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论
“概论”部分的核心内容是回答社会主义是怎样由空想变为科学的。它围绕“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中心，简要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以及它们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概论”主要涉及四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唯物辩证法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杜林向当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挑战的背景。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
“现代社会主义”是指19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现代社会主义”一词，但在不同场合，其所指内容不尽相同。本书中所讲的现代社会主义，包括19世纪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引论”草稿中，恩格斯写道：“现代社会主义，虽然实质上是由于对现存社会中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工人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进行考察而产生的，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起初却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它的最初代表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属于启蒙学者之列的。”[2]明确地指出了现代社会主义在《反杜林论》一文中的所指。
1.恩格斯考察研究了现代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恩格斯认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3]即现代社会主义是在考察和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造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也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这一矛盾及其运动考察的结果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不仅指出了现代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而且指出了它的思想渊源。“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4]在此基础上，恩格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问题的指导思想，在这些指导思想中渗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更具体地说，社会根源对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而思想、理论的发展又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总之，恩格斯在考察现代社会主义时，首先对它的社会根源做了总括的叙述，然后着重阐述了它的思想来源，这是第一段的中心意思，它表述了考察和研究现代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2.18世纪启蒙学者的理论是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前导
恩格斯分析了启蒙学者和他们的学说的特点及其阶级局限性。
产生于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并非是空穴来风，它秉承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并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学说。书中所说的“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5]是指法国的启蒙学者。恩格斯曾经称：“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这也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彻底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6]而为这次起义做舆论准备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为理论武器，著书立说；以理性启迪人们心智，扫除愚昧，形成了反封建制度和宗教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历史上称为启蒙学说。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恩格斯所说的“伟大人物”指的就是这些启蒙思想家，他们的理论是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前导。
同时，恩格斯指出了启蒙学者及其学说的特点。
在恩格斯看来，启蒙学者的学说有着强烈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7]在启蒙学者看来，“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8]，这里所说的理性的法庭即理性原则。理性原则是启蒙学者为反对封建君权和教权而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和人权等原则的统称。“思维着的知性”就是指理性，它是发现世界的规则、逻辑思维的能力，也就是人对本质的认识能力。启蒙学者从理性出发，衡量一切，在他们那里，“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尺度”。[9]他们把理性原则作为社会的基础和衡量一切的尺度，认为符合理性原则的事物才能存在下去，不符合理性原则的事物就应当被淘汰。
恩格斯借用黑格尔评论法国启蒙学者的学说，形象地解析启蒙学说的理性原则。黑格尔对法国革命抱有同情和欢迎的态度，但他把启蒙学者所处的时代比作一个“人用头立地的时代”。黑格尔所说的“人用头立地”是说人们是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建构现实。“用头立地”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10]也就是说，启蒙学者认为，事物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人的头脑可以发现、认识这些规律；人包括人类社会组织都要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在自然领域，机械唯物主义正是这种观点，杜林也是这种观点。后来，当法国革命深入时，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也就是“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从上到下都被颠倒了”。[11]也就是说，当时法国的封建制度并不符合理性原则，应当按照理性原则把它重新颠倒过来。在社会历史领域，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关于自然规律的观点引申到了社会历史领域，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由此，启蒙学者所说的理性原则即认为理性支配世界、规律左右着世界。
恩格斯指出，启蒙学者认为，凡是不合理的东西应该扔掉。因而，他们就把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一切传统观念等都视为不合理的东西扔到了垃圾堆里。在他们看来，以往那些充斥着偏见、迷信、偏执、黑暗的理论和观念对于现实社会的改造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在发现了理性原则后，才如拨开乌云见太阳，从此，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生而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将代替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受苦的人类才有了光明的前途。
恩格斯肯定了法国启蒙学者理论的进步意义，即它“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12]，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夺取政权做了舆论准备。正如哲学革命是社会革命的理论先导、舆论准备，启蒙学者的理论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旗帜和行动纲领，并对西方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权分立、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对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恩格斯指出了启蒙学者理论的阶级局限性，即他们主张的理性王国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他们向往的永恒的正义，是在资产阶级司法中得到实现的正义；他们说的平等是法律面前资产阶级的平等；他们讲的理性的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可见，启蒙学者在实现理性的具体内容上，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所以，恩格斯说：“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13]
