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多学科视野下的村落社会研究
村落这个空间单元和社会单元，向来是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各学科之间既有不同的研究重点与旨趣，也呈现出彼此利用相关学科的知识、手段、研究成果的综合性研究趋势。如何从多学科的视角出发，突破学科之间的区隔，整合相关学科的资料、理论、方法，很好地把握村落生态研究的动向，是当下村落生态文明建设中值得重点关注的一个环节。
一 生态学视野下的村落研究
对于传统村落而言，其生态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系统，村落内基本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主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进行，而且大多依靠人力和畜力获取食物和能源，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在生态学的研究视域中，村落是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生态体系，生态学家不仅关注村落人群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过程，也考察农、林、牧、畜等业态与农户之间的能量转换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就关注到乡村生态的研究，代表性著作和刊物有金鉴明的《农村生态环境》[34]、金其铭的《农村聚落地理》[35]和《农村生态环境》杂志（1985年创刊）。80年代末以来，周建中和王智平的研究较具代表性。1988—1992年，周建中刊发了《关于村落生态系统的几点思考》[36]《村落生态经济系统与村落生态经济学》[37]《村落建设的生态经济学原则》[38]三篇文章，在探讨村落生态系统的同时，强调村落建设的生态经济学原则，并认为其是村落生态学和村落生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1993—1995年，王智平先后发表了《不同地貌类型区自然村落生态系统的比较研究》[39]《不同地区村落系统的生态分布特征》[40]《农村生态系统分布特征和模式的探讨》[41]《村落生态系统的概念及其特征》（与安萍合作）[42]等系列论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村落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庭院生态系统等概念，并对不同地貌类型区村落生态系统的分布特征、模式以及村落与农田土地利用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王智平看来，村落生态系统是农业生态系统的一个亚系统，更多强调以人为中心的村落社会和文化因素，主要探讨农村居住地与周边自然地理环境的生态关系。而庭院生态系统探讨的是农村居住地内部的物质流、能量流、经济流和信息流，关注如何为改善庭院经济状况而进行环境调控。[43]
除了周建中和王智平的研究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陶战的《我国乡村生态系统在国家生物性保护行动计划中的地位》[44]、吴良镛的《关于人居环境科学》[45]、余树全等的《村级景观生态结构的研究》[46]、刘沛林的《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47]、周道玮等的《乡村生态学概论》[48]、刘邵权的《农村聚落生态研究——理论与实践》[49]、陈勇的《对乡村聚落生态研究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认识》（与陈国阶合作）[50]和《国内外乡村聚落生态研究》[51]、李君和陈长瑶的《生态位理论视角在乡村聚落发展中的应用》[52]、周秋文等的《农村聚落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初探》[53]等论著，均不同程度地涉及村落生态的问题。在这些论著中，刘邵权的《农村聚落生态研究——理论与实践》，对“农村聚落生态学”和“农村聚落生态系统”有较为深入地阐释。他认为，农村聚落生态学以农村聚落复合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研究农村聚落的结构、功能及演替过程，它是生态学中人类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周道玮等的《乡村生态学概论》一文，系统提出了“乡村生态学”的概念，并把乡村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村落形态、结构、行为及其与环境本底统一体客观存在的生态学分支学科。”他们认为，乡村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村落景观和村落地理、村落结构和组成、村落行为及其生态意义、村落资源—环境—经济与村落生态工程建设、乡村发展政策与乡村城市化过程等。
在生态学的发展历程中，出于对现实诸多社会文化生态和环境问题的关注，衍生出许多的分支领域和生态实践运动，当中涉及村落生态研究的内容，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实践
“生态博物馆”和“生态村”由国外学者率先提出，旨在以村寨社区或某一个村寨为主体单位，加强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保护的行动，它同时主张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双重保护。这两个概念被引入中国后，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村落生态文化的保护中，已经进入实践的层面。目前贵州六枝梭戛、黎平堂安、锦屏隆里、花溪镇山和广西的南丹里湖、融水安太、龙胜龙脊、东兴、三江、金秀等地已经建立了独具民族特色的生态博物馆。自1998年以来，云南石林县北大村乡月湖村、景洪市基诺乡巴卡小寨、新平县腰街镇南碱村、丘北县普者黑仙人洞村、腾冲县和顺乡等乡村尝试性地建立了民族文化生态村。
与“生态博物馆”和“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实践活动相关联，十余年来，对生态博物馆和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基本理念、理论背景、模式类型及在西南地区的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和介绍的文字，常见于各种报刊和论坛，难计其数。如仅就专著而言，有尹绍亭的《民族文化生态村——云南试点报告》[54]、余压芳的《景观视野下的西南传统聚落保护——生态博物馆的探索》[55]、方李莉等的《陇戛寨人的生活变迁——梭戛生态博物馆研究》[56]、中国博物馆学会编的《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57]以及列入“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的《民族文化生态村》（共有6册）[58]等。这里，我们无意对这些著作加以介绍，但需要强调的是，“生态博物馆”和“民族文化生态村”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实践，实际上也应该是生态学视野下村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村落景观生态研究
