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从劳动的英文表达的词源分析可以看出，其拉丁文形式Laborem意为“经过劳苦取得成果，并从中得到享受”[1]。从一般的社会观念而言，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大多数时候劳动只意味着付出体力的艰辛劳作，受制于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奴役，具有痛苦和被迫的性质，劳动者的地位因而也是极其卑微的，个别劳动者因为精湛的技艺所提供的效用而受到超出于其所在社会层级限制的恩宠和褒奖，只不过是统治者出于实用考虑或出于个人偏好而为，并不意味着劳动和劳动者地位的整体上升。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知识的具有明显的柏拉图主义风格的等级划分中对“创制”活动的定位，可以反映出古希腊人对于劳动的一般态度，这种态度对劳动有一种非常狭隘的理解，以至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一种沉思的价值高于行动的思想背景下，劳动并未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宗教方面的影响来说，以基督教为例，根据《圣经》传述的故事，因受到引诱而违背上帝旨意被逐出乐园的人类始祖必须以终身辛劳、受苦流汗方可获得食物、维持生计，劳动被打上惩罚的烙印。在中世纪，对于为了献身于上帝的信仰而奉行苦修的基督徒而言，将懒惰归为重罪的戒条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倡议只是一种难以落实的宗教道德，就像这种宗教最初只是为了给社会中饱受压迫、生趣无多的下层人士提供精神救赎的希望一样，这种倡议和劳动者关于劳动收益的朴素信念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融合，对于理性的劳动观的形成也有一定作用，但在当时依然无助于把劳动作为思想的对象。而文艺复兴之后，在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下，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发生了时代性的翻转，从工艺和技术的角度对于劳动的经验化理解、从创造财富的角度对于劳动的经济学考察以及对劳动作为人的精神活动和自我创造活动特征的揭示，使劳动在哲学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但劳动更多地被看作是基于精神性存在的抽象理念活动。对于劳动的重大哲学意义的发现得益于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理解人类史和社会史的锁匙”这一思想事件。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生产劳动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劳动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本范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于劳动在从古猿演变到人的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的阐述，是对马克思的劳动理论的具体运用。但是这并未改变西方学术界在关于人的诸种看法中，将精神因素置于首位的传统和将生产劳动片面地等同于体力劳动的偏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苏联学术界对恩格斯的劳动造人说持肯定态度，相关的研究成果和基本观点对我国的考古学、生物学、人类学和哲学研究都有很大影响（考虑到国内学术界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与苏联学术界的关系，苏联对于人类起源的劳动理论的主要观点将放在国内研究综述中介绍）。相对而言，恩格斯运用劳动理论对人类演化问题的研究并未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充分重视，由于深受将思想和观念置于首位的“脑导引模式”的影响，在人的起源和进化的研究中虽然不乏与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直接相关的工具（石器）的制造和使用以及狩猎和采集活动的内容，却吝于直言劳动。在享有盛誉的、融合了各学科基本知识的历史学巨著《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和《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尽管都对史前史部分给予了相当的篇幅，在论及人类起源与进化问题时，也使用了工具、技术、交流、协作、语言、文化和基因这样一些概念，肯定了古人类不断改变自然使之适应自己需求的努力，却依然很少专门探讨“劳动”现象。国外的很多学者即便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人类起源和演化中的工具问题进行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脑量的增加、认知能力的发展方面，工具的制造和使用通常只被看作人的身体状态和智能状况获得适应性进展的标志，是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具有对人类演化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的断代作用，可以作为对特定人科动物进行命名的演化特征。更有一些西方学者对工具、劳动和文化的关系做了过于偏狭的理解，以把工具和劳动排除在外的凭借语言来表达的文化（故事与宗教）作为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区分的关键因素。这些与使用工具有关的研究性表达涉及多个学科，散见于关于人类起源与演化的诸多文献中。基于这种背景，对国外关于劳动（工具行为）在人类起源和演化中的作用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概括：
（1）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关于劳动在人类起源与进化中的作用的概括性论述。人的起源和演化与劳动关系的最初的，同时也是较为集中和全面的表述，来自恩格斯在1876年所写、收入《自然辩证法》书稿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一文，这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中相对比较完整且较早发表的部分之一。恩格斯认为劳动是人类生活首要的基本条件，并把直立行走视为“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2]，既是劳动器官又是劳动产物的人手因此产生。由于“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3]，因此恩格斯所说的劳动不是仅指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更是指一个关联了意识、语言、合作和交往的综合活动。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虽受限于时代条件，只能从极少的考古学证据出发对人类演化和劳动的关系进行高度概括性的推测，但是他提出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极富远见地表达了劳动对人类演化过程起到决定性推动的总体判断，已成为直立行走与手足分工、动物本能和人类工具行为、脑量增大和意识完善、劳动协作和语言沟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模式的一般表达。他以劳动作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社会和猿群相区别的根本特征，反驳了将文明进步首先归功于头脑的通行观念。《作用》一文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恩格斯就人的起源与演化问题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向提出的某些颇具预见性的正确见解，还在于他敏锐地分析了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及其后果：头手分离的科学发展导致学院式的纯研究排斥体力工作，重视思想价值甚于实践和行动的价值，造成对劳动本身的轻视。同时恩格斯还较早地提出了要在劳动中尊重自然规律、不凌驾于自然之上、不片面追求对自然的征服、保持人和自然和谐统一性的观念。恩格斯之后的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人类演化时虽然极少提及恩格斯的《作用》已有的成就和影响，但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于直立行走、工具行为、智能提升、合作共享和语言交流等绕不开的问题上，在这些基本问题的思考方面并未显著地超出恩格斯所达到的程度，他们的观点中不时出现和恩格斯的见解类似的表达，这说明恩格斯的一系列洞见触及了人类演化问题的某些最基本方面，并对相关的深层次问题有所揭示。不可否认，由于恩格斯并不赞同将演化论当作自然规律，同时限于当时的科学条件和认识水平，以及具体语境条件的制约，恩格斯对劳动在人类起源和演化中所起作用的说明在表达上具有高度概括性和一定的猜测性。