3.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
首先，恩格斯分析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阶级状况。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社会中存在两种对立：一是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二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与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前者是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是普遍的对立；后者是存在于当时社会中的普遍的对立，由于这种普遍的对立的存在，劳动者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就产生了。封建贵族是当时社会中最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虽然也是剥削阶级，但在反封建问题上，他们与劳动者的诉求是一致的，所以，反封建的共同诉求使资产阶级能够将自己装扮成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从而标榜是全人类的代表，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代表。除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穷人和富人的一般对立之外，伴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无产者也产生了。无产者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在封建时代，城市手工业者为了避免相互间的竞争和阻止外地手工业者的流入，为了对抗封建主的盘剥和压榨，不同的行业都成立了行会组织，行会成为当时手工业的封建组织形式。在行会里，一般有师傅、帮工和学徒三个等级，并制定有生产、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在创立之初，行会有效地保障了会员的生存和经营，促进了城市手工业者的发展。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市场的扩大，行会制度后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最终趋于瓦解，行会瓦解的过程中产生了资产者和无产者。
其次，在反对共同的压迫者即封建贵族的斗争中，无产阶级也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对此，恩格斯讲：“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14]比如德国的宗教改革、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等领导的各类反封建运动。德国的宗教改革，是16世纪初马丁·路德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在三次大决战中达到了顶点。”[15]“路德提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口号，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16]闵采尔是德国宗教改革的激进代表、农民战争的著名领袖，他坚决反对路德派的改良主义，积极鼓励用暴力推翻封建制度，并组织和领导了1524年的农民战争。闵采尔提出了要建立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他的思想当时已远远超出了宗教改革范围，也超越了一般的反对封建制度的主张，而表现出现代无产阶级先驱对于未来社会的朦胧预见。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被恩格斯称为“真正平等派”或“掘地派”，他们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的代表，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试图用集体开垦公社土地来实现这种理想。巴贝夫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他曾主张平均分配土地和消灭贫富差别，后来还主张消灭私有制，并组织“平等会”，密谋组织贫民武装起义。他的著作被称为是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
最后，有了革命的运动，便产生了革命的理论。“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发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17]不成熟的无产阶级不仅进行了武装斗争，而且也提出了相应的不成熟的理论，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比如：16世纪英国人莫尔（1478—1535）写的《乌托邦》，17世纪意大利人康帕内拉（1568—1629）写的《太阳城》都描写了对理想社会制度的想象。到了18世纪，还产生了直接共产主义理论，如摩莱里、马布利的理论。摩莱里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民主思想的代表，他的身世已失传，主要著作有《自然法典》和《巴齐里阿达》。马布利（1709—1785）是法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论法制和法律的原则》等。
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已经有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理论，但是，由于那时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不具备，对未来社会仍是一种想象和憧憬。在这些著作中，只是提倡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恩格斯称为“苦修苦练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18]，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摩莱里和马布利等，把斯巴达人的“平等人公社”当成他们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因此，恩格斯称这种共产主义为“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代表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特别是欧文，他系统地阐述了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因而，他较之仍存资产阶级倾向影响的圣西门的理论更彻底。关于这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功绩，在第三编中有较详细的评述，恩格斯还着重指出了它的局限性。
恩格斯指出了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特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产生了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尽管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对立，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与使命，因而找不到创造新社会、推翻旧社会的阶级力量。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接受了启蒙学者关于理性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推崇理性，把理性看作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建立理想社会的基础，因而把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对绝对真理、理性和永恒正义的体现。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都想建立理性的和永恒正义的王国。尽管如此，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有天壤之别。这种区别在于：启蒙学者企图建立资产阶级王国，认为它是合乎理性的；而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王国是不合理性的，也应该被抛弃。但是，他们都认为，体现现实理性和正义的王国还没有出现，是因为没有出现天才人物认识到真理。即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现象，是天才创造的，只有天才人物，才能发现理性，认识真理；只有依靠天才，人物才能实现理想社会。“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19]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20]
