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1]
[苏]E.乌克兰采夫[2] 文贯中摘译；戚桂华校
人们可以公正地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一种在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对事物本质及演变过程的知识的产生、积累、综合和概括的方式。经验知识是在社会中自发而无秩序地产生和积累起来的，是代代相传的，这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和不可分割的方面。但是，只有在出现反映客观世界事物和过程的本质的理论知识时，在这种知识发展成为一整套相互联系的根本原则、概括性原理、范畴和科学规律的体系时，在形成了能够认识现象的内在原因并预测这些原因的近期和远期效果的逻辑手段时，知识生产才具有科学的社会形式。科学的出现和科学家之间的思想交流，变革并加速了知识的社会生产及其社会化，因为知识由被神学院、行会师傅和个人所严加防护的秘密，变成了社会本身的财富。
科学理论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照例经历两个主要阶段：科学事实的积累阶段和由抽象转变到具体的阶段。这两个过程——从经验上的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理论上的具体——并不是任意进行的，而是在一个系统地阐述了的计划下，根据基本原理和科学规律进行的。
对社会发展的客观统一性的理解，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有信心在社会现象的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中不迷失方向，有信心鉴别历史事件的要点、原因和联系，并预言这些原因的近期的或远期的影响。相反，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曾经抛弃了大量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由于其原理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没有一个有助于解释历史前进的真正原因。仅在过去20年里，我们就已经看到过“单一工业社会”“福利国家”以及“后工业社会”等概念的出现。这些概念主要是把需要进行社会革命的观点同认为今天只要技术进步就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这种观点相对立，以转移对意识形态问题和阶级问题的注意力。
在西方，非科学的历史概念是由逻辑实证主义最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的，它倾向于把静止状态当作一种绝对状态，而否认客观的辩证的发展。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历史概念由卡尔·伯倍尔最明确地表达出来。归纳起来，这些观点可以简化为以下几点：历史的前进取决于人所积累的资料的增长，取决于知识的提高；用理性的手段预测知识的提高是不可能的；所以，预测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不可能的；因而，理所当然，人们必须摒弃任何一种理论历史，这种理论历史主张，它在认识社会时是理论物理的等同物；历史主义的大部分方法因而在事实上也就没有坚固的基础。伯倍尔声称：并无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只有一般趋势，这种趋势并没有必然的属性。
今天，所有的实证主义学派都试图在脱离认识对象的情况下，搞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逻辑实证主义者宣布：对象的客观存在是被当作一个虚构的问题来认识的。他们坚持：研究和论证科学的方法论，与从理论上理解被研究的对象，是完全没有联系的。
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压力下，西方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广泛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这些科学的对象首先应被看作是人们的理性活动的结果。因而这些领域正积极努力阐述和证实所谓的理性原则，尤其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事实上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要根据这种原则研究人们的自觉活动的目的、方法和手段。人们非理性的和潜意识的活动所产生的结果及其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则被完全忽视了。
这就自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方法一开始就否认历史进程及其物质基础的客观统一性，并宣扬宿命论，在这种情况下，其方法又怎能指明方向呢？
任何公开忽视科学的哲学、并对哲学表现无知的科学家，最终必然在思想上成为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牺牲品，也就是说，成为非科学的哲学的牺牲品。这不仅会延缓理论的发展，而且实际上完全把它的道路堵死了。
辩证唯物主义同专门学科的方法之间的相互作用，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我们来考虑一下辩证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之间的间接联系。
各门社会科学有一种共同的理论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整个马列主义哲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知识和科学的分化与综合，导致出现了以该领域理论上的领导学科为首的特殊学科领域的科学集合体。在社会科学中早就形成了一些学科领域，像以通史或世界史为领导的史学领域，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领导的经济学领域，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为领导的法学领域，以及语言学、文艺评论和其他学科领域。
科学和技术革命，产生了一种需要，这就是不但在有共同的分析主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基础上，而且也在不同的分析对象的某些机能具有统一性的基础上，把知识综合起来。这样就产生了由于有可能运用数学的、控制论的、结构—系统的、物理的、化学的和其他专门学科的方法而结成一体的科学领域。于是，有些社会科学就开始使用数学方法（经济科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等等），控制论方法（经济科学、法学），结构的方法（语言学），物理和化学的方法（考古学），等等。