但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证明，恩格斯的见解是有高度的科学性和预见性的，随着更多科学证据的集聚、互证和揭示，其思想价值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2）从相似性角度对动物特别是黑猩猩的工具行为的习性学研究的启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不仅认为各个物种之间是相互联系和不断变化的，而且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产物和动物中的一员，因此，在达尔文对人所做的研究中，非常注重通过对动物行为的观察和分析，来推断人类行为的发展变化。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达尔文在对人类和低等动物的心理能力进行比较时，专门就“动物所使用的工具和武器”进行了说明，其中包括了很多他自己的直接观察经验，结合来自他人的观察，列举了包括狗、大象、狒狒、猴子和黑猩猩在内的一些动物使用天然工具的行为。但是达尔文是承认人和动物在工具行为方面的本质差异的：人类能够超越偶然使用天然工具的本能表现，能有意识地用非常复杂的手段进行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总的来说，达尔文对动物的处于萌芽阶段的工具行为的关注，是为了探究动物是否具备包括抽象观念、自我意识在内的复杂心理活动，进而探讨语言的本质，因此他对于工具使用行为的研究是比较简略的。但是，这已经足以让以后的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为此补充更多的材料，其中就包括像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那样以将自己也作为黑猩猩群体一员的方式投身野生动物研究的科学家所提供的新观察，正是她关于黑猩猩的多种准工具行为的详细观察和充满感情的描述，改写了人类演化史中关于人的定义[4]。
习性学可以被看作动物学和心理学的分支，反对行为主义在事先布置好的实验情境中引导动物行为，主张在天然生态环境中观察动物的自主行为。习性学对行为由环境决定的观念持怀疑态度，更倾向于本能决定论。尼古拉斯·廷贝亨（Nikolaas Niko Tinbergen）认为行为的直接作用、发展趋向、功能性或者适应性目的和种系起源是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习性学提出了像“固定行为模式”这样的概念来描述动物先天就有的特性，并主张人的认知和知觉范畴并非经验的产物，而是生来就有的。这种方法有给行为模式贴标签的嫌疑，更多停留于行为表面的观察，未能以更严格的标准去研究适应问题。
20世纪70年代，阿尔科克专门就动物中的“使用工具”（tool using）这一行为进行了“严格”的定义，个体利用没有生命特征的身外之物所达到的对其他个体的控制力的表达被视为这一行为的核心，这一定义没有明确地提及工具行为的智能内核，因此显得过于宽泛，某些动物简单利用外物取食的表现也可能被看作工具行为。正是受这一定义影响，根据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Wilson）对60年代以来多位研究者的个人评论、研究通讯的整理，使用工具的行为被认为普遍存在于昆虫、鸟类和一些哺乳动物之中，并不仅限于灵长类动物。专门就黑猩猩的使用工具行为进行研究的学者有很多，特别是沃尔夫冈·柯勒（Wolfgang Kohler）、珍妮·古道尔等人的研究，不仅提供了黑猩猩使用工具的类别，还确认了自然条件下黑猩猩使用工具的普遍性，并认为它们也有在玩耍中加以模仿的行为表现，但是对于能否把这类使用工具的行为作为具备智力和学习能力的潜在证据的问题，威尔逊认为尚不应有过于乐观的估计。西方学术界之所以对于黑猩猩的工具使用的行为模式研究格外重视，是因为研究者普遍认为所有动物当中，黑猩猩的生理特征和智力表现和人类最为接近，但这种研究除了为达尔文对人与猿关系的估计提供更丰富的观察经验并将动物的行为和人的自然性进行类比之外，其潜在价值至今未能充分地展现出来。[5]此外，心理学研究也非常重视动物的工具行为的研究，如桑代克的“试误说”和柯勒的格式塔理论都曾经以某些哺乳动物为研究对象，后者更是专门就黑猩猩的智力状况进行了围绕工具行为中的“顿悟”现象而展开的一系列测试，试图为具有明显智能特征的学习过程的心理机制找到一种经验性的而非只是处于理论设定阶段的解释，这方面的某些轰动一时的实验设置和发现目前已经沉寂下来。
以“固定行为模式”理论来衡量动物的工具行为，则能显示出作为本能与环境互动关系中介的适应行为的刻板性：动物缺乏足够的根据环境因素对于行为的调节，只会被动地重复整套“预定动作”，完全没有灵活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某些行为就其与具体环境的关系而言，完全是多余的，这说明它们不具备像人一样的意识对行为的支配能力，从这个意义而言，习性学研究客观上为区分人和动物的工具行为并对“劳动”概念进行明确界定提供了与意识能动性有关的证据。
（3）对人化过程中的工具行为和直立行走的关系及其作用的研究。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和发展的背景下，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达尔文和海克尔（Ernst Haeckel）都曾尝试对人类起源问题进行不同于神创论的解释，达尔文的观点代表了这一类的科学论证，对人类演化过程中的工具行为有过专门的研究。达尔文比较了人和低等动物的心理能力，曾专门论及很多动物的基于本能的工具行为，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赞同此前已有的把为特定目的而制造工具作为人和动物的重大区别的观点，认为人类工具行为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并对人和动物在高级心理活动之间的差别持不确定态度，这对于古人类学、考古学关于工具行为的研究有很大影响。古人类学通过对人造工具进行定义和分类来说明工具的作用在于使人科动物的环境适应性得到增强，同时，工具对适应性的改变使得古人类的生物学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世纪以来的考古学发现，确立了达尔文猜测过的人和黑猩猩之间的亲缘关系，正是在追寻共同祖先的过程中，在非洲发现了古猿的化石，后来这种古猿被认为是最早的人科物种之一。
常态化的两足性直立行走是人类的关键性的适应性状之一，学界原先认为这一性状出现于400万—37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当中，但是撒海尔人乍得种化石的发现，已经把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向人们所知甚少的历史深处又推进了300万年。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将人称作两足无毛的动物，这是最早的以两足直立行走作为人类特征的看法，但这种观点显然还不能说表现出了充分的科学性。此后在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可以找到经验观察和理性思辨相结合的对于人类远祖何以直立行走的原因的探讨。达尔文认为，直立行走者能更便利地使用原始工具来获得食物和加以自卫，并且由于行走姿势的改变和工具的使用，巨大的犬齿发生退化，因而颅骨的形态也不同于以往。很显然，达尔文是主张在直立行走、工具制造和意识活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虽然他并未对这种关系进行非常清晰的描述，但直立行走在所有的人化行为特征中的重要性得到了肯定。“达尔文通过探讨直立姿势，脑容量的增大，脸型，齿式，脊椎的弯曲，骨盆的拓宽等生理变化对人类起源的影响，继续重建设想中的进化过程。”[6]达尔文选择了一种对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进行比较研究、用类比方法来重现人类演化轨迹的方法，这种研究模式被以后的相关研究普遍采用，和对于直立行走重要性的认可一道，成为后来的人类演化研究原则和方法上的基本前提。除了被很多学者采纳的由达尔文最早提供的对于直立行走具有腾出双手以便执掌工具的作用的解释，陆续又有一些其他说法补充进来，认为直立行走还可以提升行走耐力、增强狩猎能力、扩充携物能力、扩大视野、减少阳光直射皮肤面积以达到降温目的，为人类的演化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7]
