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弃妇》的多重意蕴
诗歌以“弃妇”为全诗的主题意象，以此奠定诗歌的情感基调。关于“意象”之于诗歌的意义，李金发在早年并没有相关见解发表，直到写作《微雨》十年之后，他第一次强调了“意象”在诗歌创作中的极端重要性。他说：“诗之须要形象、象征犹人身之需要血液。在现实中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美，美是蕴藏在想象中，象征中，抽象的推敲中。”[9]
“弃妇”这一意象，自然并非李金发首创，中国古代文学里有众多诗人关于“弃妇”的诗歌创作。复旦大学谈蓓芳教授《由李金发的〈弃妇〉诗谈古今文学的关联》一文有详尽分析，此处不再赘述。但李金发对“弃妇”意象的再次借用，显然融入了身处异国他乡的一个现代游子的重新思考，他试图在这一意象上有更深更丰富的开掘。
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
遂隔断了一切丑恶之疾视，
与鲜血之急流，
枯骨之沉睡。
李金发之“弃妇”较之那些闺阁幽怨被弃后进退无颜仪的传统女性形象，似多了执拗与偏执，有如雕塑感的造型内蕴着灵魂挣扎的力量。“弃妇”长发散乱，且遮蔽双眼，这一形象既有癫狂之状又似民间女鬼之外形，其形象之“丑”令人顿生恐惧、怪异之感。“弃妇”以长发“隔断一切丑恶之疾视”。作为“隔断”这个动作的发出者，“弃妇”羞愧中又潜藏着自绝于他人的勇气，体现出其内心的某种主动选择。与“丑恶之疾视”一起隔断的还有“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这里以“之”字组成“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两组倒置的名词偏正短语。这种组词方式在古代汉语中是十分常见的，其正常顺序实为“急流之鲜血，沉睡之枯骨”。对“之”的运用还频繁出现于诗歌的后文，如“弃妇之隐忧”“夕阳之火”“舟子之歌”“为世界之装饰”等。从语言发展角度而言，在倡导白话文尤其是白话新诗之后，李金发的这一举动属于“后退式”的语言尝试。但于诗歌文体而言，李金发则是希望借此对日渐散文化的诗歌进行挑战与反驳。李金发说：“人尽做散文/在诗里？/时光流逝着//广一代作家装饰着如野人/叫喊在群众；//刀或舞蹈/在湿润之/稻草上。‘干干干，/在空间流动，/示人以‘干’”（《无底底深穴》）。“深梦里全不认识事物，/仿佛空谷之底，/万众的回声/到耳际，大神背诵使命，/老旧之记忆，生沉闷之叹息。”（《作家》）这些诗句正表达了李金发对直白式抒情的初期新诗艺术粗糙的不满。借用古语“之”字，除了对日渐习惯白话文的读者在阅读上造成“陌生感”外，在诗歌语言的精炼含蓄上也起到了一定的辅助效果。李金发也曾自言有试图打通中西诗歌的愿望：“余每怪异何以数年来关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既无人过问，一意向外采辑，一唱百和，以为文学革命后，他们是荒唐极了的，但从无人看实批评过，其实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之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稍为留意，便不敢否认，余于他们的根本处，都不敢有所轻重，惟每欲把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10]
“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中的名词“鲜血”与“枯骨”的前置，除了具有强调突出的效果外，更在语义上构成矛盾对立。“鲜血”暗示生命存在，而“枯骨”则是死亡的象征。即是说，于“弃妇”而言，生与死亦成为“弃绝”之对象，或者说于个体生命最本能的两种欲望——生与死都被“弃妇”所超越或升华了。因此，这里就需要进一步辨析所谓“弃妇”之“弃”，是“他弃”还是“弃妇”之“自弃”，是被迫被他人抛弃还是个体自我的主动选择，抑或在遭到他人歧视、背弃后再主动选择与这个漠视、歧视自我的世界之间的“隔断”。诗歌第一节第一句的“我”提示我们，第一节之描述都是“弃妇”内心世界所思所感的自我抒发，而非来自“他者”的窥视与探寻。结合诗句中先出现“丑恶之疾视”，然后有“隔断”之举，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所谓“弃妇”之“弃”应该是“被弃”之后“弃妇”主体自我选择弃绝于他人。