恩格斯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剖析，得到这样的结论：这种社会主义是一种“极为复杂混合物”，它还占据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所以，“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21]也就是说，不能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把人类社会看成是由理性决定的，而必须从现实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阶级矛盾，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规律，才能说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性；才能找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条件和力量；才能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二）唯物辩证法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论
在这一部分，恩格斯阐述了三个问题：从古代辩证法向形而上学的过渡；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及其意义。
1.从古代辩证法向形而上学的过渡
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当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时，哲学也发展到黑格尔阶段，恩格斯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功绩。他概述了从古希腊哲学，经18世纪法国哲学，到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相互交替的复杂过程。
在德国近代哲学中，黑格尔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为了说明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恩格斯简要地论述了人类思维方式发展的历史过程、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实质、古代朴素辩证法到形而上学的思维发展历程。
恩格斯回顾了从希腊人，经阿拉伯人，再到15世纪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历史。通过这段历史，恩格斯讲：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揭示了世界是运动的这一总特征，但对这一总特征的把握却不足以说明世界的各个细节；为了认识世界总图景的细节，首先，在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收集材料、分类研究。到了3—7世纪，即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希腊学者集中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开始了精确的自然研究工作。以后，由中世纪的阿拉伯人继续了这种研究。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虽然也有一些重要的发现，但总的说来，零散的，并且大部分是无结果的。在整个中世纪，由于教会和封建制度的束缚，对自然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中世纪后期，生产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1543年，哥白尼提出的太阳中心说，标志着自然科学冲破神学的束缚，获得了解放，从此，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科学发展简史说明，从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到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必然趋势，它是由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条件决定的，是思维方式的一个进步。
恩格斯指出，赫拉克利特首先清楚地表述了古代朴素辩证法。赫拉克利特万事皆流、无物常驻的思想在“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22]等片语中就表现出用发展的观点看世界。恩格斯讲，这种观点，总体上说，把握了世界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对世界总图景的认识是正确的，但对世界的认识有局限性，即它不足以说明构成世界的总图景的各个细节。如果人们对细节认识不清，就谈不上看清世界的总图景。正因为如此，从15世纪以后，自然科学研究中才有了分门别类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式的出场弥补了古代朴素辩证法立足整体把握世界，但精确不足的局限，把认识推向对事物细节的认识。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开始“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23]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在发展过程中也显现了它的局限性，因为它给人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24]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条件决定了研究方法发展的水平，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自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是人类思维方式发展的必经阶段。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是有效的，但把它从特殊研究方法提升到哲学层面，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是有局限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25]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体现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的说法：“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26]这种思维方式承认认识对象的特殊性和相对静止性，就人们认识的具体性和直观性来说，有它相对合理的一面；但是，对理解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过程来说远远不够。因为“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相互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27]所以，孤立、静止、片面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弊端。恩格斯举例说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肯定地指出某一动物存在与否，但在进行精确的研究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行不通了。如法学中断定人死亡的界限、数学中的正极与负极，等等。通过这些例子，恩格斯论述了原因和结果的辩证法。原因和结果这对范畴是揭示事物之间引起被引起的必然关系的一对概念，但是，两者严格的界限只是在个别场合才是正确的，一旦把考察的场域放到它与宇宙的总的联系中去，这两个概念之间严格的界限就消融了。“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28]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然而，辩证法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从联系、联结、运动、产生、消逝等方面去考察，恰恰证明这种方法是正确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29]可是，当时掌握辩证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并不多，许多人并不理解辩证思维。
