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德规范和人心的力量

道德是人的人格所在，是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道德作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作为从人的内心深处发出的力量，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作用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带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道德从来是与信仰紧密联系的，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道德。所以，无论作为一个国家的治理者，还是国际社会的治理者，坚持正确道德规范，都是职责所在，使命所在。对于有德性的治理者，中国古人常称其为明主、贤君；而对没有德性的治理者，则称其为昏君、暴君。无论是国家的治理者，还是国际社会的治理者，谁不想做明主、贤君，而甘愿做昏君、暴君呢？然而，在人世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灵魂规范和良心原则

尊崇道德，遵循道德规范行事，这是中国人的优秀传统。我的父亲是一位山村农民。多行善事，做人要有良心，凭良心办事，不要愧对别人，这是父亲教育孩子的口头禅。1949年，我在上小学，虽然还没有到加入共青团的年龄，但由于情况特殊，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那时候共青团组织还没有公开。后来父亲觉察到了，就让我坐在床边，很严肃地对我说：“听说你加入了啥组织，我不知道，我也不反对。但你可一定要记住，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实诚人，无论何时何地，做人办事，都讲的是实诚和良心。没良心的事、愧对别人的事，可千万不能做，这你可一定要永远记在心里！”父亲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父亲唯一一次对我这样认真、正经、严肃的谈话。看着父亲那很神圣的表情，我意识到这些话的分量。因此，我一生都把它记在了心底里，根深蒂固。

中国人讲的良心，就是道德规范，凭良心办事，就是凭道德规范办事。哲学家都相信，道德规范，是人类灵魂的规范和良心原则，是人内心的意识或法律。在没有世界政府的环境下，这种规范和原则，不仅应当是国际社会至高无上的准则，而且也应当是全球治理的基本支撑。道德规范，不仅包含人内心的感情和意志，也不仅是意识形态或抽象的概念，而且还隐随于人们的一切实际生活中。它作为评价人实际行为善恶的准则，渗透在人类行为活动的方方面面，堪称人类行为活动的总和。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德性，是在灵魂中生成的。在灵魂中生成的，只有三种东西，即感受、潜能和品质。而且德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接受教育中生成的。所以，德性是一种有教养的标志。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是灵魂中的高级组成部分。理智德性，是灵魂中理性部分最优秀、杰出的品质。正是这种品质，使人类具有了进行科学探究的潜能。

黑格尔对道德的解释是：道德有其普遍的特质，个人灵魂体现的特质。人生的宗教和道德都是有无限价值的。世界上凡是有高尚和光荣要求的人，仍然有一种更高尚的存在超越了它。“世界精神”的要求，就高于一切特殊的要求。各种道德法则，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本质上合理的。国家的道德并非由个人自己的确信来支配的那种伦理的、反省的道德。真正古老的道德，则是根据各人恪守义务这个原则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德便是“义务”，便是实体的“权利”，所谓“第二天性”，这个命名是很恰当的。因为人类的第一天性，是直接的、单纯的、动物的存在。

生活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每个人，生活在国际社会的每个行为主体，其每项具体行为活动，无论其思考、策划每项事业，或从事事业的一言一行，都始终处在具体的道德评价之中，心灵深处都摆脱不了是非、善恶、真假、美丑这些德性或邪恶的框围。或者说，德性或邪恶都会时时刻刻在耳边作响，并提醒着人们：到底应当做出何种选择。

一个人出行，遵守不遵守交通规则，遵守不遵守乘车规则，遵守不遵守交通道德和乘车道德；上班时，遵守不遵守上班的纪律，在与同事们沟通和合作时，遵守不遵守职业道德；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时，遵守不遵守相互尊重、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相互合作、共赢、共享等这些国际社会的道德，都在考量之中。从事政治工作的，有政治道德；搞经济工作的，有各种经济道德；搞科研工作的，有科研工作的道德；道德无业不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或者说善恶无业不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关键性的事情，是行为者如何选择。