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
越此短墙之脚，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
如荒野狂风怒号
战栗了无数游牧。
诗歌第二节仍然统领于第一节“我”的世界中，即从“弃妇”的视角集中抒写了“弃妇”对充满恶意与歧视的外部世界的心理感受。因为与感受个体的情感价值相对立，所以“外部世界”在弃妇内心引起的震动被个体在心理上夸大了。“黑夜”“荒野”“狂风”三个意象从视觉角度而言是庞大而荒凉的，从身体触感角度而言则是冷酷的，从心理感知角度而言则带有恐惧之感。诗人借助三个冷色调的意象暗示了令人恐惧而又席卷扫荡一切的力量，“战栗了无数游牧”则象征了这一力量的强大。“弃妇”这一单独个体与这三大意象相对，力量与体积上的强弱、大小悬殊是显而易见的。蜷缩于“短墙之脚”的“弃妇”，莫不透出单薄与孤独之意。然“清白之耳”，以“耳朵”这一身体局部象征整体，则从精神上对“弃妇”之“清白”做了再次确认。因此，虽然从外在形象与力量对比上“弃妇”都显得势单力薄，但于精神而言并不弱小。“黑夜”之“黑”与“清白”之“清”“白”，不仅在色彩上形成鲜明对比，且以此暗示了周遭世界与“弃妇”个体精神上的尖锐对立与不可调和性。前文曾就“弃妇”之“弃”究竟是“他弃”对“自弃”抑或“他弃”之后的“自弃”做过讨论，分析至此，我们从“弃妇”对自我“清白”的认定上，可以更加确信地说，所谓“弃妇”在更大程度上是其主体对污浊世界的抛弃与弃绝。
如果说诗歌第一节主要通过动作“视觉”塑造“弃妇”与周遭世界的对立，颇有雕塑感，那么在第二节中诗人则集中于“听觉”，呈现了外部世界对“弃妇”的围攻。“长发”能隔断充满恶意的目光，却无法阻止讻讻恶意通过听觉器官对自我的攻击。长发遮蔽的世界其实何惧黑夜，然而当无声之“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时，就变得无孔不入，直抵灵魂。“聚蚊成雷”的典故始见《汉书·中山靖王传》。单独的“蚊虫”之声可谓微弱，然而，如若汇聚在一起却具有极大的威慑力与攻击力，正如“众口铄金”也。
诗歌第一二节以“弃妇”“我”在“视”与“声”两方面和周遭世界的背弃与对立，呈现了“弃妇”孤独却又执拗对峙的姿态。在这对抗中是“弃妇”对“丑”“恶”之对立面“美善”卑微而势单力薄的追求。而“丑恶”与“美善”力量间不均衡的对抗则为诗歌涂抹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
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
或与山泉长泄在悬崖，
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从备受攻击与侮辱的“短墙之脚”进入“空谷”，即暗示着“弃妇”已从污浊的俗世进入纯净高雅的精神陶冶之地，开始主体精神锤炼与升华的过程。“空谷”，既是“弃妇”的栖身之地，也是其高洁精神的象征。“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与“上帝”的对话，彰显出“弃妇”被弃的原因主要在于精神的不见容于俗世，其痛苦也正源于此。俗世世界的离弃与敌视，使得“弃妇”只能向形而上的意识世界寻找精神支点。“上帝”意象的出现，使得“弃妇”这一主题意象逐渐脱离中国传统的“弃妇”形象，而具有了域外宗教文化的因子，其象征内蕴因此得到拓展。与俗世对自身的厌憎与伤害相较，上帝之宽恕与博爱恰是“弃妇”所处之人间所缺失的。而“弃妇”之所以能与“上帝之灵”对话，也正是因为“弃妇”追求或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精神品质。因对“清白”“美善”的追求与坚持而不见容于世，“弃妇”之“哀戚”就具有了浓重的悲剧感。然如此厚重的“哀戚”却与小小的“游蜂之脑”组合在一起，畸重与畸轻，抽象无形的意识之物与具体形象之实物并列，显示了李金发想象的奇特与创造性。“或与山泉长泄在悬崖，/然后随红叶而俱去”两句则以“长泄”与“俱去”两个动词暗示了“弃妇”希望将“哀戚”排遣、消解的渴望。或是“游蜂之脑”的“深印”，或是随波而逝，这表达了“弃妇”对自我主体意识的两种态度：留存抑或消亡。消亡自是可叹，而留存亦因“游蜂”之微小缥缈而困难重重。此亦是构成弃妇之“隐忧”的重要原因。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
