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理解
一 中国是有信仰的国度和民族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全民信仰，有人则说中国人信仰的是共产主义，对这些问题应该怎样来看，是非常值得探究的。
笔者个人认为，信仰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人类肯定有信仰。但是信仰分成不同层面，有政治信仰、民族信仰、文化信仰、宗教信仰，还有哲学信仰、科学信仰、民俗信仰、大众信仰等。不同层面的信仰可能有交集，但不是完全等同的。分层来梳理复杂的信仰现象，对我们真正理解信仰是很有好处的。
作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的成员，我们的主流信仰当然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说共产主义是信仰，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到目前还没有实现，但是大家坚信它在将来一定能实现，这就叫信仰。所以说，我们党的领导人强调“人民有信仰”，就是涵括这种政治信仰的内容的。
政治信仰是认为今生今世通过努力能够实现的信仰，宗教把其信仰的实现放在彼岸世界，而其能不能实现是有争议的，这是两种信仰之间最根本性的区别。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笔者不同意，因为一个民族没有信仰就没有希望，这种信仰是一种潜在的动力。
这个信仰能不能实现，对很多人来说是看不到的。1949年之前，很多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是他们无怨无悔，他们虽然看不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却坚信其能实现，这就是一种信仰的力量。到今天共产主义还是非常遥远的，因为我们已经搞了7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却仍然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类共同的实现，不是说在哪一个国度里面实现的，这种表述就是信仰的表述，你不能拿它搞一个科学、数学的公式论证。
从这方面来讲，笔者认为中国是有信仰的国度，中华民族当然是有信仰的民族，共产党信奉的共产主义也是一种信仰，我们作为共产党员肯定有自己的信仰。实际上，这种信仰或者说对其信仰的认识也是不断提升的、发展的。例如，《国际歌》当时作词中有一句“英特那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这个“英特那雄纳尔”（International）即“国际化”，而这种字面意义上的“国际化”其实已经实现。但“共产主义”在其理解上的升华则使之远远超越了现在意义上的“国际化”。
这种信仰同宗教信仰都是信仰，但是不同层面的信仰，在历史上也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和对话，随着时间地点变化不是绝对的，所以这就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现在中国对待宗教有两种态度。一种主张宗教是异己力量，把它推出去，认为宗教同无神论、共产主义观念是相对立的，不相关的，因而也就与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对立、不相干。另一种则认为要把宗教拉进来，拉进我们的思想理论体系，把宗教信众作为我们自己的群众来有效管理起来，笔者认为这是对待宗教唯一正确的态度。因为宗教的存在比政党、国家还久，要想将之推出去、打出去，是费力不讨好的，在这种推、打下，宗教充其量会转入地下，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而已，并非真正消亡了；而且由此会使之成为我们潜在的对立力量，可能将来出现的隐患、麻烦会更加多、非常大。从这方面讲，中国文化的奥秘就在于它的和谐，离开和谐则会失真。其实，我们既没有必要有一种“泛宗教”的理解，也不必把宗教看得过于“神秘”，因为在许多民族中宗教既是一种信仰观念，更是一种具有民族性、民俗性的生活习惯，而要想从这种有着久远历史的生活习惯中分清宗教、剥离宗教，则肯定会毫无效果，甚至适得其反。所以，真正正确的举措还应该是积极引导、因势利导。
我们对马克思的研究同样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不可用抽象的、虚空的方式来认识马克思，而应该根据马克思所处的时空背景来探索马克思的发展进程，评价马克思伟大而独特的贡献。马克思父母亲是犹太人，家里最早是信仰犹太教，马克思的父亲为了在德国生存，改信了基督教，马克思本人出生后也受洗入了基督教，马克思的母亲因为外公坚持犹太教信仰，没有变，一直到马克思外公去世他母亲才皈依基督教，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时所看到的事实，马克思本人就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可以说，马克思对于宗教、对于无神论等的认识，其发展是变化着的，甚至在他的思想成熟过程中也曾经受到黑格尔等人，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所以，马克思是一个鲜活的人、是一个伟人，但是对其评价不能神化、绝对化。
我们现在进入21世纪，必须要更新发展，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的一切都以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不要简单、僵化地看待，要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这样才能看得透。
很多人反对宗教，且借着马克思主义之名来根本否定宗教或扩大其对宗教的批判；所谓不承认中国宗教的存在，实质上是与这种社会舆论对宗教的反对和否定心理相关联的。其实，彻底反宗教的一些做法本身却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揭露了宗教的问题，但其揭露和批评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宗教的社会处境密切关联，其批评宗教的实质也是批判产生这些宗教问题的社会本身。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僵化和绝对化，尤其要充分考虑到马克思主义这种把宗教与社会紧密联系的考虑；尽管宗教存在有其问题，但首先就应该关注相关问题与其社会的关联。我们是否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精神实质的把握，以及能否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加以科学应用，这就是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宗教的基本态度。信仰问题涉及人类本真及其精神追求，这个问题不解决，把共产主义作为信仰来追求的话语就没有基础了，所以我们应该持守求是、创新这个基础。