从行为和生理结构的对应关系而言，直立行走需要双腿具备特殊的骨骼构造、肌肉形态和神经组织，进而影响到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生理特征的变化，这意味着直立行走的姿势本身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和渐进的人化过程是一致的。最初的直立行走是不完全的，古人类很可能处于蹒跚而左右晃动的状态，就像猿类偶尔直起身来走路的表现，甚至是将在地面的直立行走和树栖的活动混合在一起。而对于促进人科动物直立行走姿势变化的原因，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当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20世纪60年代由于偶然得到的对大猩猩生活习性观察结果的启发，特别是由于古道尔对黑猩猩生活习性的研究，人类学界和生物学界不再沿用富兰克林“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的提议来区分人与其他动物，而是达成了以直立行走作为划分人和猿的标志的共识并保持至今。这种共识的达成一个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将南方古猿纳入人科物种之内，使之成为人类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旁支，拓展了关于人类历史的认识。根据对发现于非洲的化石的分析，南方古猿虽然很可能具有狩猎能力和对于简单工具使用的能力，但在长达100万年的时间里并未表现出和不同用途的复杂工具使用相吻合的演化特征。在对进入21世纪以来发现于肯尼亚的340万年前的石器的归属还难下定论的情况下，沿用旧有的看法，古人类学界普遍认为第一种拥有工具制造和使用能力的人科物种是较南方古猿演化得更为纤细的能人，最早进行工具制造的时间大约在250万年前。“创造工具意味着已经意识到躯体无法承担某种功用，必须用手的延长即工具来代替。制造工具必需的前提是一定的抽象思维，无疑还需要经过一定的学习过程。制造方法的传递，意味着不单单要模仿，而且必须有一定的言语。”[8]工具行为和直立行走的相互结合（或者说二者之间细节尚不明朗的因果关联）使早期人科物种的认知能力在较长时期内获得较大的增长，所以群体构成的复杂程度、群体密度和活动能力也随之大幅提高，这些演化特征可以用来解释古人类在相当大的地理范围内的扩散，也是人类起源的理论中与“走出非洲”这一核心观念有关的假说的重要依据。但也有观点认为，在最早的人类物种和最早的工具出现的时间上有数百万年的缺环，因此难以认定直立行走和使用工具有确定的联系[9]。
（4）工具制造和使用与智能演化的关系，也是演化论的开创者留下的又一个重要课题，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关涉到诸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能力的演变。如前所述，能否根据特定规则制造和使用工具曾是判断是否人化和具备较高智能的标准，珍妮·古道尔的研究终结了这种标准的实施。在南猿遗址发现的奥杜瓦伊型石器在复杂程度上显然超过了黑猩猩的本能行为的水准，虽然对这些工具究竟来自何种人属动物，研究者一度难以决断，但经测定这些工具的出现时间要早于能人骨骼化石的时间，这就成为推断南猿在智力水平已经高于黑猩猩的重要证据。[10]实际上，对于人类进化中的智能进化的研究有两条密切联系的路径：第一，探究思维的物质器官即人脑的演化过程及原因；第二，寻求作为智能的基本范畴的认知能力进化的具体机制。
考古学随机发掘出来的化石证据证明了人类演化不同阶段脑容量的递增，这说明大脑的演化过程和人类演化有必然联系，会制造工具和脑量的增大同为人属的标志性特征。关于脑容量扩大的原因，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直立行走、工具制造、狩猎、食性、环境方面提出了一些假说，这些假说都可以用来说明工具行为对脑的演化的推动，但另外一些研究并不支持这些假说，其中包括对南猿和能人脑容量的比较、基础代谢率和脑的相对尺寸的关系以及化石证据的缺乏，在工具制造对脑容量增大的具体作用机制方面并无明确结论。
对于人类进化过程中狩猎和采集行为的研究表明，存在男性负责狩猎而女性专司采集的分工状态，那么男女两性就很可能由于从事的劳动类型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空间认知能力[11]，这一名为“空间能力的狩猎者—采集者理论”的假说，主张劳动分工使男女两性在空间能力（方位判定）和物品识别等方面逐渐具备不同的认知结构，这和模块理论的主张有一致之处。
（5）演化心理学关于人类生存问题、合作行为与劳动作用的研究。心理学中交替出现的用自然性和社会性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内在心理原因的路径，非常明显地在不断发展的演化理论和心理学相融合的演化心理学中表现出来。对人科动物的工具使用和制造行为的研究是进化心理学的重要课题，同时，在被戴维·巴斯（David M.Buss）称作“心理学的元理论”的进化心理学在环境的重要影响和人的自然属性、自然选择以及基因中寻找社会行为的内在原因。可见，演化心理学是在演化论和心理学各自有了新的进展之后相互结合的产物。
第一，演化论的发展。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就像他的自然选择理论一样，对心理学发展有重要影响。对生存有利和对繁殖有利的适应都可以从达尔文演化论的初始设定获得解释，但是它们并非演化的全部原因，群体基因结构的随机变化即“遗传漂变”也推动了演化。同时，演化在很多时候是一个渐变和突变交替的“间断平衡”状态。基因遗传理论和自然选择理论结合后，演化理论的综合实际上为自然选择理论找到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当经典适应理论被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D.Hamilton）拓展为内含适应度理论时，生物学家们更乐于从基因的角度看待自然选择，群体形成和利他行为都可以获得新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和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C.Williams）对适应的定义、判断适应的基本标准以及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L.Trivers）提出的互惠利他理论、亲代投资理论、亲代—子代冲突理论，都必须考虑包括狩猎和食物分配在内的活动，实际上已经把劳动纳入了研究的范围。演化生物学中关于人类行为的一些基本观念，包括对遗传决定论的反对、行为的可变性和并非最佳设计的适应机制，“适应”都被作为核心概念。由于适应必然意味着付出一定代价，所以自然选择中的适应倾向于收益大于代价的设计。
第二，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揭示心灵活动和精神奥秘的努力一直在持续，并在很多方面受到演化论的影响。这种影响最初以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表现出来，其核心概念——求生本能和性本能——来自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理论，这一曾经风靡一时并饱受指责的学说与詹姆士的本能心理学一道，将对于本能的关注以及用本能来解释心理现象和行为原因的研究思路带入心理学。“这些本能都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来的，是用于解决特定适应性问题的适应器。”[12]本能解释力持续扩大的同时，作为竞争性理论的行为主义解释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社会环境和后天习得对人类行为的决定作用，反对那种认为人类拥有诸多共同天性的看法。但是，人类学家们提供的来自非开化民族的实地考察资料却要求对多样性文化背景中的共性因素做出合理解释，行为主义受到严重质疑，社会作用决定论的反对者一方面认为生物有机体具备一种先天就有的由演化经验预设的适应性，这可以从条件反射的具体表现中找到证据。另一方面他们也强调，行为并不仅仅被外部环境所决定，更要考虑大脑内部的心理机制。20世纪以来“认知革命”的兴起把对于大脑内部的探索推进到信息加工模型的描述中，大脑的神经生物组织则被看作心理活动的硬件基础，简单来说，人的认知活动和计算机的程序操作在原理上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输出的是行为。而如同程序般的心理活动主要用来解决生存和繁殖的问题，实质上也是信息加工过程。正是这种认为人内在地拥有只对特定信息加以处理的先天心理机制的观点，促成了演化生物学与心理学的综合。
可见，现代演化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融合造就了演化心理学，对性选择或繁殖特征与行为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心理的适应性功能的研究让这个学科处于活跃状态，内含适应性理论、亲代投资理论、性选择理论、适应的评价标准、信息加工模型、人工智能的理论、情绪表达模式和分类学的演化史根源都被纳入演化心理学的内容当中。
演化心理学认为，人性的核心单元是演化而来的心理机制，这种机制包含一组生理活动、信息和外在行为的加工过程。人类的许多心理机制都是演化的产物，杰里·艾伦·福多（Jerry Alan Fodor）用源自官能心理学的“模块理论”来说明复杂心理机制的多种功能是经过演化过程改造的、具有特殊结构的大脑的适应性表达，进而强调受内在心理动机支配的人类行为所具有的灵活性和独特性。这些先天的心理机制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表明人脑是被演化过程设计出来的一种适应器，是包含了许多专用数据库的像计算机那样的装置。也就是说，演化实际上在本能层面赋予了人类更多的自由，遗传对行为的制约同时也意味着对人提供了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创造性精神空间。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激发了人们对于具有黑箱性质的大脑内部构造进行探索的兴趣，人类演化过程中的行为变化的因果过程将由此得到一个内在的说明。约翰·托比（John Tooby）和丽达·考斯麦茨（Leda Cosmides）则把描述认知过程的信息加工机制引入对生物有机体特别是人类的行为考察中，在他们看来，以神经组织为基础的心理活动和包含专门机制的感官活动一样，包括了信息的输入、转换、编码、存储与输出，而且不同的认知机制是和特定信息相对应的，就人类的演化过程而言，经过自然选择设计的人类心理是被用来解决生存与繁殖问题，其中包含着具有预置性的、复杂的信息处理过程。