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
化为灰烬，
从烟突里飞去，
长染在游鸦之羽，
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
静听舟子之歌。
诗歌第三四节转换了观察视角，从“弃妇”的内在视角转为“他者”的外部视角。也因为如此，诗歌从对“弃妇”内心世界的直接感知转向“弃妇”之外部“动作”的呈现。“隐忧”这一意识之物，因此化为有形，以“堆积”一词极言其多而无法排遣之状。紧接着诗歌选取了一组晦暗色调的意象表现“弃妇”深藏的哀戚与忧伤。于个体生存而言，最大的“时间之烦闷”乃是生命的终结——“死亡”。因此，诗人选择“夕阳之火”与“灰烬”这样的意象来喻示生命即将耗尽而死亡即将来临。这在意象选择与组合上显示了李金发所谓“远取譬”的特点。诗歌再由“火”联想到“灰烬”，再由“灰烬”之色联想到羽毛黑灰的“游鸦”，再由“游鸦”联想迁移到同为黑色的“海啸之石”以及和大海相关的“舟子之歌”。这组意象取自平常可见之物，然而相互之间的组合却是新鲜而陌生的。最后“化”“飞”“染”“栖”这一系列的“动作”终化为“静听”的姿态。这样的“静止”似乎隐藏着生命脚步停歇而死亡将至的讯息。
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
徜徉在丘墓之侧，
永无热泪，
点滴在草地
为世界之装饰。
以“弃妇”所穿着之“裙裾”的“衰老”暗示“弃妇”已走向生命暮年。而“徜徉在丘墓之侧”，则暗示着死亡的降临。“死亡”是李金发诗歌的基本主题。他的诗中随处可见这种面对死亡的感受：“我们散步在死草上，悲愤纠缠在膝下，粉红之记忆，如道旁朽兽，发出奇臭”（《夜之歌》）；“我梦想微笑多情之美人，仅有草与残花的坟墓，在我们的世界里，惟有这是真实”（《心游》）；“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这样的诗句充斥在他的三本诗集中。除了“死亡”意象的不断书写外，实际上选择“丑恶”意象进入诗歌，以丑为美也是李金发诗歌的一个特征。譬如凄冷的自然景观：荒野、枯骨、寒夜、狂风等以及一些凶险或不吉利的动物、鬼怪意象，如饿狼、蚊虫、游鸦、恶魔、夜枭、黑影、蝼蚁等。
于“弃妇”而言，“死亡”并不能让她与这丑恶之俗世和解，“永无热泪”正是不妥协的姿态，而不“为世界之装饰”则是对自我精神价值的自重与珍视。
结合李金发创作《弃妇》的时间，曾有研究者将其创作《弃妇》的原因归为“父母之弃、家国之弃、妻子之弃”[11]。这样的概括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从现实层面而言，这三点原因的确可能给了李金发体验“弃妇”之心理的经验基础和心灵触动。但是作为一首象征主义诗歌，“弃妇”之意象当是超越了现实生活之桎梏，而成为心灵的象征之物。一个层面，我们可以将“弃妇”视为诗人之生存体验之写照；另一个层面，经由上文之分析，我们则可将“弃妇”视为因追求精神之高洁独立而被外部世界孤立、歧视后，个体进而孤独抗争的精神写照。
延伸阅读
1.徐肖楠：《论李金发的诗》，《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该文认为，李金发的所谓“怪异”其实代表着20世纪中国诗歌追求纯美和艺术自我化的流向。象征主义与李金发的古典文化情结之所以一拍即合，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是主观化、意象化、情绪化、浪漫化的，它的非现实性质与李金发在中国远离现实而沉醉于言情文学作品的气质相融合，它的非现实性质使李金发的非现实情绪能得到充分的挥发。象征主义的主观性倾向与他的生命倾向是一种双向创造，两者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平衡，产生并维持了他的诗，但这种诗的维持不是寻求现实性的安慰，而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和生命哲学意义上的艺术与生命之间的平衡。
