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治理者异化和道德凄楚

这里说的治理者，指的是在阶级、国家产生之前原始公社的原本的治理者。这种治理者同公社成员是一体的，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治理者的异化，是指在阶级、国家产生之后，原本的治理者就异化为脱离人民、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压迫者和统治者。当然，这里也包括在阶级、国家产生之后，基于政治运动或其他原因，由普通公民而上升为治理者的异化。如上节所述，私有制的产生，国家的出现，占有财富的世袭，占有财富不平等，穷人和富人的出现，就促使氏族社会的治理者，如部落的酋长、军事首领发生了异化。他们由原来的服务者异变为统治者。他们依赖自己的特殊地位，使自己占有了更多的财富，并把手中的权力，变为保护和扩大自己财富的手段，使自己由族群领导者异变成为凌驾于族群之上的奴隶主。随着治理者的这种异化，一切社会关系似乎都颠倒了。道德也由人们内心的自觉遵守的规范，异变为统治者的装饰和工具。强权、掠夺、奴役、屠杀，也被奉为道德、奉为正义了。

人身奴役和奴隶社会道德

从奴隶社会开始，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出现，一个阶级统治、压迫、剥削、奴役、掠夺另一个阶级制度的形成，使私人对财富和权势的贪婪，成为道德情操被践踏的根源。如果从公元前12世纪算起，至今已经有3000 多年的历史了。这3000 多年间，人们从来没有摆脱过社会的大分裂，没有摆脱过由这种大分裂导致的道德大分裂，而产生的压迫、剥削、奴役、掠夺和战争。可以说，这3000 多年，人类都是在道德被践踏的血雨腥风中走过来的。

3000多年的历史，以铁的事实告诉人们，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掠夺者都是不讲道德的，他们压迫、剥削、掠夺的行为，都是践踏道德的。虽然他们嘴上也讲道德，可他们讲的是虚假的伪道德。他们讲道德，只是为了把道德作为自己统治、压迫和剥削的工具，是为了拉大旗作虎皮。因为压迫、剥削、奴役、掠夺本身，都是不道德、不正义的，那些抑制压迫、剥削、奴役、掠夺，维护公平正义，维护群体生存和发展，维护人类文明生存和发展的道德情操，对于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掠夺者来说，自然是格格不入的。

不过，从古今政权更替的历史中可以发现，任何一个社会集团，在它要利用民众的力量夺取政权时，或夺得政权的初期，其向民众宣扬的道德，是迎合民众意愿的真道德，尽管其怀有不道德的目的。其的治理，的确也是对民众有利的。但都是在夺得政权之后，才本性暴露，显示出其统治者、剥削者、压迫者、掠夺者的真面目。

人们也许还会觉得奇怪，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常常是背道而驰的。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发展，人类道德文明的发展，人们道德素质的发展，却显得非常落后，甚至倒退。在阶级社会中，似乎科学技术越发展，物质文明越发展，精神文明就越下滑，人类道德越被践踏。科学技术发展的程度越高，劳动创造的财富越多，道德情操被践踏的就越厉害，这似乎很让人费解。

其实，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让人很费解。比如，在阶级社会中发生的那些不道德之事，有的却还有着另一面，就是从人们费解的领域，反而刺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且由于财富、教育、舆论工具等，都掌握在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手里，所以研究道德，为道德发声的，反而是他们，而不是以道德为遵循的劳动人民。这就使我们意识到，历史中道德的理论和实践，也处于分裂状态。宣传道德的，其实践行为，不一定符合道德，甚至是在践踏道德；而真正实践道德的，却是无声的被统治者，即广大人民。

奴隶社会，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第一个社会形态，也是道德被践踏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在奴隶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还都比较落后，所以奴隶主对道德的践踏方式是赤裸裸的、直接的人身奴役。在奴隶制时代，利用战争抢夺财富，则是积累私人财富的主要手段。身处奴隶制的哲学家们，其对奴隶社会的解释，只包括奴隶主和自由民。在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只是一种财富、一种工具，而不被当作人看待。

