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河洛大地上驰骋情思，留下了不可胜数的华丽篇章。河洛文学，以汉、魏、唐、宋为标志，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经历了无比的辉煌。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如果没有了河洛文学，那就会留下太多的空白和遗憾。河洛文学以洛阳文学为核心，辐射周边河洛地区。在这个区域内，又以河洛文学为重心，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梳理河洛文学的发展脉络，能够较好地触摸和把握中华文明进展的历史线索，能够在一个生动形象的文学领域内，领略中华五千年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和文化魅力。
一 河洛文学的范围
河洛文学的范围，应该以历代行政区划的洛阳为准，影响文学的主要因素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行政管辖范围内的洛阳，自然成为文学形成和文学特征相对一致的区域。历史上洛阳的行政区划多有变迁，洛阳作为行政中心的管辖范围大小，在不同历史阶段也略有不同。
（一）洛阳行政管辖范围的历史沿革
历史上的洛阳市，曾简称“洛”，别称洛邑、洛京等。横跨黄河中下游南北两岸，东邻郑州市，西接三门峡市，北跨黄河与焦作市接壤，南与平顶山市、南阳市相连。远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两岸及伊、洛、瀍、涧等河流的台地上，分布着许多氏族部落。禹划九州，河洛属古豫州。洛阳市境内主要河流有黄河、洛河、伊河、涧河和汝河等。洛阳因地处洛水之阳而得名。洛阳是夏王朝立国和活动的中心地域。公元前1600年，商朝建立。公元前1046年，西周代殷后，为控制东方地区，开始在洛阳营建国都。周公在洛水北岸修建了王城和成周城，迁殷民于成周，并以成周八师监督之。当时洛阳称洛邑、新邑、大邑、成周、天室、中国等，亦称周南。周平王元年（前770），东迁洛邑，是为东周。
秦庄襄王元年（前249），秦在洛阳置三川郡，郡治成周城。刘邦建汉，初都洛阳，后迁长安，改三川郡为河南郡，治洛阳。辖洛阳、河南（汉置，治王城）、偃师、缑氏、平（偃师西北）、平阴（孟津东北）、新成（伊川西南）、穀成（新安东）及巩、荥阳、新郑、中牟、开封等22县。汉武帝置十三州部刺史，河南郡属司隶。西汉末年，王莽篡政，改洛阳为宜阳，设“新室东都”和“中市”。汉光武建武元年（25），刘秀定都洛阳，改洛阳为雒阳。建武十五年（39），更河南郡为河南尹。220年，魏文帝曹丕定都洛阳，变雒阳为洛阳，设司隶校尉部。西晋代魏，仍以洛阳为都。436年，北魏在洛阳置洛州。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
隋开皇元年（581），在洛阳置东京尚书省；次年，置河南道行台省；三年，废行台，以洛州刺史领总监；十四年，于金墉城别置总监。大业元年（605），隋炀帝迁都洛阳，在东周王城以东，汉魏故城以西18里处，新建洛阳城。同年，改洛州为豫州，三年又改河南郡，十四年复置洛州，辖河南、洛阳、偃师、缑氏、阌乡、桃林、陕、熊耳、渑池、新安、巩、宜阳、寿安、陆浑、伊阙、兴泰、嵩阳、阳城等18县。唐代，自高宗始仍以洛阳为都，称东都。武德四年（621），置洛州总管府，辖洛州、郑州、熊州、榖州、嵩州、管州、伊州、汝州、鲁州等九州，洛州辖洛阳、河南、偃师、缑氏、巩、阳城、嵩阳、陆浑、伊阙等9县。贞观元年（627），分全国为十道，洛阳属河南道。
唐开元元年（713），改洛州为河南府。天宝年间，改东都为东京。洛州、河南府均治洛阳。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始，改东都为神都，对都城进行扩建，修建了明堂、万国天枢等。唐天祐四年（907），后梁、后唐、后晋均曾都洛阳。后汉、后周以洛阳为陪都。宋以洛阳为西京，置河南府。金代，定洛阳为中京，改河南府曰金昌府，并河南县入洛阳县。自元代始，洛阳不复为京，降为河南府治。明代，河南府辖洛阳、偃师、巩县、孟津、登封、新安、渑池、宜阳、永宁、嵩县等10县，是伊王和福王的封地。
清代，洛阳仍为河南府治。1912年民国建立，废河南府，设河洛道，道尹公署驻洛阳，辖洛阳、偃师等19县。1920年，军阀吴佩孚在洛阳设置了两湖巡阅使公署。1923年，河南省长公署设到洛阳，洛阳成为河南省会。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定洛阳为行都，并一度到洛阳办公。“七七事变”后，华北大部分地区沦陷，洛阳成为北方抗日前哨。1939年秋，河南省政府再次迁至洛阳，洛阳第二次成为河南省会。
1948年，洛阳解放，洛阳市人民民主政府成立，洛阳县城区成为市，与洛阳县并置。1954年，洛阳市升格为河南省直辖市。次年，洛阳县撤销，一部分并入洛阳市，其余部分划入偃师、孟津、宜阳等县。1983年，新安、孟津、偃师改为隶属洛阳市。1986年，洛阳地区撤销，洛宁、宜阳、嵩县、栾川、汝阳、伊川也改属洛阳市。1993年，偃师县改为偃师市。2000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洛阳郊区更名为洛龙区。
关于河洛的地理范围。史书上洛阳指河洛，有时河洛也指洛阳。关于河洛的地域范围界定，以洛阳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对于古人界定黄河、洛河共同流经的模糊区域也无异议。对于河洛地区东至郑州、中牟一带，西接华阴、潼关一线，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晋南、河南的济源、沁阳一线也基本认同。[1]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范围，也基本上是洛阳作为行政中心，在历经不同朝代所管辖的范围。
河洛文化形成相对集中的文化区域，与洛阳作为行政管辖中心分不开。所以，本书涉及的作家作品，也是在这个区域内的作家作品，并主要关注到洛阳市及今天洛阳直辖的偃师、新安、洛宁、宜阳、伊川、孟津、嵩县、栾川等县市区。巩义、三门峡、汝州、孟州、荥阳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隶属过洛阳，有的管辖时间很长，涉及一些重要作家作品时，也涵盖进去。