2.谢冕：《中国现代象征诗第一人——论李金发兼及他的诗歌影响》，《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谢冕认为，可将李金发当作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先驱者。《弃妇》的出现预示了新艺术转移的萌芽。判断它的价值、艺术探索的意义尚在其次，冲破习俗的勇敢抗争比艺术的倡导也许更为重要。李金发的诗中不是没有中国情调，这些中国式的东西也许更多地表现为不适当的文言词语的使用，而未曾体现出某种沟通和调和的效果。
3.孙玉石：《论李金发诗歌的意象构建》，《中国现代诗学丛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文认为，李金发引象征与暗示入新诗意象的构建，主要贡献不在理论的阐发，而在创作的实践。李金发诗歌意象的创造大体有三种情形。第一种类型是有深层意义的象征意象。《弃妇》即属于这种。《弃妇》在一个最底层的最富悲剧性的妇女意象中，朦胧地暗示了个人命运孤立无援的痛苦。第二种类型是并无深层含义的一般象征意象。第三种类型则是并无象征意义，仅仅出于抒情比喻的需要，但因为运用了“远取譬”的方法，拉开了被比喻的本体情感、意义与用来比喻的意象之间的距离，造成一种陌生化的感觉。
4.谈蓓芳：《由李金发的〈弃妇〉诗谈古今文学的关联》，《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该文从李金发《弃妇》中之“弃妇”意象谈起，详细论述了“弃妇”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内蕴，以及诸如“聚蚊成雷”“夕阳之火”等与中国古代文学之联系。但该文同时也指出了李金发《弃妇》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不同，这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感情的尖锐性；二是根基于激烈的矛盾冲突的意象营构；三是渗透了个性特色的陌生感。
思考题
1.你还可从《弃妇》这首诗歌中读出怎样的象征意蕴？
2.你如何看待李金发在诗歌中打通中西诗歌传统的努力？
[1] 李金发：《仰天堂随笔·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异国情调》，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
[2]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香港文学研究社重印本，第7—8页。
[3] 朱自清：《新诗的进步》，《文学》1937年8月第1期。
[4] 李金发：《诗问答》，转引自杨匡汉《我和诗》，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5] 波德莱尔：《〈恶之花〉序初稿》，转引自郑克鲁《法国诗歌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页。
[6] 马拉美：《关于文学的发展》，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92页。
[7] 引自1929年10月出版的《美育》第3版。
[8] 李金发：《卢森著〈疗〉序》，转引自丘立才《李金发生平及其创作》，《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9] 李金发：《序林英强的〈凄凉之街〉》，《橄榄月刊》第35期，1933年8月。
[10] 李金发：《食客与凶年·自跋》，北新书局1927年版。
[11] 李颖：《李金发〈弃妇〉的创作背景分析》，《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