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新诗文本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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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弃妇》的多重意蕴解读

一 所谓“诗怪”

李金发的《弃妇》首发于1925年2月16日出版的《语丝》杂志第14期,署名李淑良。最早接触李金发诗歌的是周作人。当时李金发把他在巴黎创作的《微雨》和《食客与凶年》寄给了周作人。李金发说:“那时他是全国敬仰的北大教授,而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二十余岁的青年,岂不是冒昧点吗?”两个月后,周复信说“这种诗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决定编入新潮社丛书,由北新书局出版。[1]《语丝》在刊登《微雨》的广告中也说:“其体裁、风格、情调,都与现实流行的诗不同,是诗界中别开生面之作。”诗集《微雨》宣告了中国象征派诗歌的诞生,也奠定了李金发在中国象征诗派“开山祖”的地位。在创作编成第三本诗集《为幸福而歌》后,由于政治、历史及个人的原因,李金发几乎没有再进行象征主义诗歌的创作。

朱自清先生在他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选李金发诗作19首,数量仅次于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而居第四位。在该书《导言》中,朱自清先生一方面将李金发视为新诗三种流派之一——象征诗派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又认为:“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2]朱自清先生指出了李金发诗的两个特点:“象征派要表现的是些微妙的情境,比喻是他们的生命,但是‘远取譬’而不是‘近取譬’。所谓远近不指比喻的材料而指比喻的方法,他们能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间看出同来。他们发见事物间的新关系,并且用最经济的方法将这关系组织成诗。所谓‘最经济’就是将一些联络的字句省掉,让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搭起桥来。”这也就是朱先生在《导言》中所说的“省珠串”的方法,以为李诗“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的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串着瞧”。朱先生认为,这样的诗“没看惯只觉得是一盘散沙,但实在不是沙,是有机体。要看出有机体,得有相当的修养与训练”[3]

对于自己诗歌的艺术渊源,李金发曾说,他所效法的正是法国象征派受“鲍特莱(波德莱尔)、魏尔伦的影响而作诗”[4]。李金发在逗留法国的1919年到1925年期间,正值后期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在法国勃兴的时候,他的三本诗集均写于这一时期。法国象征派代表人物波德莱尔说:“要把美与善区分开,发掘恶中美。”[5]另一位代表人物马拉美也说:“诗写出来原是叫人一点一点地去猜想,这就是暗示,即梦幻。这就是这种神秘性的完美的运用,象征性就是由这种神秘性构成的一点一点地把对象暗示出来,用以表现一种心灵状态。”[6]这种推崇“恶中美”和重“暗示”的艺术追求,造就了李诗特殊的比喻方式及句式,这是人们抱怨“读不懂”的原因,同时,也正是这种特殊的比喻方式及句式,营造了“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形成一种带有象征派色彩的特殊的艺术情调。李金发的诗以神秘、怪异、晦涩、颓废而引人注目并因此受到批评,被评论界称为“诗怪”。

对此,李金发有过这样的思考:“诗意的想象,似乎需要一些迷信于其中,如此它不宜于用冷酷的理性去解释其现象……夜间的无尽之美,是在其能将万物仅显露一半,贝多芬及全德国人所歌味之月夜,是在万物之轮廓,恰造成一种柔弱的美,因为阴影是万物的装服。月亮的光辉,好像特用来把万物摇荡于透明的轻云中,这个轻云,就是诗人眼中所常有,他并从此云去观察大自然,解散之你便使其好梦逃遮,反之,则完成其神怪之梦及美也。”[7]

同时,李金发也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兴起的白话新诗的反思,谈到了诗是否需要“易懂”的问题:“我认为诗是文字经过锻炼后的结晶体,又是个人精神与心灵的精华,多少是带有贵族气息的。故一个诗人的诗,不一定人人看了能懂,才是好诗,或者只有一部分人,或有相当训练的人才能领略其好处。《离骚》的思想与智慧,恐怕许多大学毕业生还看不懂,但它仍不失为中国诗的精华大成。若说诗要大众看了都能懂,如他们所朗诵的《边区自卫军》之类,那不能算诗,只能当民歌或弹词。”[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