我们说的道德，当然是指能够反映广大人民意志的、人们公认的、普遍性的与假恶丑相对立的真善美。具体说，它应当是符合人性，符合人民意志，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促进人们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提高，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更加自由民主、更加包容和谐、更加理想和美好幸福的、大多数人都认同并自觉遵守的那种行为规范和准则。这种规范和准则的普遍实现，也就是真善美的个人、真善美的民族、真善美的国家、真善美的国际社会的实现。这种美好，这种真善美，当然是全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是最主要的行为主体。按理说，每个国家都应当有自己美好的灵魂，有自己文明的精神，有自己的道德和尊严。然而，在私欲极端膨胀，对私人财富和权势的贪婪都无法遏制的环境下，这一切，都被破坏了。在国际社会，每个国家都和一个国家内的每个人一样，如果失去美好的灵魂，失去了文明向上的精神，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和道德，那就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国格，失去了自己的一切，就会成为国际社会邪恶的根源。

人们都知道，自从国家出现之后，国与国之间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原则处理相互关系，这在思想理论上，历来存在着诸多争论。国际社会出现之后，随着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这种争论日趋激烈和深化，其对实践的影响，更是日益具体和强大。就政治领域看，虽然思想理论很多，各种派别林立，但主导性的可归结为两个对立派别：

一派是推崇强权政治，主张国际政治行为无道德论。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17世纪英国政治家托马斯·霍布斯，就崇尚强权政治，崇尚国际行为无道德论，认为统治者为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国家的生存，其行为应不受任何道德准则的约束，可以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只要需要，他可以走上诸如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甚至发动战争等为非作恶之途。这种荒谬的理论，自然导致了国际社会的动荡和国际关系的混乱，但它却为列强推行强权政治和争霸世界中的那种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残杀、争夺霸权提供了理论辩护。

另一派是崇尚主权平等，主张道德和正义，应是国际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这一派理论从国际社会的统一性和相互依赖性出发，认为任何国家的行为，都不能是绝对的、无限制的和不受约束的。相反，它要受到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所影响，受其他国家和为社会所共同认可的行为规则的制约。任何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都必须遵守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准则，遵守共同的国际秩序，才能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法国著名理论家让·博丹、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等，就主张主权独立，主权平等，主权不受任何外力的压制与约束，反对强权政治，反对在强权政治下的相互吞并、杀戮无辜，主张建立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对吞并和杀戮深恶痛绝，主张国与国的交往必须遵守共同认定的规范和原则，并明确提出，应当把道德和正义作为国际交往的至高无上的原则。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强权政治，掠夺性的扩张，争霸世界，都是违背道德的，资产阶级在推行对外政策中的那种不择手段、背信弃义、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相互欺骗、恫吓、干涉、侵犯、吞并等，这都是不道德、非正义的行为。因为这种不道德和非正义的行为，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所以，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应当把道德和正义作为最高的准则。

道德不仅是人类普遍尊崇的美好，也是由感情迸发出的，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强大自控力量。这种力量之所以强大，之所以是一切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是因为它体现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劳动和劳动者的心声，是广大人民的力量，是由民心、民意、民志熔铸的发展的力量，向上的力量，奔向美好未来的力量。民心难毁，民意难违，世界广大人民意志的力量，无敌于天下。

道德的这种力量，来自于它对人们之间关系的调整。它作为由原则、规范、意识、信念、情感和行为习惯等构成的特殊规范调解方式，承担着判断、调节、教育、认识等社会功能，对社会生活有巨大的、有效的能动作用。正如亚当·斯密说的，具有美德的人，会得到人们的敬爱和赞美，人们会将应有的荣誉和报酬归功于他们。亚当·斯密认为，事物的自然进程，于坏蛋是有利的，而人们的天生感情，则倾向于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并且，大自然给予每一种美德和罪恶的那种报答和惩罚，最能鼓舞前者和约束后者。