一门专门的社会科学，其方法上的特殊性并不取决于数学方法、控制论方法、物理方法和其他借用的方法，这些方法不如说是些辅助性手段，只是专门解决某个学科的技术性研究课题，使用借用的方法并不能决定这门或那门社会科学本身的方法的发展，而且，其本身也并不能解决方法论上的任何问题。例如，除非在理论经济学命题的基础上进行数学推理，并且除非把经济学方法本身也考虑进去，单靠数学手段是不可能分析和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的。同样，如果研究人员不是从经济科学理论出发的话，控制论方法也无济于事。
片面地夸大和过高估计借用的方法的重要性，会给社会科学带来严重的危险，并且被西方哲学家用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看一看结构主义在西方的运用。信奉结构主义的人坚持认为，它会使社会科学的分析更加“科学”，并把它们提到“精确的和客观的”科学高度。结构的分析和结构的概念本身，如果当作一种工具去具体地、历史地探讨所分析的对象的话，那么，它们本身并不和唯物辩证法相冲突。但是结构主义倾向于把结构分析奉为绝对的东西，并把它和辩证的方法相对立。
法国版的结构主义就是表达得最清楚的一种形式。这种主义的理论家之一列维-斯特劳斯坚持认为，不能把精确的自然科学放在一边，而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放在另一边。他认为只有精确的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具有科学精神的。按照他的观点，在把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研究时，人文科学应努力借助这种方法。
毫无疑问，这些主张是站不住脚的，必须当作完全非科学的东西加以摒弃，因为科学上关于精确这个概念，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含糊不清的。这取决于所分析的对象，并不能单凭有无使用规范性方法的可能性而定。
在处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一般领域的方法、专门学科的方法和借用的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必须特别强调这种关系是活的，受到有着不同程度的共同性的方法所施加的相互影响。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命题及作为整体的理论，有反映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一般趋势及其辩证法的任务，并且是用抽象的理论的形式来完成这一任务的。这样，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中，历史过程只是在其本质特征上表现为社会生产的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类型的一种自身发展和更替的过程。但是，假如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可以找到这些社会的历史类型的完美无缺的形式，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在特殊的社会中这主要适用于对抗性社会和过渡时期，社会生产或社会各部门的不同类型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对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来说，如果他们在某种单一形态的范围内发现一种多成分的经济时，便怀疑社会历史是否划分为各种形态的思想，那就是错误的。但是，那些企图把具体的经济生活、具体的社会和民族历史搞成一套刻板公式的人，如果想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由研究的指南和方法变成硬要历史现实去适应的一种教条主义的削足适履，并因为历史事实和经济事实不容于这种片面的因而也是刻板的公式，就把它们的“头”和“脚”砍去，那也是错误的。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的地位的讨论表明，不仅在历史科学和经济科学方面，而且也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存在着未被充分研究过的、或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这些讨论也暴露了有些研究者在方法论修养和哲学水平方面的不足，这些研究人员在理解那些往往是没有“全球性”重要意义的新事实、或根本经不起起码的检验、其结果是未经证明的或最多是尚待证明的所谓的“事实”时，刚一碰到困难，就会用令人吃惊的轻率态度去牺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从来不要求先验地确立一定数目的连续性形态。它们曾经有过多少形态呢？历史学家本身已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范围内提供了答案。如果把无可争辩的事实汇集起来，以证明形态的数目是不同的，这并不会给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带来任何损失。但是无论何时，在考虑到形态的数目时，决不应该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把社会存在和生产方式的第一性原理，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存在的基本标准，否则就有这样的危险，即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接受一种完全非科学的研究方法。试图证明存在着一些前资本主义形态，这些形态的出现和发展据称不是由于经济关系而是由于意识形态关系所决定的，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荒谬的。
在考虑一般原理和专门科学的理论命题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趋势时，必须强调，一般概念在理论上的具体化正是理论基础的发展。在各种专门学科的方法中，作为所有社会科学共同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具体化，是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科学的哲学的。这种方法借助于这个时代或那个时代以来的人工制品，从理论上重建这个时代或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模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以及文化关系。历史重建法是科学的哲学的各种原理的具体化，如发展（历史主义）、反映、过程和现象的可认识性，社会发展的客观统一性，还有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第一性原理和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