演化心理学倾向于接受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主张：由生物遗传因素决定的人之固有本性可以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产生各种社会行为，相应地，各种文化也被基因的力量限制在特定范围内。从能人的以石斧为代表的工具制造行为开始，随着集体狩猎活动的开展，人的发明创造能力、交往能力、学习能力及其他社会性能力就随着自然选择的进程成长起来了，直至进入基因与文化的并行缠结的演化状态。与智能进化密切关联的脑的进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脑容量的增加，特别是从50万年前开始，人科物种的大脑容量进入快速增长期，研究者们试图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需要协作的大型狩猎行为以及交流行为和社会交往的复杂化这几个方面为这种快速增长寻找解释，但限于化石证据的缺乏，仅仅处于猜测阶段。在各类数据中，大量人造物品也被进化心理学视为心理的产物，这些物品中包含着味觉的偏好、性心理的差异，可以用来检验与人类进化有关的假设。如果把这些研究和人类生存的适应相联系，将必然涉及食物的获得和选择、居所的选择和建造、防范外界侵害这些与应对恶劣自然条件有关的基本课题。关于原始人类获取食物的三种基本假设即食腐假设、狩猎假设和采集假设，也都与劳动有密切关系。依照受到广泛接受的“男性狩猎者假设”描绘的原始人类生活场景所维系的各适应环节的因果链，“从简单的觅食行为到大型的狩猎活动的过渡，是人类进化的主要推动力。因为随着狩猎活动的开始，全新的变化纷至沓来，比如广泛地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脑容量开始增长，以及在狩猎活动中相互交流所必需的复杂语言能力的进化”[13]。狩猎假设还被用来解释肉食对人类体质的改变、男性的结盟现象、劳动中的性别分工以及互惠利他行为和社会交换的产生，并衍生出能对性心理进行解释的“炫耀假设”。采集假设则纠正了前一假设的男权中心主义倾向，认为现代人类演化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女性采集行为所引起的利用石器工具获取植物性食物的过程[14]，由女性采集的可食用的植物的茎叶果实等在人类祖先食物构成中占有优势，而这类觅食行为出现的时间要比具有更大危险性和体能需求的狩猎行为更早，这说明人类演化过程中女性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她们承担着照顾幼儿和寻获食物的双重责任。但是采集假设缺乏在人与猿的分化方面的解释力，不能提供劳动分工现象和人类有不同于灵长类的适合消化肉类的肠道结构的原因，也不能解释互惠式的食物共享行为。食腐假设则试图说明石器的使用是为了切削其他食肉动物残留的腐肉。这几种假设在史前石器的使用目的和人类的进化动力方面存在分歧，比较合理的观点应该是承认狩猎和采集的结合以及偶尔的食腐行为共同作用，改变了人类的食物结构，推动了人类进化。与劳动密切关联的一个重要生活内容是休息，这涉及对人类进化中居所问题的研究，这一方面的重要理论是奥里恩斯（Orians）的热带草原假设，用于解释人类从进化中获得的对居住环境和栖居条件的特定要求。如果周边资源丰富且保证安全是人类对居所的基本要求，那么非洲热带草原是一个好去处，现代人类的非洲起源说恰好能和这一假说相互支持。这说明在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将一定的偏好、动机和决策规则赋予人类。这一假说还为人们对特定风景的偏好找到了跨文化的证据，包含树木、花朵和其他植物成分的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受欢迎，选择居所时的基本心理活动实际上是一套受到自然时序限定的复杂的认知计算状态，这说明与劳动相关的栖居活动也在自然选择过程中造就了人们对环境的特殊要求，这一点甚至可以用来解释美学的起源。劳动过程中也会面临各种有害的威胁和危险因素，能够做出快速反应的听觉和知觉系统也是生存适应性的重要表现，即便有时候它是一种反应过度的保守策略，这说明劳动过程还使人在进化中具备了避险的心理机制，这一自然机制的比较隐蔽的表现是在疾病抵御方面的适应性。
在确认适应性问题时，进化心理学通常会选择以传统的与人类祖先生活环境更相似的狩猎—采集型社会情境作为参照，这方面的研究表明，人类演化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里的劳动形式都只是采集和狩猎，只在近一万年前才出现农业[15]，即通过驯化的方式改造原本属于纯粹的自然资源的基因库，“人类充分干预其他物种的繁殖以制造选择压力，导致这些物种演化成全新的物种，只有在持续的人工干预下才会继续繁殖”[16]，以此增加食物的获得和能量的摄取。但是在此之前，食物并不像某些研究者那样在乐观的想象中处于品种多样、营养丰富的理想状态，狩猎者和采集者也并不是处于饮食无忧、悠闲自得和免遭有规律的农耕生活束缚、拖累和奴役的理想状态。相反，气候的变化及动植物分布的随机状态导致食物的短缺情况时常出现。正因为如此，狩猎假说和采集假说都从先民的生存策略方面提供了与工具行为有关的两个重要推论，而这两个推论似乎把本应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劳动形式置于争夺工具发明的优先权的对立状态中：有证据显示石器工具的最初制造和使用是为了便于猎取大型动物并通过更为细致的切割砍砸等行为取得可供大家分享的肉食[17]，而从女性的采集活动角度来看，似乎男性狩猎活动的影响力被夸大了，由于采集活动出现得更早，从植物中采集可食部分的难度和风险更低，在能提供的食物方面更为充足，因此“在发明了采集食物的石器工具之后，盛放食物的容器和用于狩猎、剥皮和屠杀动物的精致工具才被发明出来。根据采集假说描述的先民生活场景，在凭借石器工具获取食物的行为中蕴含着人类演化舞台上智人得以现身的最主要推动力。至于狩猎活动，它出现得晚得多，因此不可能在现代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18]。采集狩猎活动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的确有先后之分，但狩猎行为并非如此无足轻重，实际上人类工具是内在心智状态的外化，因而是不断升级的，虽然一开始的变化较为缓慢，但是最微小的改进的积累，都可能在一定的时间节点上引发创新性的奇迹。如果考虑到原始人类在采集所得食物不足、狩猎能力较低的情况下有过食腐行为，而种群中个体数量的增加必然需要更多的食物，工具的进步和智力的提高也会让原始人类转而寻找更充足的食物来源。大型哺乳动物会被纳入人类的食谱之中，这就很自然地把如何应对个体无法与之抗衡的大型猎物这样的问题引入适应性研究的内容之中，从而涉及合作行为的达成与演化，并把达尔文关于个体作为选择单位的观点与合作普遍发生于个体之间的事实联系起来，也将提出如何从自私心理和利己行为的自然选择中进化出具有利他性质的合作行为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只有原始工具和简陋武器的情况下，大型狩猎活动对群体协作具有很高的依赖性，而为了合作的有效，工作的分配、行动的计划、个体力量的协调就非常必要，这就为特定的交流方式产生提供了条件。恩格斯有关语言发生于劳动协作过程中某些信息表达的迫切性已经积聚到“非说不可”限度的推论正是以此为前提的。对具体心理机制的比较研究，也为在劳动中寻找心理差异提供了可能。其中包括对恐高、怕黑、防范陌生人的倾向与现代人类心理的比较，如果人们对插座、汽车这些和蛇、蜘蛛一样也具有危险性的物件并不恐惧，那么某些人所共有的对特定动物、昆虫的害怕倾向应该是远古进化的产物，其进化过程只有考虑到工具行为和劳动的持续影响才能得到解释。
进化心理学把人的心理表现看作是进化的产物，即便受到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的影响，被基因所决定的经过自然选择形成的适应性也不会轻易改变。工具行为一方面是内在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又可以对心理活动的发生发展起到强化作用。同时进化心理学又认为人类的进化已经停止，前面提到过的“热带草原法则”假说（人类的大脑和身体状况还停留在一万年之前，只具有对非洲草原生活的适应性，心理环境和外在环境并不匹配）则是对这一观点的有代表性的说明。可见，进化心理学更注重从自然属性、自然选择、自然环境方面来解释人所在的社会环境及相关的社会行为，斯蒂芬·杰·古尔德和理查德·道金斯在进化与进步的关系的争论中涉及的对进步的观念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对自然选择带来的适应性的增加所持的不同态度有关。
此外，工具制造和使用引起的生活环境、活动范围、营养状况和心理状态的改变会导致基因和环境之间的不协调，这可能会成为解释人类进化中一些常见疾病的理由，这种思路也可以对包括乳糖耐受性（畜牧业）和肤色（向高纬度迁徙）在内的生理体征的变化进行一定程度的说明。[19]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使用的工具所出现的进步，将会给自然环境和其他物种带来和今天一样的破坏生态平衡的后果，比如最早的水运工具造就的航海迁徙使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移民与人类首次灭绝大型动物物种成为有联系的事件，这样就可以解释澳洲境内为何不像其他大陆那样拥有许多本可以从驯化中得到更多收益的大型哺乳动物。[20]
总体看来，进化心理学倾向于认为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设计出种种适应性（器），在智人形成之后，这些适应性（器）并没有发生改变，人类的各种行为都可以找到一个内在的与这些适应性有关的解释，这些适应性的总和就是恒定的人性的真实写照。劳动既是一系列适应性形成的动力，又是各种适应性发生发展的情境，也是承载各种适应性变化延展的平台，甚至它本身就可以在整体上被看作是一种适应性（器）。这一观念所反映出来的对于自然选择单位的看法是兼顾个体、群体和基因作用的多元论，但从根本上而言，稳定的基因成为以上论点的基础，这就意味着人类基因当中有某种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使人的进化历程能够在主观和客观高度统一的意义上具体地、历史地占有劳动。