史学家们公认，被称为“荷马时代”的公元前12世纪和8世纪的希腊，处于氏族社会解体末期。在“荷马史诗”中，可以看到氏族瓦解、氏族道德丧失，阶级分化出现的事实。比“荷马史诗”稍晚的赫西俄德，在其长诗《神谱》《工作与时日》中，对公平、正义、公道被破坏的事实，做了更多的叙述。他认为，人们被繁重的劳动和不幸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社会道德败坏，强权被奉为正义，人与人的关系失去了和谐而充满着仇恨。

面对城邦国家的出现，面对氏族社会和氏族道德的衰败，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则从人的本性或人的品性的视角，从人的共同体和伦理政治的视角，对城邦国家进行了理想化的解释。他认为，城邦应当是人们共同生活的共同体，城邦的起源和政治秩序建立，人们在城邦内的等级分工，是自然的、合乎人的品性的。城邦制度与公共生活的优劣，取决于它是否符合人的本性和自然规律。符合人的本性和自然规律的，就是正义，就是善。城邦内每个等级、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工作，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实现了正义的国家。

从柏拉图对城邦国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的“理想国”，实际是个道德之国。比如，他认为，国家作为人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有机整体，个人不能离开国家，个人只有在国家中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才能实现个人的本性。他把参加共同劳动、公共生活、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每个公民的义务。把实现正义、至善，作为国家应当追求的目的和价值。

柏拉图认为，分工合作是城邦生存的基础。因为人的天赋和才能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只有从事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才能做得最好。然而，人的生活所需又是多方面的，这就产生了个人才能片面性与生活需要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就需要过共同的生活。在柏拉图看来，城邦的政治权力管理城邦的公共事务，城邦的维护者保卫城邦的安全，城邦的生产者，包括农民、牧人、各类工匠、大小商人、诗人、艺术家等，担负城邦的生产和繁荣社会生活。只要各阶层都以美德约束自己，都把理性放在主导地位，使自己成为有德性的人，控制欲望，从而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协调一致，便实现了正义，成为正义的城邦国家。这就是柏拉图理想的整体和谐、统一和强盛，人人都幸福的城邦国家。当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就把分工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这一点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

柏拉图主张有知识的哲学家治理国家，实际上是没有私有的、用德性治理国家的理想国。柏拉图接受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信念，认为善德出于知识，邪恶出于无知，没有人有意作恶或无意为善，关键是有没有知识。一旦人们有了善德的知识，就会具备完善的德性。知识才能矫正人的恶习和不良品性。为此，柏拉图把教育视为城邦最重要的大事。他认为，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是为了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灵魂。这里，我们不禁会想起中国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的思想。

柏拉图的思想体系，是在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度产生时期的产物，从他的思想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氏族社会的瓦解和奴隶制度的产生都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看出柏拉图的矛盾心理。比如柏拉图认为，私有财产是人们自私、贪欲的根源，私有财产不仅会造成贫富分化，把公民分裂为富人与穷人，而且使双方互相仇恨，党争不断，这是城邦动荡、夭折的根源。所以城邦国的维护者和哲学家，都不得占有土地等私有财产。可他又认为，直接的生产者可以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过都不能只追求一己私利，而漠视甚至不惜损害他人和国家的利益。

柏拉图认为，人们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品性和习俗里产生的，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如果人们的品性和心灵发生了变化，政治制度就会相应发生嬗变。虽然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基督教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尤为突出，但他的思想毕竟是时代的产物，如史学家说的，他的哲学家治国的思想，无非是垄断知识的贵族治国思想，他的理想国，本质上是一种奴隶主贵族剥削压迫奴隶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把符合人性的道德情操和习俗带到了被践踏的深渊。

毋庸置疑，私有制、压迫、剥削、奴役、掠夺产生之后，从人性中、从人们群体生活中，形成的那种原本的道德情操理念，比如公平正义，至真、至善、至诚等，仍然被广泛地尊崇着，但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这种尊崇却有真有假，有不同含义。在压迫者、剥削者、掠夺者、奴役者那里，这些原本道德的含义都发生了扭曲，成为为奴隶主压迫、奴役奴隶辩护的工具。尽管国家的产生和制度的产生，不仅有这种道德情操的作用，而且都包含有这种道德的因素，可自从私有制度、国家产生之后，劳动者的劳动发生异化，人性发生扭曲，原本的道德情操遭到践踏。