（二）河洛文学包含的作家作品
作品方面，一是洛阳籍并长期居住在洛阳的作家写的作品，二是非洛阳籍作家但长期居住在洛阳、并在洛阳写的作品，三是非洛阳籍作家写洛阳的作品。简单地说就是“洛阳人写的”“在洛阳写的”“写洛阳的”三部分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他们的创作，离不开河洛文化，特别是洛阳地域文化如古都文化的影响，作品带着浓郁的洛阳气息。三部分作品三个角度，足以体现了洛阳厚重立体的美学品格、精神风貌和文化魅力。作家方面，首先关注出生于洛阳、成长于洛阳、生活在洛阳的作家，全面论述其生平经历和创作概况，其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对后世的影响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其次是出生于洛阳，成长于洛阳，然后为官为商等原因走出了洛阳的作家；再次是原籍为外省而在洛阳仕宦或寓居时间较长者，或终老于洛阳的作家。以史志记载为今洛阳籍作家为主，某些作家以郡望、祖籍等关系在史志中标示不属洛阳人，而其出生或逝世、葬地及主要活动多在洛阳者（如白居易），其创作更多地带着洛阳地域文化的影响和彰显洛阳文学的主要特色，也是写作重点。迁居到洛阳，如盛唐的元结、中唐的刘长卿、北宋的范仲淹、金代的元好问等，简单介绍其创作情况，突出与洛阳相关的活动和作品情况，重点梳理其作品中以洛阳为题材内容的部分，突出其写洛阳的作品风格和对后世的影响。
本书力求突出学界最新研究结论，作品的文化价值与文学鉴赏价值并重。另外，洛阳城北边的邙山，流淌于东北边的黄河，以及洛阳的牡丹、大运河、武则天、洛河、龙门石窟、白马寺等，经过各代作家的抒写咏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意象符号，也是本书涉及的内容。
二 地域文学史的写作背景
（一）全球化与文化寻根意识兴起
全球化首先给我们带来的焦虑是，让我们感受到全球化对多元化的民族文化生存产生了威胁。于是，地域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作为保护多元文化生态的有效途径，重新兴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地域文化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地域性研究担负了新的使命，旨在发现地域文学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捍卫民族文化和文化的多样性。地域文学所描写的地域文化与异域文化对话的过程，对在全球化时代消除偏见、增进宽容、建立和谐有重要启示。全球化加上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速推进，造成的乡土迁徙不仅使人们远离现实的家园，而且在精神层面也有一种生活在他乡的疏离感，从而更强化了人们对家园的渴望、对归属感的追求。家园既是实际的地缘所在，也可以是想象的空间。在全球化时代重读经典地域文学，会对乡土和田园意象产生全新的体认：乡土承载了当下现实所匮乏的一切，成了一个思念的美学对象、一种回忆、一个灵魂归属的符号。对家乡、对自然的深深思念，也同样表达了全球化时代人们对宁静、安全、简单和淳朴生活的无限怀念。
全球化使人类文明陷入一元化的危机，因此文学地域主义研究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不仅是强调地域文学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文学多样性的展开。文学地域主义研究思潮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复出，显示出学者们欲以文学地域研究制约文化一体化的努力。全球化导致的文化相互渗透和整合使文化变得单调和贫乏，此时文学地域主义研究可以起到维护文化多样性、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上建设文化生态的作用。[2]
同时，生态主义批评对环境的重视，使得地方成为关注的焦点，并与文学地域主义合流成为新的批评方法。由于中国文学的杂文学特征、大文学史观，生态文学批评不被广泛认可，但也启发人们关怀乡土文学和地域文化。另外，地域文学史写作与研究，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主要内容，文学地域主义在现实主义运动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文学寻根意识兴起，而寻找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和民族精神的起源，又推动了地域文化探讨的热潮。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社会生活和文化各个领域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文化的多元性特征不断得到探讨和彰显。自古以来河洛地区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纪》），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文献已经证明），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仓颉造字、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之始。太极图是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河洛地区先民们创造的河洛文化是黄河文明的核心。《周易》卦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在文化寻根意识逐步加强的过程中，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源头的观点也逐渐得到认可。