恩格斯阐明了他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分析和评价：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人类认识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必经阶段。首先，人类认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曲折过程，而人类认识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又都有它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在古代，直观、朴素的思维方式占主导地位；在近代，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又造就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从19世纪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运行的”。[30]其次，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学进步的产物，有历史必然性。它有深厚的历史根据，是同一定阶段生产与自然科学中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相适应、与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相联系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本质特点是静止、片面，它的历史局限性是把事物及其相应的概念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就认识对象的特殊性、相对静止性与认识的直观性和具体性来说，这种思维方式有其适用性的一面，但就其研究过程来说是不适用的。总之，恩格斯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考察是辩证的、历史的，既肯定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作用和意义，又指出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与阶级局限性。此外，还说明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与它相适应的辩证思维方式产生的必然性。
2.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从康德到黑格尔是辩证法发展的第二个形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不能揭示自然和社会的过程，“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31]因此，产生了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康德的星云假说，否定了牛顿的永恒不变太阳系的观点。康德在他的著作《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中，提出了近代第一个有科学根据的关于宇宙形成的学说，推翻了牛顿力学描绘的世界图景。按照牛顿力学的解释，宇宙中的每一个天体都是同时产生的，并且处在固定的位置上，是上帝给了它们“第一次推动”才使其运动起来，并且沿着固定的轨道循环往复地运转着，永恒不变。康德的星云假说认为，太阳和一切行星都是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把“永恒不变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32]说明太阳系也是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因此，也必然有灭亡之日。星云假说从发展的观点出发，从事物本身的运动说明天体的形成，否定了牛顿的“永恒不变的太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
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完备的体现。恩格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称为他的巨大功绩：“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33]从黑格尔关于整个世界辩证法发展的观点看世界，人类的历史就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无意义的暴力行为了，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人类思维的任务就是透过事物发展的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提出了思维的任务是透过事物发展的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但是，他却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原因在于：一是自身知识有限；二是所处时代的知识和见解的有限；三是唯心主义世界观，把世界的现实关系完全颠倒。所以，虽然他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他受到的上述限制，在细节上对事物之间的联系就被歪曲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辩证法，它存在致命的弱点和局限性，即其体系“包含着一个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34]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人类历史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不可能存在绝对真理；但他又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看成是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哲学体系。这种自相矛盾注定了他的哲学体系的流产。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35]它宣告包罗万象的、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旧哲学在黑格尔体系中达到了最完备的形式，这个完备形式的体系流产，说明了完成绝对真理的体系是不可能的，标志着旧哲学的没落，是旧哲学中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流产。
3.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及其意义
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是历史的必然。“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36]所以，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相结合是历史的必然。
恩格斯所讲的完全荒谬是指唯心主义出发点，并不包括唯心主义辩证法。否定19世纪德国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不能回到19世纪法国唯物主义那里去。因为德国哲学中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如果只是用19世纪机械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反对德国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出发点，是超越不了这种哲学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也是唯物主义，他也反对唯心主义。他认为，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是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但不是大厦本身”[37]，他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的束缚，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38]在社会领域内，费尔巴哈没有前进，在社会观上回到了唯心主义。黑格尔虽然是一位辩证法大师，但他的辩证法却是从辩证法走到了形而上学，它在自己的体系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恩格斯在1878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讲：“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39]辩证法的方法被过分茂密的体系所闷死。所以，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相结合是历史的必然。
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黑格尔与法国人的自然观是一致的，都是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无论在18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沿着狭小的圆圈循环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也包含在其中。同这种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看来，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40]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自然观有多处点评，而且表述并不完全相同，这是否意味着恩格斯对黑格尔自然观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
其中一处，恩格斯写道：“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在黑格尔的形式中，具有这样的缺陷：他不承认自然界有时间上的发展，不承认‘先后’，只承认‘并列’”；在另一处，恩格斯又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41]从字面上看，恩格斯对黑格尔自然观的态度确实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事实上，只要分析一下黑格尔对自然观的实际观点，可以看出恩格斯是从黑格尔自然观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是从不同角度对黑格尔自然观的描述，并不是恩格斯对黑格尔自然观态度的自相矛盾。