二 从宗教学角度讲，儒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宗教
世界文化包括中国文化，都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或者说，都有非常浓厚的宗教文化积淀。这是不争的事实。谈文化发展，如果离开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是讲不下去的。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宗教，是无宗教的文化。笔者不同意这个看法。从远古的神话传说开始，中国就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宗教文化、具有宗教积淀的国家。
中国社会对宗教争论最大的就是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从宗教学的角度讲，儒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宗教，其中宗教的各种要素都应有尽有。儒教作为宗教自然也有其问题，其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理应得到客观、全面、充分、辩证的分析；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其儒教作用的评价，既不能全盘否定，也必须看到其缺陷和遗憾。所以，对历史传统及其传承不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应该有所选择，有着“吸取精华、去除糟粕”的积极扬弃。
儒教是不是宗教，涉及对宗教的评价，这个问题最早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最早是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提出来的。当时为了适应中国文化，他意识到一个人不能同时有两种宗教信仰的问题，又希望能让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信仰的士大夫加入天主教，所以就说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不是宗教。后来的天主教内部关于“中国礼仪之争”就是针对儒家的宗教性而展开的，这个争论最早是一种宗教之争，后来则发展到政治之争。中国历史上的特点，政治从来是为主的，宗教是为辅的，同西方国家不一样。所以争论一旦上升到政治层面，则会发生质变。
比如说有人还问道教是不是宗教，因为佛教是外来宗教，是具有比较成熟形态的宗教，而远古中国的宗教形态看似不是很成熟，同一些神话、巫术搅在一起。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把儒家作为一种宗教来看待，也是相当成熟的。道教思想作为其信仰的哲学思想也相当成熟，只是其宗教形态、社会形态模仿了当时刚传入中国的佛教，佛教因积极适应中国文化而在中国也成为非常普遍的宗教，它的现状是二者双向互动的结果。
利玛窦认为儒教不是宗教，也在于他把宗教看得很高，觉得儒教还没有达到宗教的水平，这是西方的偏见。历史上第二次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的讨论，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的康梁之争，他们师徒俩在变法失败后跑到国外去了。康有为在西方国家看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觉得国家如果有一种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宗教或国教，社会则会比较稳定，但是他认为中国不可能以基督教作为国教，所以就提出以孔教为国教的说法。
梁启超到了日本以后则受了共产主义传人的影响，他最早说有一个叫马克思的人把“共产主义的幽灵”传了出来，所以当年毛主席曾是梁启超的“粉丝”，曾模仿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而创立“新民学会”。只是后来梁启超走向改良而没有走向革命，但毛主席领导人民走上了革命道路。
梁启超为了反对康有为复古走回头路，于是宣称儒教不是宗教，并说中国连宗教都没有，哪有什么国教呢。梁启超认为中国文化、儒家思想要高于宗教，觉得宗教远远低于中国文化。所以我们今天对儒教是不是宗教的判断，显然受到对宗教如何评价的影响。西方利玛窦等人认为宗教高于儒家，故而儒教不是宗教，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却认为儒家要高于宗教，所以我们中国文化是超越宗教的文化。梁启超否定中国存有宗教的看法显然有其缺陷，然其否定中对宗教本身问题的察觉却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中国舆论界到现在已经进入关于儒教是否是宗教的第三次讨论，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任继愈等学者提出儒教是宗教，但目前看来中国大部分学者不承认儒教是宗教，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处境，所以认为中国有宗教信仰的是少数派。
按照国务院新闻办1997年发布的白皮书，中国13亿人中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只有1亿，剩下12亿是不信仰宗教的，好似全世界不信仰宗教的人全部都在中国。这当然不是如此简单。我们做过国情调研，按照相关科学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信仰宗教的人数已远远超过1亿。中国最新发布的宗教白皮书则已承认中国宗教信仰者已近2亿人。
基督教是世界第一大宗教，现在全世界已有22亿多基督教信徒，但它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宗教。中国文化是个开放的体系，不可能排斥基督教，但是基督教在中国也必须适应中国文化，所以我们提出了基督教的“中国化”。对这个“中国化”的表述，相关部门起初并不完全同意，教会也不太理解其意义，但是通过沟通和解释，后来他们都接受了学者的这一观点。中国文化之“厚德载物”就是要保持好自身传统的积淀，而其“海纳百川”则是对外来文化包括外来宗教的基本态度。