（6）语言与人类的工具制造和使用行为的关联。人类语言的起源就像人类本身的起源一样，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语言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出现的时间，有从四五万年前到50万年前再到200万年前的不同观点。对于语言的性质，同样存在很大争议。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和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认为语言只是人类智能增加的副产品，理由是自然选择产生的高度复杂的大脑就像其他精巧至极的机械构成一样，必然会在主要功能之外附带一些超出预期的自发性用途，这种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说法很难令人接受。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则坚持认为语言是如此精妙和复杂，并遵循普遍的语法规则，所以语言是一种很典型的适应性（器）。试图从说明语言的功能方面探究语言的起源的努力提供了几个重要的假说：社会流言假说、社会契约假说和天方夜谭假说，这些假说都与劳动中的合作行为、信息交流和沟通能力密切关联。
芬兰作家佩卡·库西在《我们这个人类世界》中提出的“人类进化本质在于文化进化”[21]的观点已得到很多学者的赞同，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就据此把人类文化的表征概括为语言和城市。人是现今生物圈内唯一掌握语言能力的动物，因此语言的起源必须追溯到人科动物的祖先。荷兰学者克里斯·布斯克斯在《进化思维》中引述了这方面的一些新观点：夏威夷大学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Derrick Bickerton）和美国著名词源学家艾伦·沃克·里德（Allen Walker Read）都认为人科动物中的直立人已经掌握了一种原始母语，由手势的组合和简单的哼唱构成。可以推断，手势和哼唱的产生是和包括狩猎、采集在内的活动中的信息交流的需求直接相关的。同时，如果按照人类的非洲起源论的猜想，语言是随着现代智人走出非洲扩散到世界各处，人类的语言因此也应该有共同起源。只要在这个问题上多加思考，就会把非洲智人的扩散和劳动关联起来：如果不是因为工具制造和使用能力的提高，并且有更强的狩猎能力、加工和携带食物的能力，长途跋涉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语言起源的探讨中必须考虑劳动的作用。
语言在人的起源和演化过程中，是伴随着群体协作生活方式的展开而逐渐完善的，由于直立行走和工具制造技术的改进，获取食物的方式变化改善了直立人的营养状况，使脑容量和脑结构以及喉头结构也发生变化，直立人开始有“嘟囔”式的含混不清的“语言”交流。达尔文曾在《人类的由来》中沿袭卢梭所主张的人类以情绪饱满的歌唱作为最早语言的观点，提出了语言源于原始声乐的“乐源性”假说。英国学者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从这种论点出发，猜测尼安德特人已经可以发出和智人一样的各种声音，他们因此有足够的器官条件掌握一种吟唱式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与这种语言相匹配的认知能力。
20世纪60年代以来，语言和进化的关系研究受到重视，语言不再被视为单纯的工具系统，而是人类天性与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相对于以B.F.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经验论解释，乔姆斯基主张天性论，认为人脑中具备一种先天的、可被经验唤醒的语法规则，因而语言不是进化的产物，而是人类的本能。前面提到过，对此观点表示赞同的古尔德认为不应高估自然选择的作用及其普遍适应性，语言并非明确进化的结果，只是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类似于建筑物中拱肩的形成。反对的意见则强调语言的复杂性，如平克在《语言本能》中所认为的，语言过程是多项功能和要素的渐进式协调，只有用自然选择才能加以解释，大脑中的语言中枢也只是一种适应性结构。2007年他在《心理学报》发表文章[22]，认为人类语言具有和其他复杂适应性类似的特定机能，与认知中推理活动的社会性具有一致性，这种演化适应可在演化博弈论和分子演化论中得到证实。美国学者李讷在《哲学研究》撰文[23]认为，结合原始人类化石的“缺失环节”来看，语言首先是人类的一种交际手段而非思维工具，是人类交际行为激烈变化的产物。这种解释对于“既然语言非常有用，为何只有人才有语言”的问题也能给出较好的回答。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发现动物群体的大小与脑体积大小成正比，他据此认为，由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群体生活得到强化，个体间的交往需要借助声音和语词来调节，并不仅仅是为了交流有用信息。安德鲁·怀顿（Andrew Whiten）则注意到了语言处于和意识的竞争关系中，唯独人具备了自我意识和换位思考能力，在此意义上，语言有助于人们发现同类的真实想法和达成有效沟通，从而更好地在同类中保护自己，维持自己在群体中的合理位置并调节和其他个体的关系。以上的种种观点都将语言和社会协作行为、交往行为联系在一起，而劳动中越来越多的合作恰好可以解释人的社会属性的逐渐形成。
（7）劳动对性选择、性的进化的影响。通过对来自狩猎—采集者社会的人类学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由于原始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的限制，成功的狩猎者不能直接从自己的猎物中获利，但是他们获得了与繁殖有关的好处，比如：他们的子女受到更多来自群体的照顾因而更健康，同时成功的狩猎者更具性吸引力。这种分析可以产生与进化有关的假设，用来推断人类进化过程中类似情境的实际状况。在关于语言起源的功能性解释的“天方夜谭假说”中，语言被看作展示自己优越性、取得择偶效益最大化的适应性，考虑到语言和劳动、智能的密切关系，这一假说实际上隐含着以下的意思：在演化过程中劳动能力较强、协调性较好、擅长沟通的个体在择偶方面更容易得到异性关注，更有繁殖优势。
（8）从以上对劳动与直立行走、工具使用、脑容量及意识活动的关系的概括可以看出，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依然被作为人的不同进化阶段的标志和文化现象来看待，正如在文明史之中将劳动工具作为生产力水平的标志一样。劳动和人类其他的进化特征既是共时的交叉关系，又有着历时性的线性关联，从环境的改变到最简单的工具的出现，从本能意义上的劳动到真正的属于人的劳动，这两种关系也处于复杂的变动之中。随着考古学对于化石及史前物品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古人类在工具制造和使用方面具有的复杂性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揭示，工具制造和使用对于人类进化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断代作用。在依靠推理论辩重建人的进化过程的时代，尚缺乏确凿的科学证据，但是“达尔文的人类生物学的最显著特征是承认社会化在人类进化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24]。正如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猜测成为20世纪人类起源研究方面的起点一样，这一观点强烈地影响到以后所有关于人类起源和进化的研究。新的证据不仅出现在考古学之中，社会生物学、进化心理学、行为遗传学、语言学也做出了很多新的、积极的探索。在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各个进化阶段，包括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狩猎和采集在内的劳动，都反映出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性的不断提高。不管这种适应是改变食性、增强免疫能力还是形成财产观念、加强交流协作和促进道德进步，人类的群体扩张都伴随着自然性和社会性、体力和智力相互缠结的劳动状态，甚至关于人类本性的争论也必须考虑这一事实。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看到，劳动问题似乎被刻意地屏蔽于西方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外，不论是总体性的哲学概括、一般的历史学研究，还是在各门具体学科的专业考察当中，对于劳动本身的研究都显得极为不足。在各种学术著作层出不穷的同时，固然也有《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中世纪劳动史》这样的对特定时代的劳动现象展开历史描述的著作，但很难见到系统完整的劳动史方面的著作，更没有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那样对劳动的各方面有系统的研究。在关于人类远祖的生活轨迹的描摹中，众多的学者不约而同、小心翼翼地绕开了对于原始人类劳动活动的明确表达、界定和分析，但是对于石器的制造和使用、食物的采集和生产、人脑的增大和智能的完善、劳动分工与合作、语言的产生、武器的改进和战争的频繁发生、动植物的驯化和培植等一系列不可避免地贯穿着劳动影响力并且可以纳入劳动境域的诸多现象却甚为关注，在很多时候也不得不使用“劳动”这一词汇，却鲜有学者乐于专门探讨“劳动”在人类演化中的作用。