亚当·斯密认为，人们做事，都应当遵守道德规则，遵守鼓舞人们勤劳和专注的有效和合宜的规则。而当暴力和计谋居然胜过真诚和正义时，义愤怎么不会在每个旁观者的心目中激起呢？对于一个无辜者所受的痛苦，人们会多么悲伤和怜悯，对压迫者所得到的成功，又会产生多么强烈的愤恨，这都是人类天性使然，即人类天性中最高尚和最真诚的本性，是爱好美德和厌恶邪恶及非正义本性使然。

大量的史料也许能使人们确信，人们共同生活的群体，都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才能维持。正是人们在共同劳动和生存的长期实践中，从自身的本性和发展需要中，逐步形成了一种维持群体生存的、群体每个成员都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即道德情操，包括风俗、习俗，来维持群体的秩序，才有了群体的存在和发展。

人的本性，无论是性善或性恶，无论是第一天性还是第二天性，都只能在群体生活和相互关系中展现出来，所以它体现为人的社会性。从这种本性中产生的道德，同样具有社会性，具有一种除恶扬善、维护正义、维护共同利益、维护群体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力量。当然，人类最初的道德情操规范或行为规范，不仅发自人的本性，发自人的聪明智慧，而且发自人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言而喻，在没有国家、没有法律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秩序的维持，只能主要靠这种道德的力量。

不言而喻，道德作为信仰、价值观的核心和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体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个人需要遵守个人道德规范，社会需要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国家需要遵守国家道德规范，国际社会也需要遵守国际社会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有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在社会生活中，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需要遵守起码的职业道德，受起码的道德约束、道德支撑，才能在合作中成事。否则，就不会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黑格尔在给道德下定义时，曾这样说道：道德就是普遍的主要的“意志”同个人的意志的“统一”。生活在这种统一中的个人，有一种道德的生活，他具有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只存在于这种实体性之中。在黑格尔看来，我们常用“理想”这个名词，而理想是什么？理想就是指“理性”的理想、善的理想、真的理想。所谓“真正的善”，即“普遍的神圣理性”，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而是一种强有力的、能够实现它自己原则的力量。它之所以是伟大的力量，还因为它不仅是符合人类本性、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自控的力量；而且是保证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向上的力量源泉。

人们都知道，在我们国家，“道德”是个合成词。道的含义非常广，也非常深邃。中国古代的老子在《道德经》一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对这六个字的理解和阐释，有万千种，其中，指万物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似乎是共识。这种规律，当然包含有道理、道路、秩序、方式、方法之意。而德，主要是指人们的品德，即人类在共同生活中，长期形成的、与人类本性相联系的、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的道德，当然就应该是人们共同生活和相互关系中的，与人类本性相联系的，合乎道理、合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能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人们都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无论从其产生还是其发展来看，道德都蕴含在人们的群体生活的共同体中。它既在群体生活中产生，又在群体生活中展示和发展。关于这一点，世界的哲学家们，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德国的黑格尔，英国的亚当·斯密、罗素等，看法都一致。当然，这种群体，也可被称为共同体，它有不同的层次、形式和结构。诸如氏族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国际共同体、全球共同体等。

既然如此，那么国际道德，就应当是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在共同生活、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相互合作、合乎道理、合乎事物发展规律并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人是有感情、有思想、知是非、懂廉耻的动物。仁慈善良、真诚淳厚、富有同情心、爱打抱不平、伸张正义、诚信包容、渴望和平、渴望自由、渴望尊重等，这都是人性在群体生活中自然而然的展现。社会越发展，这种展现越丰富，到如今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其展现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诚然，群体性不仅是人类的本性，也是几乎所有动物的本性。而人类群体和动物群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类本性中与生俱来就有感情、有理性、有道德，有爱憎分明、勇于伸张正义、抑恶扬善的内涵。在伦理道德从人的天性和社会性结合中自发产生后，经过不断丰富发展，就成为维持群体生存、发展的，全面、系统的最重要的行为规范。当初的伦理道德，自然也是与社会习俗和社会风气混杂在一起发挥作用、展现力量的。正是在这种力量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群体的秩序，保证了不同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比如，家庭有家庭秩序，国家有国家的秩序，国际社会也有国际社会的秩序。