景观生态学作为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它在研究景观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中，重点分析各种景观现象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分布特征、演变规律、空间镶嵌关系。一般而言，学界对村落景观的研究，主要是把村落内的建筑景观，及其外围的农业和自然景观视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来考察。
国内学界对村落景观生态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结合文化生态学对村落景观生态展开宏观的理论思考。如冯淑华在《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空间演化论》[59]和《古村落场理论及景观安全格局探讨》[60]等论著中，对传统村落的生态位、生态变迁及其引起的空间演化过程进行了探讨，提出传统村落“核心文化演化—功能生态位分离—资源利用谱改变—生态位变迁—空间演化”的文化生态空间演化模式，并在此模式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传统村落功能生态位的理论体系。二是在个案研究中，从村落的规划布局、营建选址、水口园林景观、植物景观、建筑及其装饰文化景观、生态预警与评价等环节进行探讨。如毛琳箐的《黔贵文化区建筑景观的文化生态学解读》[61]一文认为，在黔贵文化区，聚落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其景观形式与规模不仅融入了和谐的自然观，更充分考虑了生产与生活的现实需要，体现了人类如何利用和改造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互惠的关系，注重地形、水文、气候等综合环境因素的影响，山水相依、林木相伴，将自然元素有机地融入聚落景观中，是景观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的典范。
二 民族学、人类学视野下的村落研究
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中，民族学与人类学是较早关注村落社会研究的学科，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村落社会本身就是民族学与人类学非常重要的“学术田野”。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村落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在村落民族志调查的基础上展开，而且与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费孝通、林耀华等的研究实践相关联。1934年年初，林耀华前往福州义序村，进行了前后三个月的调查，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次年，完成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并顺利通过答辩。在其论文中，林先生采用从整体到局部、结构到功能、社会关系到个人生活的多视点研究取向，完整地呈现了中国宗族组织及其社会功能、宗族与家族的连锁结构、亲属关系的系统与作用等方面的内容，并用生活史的方法描述了个人在宗族内的生活。该书在1936年出版后影响甚大，被认为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方法本土化研究的典范之作。继《义序的宗族研究》之后，40年代初期，林先生又以自己的家族为背景，采用小说笔法，对闽中山区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荣辱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描述，成就其另一部经典之作——《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金翼》之后，林先生转向西南民族社区，开始对大小凉山彝族村寨进行调查，并于1947年结集出版《凉山彝家》一书，从区域、氏族、家族等九个层面，真实地呈现了凉山“罗罗人”的生产生活，同样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在林先生关注义序村的同时，费孝通先生开始了大瑶山和开玄弓村的调查。1939年，留学英国的费孝通，以开玄弓村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写成《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62]一书。该书通过对农村社区村落社会结构运作关系的描述与分析，考察了中国基层社会变迁的动力，被认为是中国乡土社会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之作。之后，费先生通过对云南禄丰大北场的调查，写成《禄村农田》[63]一书。
在费孝通、林耀华关注村落调查与研究的前后，吴泽霖、凌纯声、芮逸夫、杨成志、田汝康、杨堃、岑家梧、江应樑、董作宾、陶云逵、商承祖、颜复礼、马长寿、卫惠林等学者已经开始了对西南地区的苗、瑶、彝、傣、羌、藏、傈僳、拉祜、布依、纳西等民族社会的调查与研究，形成了不少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其中，有不少的调查与研究是在民族村落社会这个层面上展开的。代表性的著作如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1945年）、江应樑的《摆夷民族之家庭组织及婚姻制度》和《摆夷的生活文化》[64]等。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适应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之需要，从1956年开始，大规模、多学科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随后陆续整理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中的许多内容就是一个个民族村落调查的结果，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此次民族大调查看作政府主导下的民族村落社会调查。进入80年代后，新一代民族学和人类学者沿袭前辈先贤村落社区调查的传统，续写村落民族志之势头有增无减。个人的和小规模的调查，我们暂且不论，规模较大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组织的以县为单位的民族调查和云南大学组织的以村为单位的全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在这两次大调查所刊布的成果中，“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中各卷本，虽是县域性的调查，但涵盖县、乡、村三个层级；“中国民族村寨丛书”中的每一种均是比较典型的村落民族志的著作。在区域性的民族调查中，西南地区的“六江流域”“六山六水”“五沿”地区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调查，也涉及了不少村寨。
