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位著名学者纵论恩格斯列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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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纵论恩格斯思想

恩格斯的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程恩富 吕晓凤

【作者简介】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学位办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主编《政治经济学研究》《海派经济学》和在英国出版的《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国际思想评论》等中外影响力较大的刊物;圣彼得堡大学荣誉教授、日本理论经济学会国际顾问、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等;在美国、日本、俄罗斯、越南等10个国家共出版8部个人文集、30多部著作,发表600多篇文章,被中外论著和媒体数千次引用或采访报道,在学术研究、理论宣传、政策探讨三方面均有较多成果,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界较有影响。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双重高压下不堪重负,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公开化,已出现独立的工人运动,涉及如何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问题。恩格斯关注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不断探索工人阶级解放的科学理论和实践道路。自1839年开始,恩格斯先后在《乌培河谷来信》《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短篇通讯)《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共产主义原理》《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0小时工作制问题》,以及在与马克思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论著中,都详略不同地阐述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使命,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靠自己去争取的重要思想。如同列宁所说的,“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一再提到必须帮助无产阶级。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1]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工人阶级“主体性危机论”便广泛流行,有些学者否定工人阶级主体地位和历史使命,宣扬“马克思主义错误论”或“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因而阐发恩格斯的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撇开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驳斥错误观点,尤为重要。

一 恩格斯探索工人阶级解放问题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是恩格斯实现理论突破的关键点。恩格斯通过调查和搜集官方与非官方的档案材料,综合多学科理论的方法,将对于工人阶级解放问题的研究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

(一)实践调查工人阶级状况

恩格斯在调查研究中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摆脱了资产阶级学者主观认识和歪曲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困境,“实地调查正是他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2]。1839年,恩格斯已自觉接触乌培河谷的德国工人,观察到工人异常贫困的生存状况,批判了宗教虔诚主义试图掩盖这一现象的伪善,反思现代工业化带给工人阶级的恶劣影响。1842年11月,恩格斯来到英国著名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在父亲开办的工厂实习,因而直接接触最具典型性的英国工人阶级。在英国期间,恩格斯放弃了参与资产阶级的社交活动,用几乎全部空闲时间与工人交往,经过21个月对工人阶级的实地调查和亲身观察,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这成为他开展理论研究的素材。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并非所有亲身观察和实地调查都可以得出客观的结论,如果通过罗伯特·海德·格莱格等大厂主考察工人阶级状况,他们会带你去设备精良、空气流通的厂房,工人看起来很健康,就会误以为工人工资高,生活舒适,“放弃英国到处都是贫穷和饥饿的想法”[3],从而得出脱离主要客观事实的结论。因此,在实践调查中获得真实的信息十分重要。

(二)搜集官方与非官方的材料

关于工人阶级的官方与非官方材料,能够印证通过实践调查所获得的素材,亦能补充实践调查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局限性,较大程度地展现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是研究工人阶级解放问题的基础条件。恩格斯指出:“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稍微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4]在恩格斯搜集和整理这些英国官方报告之前,资产阶级不愿过多谈及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大本大本的报告均尘封于内务部的档案架上,被当作废纸处理。恩格斯开发了其价值,大量引用有关工人阶级的卫生状况、童工雇佣、工厂劳动、犯罪统计等官方报告,并将官方报告与非官方报告的相关材料对照,选取最为可靠的信息作为论证材料,保证了研究的客观真实性。恩格斯也十分重视搜集关于工人阶级的非官方材料,包括报纸、期刊、调查报告、访谈资料等,非官方材料中涉及许多未被官方所关注的问题,能为研究带来启发。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一书中,恩格斯共引用了13家报纸,其中《曼彻斯特卫报》的引用频率最高,多达24次[5];从《统计学会会刊》《两大陆评论》《爱丁堡内外科医学杂志》等期刊中寻找过论据;注重引用医生等专业人士的访谈资料来佐证非官方材料的准确性。需特别指出,恩格斯在引用以上文献资料时,注意介绍原作者的背景与立场,并根据亲身观察真实状况而确认引用材料无误后,才将其呈现于自己的论著中。