可见，道德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无形的法律。它不仅体现着人的品格和心灵，体现着人们的核心价值观，而且还支配着人的行为；既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也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正如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的，人的品性是政治的基础。品性的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换言之，每一种共同体都有其内在的精神，生活于其中的统治者和公民，也都有独特的品格和心灵。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在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中，正是由道德情操的支配，由这种品格和心灵的支配，共同体才能在稳定与和谐中得到发展。

正因为政治品格的堕落，给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和灾难，才使人们对政治抱有深刻的偏见，有些大思想家才把政治描绘成是一种攫取私利的争斗。其认为，人类的恶行和人类社会中的贪婪成性，都是通过政治的堕落而恶性发展的，所以政治是私利的渊薮。这当然低估了德性和理性的作用，低估了灵魂规范和良心的力量，低估了正直的人们坚持德性和理性的决心，低估了这种力量和行为影响社会变革的能力。

法律基础和成文道德

毋庸置疑，自古至今，实际支配人们行为活动的，有两种规范或两种力量：一种是道德规范和道德力量；另一种是法律规范和法治力量。虽然两种规范都是一种强制的力量，但其强制的主体却不相同。道德规范是人内在的自我强制的力量；而法律规范则是外在的社会的强制力量。哲学家们都确信，两者相比，前者则更为根本。其中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有许多矛盾，特别是涉及感情方面的矛盾，是法制无力解决的，只能靠道德的力量；二是因为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成熟的道德，法律规范中，就包含有道德规范的精华。由此决定，德治与法治应当是统一的。

哲学家们普遍认为，道德作为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以人内心信念维系的调整个人与自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的总和。而法律则是成文的、成熟的道德，经过实践检验、人们公认有效的那些道德规范，越来越多地被列入法律，并成为内在自制力与外在强制力结合的更有效的行为规范。遵纪守法，为什么是道德行为，原因就在于此。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一书的绪论中，在阐明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时，就阐述了这两种力量的区别。在黑格尔看来，无论社会或国家，法律和道德都是不可缺少的。而法律这种形式，则是由道德关系发展而来的。就人类全体来说，或就几个种族来说，都是处在一种相互关系中。

显而易见，在社会生活中，认同是社会规范、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条件。在任何共同体中，无论是道德规范还是法律规范，都只有在认同中才能产生和形成。同样，在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也只有在认同中，才能有这种共同的行为规范和秩序。以道德规范为例，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国际道德的话，那就是各行为主体都认同的，与思想和感情结合的、大家都自愿遵守的行为规范。而法律是成熟的道德，或成文的道德，法律和道德，法治与德治，是统一的、不能分离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据哲学家的研究，古希腊雅典人就有道德是法律基础的思想。他们把法律视为社会运作的技术层面，而把道德视为社会运作的价值层面。一个法治社会，必然有着深刻的道德价值基础。

关于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关系，习近平同志也有精彩的论述。比如，习近平说：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我们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比如，习近平说：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的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调发力。

习近平同志还以自律和他律，阐明了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在论述了自律和他律必须结合起来时，强调首先要严于自律。这就是说，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必须结合起来，而首先要严于道德控制。习近平说：所谓自律，就是社会中的个体对自我实行的约束和控制。所谓他律，就是指通过法律、制度、纪律等外因条件发生作用来规范和控制自己行为的一种约束机制。强调道德修养，就是强调首先必须严于自律。加强道德自律，就是要常存敬畏之心、敬畏人生、敬畏权力、敬畏纪律、敬畏人民，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始、慎独、慎微，始终坚持立身不忘做人之本。