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能动的、发展的。绝对精神发展经过三个大的阶段，即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这三个阶段都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表现。在绝对精神支配下的自然、历史和思维都是按照绝对精神的发展规律发展的。黑格尔认为，在绝对精神支配下的自然界，也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整个自然界又分为机械阶段、物理阶段和有机阶段，而每个阶段又可分为若干小阶段。这些大小阶段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过渡的。拿有机阶段来说，它又分为地质有机体、植物有机体和动物有机体三个小的阶段，在动物有机体阶段的最后出现了人。人的出现表明绝对精神的发展开始超出自然阶段而进入精神阶段。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认为：“自然必须看作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阶段必然产生的。”[42]所以，从黑格尔讲的在绝对精神支配下的自然界的角度看，恩格斯说，黑格尔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发展过程，是符合黑格尔的思想实际的。
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离开了绝对精神，就失去了主动性，它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做重复的循环运动。因而只能在空间中展现自己的多样性，而没有时间上的发展顺序。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是以绝对精神的统一性作为自己的追求理想的，自然界各个阶段、各个现象之间的联系和统一性是由绝对精神在背后操纵和暗中指挥的。所以，自然界的机械性、物理性和有机性这三个阶段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动力并不在自然界本身。自然界的各个阶段只不过是绝对精神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外在表现而已。这些阶段只能“一个挨一个地展示出来”，“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这些阶段好像是绝对精神在旅行中由于自己的外在作用，建立起来的旅社，这些旅社随着绝对精神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式来。但这并不是作为旅社的自然界本身是变化发展的。因此，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本身只能永远重复旧的东西，而不是产生新的东西。比如，在有机阶段，当绝对精神离开地质有机体进入植物有机体后，地质有机体就变得死气沉沉，只能重复旧的东西；当绝对精神离开植物有机体进入动物有机体，以后又离开动物有机体进入人的阶段时，情况也是如此。当绝对精神离开整个自然界进入人类社会之后，整个自然界也变得死气沉沉，只能永远重复旧的东西了。所以，黑格尔认为，自然界在太阳下是没有新的东西。
综上所述，恩格斯从不同角度讲黑格尔的自然观，没有自相矛盾的问题。它反映了黑格尔对自然界的实际看法，即自然界本身是不发展的，但它在绝对精神支配下又体现了绝对精神在其自然阶段的发展。“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43]这里的循环，是针对形而上学循环论提出来的，并以假定的口气指出，即使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我们不一定要拘泥于文字，一定要证明循环是怎样无限加大规模，它所要强调的是反对形而上学的循环论。应该肯定，天体是永恒发展、变化的，它有生，也有灭，既然是发展中的生灭，必然不会是简单的重复、完全的复归。辩证自然观所讲的天体循环，是以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为依据的，能量转化必须守恒，但起点和终点并不完全等同，也不是绝对封闭的圆圈。因为运动的转化是个开放的体系，它是要和其他系统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这种转化引起系统状态的变化是不可逆的，故循环的完全重复是根本不可能的。辩证自然观讲的循环，是以有限和无限、偶然和必然的辩证统一为特征的，在这种循环中，物质任何有限的存在形式都是暂时的，但物质在这个循环中却永恒地运动着、变化、发展着，以偶然与必然统一为基础的循环，绝不会是简单重复。天体循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的循环。就其趋势而言，既有上升的分支，也有下降的分支；既有加大的规模，也有缩小的规模。但就其总趋势而言，上升的分支是主要的，加大的规模是主要的，但并不排除在某一局部，向下的分支占优势、缩小规模占主导。也可以这样认为，天体毁灭后，又必然在宇宙的某个地方重生，参与到更大规模的运动过程中。
总之，天体的循环不是绝对封闭和完全重复的，而是重复中有发展，循环中有前进，前进中有循环，规模有大有小，而总的趋向是以无限加大的规模进行的。恩格斯在这一段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变革。恩格斯分别论述了在历史观和自然观方面的情况，并做了总结性论述：“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44]
为什么历史观和自然观创立后就结束了旧哲学呢？回顾一下旧哲学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哲学表现为一切知识的总汇。当时，人们对于数学、天文、物理等方面虽已有一定知识的积累，但还不可能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哲学和科学是浑然一体的，哲学和科学并没有分家。所以，古代哲学的研究领域是十分广泛的、它的研究对象也是包罗万象的，哲学家往往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中世纪，哲学不是作为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它与其他科学一样都是神学的一个部分，依附于神学，是神学的奴仆和婢女。经院哲学研究上帝，这阶段哲学研究的贡献是把以往对上帝的信仰，变成了思维的对象，把人从绝对的、盲目的信仰的领域过渡到要研究和论证的领域。从培根开始，哲学逐渐摆脱了神学，提出“双重真理论”，主张知识和信仰的分离，哲学把自己的研究立足点指向世俗世界，而把神圣的彼岸世界留给神学。随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各门具体科学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冲破了宗教的罗网，并且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去。这一分化过程，虽然远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开始，但主要发生在15世纪后半叶。从天文学、力学、数学开始，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先后独立以后，关于研究人类现象的科学（从修辞学、语言学、文字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都分别成为独立的学科。但是，在15—18世纪末的三百年中，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各门专门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主要还停留在分门别类的收集材料的阶段，还不能阐明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在整个世界的总联系中所占的地位，它们是作为实证科学而存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哲学就以思辨科学的身份与实证科学相对立，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是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说明世界总联系的特殊科学。于是在当时，不仅有说明自然界总联系的自然哲学，还有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精神现象等总联系的历史哲学、精神哲学；而在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等上面还有关于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联系的第一哲学（有的称形而上学，有的叫逻辑学，有的称存在原则或世界模式论）以论述最一般范畴、原则、公理、模式，等等；而对于这些范畴、原则、公理、模式等，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认为，是由此推导出一切知识的依据和前提。因而，在这一历史阶段，哲学是以庞大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终极真理体系的形式存在的。这种哲学体系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达到了顶峰。