直到今天，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河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是指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宜人的山川河流，厚重的文化传承，历代洛阳作家沐浴其中，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塑造者，在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今天，作为载体的洛阳作家作品，携带了太多的民族文化基因，是挖掘不尽的文化宝库，也是取之不竭的文学精神宝库。整理河洛文学，研究河洛地域作家作品，探讨洛阳文学发展的流变，既是全球化背景下，地域文化兴起的典型案例，也是以民族文化抑制全球化带来的单一化、同质化的有力文化武器，更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必然要求。
文学史的撰写与研究正式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文化思潮背景下，然后形成了全国性的热潮。随后，到90年代，分省文学史和地域文学史的编著也开始出现。1998年7月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3卷本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对其他省份的文学史编写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1998年《河南文学史》课题立项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河南大学文学院共同承担古代卷的编写，时限自先秦起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近现代卷自1840年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代卷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20世纪末。《河南文学史》对中原地域文学发展脉络做了基本描述，考察了中国文学在中原地区的基本发展历程，具有开拓意义。
洛阳文学史在地域文学史编写热的背景下开展。特别是近些年来，研究地域文学、挖掘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蕴涵、恢复民族文化自信心，不自觉的成为地域文学研究的宏伟使命。因此，作为最具文化潜力的河洛文学研究，就显得刻不容缓。河洛文学在中国文学整体框架中具有特殊性，在中国文化发展脉络中具有根文化的渊源地位和特殊价值。以推陈出新的原则，以正确对待文学遗产、弘扬华夏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增强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和自豪感为出发点，来梳理河洛文学的总体脉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河南文学史的框架内，立足河洛根文化的高度，关注河洛文化的辐射力，在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真实地反映出河洛文学在各个时代的发展状况和历史轨迹，才能很好地揭示洛阳文学的独特价值。为了正确评价个案作家在河洛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又要从总体上把握河洛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贡献。因此，河洛文学研究策略上，不仅要论及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提到的洛阳籍作家，更要论及那些被长期忽视了的作家和文学现象。
（二）文学地理学与河洛文学
区域文化研究与文学地理学等新视角和新方法，已经广泛应用到文学史的研究中。从21世纪初开始，文学地理学学科逐步走向成熟，文学史是建立在文学的时间维度上的学科，从逻辑上看，文学史之外，还应有与它并列的、建立于文学的空间维度的文学地理学学科。文学史和文学地理学双峰并峙，才能对文学理论形成更加完备的支撑。同样，有这两个分支学科居于中间，文学批评所依据的资源才更加充分和完备。文学地理学研究认为，一个作家的成长受到多方面基因的影响，而其生长之地，乃是地理基因孕育之地，因此他的生命气息中总有着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的种种烙印。另一方面，当作家成名之后，他的影响力也总是要表现在人文地理上，因为任何一个伟大作家都是他家乡人心中的一座人文高峰，他的故宅总是当地的一个重要文化景观，同样，他的光芒也总是点亮着他所到的一切地方。李白、杜甫、白居易一生经历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许多与当地有关的故事在流传，他们在各地所写的作品都成为当地的精神遗产。另外，一个知名度和整体成就一般的作家，也可能因对某个地理景观感受得深，写出了好作品，如隋唐洛阳的上阳宫，因唐代王建的“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等诗而更加闻名；洛阳城和北邙山又因沈佺期“北邙山上列坟茔，万古千秋对洛城。城中日夕歌钟起，山上惟闻松柏声”这首诗，塑造了北邙山和洛阳城的特殊意象内涵，让人们在诗歌欣赏中，感受到了生死变换、历史沧桑的厚重和悲凉，震撼心魄。从而，这个作家可能成为某个地方的文化塑造者，他的名字也因此与该地方深深地连接在一起，成为不朽的文化符号。文学地理学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不同地域的作家，描写同样题材的作品，思想内涵也有显著差异。例如，对比分析李白《长干行》和杜甫《新婚别》，主人公形象及爱情婚姻观显著不同，前者婚姻是比较自主平等，主人公思想较少受到封建礼教束缚，行动也比较自由，主人公基本不受外在的律条制约，也没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而杜甫《新婚别》故事发生在长期受儒家文化濡染的河洛地域，婚姻没有什么自主性，主人公也没有体验到婚后的幸福。