在奴隶社会，那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至真、至善、至美、至诚、公平正义、合作劳动、共享劳动成果的道德情操，就在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压迫、奴役和掠夺下，被践踏了。为攫取私利，他们对奴隶进行着极其残酷的统治和掠夺，他们用皮鞭强迫奴隶为他们劳动，对于敢于反抗的奴隶，他们可以随意处死。尤其是对战争中俘获的奴隶，他们可以随意杀戮。我们回顾一下希腊和罗马那段奴隶制历史就会明白，在通过血腥的对外战争和掠夺，建立起奴隶制度之后，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是多么的残酷。可在奴隶主那里，这种统治、压迫和奴役却都是合乎正义的。

在奴隶社会，哲学家们说的自由公民，不包括奴隶。而奴隶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是奴隶主最重要的财富。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这样说：奴隶是一种最好的财产，是一切工具中最完善的工具。奴隶社会，就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即自由、全面发展的公民，对另一部分人，即奴隶的“非人化”基础之上的。为了强迫奴隶劳动，奴隶主可以任意虐待、惩罚奴隶。可以实行诸如鞭打、绞杀、火烧、吊脚、剥皮、扭松关节等各种刑罚。可在那种社会，奴隶主无论怎么对待奴隶都是合乎道德的。可见，奴隶社会奴隶主对道德的践踏是多么严重，多么令人咋舌。

在当时的哲学家们的笔下，所谓自由发展的公民，实际上大多都是奴隶主。他们主要是靠剥削大量奴隶、掠夺海外殖民地为生的。比如，据历史学家们提供的资料，在希腊城邦国时代，奴隶的数量是巨大的。在马其顿亚历山大时代，科林斯城邦国就有46万奴隶，而自由民只有4万人。雅典城邦国有奴隶40万人，而自由民只有2.1万人。奴隶承担着几乎所有的生产劳动，还包括家务劳动。

奴隶大部分都是从对外战争掠夺和殖民掠夺中获取的，为了不断获得奴隶，对外掠夺战争和殖民战争就连年不断。而且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也是会反抗的工具，不堪忍受欺凌的奴隶不断反抗，不断暴动，奴隶主又不断镇压这种反抗和暴动，于是国内战争也连年不断。奴隶主们惊呼：奴隶不仅个个都是会说话的工具，而且个个都还是敌人，有多少奴隶就有多少敌人。可见，希腊城邦国的繁荣是靠战争获取的，希腊城邦国对道德的践踏，根源之首，也是为掠夺财富、掠夺奴隶而发生的战争。

封建特权和封建社会道德

人们都知道，奴隶社会后期出现了大批从奴隶主阶级中产生出的大土地所有者。这些大土地所有者，利用奴隶对奴隶主反抗的力量，逐步废除了愚昧迷信的奴隶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通过长期不同形式的革命性变革，逐步走上了封建化道路。奴隶制的非常，封建社会的出现，自然是历史的进步。尽管东西方封建社会在形成方式上有所不同，比如西方在中世纪，一般是采用有更多奴隶制印迹的农奴制。而东方一般则采用个体的小农经济。但东西方封建社会以土地为基础的所有制是共同特点。不过，在封建统治者对原本道德践踏的事实，也引起了有良知的哲学家的不满和批判。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中，也包含有道德复兴的内容。

在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践踏道德的重要武器，就是皇权神化，就是宗教迷信，就是宗教用来欺骗人民的天意、天神或上帝。他们首先把自己神化为天神的使者或上帝的使者，然后再把自己的统治神化为替天行道。比如，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统治者，都不仅是大土地所有者，而且都把持着教会。他们把持的各种宗教教会，都把封建统治宣扬为是天经地义的，给封建统治者压迫、剥削、奴役、压榨农民，蒙上神赐的灵光。把不道德说成是道德，要人们对封建统治秩序，对封建压迫、剥削和奴役，对宗教教会的横行和荒诞，都忍耐和俯首听命。这就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对道德的践踏，是假道德或伪道德，对原本道德的践踏，而真正的原本的道德，只能隐藏在劳动人民的心灵里，或在那幻想的天国里，或在那心灵愤怒发出的文艺作品里。