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某种来自欧洲知识界的有知者们的傲慢，恩格斯在《作用》一文中的洞见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西方科学界无视于恩格斯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体系中对于科学的很多有价值的论述，斯蒂芬·杰·古尔德曾专门针对这种情况为恩格斯鸣不平。古尔德认为，即便是仅就恩格斯从直立行走这一姿势的改变对于人类演化的巨大推动作用出发对西方科学界脑力至上的先验论观点的透彻而犀利的分析，就完全可以得到阐述出色、结论坚实的评价。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工具行为和劳动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很多西方学者实际上已经以工具行为为切入点展开了对于劳动问题的研究，但在语言的表述当中却极少用到“劳动”一词，甚至完全对劳动本身避而不谈。正像有的研究者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如果要对劳动本身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必须把人类以超出本能的方式对身体之外物品的使用和对自身需要的满足作为基点，这就必然涉及工具行为，因为工具行为毫无疑问是劳动的最重要的初始条件之一。工具行为是极富关联性和拓展性的，“工具制作和使用对确定人类的演化方向，增强人类的适应生存能力，塑造人类的大脑与心智及行为方式，提升语言和交流能力，形成现代人类的身心和社会，至关重要，不可或缺”[25]。人类之所以必须依赖工具，或者说能够发明工具，和自然器官能力与动物相比处于劣势有着很大关系，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得技术和盗火的传说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对这一差别的朴素认识。“技术哲学”概念的提出者卡普也从“人体器官投影论”的角度把工具看作人的机体能力外化和器官能力增强性延伸的表现。这种自然主义技术观所产生的理论后果是，如果仅从表面来观察，西方学术界对劳动问题讳莫如深，但是一旦从工具问题的研究去深入观察，劳动问题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如果从超出本能的意义上界定劳动，与此相对应的是能动地改造和利用外物利用各种自然条件，获得生存保障和自身物种延续的社会行为模式。“劳动的首要特点是依赖工具作用于自然界而获得生存，它首先是一种工具行为。将人与动物相比，动物的器官往往是高度特化的，动物依靠其特化的器官去适应某种特定的环境。人类的器官的特化最为贫乏，人借助工具去适应环境，由此而衍生出完全不同于动物的生存策略。因此，我们讨论劳动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首先是将劳动作为工具行为，以此作为切入点来进行的。”[26]
总体而言，西方世界对劳动在人类进化中的推动作用的看法与时代的技术和精神状况密切相关。在关于人类起源的诸种假说中，进化从哪个方面得到推动力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所有假说都可以在达尔文的著作中找到最初的、粗略的表达。当达尔文认为石器制造尤其是石制武器推动了直立行走和脑容量的扩增这些进化特征的出现时，是将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即斗争、创造精神和进步观念融入了科学。20世纪前期的技术进步，使肯尼斯·奥克利（Kenneth Oakley）创立了“人、工具制造者”假说，认为人类进化的动力在于石器而非武器。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方古猿非洲种”的发现者雷蒙特·达特又提出了“人、凶杀者的猿”的假说，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化石上发现了暴力的痕迹，更因为他将对于现实中战争暴力的印象投射到对人类进化的研究中。其后的研究进展和环境主义思潮相结合，那种对于和环境相协调的人类形象的期望在1966年的芝加哥人类学会议上造就了“人、狩猎者”假说，狩猎造就了人的论点在当时颇为强势。随后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人类起源研究中的男性中心地位的观念让位于对女性地位和作用的推崇，“妇女、采集者”假说风行一时。这些假说虽然不像恩格斯那样给古人类的生产活动给予一个总的“劳动”的称谓，却在事实上肯定了劳动在人类起源和进化中的推动作用。这种看法最初都是暗含着对达尔文关于人类在进化之初就具备一整套固有特征的假说的认可，也就是说，人类的各种特征在达尔文看来是同时起源的，但是，分子生物学的证据表明，人类祖先的直立行走和工具制造之间有大约500万年的间隔，所以看上去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不过，工具的复杂化和劳动行为增强了人科物种的生存优势，具备了更强的环境适应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从适应性（器）角度来理解劳动的作用，虽然还不能算是西方学术界相关研究的最终结论，但应该是其基本指向。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虽有封建时代“尚农”的观念和“重农”的经济政策，但并不意味着对于劳动的理论研究的重视和对劳动者的尊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观念流传甚广，生产劳动和劳动者总体上处于被轻视和被鄙薄的境地。虽然在一些论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中对具体的劳动技术有很多记载，但“劳动”并未成为哲学的考察对象。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思想进程中，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改变了中国人关于世界和人的观念，也更新了人们对于劳动的认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的劳动观得以建立和完善，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恩格斯关于劳动与人类起源和进化关系的论述成为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恩格斯的相关表述被简化成“劳动创造了人”的表述，是哲学当中的基本命题，也对国内生物学、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在人类起源和进化方面的研究有重要影响。
国内理论界对于劳动在人类起源和进化中作用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劳动创造了人”（来自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表述）这一经典命题的学术讨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是第一次争论，主要是在社会发展史的背景下展开，争论的问题集中于“劳动”的含义和人与猿的分界方面。第二次也是最近的一次争论发生在80年代到90年代，这与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和遗传学的新发现、新成果有关，在第一次争论形成的问题的基础上增加了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的决定因素究竟是劳动还是自然选择的问题，对“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的否定态度明确呈现出来，并有新的命题出现。各次争论最终并无定论，但至今余响未绝。对争论中的主要观点及其影响，可做以下概括：