(三)综合多学科理论开展研究

恩格斯突破了19世纪学科专业化的狭小格局,综合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科理论来研究工人阶级解放问题。早年,恩格斯投身青年黑格尔运动,但青年黑格尔日渐脱离现实,沉溺于纯批判中,而恩格斯更关注现实政治斗争,逐步与青年黑格尔分道扬镳,走向唯物主义。哲学研究促使恩格斯思考物质利益与哲学原则之间的矛盾,他经过对英国社会的实地调研与对英国工业革命史的研究,通向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其破解工人阶级解放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为了进一步解决思想的困惑,恩格斯开始研究英国政治经济学,阅读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萨伊等学者的著作,产生科学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研究倾向。《政治经济学大纲》是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发表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表明恩格斯经过独立探索已达到与马克思接近的思想程度,并推动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6]恩格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以变革后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武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同时,恩格斯重视研究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成果,将各种思想置于社会实践中考察与分析,肯定其贡献,也分析其缺陷,进一步思考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如他称赞欧文关于改造社会的实践方案,但指出欧文“在形式上仍然以很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以很不公平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7]。他肯定了圣西门与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但批评他们“一点也没有接触到政治领域,所以他们的计划只成了一部分人的闲谈材料,没有成为全国人民共有的东西”[8]。恩格斯将理论研究建立在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借鉴多学科研究成果,使其学说走向现实,为工人阶级所接受。

二 恩格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思想的主要含义与内在逻辑

在19世纪,资产阶级学者普遍否定救济工人的必要性,认为穷人因懒惰而贫困,富人因勤劳而致富,提高工人工资将鼓励懒惰,会减少工业产量,增加政府的社会救济支出,从而为资产主义制度辩护。恩格斯在实践调查中认识社会客观现实,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另一条道路”[9]得出唯物史观的结论,超越了个人的阶级属性,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对事实的歪曲,并与马克思共同提出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命题:“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10],“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11]。这里围绕恩格斯这一思想的主要含义和内在逻辑,具体阐述工人阶级解放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物质生产领域,解决工人阶级解放问题的关键在于了解工人阶级的现实生产实践活动,工人阶级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自我解放。

(一)工人阶级解放问题产生的根源在物质生产领域

初到英国,恩格斯便关注当时社会激烈争论的废除谷物税与谷物法问题。他通过分析英国各政党的不同立场,认识到各个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冲突,“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12]

恩格斯为深入理解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考察了英国工业革命史,从而对历史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逐步否定了精神决定历史发展的观点。他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13],在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机器劳动战胜手工劳动,工厂制度随之建立,工业资本占据统治地位,雇佣劳动日益代替其他劳动形式,资本与劳动分离,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空前,小手工业者等因竞争破产加入工人队伍,现代工人阶级由此产生。

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物质财富极大增长,但工人阶级并未因此富足,反而陷入血与火的灾难中,需迫切解答工人阶级向何处去的问题。恩格斯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不言而喻,工人阶级既不可能由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来解放,也不可能由小资产者和小农来解放,小资产者和小农自己正被大剥削者的竞争所压倒,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14]

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劳资矛盾更加尖锐。恩格斯在《国内危机》中提问,“在英国发生革命是可能的吗?”[15]被饿死的恐惧逼迫工人革命,工人的利益是革命的动因,“劳动对资本的隶属根源于资本的私人所有制”[16],因此,将要爆发的革命不仅仅是政治革命,更是变革经济制度的社会革命。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系统应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抓住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一要点,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工人阶级苦难的根源,指出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得出工人阶级解放问题产生的根源在物质生产领域。

(二)解决工人阶级解放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工人阶级的现实生产实践活动

既然工人阶级解放问题产生的根源在物质生产领域,那么解决该问题必然需要了解工人阶级的现实生产实践活动,因此,恩格斯全面调查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工人在工厂中的劳动具有强制性,且劳动强度过大,男女工每天持续劳动十六小时甚至更久,童工每天至少劳动十二小时,除非病倒,不能停工。工人用几个小时生产出工资的价值后,其剩余劳动生产出的剩余价值均由资本家占有。但工人工资从未得到保障,“商业行情波动、失业以及危机造成的工资微薄使工人生活极不稳定”[17]。资本家还通过罚金制度、实物工资制使工人仅有的工资流回资本家。工人极其贫困,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住宅肮脏拥挤、穿衣破烂不堪、饮食劣质掺假,多种疾病在工人中广泛蔓延,让他们不可避免地过早死亡;在精神状况上,资本家害怕让工人受教育,对其开放的学校极少,教育资源匮乏。资本家无视工人的痛苦,他们以金钱衡量一切生活关系,“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18]。恩格斯分析说:贫困工人阶级的“这种憎恨、这种愤怒宁可说是一种证明,它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证明他们不愿意被人贬低为牲口来看待,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19]。这必然导致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冲突逐渐发展为阶级斗争。