如恩格斯说过的，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统治者正是利用其把持的宗教教会，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古代政治与法律，都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切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正是这样的历史条件，使罗马天主教会在当时的封建制度里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成为封建统治的巨大国际中心。况且，由于教会的僧侣们长期垄断知识和教育，他们通过传道，把教会封建国家制度都神圣化，宣传教权至上，王权神授思想，把封建的统治、压迫、剥削和奴役都神圣化，把神学灌输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对人民进行洗脑，要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劳动人民屈从、认命，这就使神学成为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中世纪有所不同。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靠的就是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核心价值体系通常以“君上大权”为骨架，并融入儒释道等一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最为典型的是中国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基于儒家领袖人物，特别是孔子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地位，他们的思想包含有两面性，既包含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不道德成分，也包含有利于广大劳动者和广大人民的道德的成分。

比如，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中的“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做出表率，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和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仁、义、礼、智、信的意思就是仁爱、忠义、礼和、睿智、诚信。

以“君上大权”为骨架的“三纲五常”思想，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合理性而辩护，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念，为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这种核心价值观起着规范、禁锢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作用，2000 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在一定时期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但客观评价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它既有压抑、扼杀人的自然欲求的消极影响，也有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方面的积极影响。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原本道德被奴隶主、王权和宗教踏在脚下的同时，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广大劳动人民，却渴望着过去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高尚和美德。始终实践着勤劳、至善、至诚的道德准则。自14世纪之后，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在欧洲形成了开辟新航路的风潮。一是因为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主体，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堪忍受封建主、大教主的统治、压迫和奴役，反抗斗争日趋激烈；二是因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封建主、贵族、大商人为了扩展对外贸易，侵占新的领土。急于向外扩张的基督教，自然也积极支持这种新航路的开辟，特别是通向东方中国和印度新航路的开辟。新航路开通后，大商人、大贵族依靠对外的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使自己的势力迅速膨胀。基于这些因素，欧洲在14—17世纪，兴起了一场如恩格斯所说的：“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进步的变革。”

由于道德的力量所体现的是人民的力量，是人心的力量，所以任何新生的阶级要革命，首先得先举出道德的旗帜。这场革命运动实际上是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它要同强大的封建贵族、大教主进行斗争，也得进行道德宣传，赢得民心。当时产生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就是民心所向，它不仅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解放，砸断了教会的神学枷锁；而且迎来了人文科学的繁荣，激起了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思想的产生。这实际上是原本道德的反响，是原本道德从幻想中，从天国向人间的回归。

比如，主张放眼现实世界，相信人的力量；主张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认为人是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应当发挥人的才能，发挥人的思想感情的力量。提倡科学发展要为人民谋福利，号召把人的思想、感情、智慧都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肯定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向往名利、享受和致富，反对悲观、禁欲遁世和虚伪造作。否定对教皇和教会的绝对服从，反对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权等。这些思想虽然都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敬仰，但由于文艺复兴中指的人，不是劳动人民，而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这就使原本道德的回归受到一定的局限。

比如，德国流浪诗人、人文主义思想家胡登就批判了罗马教皇对道德的践踏。他说，罗马靠三种东西使一切人都驯服，那就是强力、狡猾和伪善；罗马有三件事不能说出真相，那就是教皇、赎罪券和无神论；有三种事物成为罗马的特点，那就是教皇、古老建筑和贪婪；有三种不同的东西供养着罗马的富翁，那就是穷人的血汗、暴利和掠夺。