通过以上的简单回溯我们可以看出，近百年以来，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从西学中用到本土实践的学科发展进程中，村落社会的调查与研究一直是学科发展最重要的支撑点，相应的，各种不同的村落民族志文本的刊布，为对村落的社会组织结构、耕作制度、经济交往、村际关系、仪式活动、民间信仰等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丰厚的学术资料。这种从微观的视点，不断续写村落民族志，通过解剖一个个麻雀来观照某一个地区的村落社会，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学术路径，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进入民族学和人类学家视野的村落，大多是一些“乡土知识”丰富、民族和历史特点鲜明的村落，其结果，大量的独具特色的村落个案研究并不一定具有普适的意义。对于这个现象，有很多学者实际上已经开始反思和检讨。[65]事实上，近半个世纪以来，民族地区的村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如何将地方性、区域性民族志叙述与中国社会的宏观发展勾连起来，探讨国家在乡村社会变迁和地域社会整合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将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命题。
三 传统生态知识与民族生态学视野下的村落研究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传统生态知识和民族生态学均是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和生态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但目前在学科归属上仍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所以我们将之作为与本书相关联的一个重要研究取向，单独列出来进行介绍。
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是1954年由美国学者康克林（Harold Conklin）率先提出，并付诸菲律宾农业研究实践中。在中国学界，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外与民族生态学相关的著述就有学者开始关注，但主要的著作还是十余年来才逐渐翻译出版的。如美国学者盖利·J.马丁（Gary J.Martin）的《民族植物学手册》[66]和唐纳德·L.哈德斯蒂（Donald L.Hardesty）的《生态人类学》[67]，日本学者秋道智弥、市川光雄、大塚柳太郎等的《生态人类学的视野》[68]和秋道智弥等的《生态人类学》[69]，英国学者安托尼·B.坎宁安（Anthony B.Cunningham）的《应用民族植物学：人与野生植物利用和保护》[70]等。
随着域外民族生态学及分支领域相关理论和著作不断被译介到中国，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这门学科基础理论的探讨，并把相关理论运用于本土诸多的实证个案研究之中，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成果，出版了许多专著或专题性的论文集[71]，各种不同层级的研讨会，也在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展开。
从传统生态知识和民族生态学在中国三十余年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过程来看，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动物学等是较早展开研究的领域，研究的重点和兴趣集中在植物、林地、土壤、水资源等的分类系统上，旨在考察不同民族对自然资源的多维利用与保护技术。在这方面，裴盛基、龙春林、许建初、冯金朝、薛达元、淮虎银、哈斯巴根、陈重明等人以及他们团队的研究，已初具规模，产生了较广泛的学术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如1994年和2006年，裴盛基和龙春林分别获国际民族植物学会颁发的“哈什伯杰奖”等。[72]同样，在传统生态知识和民族生态学研究领域，中国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重点研究不同民族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强调与环境相关的本土生态知识的技术性。在这方面，尹绍亭、杨庭硕、罗康隆等人，可以说是南方地区的领军人物。
云南大学的尹绍亭是较早关注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早在1988年，他就在《农业考古》上发表了《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73]和《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续）》[74]两篇文章，对基诺族的农业生态系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之后，他又先后推出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75]《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76]《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77]等系列论著，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尹绍亭的研究立足于云南民族地区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重点是考察云南民族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在其研究实践中，生态学、植物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运用甚为充分，其成果也多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与尹绍亭一样，吉首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杨庭硕、罗康隆[78]等学者，也是目前此领域颇为活跃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既有关于传统生态知识和人类生态学的理论探讨与反思，也有关于苗、侗等民族民间生态智慧的个案研究。在杨、罗二人的带动和影响下，他们所在的研究所目前已成为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亦有一些后辈追随者。