自然景观不能重建，而人文景观却可以塑造。洛阳城市的文化品格与历代洛阳作家的文学精神分不开。洛阳地区的人文景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洛阳历代文人塑造。实体性文学景观是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对象，而虚拟性文学景观一般仅是文学的研究对象。文学地理学的景观研究突出了文学立场、着眼于文学特性。文学景观成为可解读的文本，不同时代形成的文学景观，是一道具有特别韵味的文学画廊，而在洛阳，这条画廊更加多彩和独特。
比如，同是洛阳牡丹，刘禹锡看洛阳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王维眼中的牡丹，“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这两者的情感和寄寓显著不同。而白居易看牡丹，“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这与北宋陈与义看牡丹的心境：“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又有天壤之别。更加不同的是李商隐面对牡丹写出的是陶醉和思慕，“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陶醉于牡丹的国色天香，恍惚梦见了巫山神女，盼望她传授一支生花妙笔，将思慕之情题写在这花叶上，寄给巫山神女。牡丹在不同的文人笔下，被赋予了不同的人生感怀、情绪倾向和美感体验。文学景观的意义是由不同的作家和读者在不同的时间所赋予、所累积的，因而也是难以穷尽的。无疑，洛阳牡丹成为被作家和读者共同塑造的文学景观，并且这个景观在历史传承中也被赋予了多重文化价值，其中，它的文学价值无疑是最高的。地理景观的形象性有赖于文学描写，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效应、广告效应，超过了世界上任何职业的广告人所做的任何广告。[3]洛阳具有很多天下闻名的文学景观。景观的形象，在未曾光顾或者未曾登临的人们心里，原是很抽象或者是很模糊的。但是凭借文学的描写，人们会由此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于是这些景观的形象便在脑海里浮现，变得具体可感，从而让人产生游览的愿望或者打算。文学的思想性或者文化内涵，更会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现实、自然和人生的某些感悟，或者某种精神寄托。景观的文化意蕴，给予的人生感悟和启示，往往比读枯燥的历史或地理著作来得更真实、丰富和深刻。
文学景观一方面以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为依托，一方面又赋予这些景观以新的人文意义和新的美学价值，从而提高了这些景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此，学者们认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地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文学景观除了文学的价值，还有地理价值、历史价值，以及哲学、宗教、民俗、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等价值，有的甚至还有音乐的价值。但是，如果没有文学的价值，景观往往没有缘由彰显。这是因为文学的形象性、多义性和感染力，不仅超过了地理、历史、哲学、宗教和民俗，也超过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和音乐。文学景观还是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是人们怀念故乡、寄托乡愁的一个重要媒介和载体。通过文学景观，人们可以使在全球化城市化浪潮中迷失的自己，找到回家的路。文学景观研究是文学地理学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完整意义上的文学景观研究，应对曾有的和现存的文学景观进行全面的调查，确定其位置，梳理其脉络，描述其特点，发掘其价值，最后就景观的保护和有限度的旅游开发提出建议。河洛文学描述也同样期望收获这样的效果，增益文化建设，推动民族文化的反思与自信。
三 洛阳帝都文学景观
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是指在当今中国版图范围之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大量考古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显示，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文化及其更为久远的河南龙山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形成的直接源头。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河洛地区是华夏文化发源地及形成、发展的核心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发现了属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遗址，几十年来田野考古工作证实，二里岗遗址是一座商代早期大型城址，其中有规模巨大的城墙、数量众多的宫殿建筑遗址，有重要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有一些大型青铜礼器的出土。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偃师县城和塔庄尸乡沟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早期城址，从此关于偃师商城“西亳”说、“桐宫”说、“军事重镇”说、“离宫别都”说、“亳邑”说、“斟