（1）对来自于恩格斯原有表述的“劳动创造了人”的观点表示赞同，尝试对这一命题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读，对与这一命题关联的基本概念进行辨析，并用新的科学证据来支持这一命题。在对“劳动”进行界定时，有多名学者主张将“劳动”区分为“广义的劳动”与“狭义的劳动”[27]，以便厘清《作用》一文中表达并不明确的“劳动”概念，划分出人类社会与猿群、人手与猿手、人与猿的明确界限，对恩格斯所说的“正在形成中的人”做出判断，并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看法认为从猿到人有长达千万年的过渡期，但人与古猿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因此过渡阶段的人类先祖亦猿亦人。[28]第二种看法则否认存在过渡期，天然石木被排除在工具之外，能否劳动是人和猿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并无生物人和社会人的区别。[29]第三种看法承认人与猿之间有过渡期，但这种过渡生物依然是猿（如腊玛古猿）而非“正在形成中的人”[30]。对于人与猿的区别，还有学者从量变和质变的关系进行说明，认为类人猿和猿人也会劳动，但这与能制造工具的劳动有本质区别，从猿到人的决定性因素只能是劳动。[31]在肯定劳动创造了人的前提下，受到新的科学发现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重新考虑自然选择对于人类形成的重要作用，但是强调生物进化和社会形成的辩证关系，以此确立劳动在由猿到人过程中的决定作用。[32]在面对新的科学证据时，有学者在完全赞同恩格斯的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应该区分生物规律和社会规律，谨慎对待遗传基质和人的社会行为的关系的解释，应坚持劳动对人类社会和体质形态的创造性作用（尚南，1987）。也有学者援引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研究中包括根据南猿的发现、骨迷路对比扫描、南猿掌骨化石测定和片石技术分析的突破性成果，认为拉马克主义虽被否定，但将行为看作生物进化的重要因素是正确的。在人类起源和进化过程中，包含着以劳动为核心动力的技术发展、语言进步和脑量扩大、智能进步相互促进的两组反馈循环，劳动这种“人类特有的生存模型和适应模型”将人类进化动力问题引向“劳动创造了人”的论断。[33]还有学者从人类起源和演化所表现出来的适应性过程中因直立行走而解放双手的初始条件出发，认为人类最早的工具行为始于具有“元工具”特征的人手，人类诞生于人手的形成。[34]
值得指出的是，国内赞同劳动造人说的学术观点在基本概念和展开分析探讨的思路上比较多地受到苏联的相关研究的影响。在经典文本的来源方面，没有人会否认是苏联首次在1925年完整地出版了包括《作用》一文在内的《自然辩证法》的全部手稿，为国内学术界译介恩格斯的劳动造人说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根据学者в·п·阿列克谢耶夫的概括，苏联学术界以恩格斯“劳动创造人本身”的历史唯物主义表述为前提，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方面肯定了劳动的作用，劳动被看作一种与动物的被动适应性形成鲜明对照的能动因素。同时，对砾石文化类型学的研究表明，劳动发端于至少200万年前南猿有目的地使用和制造工具（骨质工具）的行为，与人科分化的时间相一致，工具行为是人和其他灵长目动物相区别的标准。由于石器技术的进展和人类祖先的形态演进是吻合的，为人类起源理论中的劳动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明。“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而且使其在整个第四纪得以形成”，“正是劳动的发展确定了人类从始祖的似猿形态达到现代人的这一总的前进运动”。[35]劳动还被定义为信息过程，这成为从劳动的作用揭示语言产生与发展的重要路径。从最普遍的然而也是初级语言现象的手势开始，到动物也具备的声音信号成为人的最主要的信息传递手段，主要是因为劳动扩大了信息传递的范围，并导致了包括音位、单词和语法在内的简洁有效的编码方式，在传承劳动经验推进技术发展方面产生了巨大效能。这些观点在国内学者的讨论中时有出现，有些观点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术界在劳动造人说方面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科学论证并产生较大影响者当数吴汝康院士，虽然他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证明“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但是他的观点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人类学范围。吴汝康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根据以往的人类学发展、恩格斯关于人类起源与劳动关系的思想和国内的化石研究及他自己的人类学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学观。在他看来，人类进化中的体质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或“镶嵌性”（大脑是随着手足的功能分化而发展起来的），从猿到人存在一个亦人亦猿的过渡期。不平衡性或“镶嵌性”被归因于劳动。他还根据使用工具的不同，把“前人亚科”称为“生物人”，把“真人亚科”称为“社会人”，以直立行走作为从猿转变为人的重要条件。这一观点在60年代吸引了包括裴文中、安志敏和张寿祺在内的著名学者参与讨论，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人类学的学科性质，也强化了对于“劳动创造人”理论的论证。事实证明，吴汝康对于直立行走的标志作用的看法是有前瞻性的，因为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人类学界已不再把可制造工具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志，而代之以直立行走的新标准。吴汝康明确地把劳动在人类起源与进化中的作用定位于塑造人类生理结构方面，他认为劳动造成了人类体质上的不平衡性或镶嵌性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有力的能与其余四指对握的大拇指、发达的大鱼际肌、脚的特殊结构、股骨与胯骨的深关节窝等。同时，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刺激了控制手的神经细胞，使相应的脑部区域增大，促使猿脑变为人脑。采集和狩猎强化了协作和交往的需要，促成了语言的产生。他的这些观点中渗透着对于恩格斯学说真诚信服的态度。[36]吴汝康对于劳动问题的重视也影响到国内其他一些人类学学者在学界争论的重大问题上的判断，比如在关于中国古人类是否被来自非洲的现代人所取代的问题上，吴新智院士以中国原有第一石器技术并未被第三石器技术所取代的考古事实作为提出中国现代人以“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方式起源于中国古人的重要证据。[37]
（2）对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的基本观点表示质疑，并相对于“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提出“劳动选择了人”的新命题，这方面的主要论点有：第一，认为恩格斯在《作用》一文中对“劳动”概念的使用存在逻辑错误，容易导致理解上的含混不清，对此应予澄清。有学者提出，如果以劳动作为人类社会有别于猿群的特征，那么劳动的主体就难以确定，因而猿类的捕食活动只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选择活动，在从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劳动概念必须加上引号。[38]也有学者认为，对于劳动含义理解的偏差否认了猿向人类进化的阶段性，也会将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社会属性排除在外。[39]第二，认为“劳动创造了人”这一命题是文本翻译并未准确传达原意和文本、概念理解错误的产物，因而并不能体现恩格斯的本意。不止一个学者注意到，在《作用》一文中，恩格斯对于劳动作用的表述被翻译为“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创造了人”和“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含义并不相同，“人本身”应该是指从猿到人转变中的过渡性的生物形态。也就是说，把恩格斯的原话简化为“劳动创造了人”，改变了原著的表达，也削弱了其中的辩证思维色彩，并会导致以下的逻辑矛盾：如果以能制造工具的高级劳动形式作为区分猿群和人类社会的标志，而从制造最简单的工具开始的劳动被看作是猿与人的根本区别，那么认为劳动是人产生的动力的观点则不能成立，因为人类由猿进化而来，猿类并不会劳动，所以人不可能被劳动所创造出来。[40]实际上早有学者分析了所谓“逻辑矛盾”的说法，认为这是将人和人类社会混为一谈，进而“把劳动是人类社会与猿群的区别特征当成了人与猿区别开来的标志，并且对‘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作了绝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结果[41]，但关于《作用》一文留下逻辑矛盾的说法直到最近还在出现。也有学者指出，“劳动创造了人”这一命题中的“劳动”和“创造”多有歧义，混淆了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同的劳动形式，未能区分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42]还有学者通过比较《作用》一文的德文、英文和中文的文本，认为恩格斯的原意在翻译中被扭曲了。依照原文的意旨，人只能通过属于人自己的劳动来达成自身的实现，人的劳动的作用体现为对自身发展的塑造、促进、实现和完成，恩格斯并未肯定人是由劳动创造的，他也未曾认为劳动是使人产生的唯一原因，人与劳动之间是一种互生关系[43]，因而人类的祖先是类猿人而非类人猿。[44]第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是拉马克主义式的进化观念的体现，并无事实根据，应予否定。自然环境和猿类的工具行为都只是进化的外因，基因突变才真正导致猿转变为人。并非是劳动创造人类，只是来源于人的劳动发挥了选择作用，根本而言，是自然选择了人。[45]从综合进化论的角度而言，从猿到人的进化也包括突变、选择和隔离这些环节，劳动是这一过程中的选择因素，在选择上具有劳动优势的个体的突变累积使猿变成了人，所以，是“劳动”选择了人。