在黑格尔时代，哲学和科学的分工开始明朗化了，两者开始有了各自的研究对象。各门实证科学都是以感性世界特殊的部分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这样，哲学研究领域就缩小了，研究的对象更明确了、更精确了。它实际上不再把感性世界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把说明世界的总联系作为自己的任务。于是哲学家虽然也力图利用实证科学的成果来说明总联系，但实际上却不得不凭借主观的猜测或逻辑的推导来完成他们的哲学体系（因为在实证科学还没有揭示的联系的方面，哲学要借助猜测和推导来弥补）。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们不仅承袭了古希腊时代的哲学研究对象——直观的感性世界；也承袭了经院哲学的研究对象——彼岸世界。（因为它要说明的是总联系：一切东西的联系，当然包括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这就自觉不自觉地使哲学的对象仍是包罗万象的。
这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把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处理成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而现代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自然观是从具体科学中抽象出来的，它们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因而本质上是辩证的。这里的本质上是辩证的，主要是指其方法的本质是辩证法，它是在哲学研究过程中辩证地处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通过具体科学总结出一般规律，而不是代替具体学科的研究，以感性世界为对象，把实证科学的对象作为哲学的对象；也不是利用猜测和推导去填补实证科学的空白。所以，现代唯物主义产生以后，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已经不再需要包罗万象的，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旧哲学了。由于实证科学自身的发展，使关于以总联系为对象的旧哲学成为多余的了。因为“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45]，这是实证科学自身的任务。
恩格斯在概述了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历史之后，总结性地指出：“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46]由此可见，恩格斯从哲学史的角度概括了哲学研究对象的变革。这个概括告诉我们，哲学的直接研究对象是人类思维。在《自然辩证法》的“《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中，恩格斯直接把哲学称为“关于思维的科学”。
（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1.唯物史观创立的历史条件
19世纪40年代，正当实现自然观的革命性变革时，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也早已发生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的三大工人运动，即1831—1831年法国里昂工人武装起义、1838—1842年英国宪章运动和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阶段斗争表明：第一，三大工人运动都是发生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国家，无产阶级斗争在欧洲先进国家已上升到首位。第二，以往资产阶级宣扬的关于资本家与劳动人民的利益一致性学说是骗人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已经逐渐激化。第三，必须重新考虑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即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当时阶级斗争事实在理论上的不完备的表现。这个学说并没有排除传统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束缚。这种唯心史观根本不知道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利益，不知道人们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经济关系。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的生产活动及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完全是一个从属于文化史的无足轻重的因素，因而不能科学地说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所以，新的历史事实就迫使人们进一步反思以往的全部历史。
2.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伟大意义
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对于这两大发现，恩格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877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叙述了这两大发现，从而使马克思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在《反杜林论》中又明确指出，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1883年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47]“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48]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第一，唯物史观的发现使人类整个历史观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它宣告了唯心史观的破产，推翻了历史唯心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长期的统治地位，“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49]第二，唯物史观的创立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两个主要缺陷。这两个缺点是：①“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50]“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关系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产生的。”[51]“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藏着的内在性质。”[52]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类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找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②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
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及其意义。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它一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终将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隐藏着的内在性质”。[53]剩余价值理论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种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54]
唯物史观指出了变革资本主义社会所依据的主体力量；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这两大发现，在理论上回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被取代的内在必然性，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在实践中，把人们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凝聚为变革现存不合理社会的运动，从而改变了一个时代。
（四）杜林向当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挑战的背景
恩格斯在结束了正面论述之后，接着点出了杜林向马克思主义展开全面进攻的背景：当杜林大吵大嚷地跳上舞台，宣布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实行了全面变革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创立，旧的哲学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代替而宣告终结。在这样的背景下，杜林实行的“全面变革”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向马克思主义发动全面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