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写于1885年9月23日，其主要内容是说明《反杜林论》再版的原因和修订的情况。

（一）对于出版7年后再版的说明

恩格斯讲：“本书要出新版，是出乎我意料的。本书所批判的对象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了；这部著作不仅在1877年至1878年间分编登载于莱比锡的《前进报》上，以飨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且还编汇成单行本大量发行。我在几年前对杜林先生的评论，现在怎么还能使人发生兴趣呢？”^[18]恩格斯讲，这是因为，帝国的查封令成了著作的宣传单。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之后，这部著作在德意志帝国遭到查禁。“谁只要不是死抱住神圣同盟各国传统的官僚偏见不放，谁就一定会明白这种措施带来的效果：被禁的书两倍、三倍的畅销。”^[19]

新的世界观的影响超出欧洲，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拥护。“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期，到《资本论》出版以后，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20]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之间是不言而喻的。”^[21]这明确指出了他们在世界观上的一致性以及理论上的分工合作关系。马克思不仅听恩格斯念过《反杜林论》的全稿，还亲自为该书撰写了政治经济学编中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一章）。“在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已成了我们的习惯。”^[22]

（二）书稿的修订情况

恩格斯讲到在《反杜林论》第二版中“除了一章，其余都按第一版翻印，未作修改”的原因。一是当时他还肩负着编印马克思遗稿的责任，“这比其他一切事情都远为重要”^[23]，尽管也想修改某些叙述，但是没有时间做彻底的修改；二是作为一部论战性的著作，“既然我的对手不能作什么修改，那我这方也理应不作什么修改”。^[24]杜林被柏林大学开除了，“我对他更应当遵守文字论战的道义准则”，表现出高尚的人品和文品。恩格斯只改了一章，增补了第三编第二章《理论》，对自己主张的核心观点只做了通俗、连贯的表述。又因《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第二两章已经出了单行本，单行本对这一章做了增补，如果第二版《反杜林论》重印而无视前面的增补和修改就是一种“迂腐行为”。

（三）论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及唯物辩证法对科学自然观的意义

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着重论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及其自然科学基础，进一步阐明唯物辩证法对建立科学自然观的意义，号召无产阶级及科学家应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抛弃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17—18世纪，在自然科学领域，形而上学自然观占据统治地位，这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密不可分。19世纪初，黑格尔第一个自觉地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辩证法淹没在唯心主义体系中。在他看来，辩证发展的只是“精神”，而自然界则是不变的，因而，他的自然观还没有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马克思和恩格斯剥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吸收其合理的内核，“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25]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必须具有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花费巨大的精力研究各门自然科学，探索自然界的辩证规律。马克思精通数学，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就是基于此因。

由此，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建立在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恩格斯概括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指出自然科学的许多新发现，如能量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热运动的计量和气体的液化，等等，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而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正是对于这种客观规律的自觉反映。那种赋予事物之间的区别、分类以固定性质和绝对意义的见解，“只不过是由我们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26]，这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是自然观上的革命性变革。理论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变革，单靠自然科学本身越来越多的发现，当然也可以自发地实现，不过这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如果自然科学家掌握了辩证法，自觉地去研究事物的辩证性质，就比较容易达到对自然过程的辩证认识，从而大大缩短这个过程。因此，恩格斯指出：“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2500年来哲学发展的成果，它才一方面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科学，另方面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27]即掌握唯物辩证法，自然科学就会较快地摆脱凌驾于其上的自然哲学，摆脱从17世纪英国培根和洛克等那里承袭下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