[46]同时，有学者根据分子人类学研究的结果，提出人与猿分化差别的原因乃至人类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劳动。如果用劳动这样的非自然因素来解释人类起源，实际上是以一种新形式的特创论否定现代科学的发现。[47]第四，认为劳动在古猿向人类进化过程中并非决定性因素，“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过于笼统地肯定了劳动的决定作用。通过对《作用》的文本分析，“人是自然产物”的观点被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前提。[48]有学者提出，从古猿到人的漫长过程，决定性的作用来自于地理环境，劳动只在人的自我完善中才具有决定性作用。[49]这一质疑的极端表现是，有些学者完全否定劳动创造说，认为“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把劳动看作人类起源的唯一动力，与事实不符，也有违于恩格斯的本意。实际上人的进化和动物进化并无根本差别，不能夸大社会因素对人体进化的影响，所以应该直接承认是自然选择创造了人。[50]也有学者把对这一论题的争论迁移到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否具有一致性的争论上，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动物是否有意识这一问题上存在明显差别[51]，但是这一提法经过分析，被认为是脱离语境误读经典的结果。[52]
从以上评述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对“劳动创造了人”的质疑之声虽然一度非常强烈，但持“劳动选择了人”这一观点的学者中从事考古学、人类学研究的专业人士还不够多。很多人只是截取经典著作的片段进行分析，重复性的辩解也时有出现，有些观点并非是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结果，其见解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尽管如此，这种质疑在将人类起源的动力看作是综合性的、是自然选择和社会劳动相互结合、共同作用的过程方面已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学术效应。当然，对“劳动创造了人”这一命题的质疑又进一步引起了相应的反驳，以至于关于这一命题的争论已汇合为一个问题集，拥有足够的、在合适的时候引发新一轮学术争鸣的理论潜质。
总体看来，上文提及的这些争论主要是在历史学的史前史领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展开，采用了一定的自然科学证据，但更注重逻辑分析和经典文本解读，思辨的色彩比较浓厚，对同时期最新的科学证据的把握不能算是很充分、很及时和很深入。争论的展开试图以传统的思辨方式呈现恩格斯《作用》一文的原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理论界对于人类起源和演化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加强了社会科学研究对相关的自然科学成果的吸收，对于在新的历史情境中深入、准确解读哲学经典也具有积极影响。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争论双方对于科学证据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取决于争论者对科学证据的实际理解程度）是导致观点对立的重要原因，如果长期徘徊在同样的思想水平上，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所以应在达成基本共识的前提下，将问题的讨论深入进行下去，对这种共识曾经有学者给出过一个颇具兼容性的表达：“劳动创造人的生物学论证不能成立；劳动创造人的科学论断不能否定；劳动创造人的含义应该重新界定。”[53]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很可能需要把附着于相关问题讨论的“言外之意”进行剥离，以免除美国学者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所表达的忧虑，他认为，中国古人类学界引述《作用》的观点，是为了通过强调人类进化过程中手工劳动的首要性，为社会发展中劳动者的中心地位寻求人类学依据。[54]很显然，在经典哲学命题的争论中不应预置这种追加的期待，即便将其作为一个有用的推论，也不应忽略不同的时间尺度。
正是由于以上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参与争论的学者们对古猿变为人并持续演化的基本过程的猜测相互衔接起来，形成了人类进化过程的一般表述：自然环境的变化迫使古猿由树上下到地面生活，由于欠缺和其他动物抗衡的生理优势和体能条件，古猿只能以上肢来使用天然工具觅食和防御野兽侵害，使下肢变得粗壮，并带动了脊柱、头骨和全身骨骼的移位。这一时期的劳动被吴汝康称为“广义劳动”，同时促进了大脑的发展，使之成为思维活动的基础。而最早的工具即石器的制造，是在记忆和联想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劳动的深度和广度都因此得以加强。群居个体间相互协作和交往促进了发声器官的完善和语言的产生，有了更为精细的工具制造和火的使用，并进一步和意识活动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人在整体上相对于动物而言，应该被称为能直立行走的“劳动者”。这些基本判断在考古学、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哲学中的影响很大，承载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虽然也存在一定的质疑，甚至有非常尖锐的反对意见，但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界，对基于恩格斯原创思想的劳动造人说在总体上依然持肯定态度。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受到国际上关于现代人起源的新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内外关于人类起源和演化的考古学证据不断更新，对原有的考古证据也以新的技术手段进行了重新的研究和分析，国内的很多学者为了探究东亚现代人类的起源问题，对以不同时期的石器文化为代表的工具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其中林圣龙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学术界对石器技术发展阶段的基本划分，对其中的某些特定技术形态进行了专业分析[55]，就中西方旧石器时代中的石器技术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充分显示了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以及中西方整个旧石器文化属于不同的传统”[56]，以工具证据证明了中国旧石器文化整体发展的连续性。吴新智则以不同阶段的石器技术更替中作为新技术的第三技术被弃而不用的疑点，对现代人起源假说中的替代论提出了有力的反驳，这也成为现代人的非洲起源说面临的很有力的反证，并支持了他提出的东亚现代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57]如果说上述研究更多的是在考古学和人类学范围内讨论工具的问题的话，另一些学者则在工具问题的研究中引入了更多的哲学思考。葛明德通过对人类学中与石器工具有关的新证据及片石技术的分析，确信“劳动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模型和适应模型，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人类进化动力问题上，必然回到一百多年前恩格斯的论断上：劳动创造了人本身”[58]。邓晓芒认为将“携带工具”这一行为特征加以充分考虑，可以形成关于人的新的定义，他认为“携带工具是一种符号性的感知运动图式，它内化为人的心理思维模式”[59]，是人的概念抽象能力达到一定程度的表现。高星则专门以石器为例研究了工具制作在人类演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人类石制工具和动物石制品具有的明确差别，以及由此体现的认知和思维能力的明显差距，他认为“人类工具制作在计划性、目的性、预见性、规范性和精美度上具有唯一性，有内在的智能控制和规律可循”[60]，对石器技术的进一步解译，将会提供更为完整和精确的人类演化图像。但这些学者之间并未展开争论，只是在各自的研究范围介绍最新的研究进展，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能不说这是这些观点的影响力受限的重要原因。
综合国内外关于劳动在人类起源和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的各种观点，可以看到，其中交织着对跨越日常时空经验的“荒野记忆”的回溯与受制于现代科学的“微观图像”的描绘，两者遵循的内在尺度的变更不容忽视地将劳动所具有的代价性呈现出来。如果我们承认，根据已有的演化线索和相关解释，人类在演化史上既是独特和不凡的，同时又“只是一个常规的生物演化的产物”[61]，那么，只有人类才能承载劳动这种积极的代价并以此成就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