当然，近年来在传统生态知识领域里辛勤耕耘的学者很多，我们很难对他们的研究成果逐一介绍。这里想要特别说明的是，诸多学者的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和研究趋向，但传统生态知识是乡土社会生长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知识门类，考察的重点自然是一个个村寨，在学者们的研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西南民族村落生态环境和水环境的诸多方面。
四 地理学视野下的村落研究
由于村落是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在其形成与发展中，区域地理环境中的地形地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自然资源等环境因子对村落形态有着显著的影响，所以，村落研究也是地理学关注的一个领域。在地理学的研究中，通常将村落置于特定的空间中，具体分析人地、空间和区域的相互关系，尤其注重对区域内村落空间形态的研究。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地理学有关村落的研究，已逐渐从传统的较为单一的纯空间形态分析，逐渐转向人地关系与村落社会的探讨。
在地理学的分支领域中，聚落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是与村落研究最为密切的学科之一。
聚落地理学又称为居民点地理学，它是研究聚落形成、发展和分布规律的学科。广泛意义上聚落包括城镇和乡村，但从聚落地理学的学术传统而言，城镇空间结构是其研究的重点，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也多从城市发展的视角提出或展开，而且偏重于实际运用。关于乡村的研究，重点在于从人地关系出发，考察村落与环境的因果关系，进而划分出不同的村落类型，总结其特征，而关于村落体系、区位功能、空间布局等方面的理论探讨，则明显不足。
乡村地理学又称为农村地理学，它实际上是将乡村看作一个由自然、经济和社会组成的系统，具体探讨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村落、文化、人口、资源利用及环境问题的空间变化的学科，乡村聚落地理（村落地理）和农业地理是其传统的研究领域。随着学科的发展，它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环境科学等学科之间，建立了许多交叉的学术园地，研究领域也逐渐扩大到乡村土地利用和经济结构的空间变化、乡村地域类型和功能分区、乡村资源评估和开发利用、乡村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
在人文地理学的诸多分支学科当中，乡村地理学和聚落地理学是关系最为紧密的两个分支学科，在一些地理学家的研究实践中，甚至将之当作一门学科来看待。就本书的研究客体——村落社会而言，两门学科在共同考察村落的规模布局和层次体系时，都较为重视从类型、影响因素、演变机制、空间结构等诸多环节，去具体分析村落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多重关系，并以乡村聚落空间结构为主要的支撑点，积极参与到当下的村镇建设规划之中。
五 建筑学视野下的村落研究
建筑学界对村落的研究，重点在乡土建筑、民居建筑，少量的研究也延伸到民居建筑的组合体乃至整个街区、村镇。
在我国的建筑学界，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刘敦祯先生就率先踏入云南民居的调查与研究之中，并于1941年在《营造学社会汇刊》上刊发了《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一文，自此民居建筑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型正式进入建筑学界的视野。1957年，建筑工程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刘敦祯先生的《中国住宅概说》一书，因其较全面地介绍了传统民居而引起国内建筑界的重视。同一时期，以同济大学编绘的《苏州旧住宅参考图录》、张仲一等的《徽州明代住宅》[79]以及偶见于《建筑学报》上研究文章为标志，已有不少的学者开始关注民居建筑的研究。进入80年代以来，在整理60年代对全国民居测绘和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云南、广东、浙江、吉林、福建等省区专门性的民居著作纷纷问世，相关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计其数。在社会转型传统民居实物快速消失的当下，出于对民居实态抢救的紧迫性和现实的社会需求性，建筑学界对传统民居的关注热度有增无减。
翻览建筑学界对传统民居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一个较为明显的研究取向，即从形态空间、造型构造、平面形制、比例尺度、装饰图案等纯技术的环节进行照相式的描述成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构筑某一时段民居建筑的资料库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过多地关注民居建筑的器物层面，过于专注单体建筑的分析和村落整体形态的一般性描述，对村落空间主体人的活动与生活以及民居的社会文化成因关注不够，致使对民居建筑的研究呈现出诸多的不完整性。不过，在近十年乡土建筑研究中，我们发现如下几种倾向值得关注。
一是有学者在乡土建筑的研究中，已经尝试建筑学与人类学的结合研究。在这方面，以常青的《建筑人类学发凡》[80]、陆元鼎的《中国民居建筑的回顾与展望》[81]、雷凡的《乡土建筑的文化人类学研究》[82]、张晓春的《建筑人类学之维——论文化人类学与建筑学的关系》[83]和《建筑人类学研究框架初探》[84]、刘康宏的《文化视野中乡土建筑研究的理论建构》[85]、刘文文的《从〈住屋形式与文化〉谈建筑的文化人类学视界》[86]等几篇文章较具代表性。其中，常青之文，提出了“建筑人类学”这个概念，并指出要从文化生态进化的高度，去揭示建筑的内在价值与意义。陆元鼎之文提出了“地域性建筑研究”的概念，强调要以“历史民系地域综合分析法”，综合运用建筑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去研究传统民居的形制、演化和社会文化结构的互动关系。张晓春之文，尝试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建筑学领域，从建筑学学科自身角度对建筑人类学进行了论述。