比如伟大思想家雅克·卢梭，其思想的基础就是人的德性。他通过自然人这把标尺，映射出社会状态下人性的异化，其目的就是要在社会状态下恢复人性之善。他揭示社会铸成人之恶的根源，设想出了恢复人性之善政治制度，认为这种政治制度首先而且必须以德性为目标。卢梭认为，什么是最好的政府，能够造就出最好道德、最开明、最智慧、最好的人民，有益于全人类幸福的政府，就是好的政府。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就阐明了，由人类本性所决定，本来人类生活得无忧无虑、幸福满足，人与人之间是平等且自由的，然而，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度的产生，让人们的贪欲无限膨胀，从而做出谋杀、毒害、抢劫、虚伪等种种不道德的行为。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由于利益，人们必然相互欺骗。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他阐明了，在政治生活的共同体中，个人与集体是统一的，而这种统一，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好的社会制度，或以德性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需要具有相应高尚道德的公民来维护。只要有具有德性的政治制度，制度下的人们，必将是具有德性的；反之，只要人是有德性的，政治就将是高尚的；事物的辩证性就是如此。当然，卢梭主张培养与自然界融为一体的道德公民，其目的不仅是增强人们的生存能力，更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有意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艺复兴期间，不仅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还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面对封建主、教主对人民的压迫和奴役，面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风浪，觉察到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理想社会。比如意大利思想家康伯内拉提出的“太阳城”思想，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莫尔提出的“乌托邦”思想，都非常有影响。这些思想虽然没有摆脱中世纪传统的神权政治的影响，但其所体现的原本道德的价值却不能忽视。

比如，在康伯内拉的《太阳城》里，没有私有财产，一切都是公有的。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人人平等，都靠劳动为生。劳动不分贵贱，无论做什么，都同等重要，都受到尊重。每天只劳动4个小时，其余时间看书学习，或搞科研和文体活动。劳动产品归公，人们的生活所需由公家供给。“太阳城”的管理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不称职者可随时撤换。管理人员都和人民一样参加体力劳动。显然，康伯内拉的“太阳城”思想，是劳动人民所欢迎的，是体现原本道德的。

比如，莫尔在其《乌托邦》中，愤怒斥责英国的圈地运动，控诉它是“羊吃人”的运动，并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设想。在莫尔设想的理想社会中，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没有贫富之分，大家都平等地参加劳动，或从事农业，或从事手工业，并经常轮换。劳动产品归集体所有，各家可以根据需要，不付任何代价，领取生活用品。乌托邦的管理者由选举产生，每年选举一次。他们没有任何特权，主要职责是组织生产和集体消费。可见，《乌托邦》和《太阳城》一样，都是不堪忍受封建贵族、宗教贵族对人性、对原本道德践踏的产物，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不可能实现，是一种空想，但它毕竟是符合人性、符合原本道德的，它既体现着人类原本道德的反响，也体现着广大劳动人民对道德回归的渴望。

金权统治和资本主义道德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对道德践踏的力量主要是以暴力支撑的强权。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对道德践踏的力量，却主要是以资本支撑的金钱和以金钱熔铸的特权。金权，当然也是一种强权，但这种强权是以金钱、财富作为支撑的。人们都知道，货币是劳动者创造的商品交换的工具。可哪能想到呢，在人类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它竟能神奇般地成为财富的代表和象征，成为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支配者。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掌权者，都跪倒在金钱的脚下，向金钱顶礼膜拜，人的神圣，人的伟大，人的尊严，人的真、善、美的高尚品格，统统都被金钱抛到九霄云外了。

放眼当今世界，在包括夫妻、家庭、社会、国家、国际社会中，一切邪恶，诸如惨不忍睹的侵略战争、各种巧妙的财富掠夺、各种谎言的编造和传播、各种哄骗欺诈的得手、各种挑拨离间、两面三刀、双重标准、弄虚作假、逼真伪装等的产生，都根源于对金钱和权势的贪图。如亚当·斯密说的，实施这些邪恶的那些人，“不配生活在文明社会，应当像野兽一样被驱逐”。

马克思说：“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化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15] 看看当今资本主义的现实，看看当今全球治理的现实，谁会不感到马克思这些话，说的是多么深刻，多么正确，多么一针见血啊！