习近平同志的这些思想，当然也适用于国际社会，适用于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在国际社会中生存，其任何行为无一不受道德规范和法权规范的约束。道德和法权都是维系和调节各行为主体相互关系、相互利益的方式和力量。虽然道德规范和法权都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环境中，道德规范似乎应当是一种最基本、最主要甚至带有决定性的力量，而法权规范则是一种较弱的力量。而且因为道德规范还要通过国际惯例进入国际法，使国际法压根儿就隐含国际道德规范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没有世界政府的环境中，全球治理主要得靠道德规范，靠各行为主体内在的控制力量来支撑。

其实，欧洲的古典哲学家们，对这两种规范的区别早有论述。概而言之，这种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外在的强制力量，一个是内在的自我强制的力量。比如，康德在论述德性义务和法权义务的本质区别时，就曾这样说过：德性就是人在遵循自己的义务时准则的力量。“德性义务与法权义务的本质区别在于：对于后者来说，一种外在的强制是道德上可能的，但前者仅仅依据的是自我强制。”[1]

康德认为，对目的准则的责任，就叫德性义务。“而德性论的至上原则是：你要按照一个目的性的准则行动，拥有哲学目的对任何人而言都可以是一个普遍法则——按照这一原则，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是目的，而且他既无权把自己也无权把他人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这还不够，相反，使一般而言的人成为自己的目的，这本身就是人的义务。”[2]

不教自悟，道德总是与感情相联系的。但感情不能代替道德，因为道德还与理性联系着。如康德说的，尊重情感作为一种道德动力，使自己的主观准则成为普遍的法则，使自己摆脱感性欲望的影响，回归理性本性，达到道德的最高原理，普遍的道德法则。

因为道德体现着民心，所以道德的力量更强大、更持久。道德作为法律的基础，没有道德的支撑，就不会有真正法律和有真正的法律效益。如习近平说的：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要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在道德教义中，突出法治内涵，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用，努力使道德体系同社会法律规范相衔接。

同样，法律作为底线的道德，不仅承载道德，而且是道德的保证。法律规范，也要树立鲜明的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使立法、执法、司法都体现道德的要求；把实践中广泛认同的、较为成熟的、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并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的问题，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使道德有可靠的社会制度支撑。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这一著作的绪论中，不仅对世界历史的本质和内涵，而且对人类道德的本质和内涵，都做了精辟的论述。在黑格尔看来，回顾世界历史的发展，无疑可以从中找到普遍的东西，找到它的德性，比如“仁心、或者高尚的爱国心。但是抱着这些德性和这些普遍的人，在芸芸的人类中，只占一个细微的比数。他们的影响当然极为有限”。相反，以自私欲望的满足，却影响巨大。这种势力“表现在它们全然不顾法律和道德加在它们上面的种种限制，而且它们这种自然的冲动，比起维护秩序和自制，法律和道德的、人为的、讨厌的纪律训练，对于人们有一种更直接的影响”。[3]

可见，虽然道德规范的实现依赖的是人的内在力量，而法律规范的实现依赖的是政治权力和暴力，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相互间，也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比如，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则是成熟的或成文道德，这就意味着：没有政治权力支撑的法律规范，不存在；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规范，也不存在。因为政治权力具有维持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所以法律在把道德规范之中必须遵守的部分确定为法律规范的同时，就把统治者当作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统治者看待了。

历史权力和道德历史观

告诉人们过去的真实，这是历史的权力。我们评价历史上的善恶，评价一个人过去的善恶，评价一个国家过去的善恶，都要尊重历史，尊重真实，听命于历史权力。历史上每项事物的出现、发展，都有它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评价它的善恶，评价它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离不开这些具体条件和环境。大量好的、善的、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那种文明传统，至今也仍然是好的、善的、被人们尊崇的、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东西；可一些现今看来是恶的，应当取缔或消除的东西，在它产生和发展的时候，也许就是进步的、善的、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东西。一切都要听从于历史的权力，都应当具体分析。