二是有学者开始关注民居形成与村落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注重乡土建筑的生态性研究，或者从生态学的角度去审视村落的形态。如王钊的《生态视野下的聚落形态和美学特征研究》[87]一文，从宏观上将生态学的具体原理同聚落的空间形态之间勾连起来，通过对聚落的空间形态的生态分析，探讨了聚落的生态适应机制及生态内涵，从而对聚落的空间形态及生态特征有了一个整体而系统的认知。白一凡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云贵地区乡土民居建筑表皮的生态性研究》[88]中，从建筑表皮材料的地方适宜性与物理特性，建筑表皮的外部形态在通风散热、保温隔热、防火隔声等方面所体现的生态性特征，以及民居建筑表皮在建造过程中对大自然的适应三个方面，对云贵地区民族民居建筑的生态性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郑云瀚的《云南民居的生态适应性》[89]一文，通过对云南民居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资源环境的适应性分析，提出一个借鉴地方传统建筑的生态视角，以达到推动生态建筑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延续和发展地域建筑特征的目的。周慧的《贵州传统民居建筑的环境自然生态观》[90]，通过对贵州传统民居建筑的生态特点的分析，指出应该挖掘传统民居中朴素的生态价值、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并为具有生态价值的新民居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六 人居环境学视野下的村落研究
进入20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人口的急剧增长、资源的大肆利用和污染的加剧，人类居住与生存的环境日趋恶化，频发的生态危机与生态灾难，迫使人类开始反思如何以地球为家园，建造舒适、方便而又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居住环境。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希腊学者道萨迪斯（C.A.Doxiadis）等人率先提出的“人类聚居学”，从一个概念到国际上相关研究机构的名称、国际学术会议探讨主题，再发展到一门独立的学科，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古代风水学说理论可以说是探讨人类住居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一个理论流派，在近20年的村落环境研究中，已有相关学者注重整理和吸收此理论的合理内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对人类聚居环境的关注相关联，以吴良镛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倡导并关注人类聚居环境科学的研究，以“人居环境”为主旨的研究中心、学术研讨会和研究生课程，在各地不断涌现，中国人居环境研究日益受到各界的重视。
人居环境学是介乎人类聚居学和生态环境科学之间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也是探讨人类因各种生存活动需求而构筑空间、场所、领域的学问。它的研究涵盖人类聚居活动和聚居环境两个相互交织的问题，涉及社会、经济、生态三大方面，具体包括人类聚居环境要素及其构成、人类聚居环境感受与行为、人类聚居环境模式及其演变、人类聚居环境模式的偏爱与评价、人类聚居环境规划设计、人类聚居环境维持与保护、人类聚居环境的理性秩序和感性脉络等诸多层面。[91]在人类居住环境科学的研究中，通常把村落作为一个由自然、社会、人、建筑和网络构成的小系统来考察。在村落网络结构中，人作为村落构成和演化的核心元素，不仅参与了村落的选址、建筑的构建，还是村落社会关系形成的主要推动力量。[92]
七 历史学视野下的村落社会研究
在中国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中，历史学可以说是最为发达的一门学科，甚至在古代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都附属于历史学，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凸显的是王朝史、政治史，关注的是上层社会的研究，对基层村落社会的研究，长期被农业制度与农业生产方式、乡村社会结构与农村经济的研究遮盖，一直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展开，村落社会研究逐渐被纳入史学家的视野，大量的地方志书、谱牒文献、碑刻铭文、档案文书、口述史料等基层社会历史与文化资料受到了重视，这些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为村落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资料支撑。
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历史学界对村落的研究，除了对历史上的基层社会组织结构有较为系统的探索之外，更多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宏观的纵向梳理和面上的整体观照，就村落共同体的地域分化与空间变动，某一个地理区域内的村落发展史，以及村落形成与演化的地缘、血缘和行政力量等动力因素的分析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探讨空间。
通过以上七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村落这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确实是许多学科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但是各学科之间，由于学术传统、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取向的不同，对村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何整合各学科的资料、理论、方法，加强对村落水生态环境的综合研究，尚具有很大的生长和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