场中，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社会化了，但它们仍然服从于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一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这样一种占有方式。“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25]

第四，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内容。

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使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与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离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程度在加深，“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26]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品生产规律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商品生产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谁也不知道，它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它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这一规律决定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了统治地位，并且越来越走向极端。同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不是别的，就是其对立面：单个企业生产的日益增强的组织性。所以，恩格斯说：“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27]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仅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内容，而且阐述了这一基本矛盾的两大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在这里已经成熟起来。

1880年，应保尔·拉法格的请求，恩格斯根据《反杜林论》第三章中的相关内容作了一定改编，并且补充了一些内容后，写作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起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第3—5期，同年出版了单行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完全形成。在这本书中，恩格斯除了系统地阐述了《反杜林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外，还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再次作了阐述。他提出了这样几个重要观点：在中世纪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它本身就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资本主义革命推动生产资料不断社会化，但社会的产品却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两者的矛盾“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28]。恩格斯在这里阐述的再明白不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恩格斯认为，这一基本矛盾会带来四个具体表现：第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29]；第二，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30]；第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对抗，“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31]；第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性与其阶级性之间的对抗。矛盾的解决只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32]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局，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如果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完全形成的1880年开始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理论迄今已经140多年了，在今天仍然有巨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各种形式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以及治理危机，都是这一基本矛盾客观存在的表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一场接一场的危机的发生，这是它在自身范围内解决矛盾的唯一出路。一场又一场的危机把资本主义制度带向其存在的极限地带，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把握中不断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2.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用这一方法可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矛盾、文化矛盾等等。

正是这一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上也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基本矛盾就是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权力私人占有的矛盾，其民主制度的种种弊端和缺陷都源于此。政治社会化指的是政治发展要求权力应当为最广大的民众所分享，是生产社会化在政治上的反映。生产社会化带来人们政治意识的觉醒，使广大的民众更容易在政治上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力。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大众要求分享政治权力、政治资源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且，现代化的发展也为大众政治参与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路径。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财富越来越为极少数人占有，政治权力越来越高度地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资本掌握着巨大的经济权力，这些权力自然就转化为政治权力。政治社会化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政治权力的私人占有，同时资本的经济权力不断在削弱政治社会化的基础，两者的矛盾正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样，处在激烈的冲突之中。正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有其具体的表现方式一样，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基本矛盾也有其具体的表现方式。

第一，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基本矛盾的首要表现就是西方国家的政治资源基本上被资本家阶级所垄断和占有。

广大民众能够拥有的政治资源（这包括政治所有权、分配权和控制权）是非常少的。他们拥有的往往是所谓的“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力，就是在大选过程中或者全民公投中拥有所谓的自由投票权，也就是去打个钩、画个叉或者是摁个指纹的事。这样的投票权在投票过程中很容易受到资本控制的舆论的影响，要么形成集体无意识，你投谁我也投谁，反正谁我也不了解；要么形成一种政治癫狂，一定要投那种非理智的反建制人士，因为这种人会经常说出一些惊人的话语，让你感觉过瘾。在投票结束后，这种形式的政治权力就会烟消云散。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这样的投票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是起不到实质性作用的，因为，说到底，政治是由拥有资本特别是巨大资本力量的人控制和分配的。英国议会保守党议员杰西·诺曼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美国政治是由大公司的资本所有者进行分配的。他说：过去十年里浮现出的银行业与金融业的现代巨富们异乎寻常的贪婪与假公济私，他们存在于一系列伪装成市场的卡特尔联盟之内；许多有效的全国性规划与监管的缺失；政党及其在政治审议中半公共性角色的狭隘化和碎片化；以及美国公司“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或独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出现。“这些政治发展的后果就是扰乱了一种适宜的宪法性权力平衡，利用并恶化了现代美国政治的极端派性，同时将美国推向一种由公司组织调节的再分配政治。”^[33]诺曼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再分配政治。所谓再分配政治就是由银行业与金融业的现代巨富们通过卡特尔联盟、政党政治、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等对政治权力进行不定期的分配，这种分配的目的就是确保政治权力流不到公众手中，确保政治权力在资本集团之间的配置相对均衡。

在西方社会，资本集团是分成各种集团的，除了在对付广大民众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共同一致外，在涉及利益分配上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一个利益集团的获得，可能意味着另一个集团的损失。因此，为了确保各个集团之间利益的相对均衡，就形成了对政治的不断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有三个特点：其一，是以政治权力轮流执政来完成的。这四年、五年，这个利益集团来执政，攫取自己的利益；下一个四年、五年，换一个利益集团来获利。1891年3月18日，为纪念巴黎公社起义二十周年，恩格斯写下了著名的《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在这里，恩格斯指出：“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34]其二，是在大选之外的政治运作中进行利益分配的，对广大群众而言，是非公开的，是带有旋转门的秘密政治。其三，每一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都会给利益集团带来更大的利益，使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为政治权力的分配、再分配进行贪婪的竞争，使政治始终处于动荡之中。民众看到的不是辞职下台，就是丑闻缠身。

第二，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基本矛盾体现在资本的宪法专政，对广大劳动大众进行最严厉的政治统治。

1942年，美国政治学家劳伦斯·罗斯托出版了一本著作叫《宪法专政：现代民主国家中的危机政府》，书中认为：西方国家经常会运用紧急状态法、紧急权力法案、例外状态法、非常法律等宪法条文来维护资本秩序。劳伦斯·罗斯托强调，要坦率地承认这个危险的但无可逃避的真理：“当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除了专政以外，其他形式的政府都无法存活。”在劳伦斯·罗斯托看来，宪法专政的存在源于三个基础性事实，即民主宪政国家的政府体制无法满足紧急状态的急切要求；民主宪政国家必须临时改变到足以应对紧急状态的必要程度；专政政府应当被确保用于履行和实现结束危机、恢复常态的目的。其实，采取应对紧急状态的宪法专政，根本目标是针对广大民众的。

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宪法专政更加缜密、更加严酷。通过复杂的法律体系把人民群众彼此隔绝开来，使之无法形成反对资本的整体力量。利用议会的法律创制权确保资本的利益，特别是不断增强维护资本利益的国家机器的力量，每当资本遇到劳动阶级的威胁，资本就会创制新的法律条文来消除这一威胁，法律永远走在资本的身后，为资本撑起保护伞。这个方面，美国最高法院近几十年来就是不断依照宪法作出一些判决使工人的罢工变得更加困难。美国政治科学家、历史学家迈克尔·帕伦蒂在2007年出版的《少数人的民主》一书中说：“在过去几十年中，最高法院通过了几项决议：（1）如果劳工在与企业之前的雇用合同中订有工伤体恤条款，他们无权因企业安全保护不到位而罢工。（2）雇主在得知其雇员参与工会后可以终止其工作并处以罚金。（3）公司可以在破产法的保护下以‘企业重组’的名义终止劳工雇用合同并削减其他雇工工资。（4）参与罢工的工人不再享有失业保险和失业保障金。（5）公司可以给破坏罢工的‘工贼’提供优厚的雇工待遇。（6）雇主还可以在雇员染上治疗费巨大的疾病时选择终止对其医疗保险的补助。”^[35]这是针对工人阶级罢工的决议，刀刀见血。这样的判决决议的清单还会不断拉长，这不是宪法专政是什么？其实，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说：“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当然是通过合法途径——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36]资产阶级的宪法专政实质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