产业革命初期,工人通过暴力破坏机器,烧毁厂房的方式斗争,最终资本家阶级以全部力量制裁工人,恢复机器的正常运转。1812年,苏格兰爆发格拉斯哥织工总罢工,联合的工人阶级开展经济斗争。1824年,工人拥有结社权,工会迅速发展,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而组织罢工。罢工激发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但无法改变经济制度和政治统治,多以失败告终。之后,宪章主义将整个英国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要求改组下院,修改法律,开展政治斗争。产业革命推动国际贸易和关税的发展变化,恩格斯“主要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通过对欧洲等国关税政策及其变化的研究,说明它对各个阶级利益的影响”[20]。恩格斯在了解工人阶级现实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探索工人阶级斗争的理论,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三)工人阶级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自我解放

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将工人阶级视为“无知群氓”[21],而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劝说资本家来改善受苦的工人阶级的现状,并未触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工人阶级解放问题产生于物质生产领域,所以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仅靠设想社会主义蓝图的方式并不能为工人阶级解放提供理论指导。工人阶级只能在革命斗争中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自身的解放。

那么,工人阶级具有自我解放的力量吗?恩格斯的回答是肯定的,提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22],强调工人阶级具有自我解放的力量,“只有工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23]。这是因为,机器大工业将工人集中在大城市,工作与生活条件让工人阶级具有集体意识,“他们已认识到,虽然他们分散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24]。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利益越冲突越尖锐,工人的阶级意识就越发展。因此,恩格斯超越以某个英雄人物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唯心史观,正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他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一文中,以异化为核心范畴,第一次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并分析阶级关系,从奴隶制到农奴制,再到资本主义制度,提出只要“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私人的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25],这是人类实现自由联合的必经阶段。当“人在金钱统治下的完全异化,必然要过渡到如今已经逼近的时刻,那时,人将重新掌握自己”[26]。他逐步认识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基本矛盾通过阶级斗争实现,代表新生产关系的工人阶级终将在阶级斗争中胜利,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

(四)实现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途径

如何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呢?恩格斯重点强调三点。首先,强调工人阶级自我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是一致的。恩格斯并未抽象地谈论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是清晰地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27]工人阶级不能忽视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28]

其次,强调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政党。1843年,恩格斯最先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提出组建共产党以培育工人阶级意识,领导工人运动。晚年,他依然关心和推动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和领导作用,倡导党内民主,批判错误思想,防止党蜕化变质。

复次,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需实现本阶级的国际联合以及与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合。在恩格斯看来,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利润,不断侵略被压迫民族,在反抗资产阶级层面,本国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此外,强调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要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愿意采取和平手段,但资产阶级往往用暴力压制工人阶级并引起革命,工人阶级只能选择暴力。恩格斯始终持有利用普选权的观点,但他批评对普选权的完全依赖。因为当资本家阶级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时,他们就会“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29]。他在1895年3月8日致理查·费舍的信中告诫:“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30]

可见,恩格斯晚年并未放弃暴力手段,始终主张视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合法斗争与暴力斗争。

三 恩格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思想的当代价值

当代工人阶级生存状况虽然得到改善,但其历史主体地位并未改变,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变革力量。继承并发展恩格斯的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思想,对于推进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具有启迪意义。限于篇幅,这里只论述三点。

(一)有益于改进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研究方法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阶级结构的演变,当代西方工人阶级在数量与构成上发生诸多变化,已不同于19世纪恩格斯考察的工人阶级。国内学术界现有成果多集中于理论层面的探讨,注重结合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展开研究,但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状况的实践调研较为缺乏。由于一手资料较难获得,研究中使用的材料不免相对陈旧,部分成果滞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当前实践。恩格斯对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研究为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提供范例,学习并运用其研究方法对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状况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应借鉴恩格斯实地调查工人阶级状况的研究方法,加强典型国家的实证研究。正是通过实践调研,恩格斯超越同时代社会主义理论家,洞察理论研究与工人运动的不足,提出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思想。认识当代工人阶级也需要踏踏实实地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开展长期调研,保证实证调研时间的充分,突破短期蜻蜓点水式的短期调研,真正深入社会底层。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和经济政治诉求,才能最终作出对研究对象的客观评价与判断。另外,要保证在实证调研中所选地域的广泛性与典型性。资本主义国家众多,实证调研中需尽可能选择典型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样本,并最大可能兼顾各区域,保证足够量的样本,体现实证研究的广泛性,体现不同区域工人阶级状况与工人运动的差异,进而反映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状况的全貌。其中,作为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作为最大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度、作为最富裕资本主义国家的卢森堡(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样板之一)、作为最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安哥拉等,便具有当代实证调研的典型性。