—西亳”说等诸论歧出[4]，但学术界对其属商文化遗存没有异议。通过考古学研究，证明偃师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均是一座商代早期都城遗址，而且偃师商城还是目前所知保存宫城与郭城时代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解决了早期商代王朝的存在问题，从而使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文明在河洛地区找到了源头。
据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还是一座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即历史文献所说的“夏墟”。正是由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但确定了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而且使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更为突出。
河洛地区的夏商都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早期都城。在同时期的当今中国范围之内，各地没有比夏商王国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更大、更为重要的王国。寻找直接产生夏商王国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是实施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近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中，由于辽西红山文化、苏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一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区、多元学说流行，而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性作用也没有被忽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在学术概念上不等同，不能因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就推导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反映出从史前向文明的过渡，甚至从中还能看到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但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则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文明化进程发展，被先进的考古学文化所同化、融化。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道路，也基本上遵循着上述历史发展过程。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明化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群体，基本在相同时期或稍有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多元文化母体，这些母体对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的影响不可能等同。即使当时的多元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夏文化产生影响，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夏文化及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区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而不是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更不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因此，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源头来说，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
这些考古学上的夏都二里头斟
、尸乡沟商城都城、周代的王城、成周洛邑古城以及随后的汉魏故城等考古学上的都城遗址，赋予洛阳地理空间浓厚的都城文化色彩，塑造了洛阳文化为民族主流文化的意识。这些考古学上的都城遗址，成为与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密切关联的文化景观和文化意象，发生在这些遗址上的历史人物和事迹成为历代河洛文学描写歌咏的重要题材。长期经过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人文学科的层层累积，塑造着洛阳充满自豪感和沉着冷静性格的人文内涵，又经过历代诗词歌赋、稗史野曲的刻意描绘，成为洛阳特有的文学景观。从考古学到文学地理学的方法探讨，中间包容的是无数洛阳人的情感体验、思想意识、审美趋向和心理认同等等。因此，这些都城遗址，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空间地理物象，而是蕴含极其丰厚的文学意象符号，供文人作家以不同的角度切入其精神领域，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千年积淀的洛阳古都文化品格，表现在正道庄严、雍容博大、和谐宁远和崇文厚德等突出特征上。它不仅形成了华夏文化的源流与根脉，是历代洛阳作家立足洛阳创作的文化底蕴和基础，也成为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基本意涵和价值取向。