2017年12月28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讲到这样一件似乎很奇特的事件。三个20岁出头的青年，在凌晨3 点钟，发现一位车主忘记锁车，就顺便从车里的钱包里偷走了3000多块钱。当他们行窃后到一个公园溜达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饮酒过量的女青年掉进很深的河里，在挣扎。三个青年其中一个奋不顾身跳进河里，把女孩拖到河边，并在另两位青年的帮助下，把女孩救上岸来。当公安局民警在为这种见义勇为的善事申报的时候，那个车被盗的案件也破了，盗走车里3000多元的窃贼正是这三位青年，他们又被抓捕，戴上了手铐。就在这很短的时间内，三个青年先偷了钱，做了窃贼，做了恶事；后又奋不顾身救人，做了见义勇为者。法律的处理，也算公正，一码是一码：既定了偷窃的罪，又申报了见义勇为的荣誉。这也许是善恶、美丑混杂于一身的小小的典型。面对警察的审问，三个年轻人都对行窃行为后悔莫及，表示了不会再行窃的决心。他们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们的一生仍然是光明的。

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从其发展过程的行为总体看，都不会是纯净的，都不会是非黑即白。我们称其为善的，不意味着其一点恶行都没有；我们称其为恶的，也并不意味着其一点善行也没有；都是善恶、美丑的混杂，只是从主导方面而言的。这善恶混杂，就构成了人类历史，也构成了每个人的生活，每个国家的生活。历史是全人类的事，谁都不能对抗历史、抱怨历史，因为历史是绝对的权力。

恩格斯曾经这样说道：“历史从来就有权而且将来也永远有权安排单个人的生活、幸福和自由，因为历史是全人类的事，是种族的生命，所以它本身是起主宰作用的；谁都不能对抗历史，因为历史是绝对权力。谁也不能抱怨历史，因为既然这样安排了他，他就可以享受到生活的乐趣或者参与人类的发展，而这是最大的乐趣。如果尼禄或多米齐安的臣民，抱怨他们生不逢时，没赶上我们这样的时代：不再用火刑而且不再轻易被杀头，如果中世纪宗教狂热病的受害者责怪历史，说他们没能在宗教改革以后的宽容异教的统治下生活，那就太可笑了。好像没有人受苦，另一些人就可以前进似的！同样，现在正不得不忍饥挨饿的英国工人，固然有权抱怨罗伯特·皮尔爵士和英国宪法，却不能抱怨让他们成为新法律原则的体现者和代表的历史。国家的情况则不然。它从来就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占用整个人类在其活动和历史发展中理所当然拥有的权力，即为了整体而牺牲个人的那种权力。”[4]

世界上的每件事物，似乎也是如此，也都不是善者纯善，恶者纯恶。社会制度变革中的善恶，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来说，都是在旧制度的恶行已经充分暴露，已经被广大人民所不能忍受的情况下，一种新制度的革命才会发生。而且，在社会制度变革的初期，新制度总会迎合广大人民的愿望，提出一些符合德性，符合人民利益的新的制度和口号，使自己赢得人民、赢得胜利。而一旦掌权之后，私欲就会膨胀、贪婪，从而忘记初心。任何事物也一样，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其善恶是会有变化的。

比如，被马克思视为万恶渊薮的私有制，在它产生的时候，有谁把它视为罪恶，去反对它呢？至今的人们，又有谁否定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呢？没有私有制，哪有之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以致如今人类文明发展所取得的种种奇迹呢？

而到如今，在人类文明发展到全球化、发展到人们高度相互依存、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私有制虽然对生产力发展还有些作用，但从社会总体看，私有制的确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利用自己霸占的生产资料去无偿占有别的劳动，这种违背德性的制度的确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桎梏。变私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即广大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是势在必行。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归结为消灭私有制，的确是科学正确的，的确是为广大劳动者谋福祉的。