借鉴恩格斯全面搜集官方与非官方材料的研究方法,拓展收集一手文献资料的渠道。拓展寻找文献的渠道,是推进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研究的关键点,应重视收集以下素材:其一,收集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左翼学者和右翼学者关于工人阶级的论著及论文,全面掌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于工人阶级的主要文献和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各类文献和理论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进行检验与判断。其二,整理和翻译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左翼政党与左翼工会的重要文件,注意分析其对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和影响。其三,收集资本主义国家关于社会结构及工人阶级的官方调查数据等相关材料,并通过左翼性质的媒体报道、论坛发言等非官方材料佐证官方材料,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研判其思想动向、社会地位与改善效果。

(二)有益于明确当代工人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历史使命

其一,当代工人阶级仍然具有历史发展的主体地位。有舆论否定恩格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思想的科学性,认为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和历史使命并不存在。他们批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经济决定论”出发,先验性地将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实现社会主义联系,并主观地赋予工人阶级历史主体地位。如“后马克思主义者”E.拉克劳和C.墨菲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笔下,“工人阶级的‘客观利益’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该客观利益赋予工人阶级“较之于其他主体的优先地位提供基础”[31],坚持“实现领导权的任务或全部政治力量属于历史偶然性领域”[32]。这一观点通过否认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割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经济层面解决政治性问题的内在逻辑,得出经济领域的剥削不能必然使工人阶级成为革命主体的结论,因而把工人阶级争取自我解放的斗争看成是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这是十分荒谬的观点。

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还涉及如何准确理解唯物史观的问题。事实上,在19世纪末,已出现攻击唯物史观是经济决定论的言论,恩格斯晚年批判这类言论不懂辩证法,曲解历史唯物主义。他既在《致布洛赫的信》中说过,“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33]。但他也表达过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阐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整体结果,驳斥被歪曲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34]可见,恩格斯的“合力论”并没有否定经济是直接或间接或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学者不过是对恩格斯早已澄清的庸俗化唯物史观的理论进行当代翻版,企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否定当代工人阶级历史主体地位的客观性,其观点是无法立足的。德国学者维尔纳·泽普曼正确地指出,工人阶级占德国全部就业者人数的88.9%[35],美国学者茨威格研究后得出“美国人的绝大多数形成了工人阶级”[36]的结论。因此,当代工人阶级仍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口的绝大多数,当代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没有改变。

其二,当代工人阶级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变革力量。有些学者否定恩格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思想的现实解释力,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当代西方工人阶级逐渐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并获得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机会,丧失革命性,不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或唯一主体,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法国左翼学者安德烈·高兹认为,当代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也与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不相符合”[37],他们已丧失变革社会的根本动力。西班牙霍赛·费力克斯·特扎诺什、德国奥斯卡·拉封丹、美国赫伯特·马尔库塞等[38]认为,当代社会阶级结构更为复杂,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体已经从唯一向多元演变。在美国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和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看来,除了传统左翼,“另一个左翼出现在西方社会,他们越来越强调社会问题,而不是传统的政治问题……新问题的支持者正在取代旧的”[39],如女权运动、生态运动等社会运动逐渐兴起,其参与者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因而应淡化阶级色彩,联合一切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的人群,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主体多元化。

但是,这类否认或模糊阶级立场与利益的多元主体联合的观点具有暂时性,极易造成思想混乱。实践证明,真正彻底主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主体只能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其他各进步阶级和阶层只是这一革命的辅体、同路人、同盟军或统一战线对象。诚然,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的具体人士是会随着思想政治言行的性质不同而改变原阶级属性的,是会流动的。

不可否认,受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媒体宣传、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化竞争的影响,“西方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利益分化、碎片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彼此之间的敌视,以及发达国家本国民众与移民群体之间的裂痕”[40],导致一国内部和全球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加深,现实凝聚力下降。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西方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对立依然严重,迫使当代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成为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主力。自2010年以来,在英、法、德、意等大多数欧洲国家,10%的资产者占国民财富比例约60%,一半人口几乎一无所有,其国民财富占比均低于10%,一般不超过5%。[41]今年新冠肺炎在全球流行,工人阶级是“整个大流行中唯一被迫工作的人,在即将来临的经济衰退中会被迫失业,将首当其冲地承受这场危机的痛苦。工人阶级将承受失业和贫乏的医疗条件,而富人却继续他们的掠夺”[42]。简言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未改变,出卖劳动力受资本家雇佣的工人始终处于与资本家的对立中,当代工人阶级仍然具有彻底变革社会的诉求,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变革力量。