在社会科学的各领域中，领导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比起同一“领域”中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要更为抽象。通史的理论和方法有一种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而不重复历史事件的曲折盘旋的倾向，可以说，通史的理论和方法比断代的或一国的历史理论和方法更有逻辑性。个别国家的历史必须拘泥于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时间先后，必须研究所谓的盛衰以及具体社会生活中的倒退和前进。从这种意义上说，个别国家各时代的历史，比通史更带有“历史”的性质。
政治经济学排除偶然因素阐明了经济关系发展的客观逻辑。这种逻辑然后就构成该领域中分析各种具体经济现象的其他经济学科的理论结构和方法的基础。
但是，在通史的理论和方法中过分使用逻辑方法，往往使这种方法变得贫乏，使它失去具体性和历史性的必要水平，而没有这一切，这种方法有变成历史社会学的危险。在政治经济学里，主题的广泛解释，往往抹杀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界限。无论是通史还是政治经济学或国家和法的理论，都不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照抄、照搬，因为这会使它们本身的理论和它们本身的科学方法失去效用，削弱了这一领域中更为专门的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潜力，并妨碍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丰富。
科学研究的特殊方法的应用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首先是从系统阐明科学探索的一个一般目标开始的。一般的分析目标的提出，照例起因于并取决于既定科学的理论发展中的内在逻辑，及其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矛盾，在新科学事实的压力下，既定的科学概念时时刻刻都会被破坏，并且会因发现理论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而产生危机。研究的目的也许是整理理论，使其摆脱陈腐的概念的累赘，或反过来，为了引进那些总结了已获成果的新的科学概念。应当强调，研究的目的归根结底起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所有这一切，研究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基本哲学原理和认识论的各种指导的。
研究的目标为科学探索提供一般的指导方针，但这还不够。研究者必须提出他想为之寻求答案、从而达到他的全部目的的问题。
清晰地提出一个问题之后，紧接着就要对作为出发点的理论原则下一个定义，并精心钻研分析过程的理论本身。同样重要的是，要精心钻研验证结果的可靠性的理论。这种理论，离开认识论，离开其一般的原则和结论，是不行的。一种科学理论，一种专门的科学分析理论的构成，以及对其结果的可靠性的检验，有助于选择典型的分析对象，其发展的统一性是该对象所属的整个类别的发展的统一性的一种表现。这对运用统计资料来分析社会现象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一旦对目标下了定义，清晰地阐明了问题，精心钻研了分析的理论和对其结果进行检验的理论，并且选定了典型的分析对象之后，就有制订科学探索计划的任务和选择完成这项任务的理想的和物质的工具。在理想的分析工具中，有科学仪器、成套的专门方法、数学资料处理、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等等。物质工具包括诸如用于考古学、美学史、犯罪学、心理学和某些其他社会科学的计算机、物理和化学工具。
一旦完成了研究计划，问题有了答案之后，还需要检验结论的可靠性。社会科学中，由于两种情况而使这点变得更为困难：首先，和许多自然科学相比，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从来不是十分直截了当的；其次，在许多情况下，社会科学不可能通过实验对其结论加以肯定或否定。这并不是说，在研究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在原则上是不可能进行实验的，或者考虑到社会现象的特殊之处，就不能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实验。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需要事先确立一项精确的标准以区别社会实验和社会实践，并明确规定何为与社会实践相区别的社会实验。
只要实验性检验的可能性受到限制，剩下的就只有彻头彻尾的逻辑上的检验了，即用别的方法，对别的对象，重复一遍研究，如此等等。在社会科学中，这些程序是高度错综复杂的，并不总是像纯演绎性科学（像数学）中的程序那样，证明起来显而易见。还有另一种检验科学结论的最可靠的方法，这就是用社会实践来检验社会科学的结论和预言。当然，这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进步的步伐空前地加快了。
最后，运用科学研究的专门方法的最高阶段是借助于已经得到检验的科学探讨的结果，使理论和方法深化和更为精密。
在研究中，对专门性的科学方法的运用需要加以严密的研究。每种社会科学都在这种过程中加进自己的特征。对这些特征做出比较，将有助于丰富作为整体的方法论，并对于科学方法的发展作为一种创造性过程，获得更好的理解，这一创造性过程是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于社会实践不可分离的。
我们不妨做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科学中对于论题的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是和这些方法的理论上的发展同样重要的。这种研究能够也必须由社会科学家同哲学家一起来完成。这需要每一社会领域的科学家更密切地注意钻研他们的方法，并培训具备适当的专业技能和哲学素质的工作人员。对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打交道的哲学家来说，他们可以通过掌握具体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并且通过和人文学科的科学家一起寻求组织方法论研究的最好形式，给予社会科学家以实质性的帮助。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6期）
[1] 摘译自苏联英文版《社会科学》杂志1978年3月号。
[2] E.C.VicpaHHueB，苏联哲学家，现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