比如，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特别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谁会去反对这种革命，会去否定这种革命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否定它在创造物质财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否定资产阶级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呢？然而，在资产阶级推行资本主义制度，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基于私欲的膨胀和贪婪，的确犯有通过掠夺，诸如殖民掠夺、贸易掠夺、战争掠夺、金融掠夺等手段，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劳动，剥削、压迫劳动者，抢劫别人财富的罪孽。广大劳动者为了摆脱剥削和压迫，为了争取自身的解放，为了争取真正民主、自由、平等的生存和尊严，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是一种善行，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

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纲领和口号。这种纲领和口号，体现了人性与道德，正是这些德性的纲领和口号，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凝聚了广大人民的力量，才使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翻翻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历史，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初期，那些治理国家的元老们，的确都是践行或起码在文本中是践行这些纲领的。在文本中或治理者的言辞中，都不乏对德性的渲染。然而，随着私欲膨胀，随着对私人财富的无度贪婪，他们的人性发生了扭曲，他们的行为背叛了原初。文本中对德性的渲染，逐渐淡薄，行为与德性逐渐背离。距离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纲领越来越远，距离德性越来越远。最后，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贪婪财富，竟置广大人民的生命于不顾，不惜用残酷战争的方式，用残酷杀害生灵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纲领成为空壳，道德成为工具，谎言、欺骗、讹诈、威胁、战争都成为任意选择的手段。

比如，以道德的角度看，人们的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动机或目的。一般来说，动机和结果应当是一致的。然而，基于实现目的的手段不同，动机和目的有可能会背离。比如向外扩张，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永恒的主题。因为向外扩张能使资产阶级得到更多超额利润和财富。可在这种为自己私利的扩张中，却无意开创了世界历史，推进了全球化，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或者从列强争霸世界的意义上来说，争霸世界的目的是要创造出一个自己的世界，或创造出一个自己能够控制、服务于本国利益的世界。可结果呢？却是落后国家的发展，新生国家的强大，反对霸权主义的力量呼声日益高涨。

比如，任何国家发展的历史，国际社会发展的历史，全球治理发展的历史，人们行为中任何大的事件，其产生和发展进程，都不会是笔直的、纯正的，而是曲折的，是善恶、美丑混杂的。就全球治理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联合国，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织机构，对全球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联合国，在至今的全球治理中，其作用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无可替代的。当然，这两个国际组织虽然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全球发展中做了大量好事、善事、美事，但在霸权国家的操纵下，也被迫做了一些违背道德的非正义行为。不过总的看，它们在全球治理中似乎还是功大于过的。

比如，如何评价美国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也是很复杂的。美国这个国家，在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中，做了不少好事，也干了不少坏事。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参加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受到了世界的尊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的建立中，以至在之后的全球治理中，美国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世界不会忘记。但其为了本国的利益，利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信任，利用对联合国的控制，所进行的不正当的行为，世界同样不会忘记。

用道德历史观评价一个国家历史，或对一个国家的看法，还受感情变化的影响。比如，一个国家在落后、受人欺压或遭灾祸的时候，外人往往会投以忧心、同情和怜悯，甚至给予善爱的帮助。而当这种时候过后，又依然优哉游哉，寻开心，好像那种不幸的事情从未发生过。2017年12月，美国《明星论坛报》网站，发表的麦卡莱斯特学院经济学家蒂莫西·泰勒的文章《中国崛起：一个国家的财富》中提出，西方应为中国惊人的成就喝彩。文章引用了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一段话，就阐明了这一道理。

斯密写道：“这是自动出现在这种时刻的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一种更为有力的动机。这是理性、道义、良心，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裁判。当我们的行为将要威胁他人的幸福时，他的声音足以震慑我们心中最剧烈的冲动。他向我们大声疾呼：我们不过是无数生命中的一员，决不高人一等；如果我们如此妄自尊大，必将受到人们的仇视、憎恨和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