(三)有益于认清当代工人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有效途径

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工人阶级全球交往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提升。对应于当代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发展,全球化使当代工人阶级也日渐具有国际性特征。恩格斯以毕生精力探索工人阶级自我解放道路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遵循恩格斯的教导,要增强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毋庸置疑,当代西方工人阶级政党的力量基础在于工人阶级,而当代工人阶级状况变化较大,但依然是分阶层、分行业和分地区的,因而政党工作必须处理好变化中的蓝领与白领、移民与非移民、城市与农村、民族与种族,以及政党与工青妇、工农商学媒(媒体)等各种关系,以增加党员人数和党的政策影响力为主攻方向,积极维护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全体劳动人民的应有权益,有效反击对工人阶级政党的各种造谣污蔑和遏制政策,充分施展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力和吸引力。

二是遵循恩格斯的教导,要灵活运用斗争方式和策略。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都主张革命暴力与非暴力两种基本斗争方式,强调“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3]。恩格斯在1886年《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就赞成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可能性较大。[4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共产党等众多国家共产党一直制定和实施“和平过渡”党纲的政党。[45]在当代,应首选合法的议会斗争、维护权益、媒体宣传和“街头政治”等非暴力的和平手段,但不否定搞暴力革命,尤其是那些穷人多、山地多、森林面积大、贫富差距大的国家,又有卓越军事家才能的革命领袖及其政党,在国内外条件具备时可以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武装斗争。比如,印度共产党(毛)就是21世纪南亚毛主义运动中坚持武装斗争最活跃的政党,目前“印共(毛)及其武装力量已经成为印度执政阶层的最大的敌人”[46];而尼泊尔共产党在武装斗争占领全国70%地区的基础上通过选举和平掌握了国家政权[47],便是灵活运用革命方式和策略的案例。

三是遵循恩格斯的教导,要促进当代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实行多种新形式的国际联合。“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有效联合行动”[48]。目前,在新帝国主义占优势的国际格局下,要在充分认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球两制”共存竞争,“工人阶级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存发展的新形势、新课题,灵活借鉴恩格斯和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经验和原则,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新国际主义”,进一步加强多种新型的“国际联合”和国际统一战线。


[1]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2] 舒小昀:《材料与社会调查分析——从材料角度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7期。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8页。

[5] 舒小昀:《材料与社会调查分析——从材料角度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7期。

[6] 列宁写道:“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9页。

[9] 马克思肯定了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59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6页。

[16] 董金明、张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权力与劳资关系思想及其现实启示》,《海派经济学》2013年第11卷第2期。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3页。

[20] 伍抱一、伍山林:《美国关税政策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第二阶段关税思想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1期。

[2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3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0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3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

[31]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London:Verso,1985,p.84.

[32]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London:Verso,1985,p.48.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9页。

[35] 黄汝接:《工人阶级是否还是历史性变革的主体》,《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

[36] Michael Zweig,The Working Class Majority:America's Best Kept Secret,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10.

[37] A.Gorz,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London:Pluto,1982,p.69.

[38] 参见霍赛·费力克斯·特扎诺什《社会主义和社会进步》,戈尔巴乔夫著,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200页。奥斯卡·拉封丹:《社会主义与新社会运动》,戈尔巴乔夫著,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58—71页。[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

[39] [英]戴维·李、布莱恩·特纳主编:《关于阶级的冲突: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姜辉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40] 姜辉:《当代西方工人阶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

[41] 参见[法]托马斯·皮凯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262页。

[42] The Labor Commission of the Freedom Road Socialist Organization(FRSO),COVID-19 crisis:Immediate demands of the labor movement[EB/OL].(2020-03-16)[2020-04-05]https://frso.org/statements/covid-19-crisis-immediate-demands-of-the-labor-movement/.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4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45] 英国共产党1951年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和平过渡”党纲,经过1957年、1968年、1977年三次对党纲进行修订,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和平过渡”理论。参见商文斌《英国共产党的“和平过渡”论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46] 王静:《印度共产主义运动视野中的印共(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9期。

[47] 自2008年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诞生至2018年,共选举总理9次,其中7次为尼泊尔共产党人担任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总理。

[48] 程恩富:《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有效联合行动》,《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在该文中,首次提出目前国际无产阶级实现有效联合行动的6个具体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