四 河洛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脉络
地理环境最初孕育人文品格，形成人文环境，地理与人文交相作用，塑造出洛阳地域的风土人情。这是洛阳作家人格品质和艺术个性养成的重要环境条件。从地理形势来看，洛阳大体处在中国由西向东、由山区向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这里虽适宜农业经济的生产和发展，却难以从事水土改造、实行规模化耕作，因此长期以来这里基本保持在较为稳定而简单的小农经济水平上。这种经济生活方式长期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观念，形成一种在顺应自然恩赐中追求安稳与平和的倾向。
中国文明社会是以农业经济为前提，起源于河洛地区。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过渡的过程中，河洛地区逐渐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家国同构为特征、以君权至上为核心、以伦理政治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组织，延绵两三千年而没有根本改变。河洛地区社会结构的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在中国文学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首先是忠君爱国思想。洛阳是河洛文化的中心，河洛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洛阳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发祥地，河洛文学表现的基本精神，也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的内核孕育在河洛区域，影响深远。大一统思想指导下的爱国精神是最初孕育的基本形态。河洛地区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里，天子是大宗，诸侯是小宗；在一个诸侯国里，诸侯是大宗，大夫是小宗；在大夫管辖的范围的家里，大夫是大宗，士是小宗；在士所在的家族里，士是大宗，平民是小宗。在这个层层叠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其原则是大宗具有绝对的权力，小宗必须服从大宗。这正是家庭关系在政治上的拓展。因而，天子理所当然地成为天下共主。这种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很早就积淀于人们灵魂深处，代代相传，以至成为长期封建社会中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理定式。所以人们往往把忠君与爱国视为一体。这种大一统的爱国精神，虽然反映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意识，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又负载着人民要求国家统一、民族和睦和社会安定的良好愿望和纯正感情，成为保家卫国、抵抗侵略、反对分裂、厌恶战乱的一面旗帜，在历史上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中原为历代兵家所必争，特别是河洛区域，洛阳的帝都形象初步形成在夏商周时期，占据洛阳，拥有河洛，不但具有战略意义，更具有王权的象征意义。所以，河洛地区长期备受分裂和战乱之苦，因而爱国思想更为强烈。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成了河洛文学的常写常新的永恒主题。《诗经》写远征将士对战争虽有怨愤，但在大敌当前之时，仍以大局为重，不负王命，同仇敌忾，英勇作战，表现出来的忠君爱国思想十分感人，成为后世文学中爱国思想的基本模式。从洛阳才子贾谊、晁错等人主张削弱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募民实边、抗击匈奴的政论文，到杜甫、韩愈等人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唐朝统一、讴歌平息叛乱、积极参加战斗的诗歌，无不贯穿着这种大一统的民族群体意识。直到今天，人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仍然被它们那深切真挚的爱国思想情绪所感动，并从中汲取为国忘身、敢于奋斗的力量，激发自己心中蕴藏的渴望国家和民族振兴的热情。
其次是建立在维护国家安定统一基础上的民本思想。在统治阶层中，各代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从国家长治久安的利益出发，认识到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国家兴衰的重要条件，因而提出民为邦本的重要思想。从《尚书》时代的民本思想，虽然不能与今天的民主思想相提并论，但是他们反对对人民的压榨，同情人民的疾苦，其积极作用影响后世。从《诗经》收集于河洛地区的篇章，保存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等大量作品起，就奠定了我国文学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后河洛文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关心民瘼和为民请命的精神始终不衰，成为一面批判社会黑暗、弘扬社会正义的旗帜。从杜甫怀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满腔忧愤，揭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现实，到白居易关心人民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历代文人要求实行仁政和解民于倒悬的良好愿望。