在资产阶级看来，人生来都是自私的，都是为了金钱。人不为钱，天诛地灭，这也许是资产阶级人生观的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金钱关系，表现为物的属性，金钱确定人的价值。“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他们人生的唯一价值。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16] 而这种对钱财的无限的贪婪，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万恶的渊薮。

如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的，贪得无厌地追求个人财富，无休止地贪图钱财，是资产阶级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资产阶级除现钱交易之外，他们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关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由于资产者的统治，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就是说，他拥有这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就“有势力”，而且在他的那个圈子里在各个方面都是领头的。“对资产者来说，只有一种关系，即剥削关系，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其他一切关系都只有在他能够把这些关系归结到这种唯一的关系中去时才有意义，甚至在他发现了有不能直接从属于剥削关系的关系时，他最少也要在自己的想象中使这些关系从属于剥削的关系。这种利益的物质表现就是金钱，它代表一切事物，代表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17]

因为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要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不把选举原则当作统治的基础，不得不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书报检查对报刊的束缚。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王国的特殊的法官阶层的束缚，他们还不得不实行陪审制。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

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这视为是历史的进步。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比如：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钱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些正是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的地方。”[18]

毋庸置疑，道德也和人类社会一样，总是在进步的。但至今我们还没有超出阶级道德的约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金钱魔力的钳制，道德也成了商品，成为投资，道德行为即按照道德规范行事，不是被看作是人们应具有的高尚品格，而是被看成能赚钱的投入，要计较它的道德成本。可见，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真正符合人性的那种美好、高尚的道德，才会成为可能。

“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根源”，这是耶稣对其信徒的教诲。可有哪个资产者真的信它和按它行事呢？人们都知道《圣经》上的那个故事：一个富人问耶稣怎样才能得到永生，耶稣告诉他：应当变卖你所有的财产，把它分给穷人，然后跟我走。然而，这个富人却忧愁地离开了，因为他的财产太多。耶稣对门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富人，同样是离耶稣而去，只知道剥削穷人，而不会把自己的财产分给穷人，实现同穷人们的真正平等。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他们就不会剥削穷人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就不存在了。

就全球治理而言，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治理中，同样存在着金钱对道德的践踏。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资产阶级全球治理的目的，如马克思所论述过的，资产阶级所要创造的世界里，就是要把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带到全世界。把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一切尊严、一切道德，都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变成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抹去了过去一切等级制度，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他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使整个社会结构简单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的对立，把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也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英国哲学家罗素就认为，崇拜金钱，认为一切价值都应用金钱来衡量，这是资产阶级的信仰，英国人、美国人都是这种信仰。然而这种信仰和人的本性不仅不一致，而且是用一种错误的理论，引导人们残害自己的本性。罗素说：“一般说来，因为生活腐朽才促进了对物质的崇拜，而对物质的崇拜又倒转来加速它赖以繁殖的生活的腐朽。凡是崇拜金钱的人，他不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动来得到幸福，他把幸福看成是从外界得来的一种被动的享受快乐。”[19]“崇拜金钱，是一种信仰，认为一切价值都要用金钱来衡量，金钱是人生成功与否的最后考验。这种信仰从一种错误的关于成功的理论，引导人残害了自己的本性并且使人羡慕对于人类幸福毫无补益的事业。”罗素还说，“西方进步的先锋——美国，在最完备的形式中表现出对金钱的崇拜”[20]。罗素强调：金钱的崇拜并非新鲜的事情，但是现在它比以往危害更大。

在金权统治的社会里，把对私人财富和权势的贪婪，看成是道德的行为。如罗素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资本、土地、遗产之间的关系，是资本比劳动尊贵，土地比资本尊贵，任何一种财富，如果是遗传得来，比自己用劳力得来的更受尊敬。一个人对于由自己劳动所得的权利，在法律上只得到一个极小限度的承认，从未得到更多的承认。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如果私有财产不受限制而偷盗是要受罚的，那么利息就很自然地兴起来了。这样出借资本的权利，就会给私人资本家带来巨大的财富和势力。如不加以严格的控制，势必造成社会不平等。目前，不论在工业世界或在国际政治上，它的效果是这样坏，已经到了对这种权利非控制不可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