再次是家国情怀中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源于河洛地区的中华文明，属于旱地农业文明。旱地农业的发展是以人工灌溉为生命线的。雨多则涝，雨少则旱，因而治理水患、兴修水利在靠天吃饭的古代社会就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主要任务。从传说中禹以治水方面的卓越贡献建立了自己的权威，成为夏王朝的始祖，到洛阳才子贾谊《吊屈原赋》的悲哀忧伤，以及禹忧民救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卒布土以定九州”等等传说，都凝聚着中华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基本精神，即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后世的历史发展中，这种忧患意识便成为中华民族的典型个性，成为士人的理想人格，也是君子的最高人生境界。但是，社会生产力低下，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些追求往往是一种人生理想，它在实际生活中永远无法完全实现。这就决定了生活在那个时代中的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成为作品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如《诗经》中，作者的地位、身份尽管不同，他们所关心的事物尽管各有差别，但对生活的忧患却是共同心理。《诗经·小雅》中此类作品比比皆是，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个人前途、家庭幸福、国家兴盛等方面的现实责任感，表现了作者对个人、家庭、国家不幸所引起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以儒家经典为立身、处世、治国之本的文化氛围中，这种忧患意识便成为中国士人阶层共同的心理基础，并引发了一次次与不顾人民和国家利益的腐败政治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每当内忧外患严重之际，这种斗争就更加残酷，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忧患意识就成了许多作品的感情基调。河洛地区长期处在政治、军事斗争的中心，作家的忧患意识更为强烈，从汉代贾谊、晁错的激切陈词，到建安诗人的慷慨多气，从唐代杜甫、韩愈的诗到宋代贺铸、陈与义的词等，忧国忧民、感时伤世的感情像一条又粗又长的红线，贯穿河洛作家作品中。河洛文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使无数读者为之感动，这也是河洛文学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总之，河洛文学的主脉可以概括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黄河流域孕育着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起源于河洛的儒释道思想凝聚着黄河、洛河和伊河三川之地人民对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深邃观照，并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思维品格和文化精神。一代一代河洛作家集中描写了黄河流域人民不畏艰难的拼搏精神和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以儒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塑造了无数道德完美、人格高尚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现在成为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的主流思潮。同时，河洛文学塑造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贯穿着家国情怀、责任意识以及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民本思想，这显然塑造了河洛文学的基本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的丰富性，表现在河洛文学中也有感叹人生短暂的生命意识和反对礼教压迫的自由意识等，在各个时代的作品中都有反映。另外，特别在唐宋以后，河洛作家身上有着自觉维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意识和河洛文化的自豪感，有引领文化建设的主体诉求和自信心。河洛文学的包容、博大和创新的文化特色，同时也具有地处中原腹地、名山环绕和三川交汇的江山之助。在当前民族文化建设背景下，必将焕发青春活力，创造美好时代的新篇章和新辉煌。
[1]薛瑞泽、许智银：《“河洛”与河洛地区研究补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
[2]刘英：《文学地域主义》,《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