基督教在中国是不争的事实，不可能回避它，也不可能排拒它，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它融入中国文化，适应中国文化，达到其和谐共存，这样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文化，所以我们要加强基督教研究。
中国文化有两个非常值得欣赏之处，一个是和谐，一个是强调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不搞绝对。在我们对信仰、对宗教的认知中，基督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把它处理好，而且笔者认为在目前妥善处理好基督教问题应该是重中之重。在文化层面的有效处理，就必须关注和研究基督教与儒家（儒教）的关系问题以及其对话、沟通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三 不处理好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则不可能实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
当前在处理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不少困惑。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当今伊斯兰复兴思潮？伊斯兰教为什么分成那么多的派别？如何看待我国伊斯兰教面临的逆本土化问题？今后世界及我国伊斯兰教未来发展趋势如何？以及我国一度出现伊斯兰极端化趋势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和正确回答的问题。此外，我们也应该学习和推动国际上防治伊斯兰极端化的成功经验。
伊斯兰教复兴思潮极为复杂，既有主张回归其传统理想模式的复兴，也有以改革来推动现代主义发展的复兴，还有民族主义、反对西方化或世俗化趋向的复兴等，因此要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最近处于边疆地区的相关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涉及维系公共社会秩序的规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针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相关举措。我们主张宗教与我们的社会积极适应，但也要严防外来思潮与我们的主流文化相抗衡。至于在某些公共场所对服饰等的相关要求或规定，可能会有其特别的限定，这也不是中国第一个在这样做。欧洲如法国等也要求在一些特定的公共场所如中学等要穿校服，而不是可以随意衣着。
但在强调法治之后，教育也要跟上，要以理服人，特别是要尊重宗教信仰，了解信教群众的需求，包容其生活习俗，这样才能够达到和谐共构。所以在某些时期采取相应的法治措施，包括对暴恐势力的打击等，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样做还很不够，还需要长期做群众工作、团结广大信教群众，使极少数暴恐分子彻底孤立。
对于伊斯兰教，一定要看到它作为世界第二大宗教的重要意义。目前，全世界有18亿穆斯林，比中国的人口还要多许多。尤其是在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有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群体，如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都有上亿穆斯林。这些信伊斯兰教国家在我们周边有很大影响。我们讲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共建，如果不和这些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搞好关系，是不可能实现“一带一路”的理想发展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文化战略的眼光，要稳妥处理好伊斯兰教的问题，意识到其国内国际的关联，故在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时也应有必要的风险意识。
像法国出现的《查理周刊》事件，一开始大家就站出来说“我是查理”，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暴恐行为。但是《查理周刊》有一些做法比较偏激，其实法国政府以前也不同意该刊的那些偏激言行，并对其有过相应治理，包括美国的一些大媒体也站出来说“我不是查理”，对他们的那些极端做法也不认同。总之，基本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有，但对基本宗教信仰、对习俗的尊重也要有，不可“激”之“生乱”。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反对恐怖事件，另一方面也一定要尊重相应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中国的伊斯兰教也受到国际上各种复杂趋势的影响，因此我们对其要积极引导。在民族、宗教方面，仅靠打压不能解决问题，思想教育工作一定要跟上。单纯打压的结果是煽动仇恨，积累矛盾，留下隐患，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要努力把穆斯林群众团结到我们党和政府身边来，为此就要尊重他们的信仰，理解他们的信仰，同时也要在社会层面加强对这种信仰社会团体的管理。
笔者说过一个基本观点：在中国我们对宗教问题不能推出去乱，却一定要拉进来管，而且要管好，我们如果对宗教既不拉也不管，势必会出问题。
四 宗教要像宗教，不能因迷俗、流俗而异化
最近我们社会舆论对宗教卷入经济的议论比较多，对一些地方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多有批评。其中比较关注的就是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当代发展。佛教本来是外来宗教，但是因为它在中国的本土化做得比较好，现在已被承认为中国的宗教了。中国文化是包容性的，佛教进入中国实现其本土化之后，已经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而在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们要有文化自知和文化自觉，积极发掘中华精神本原。
佛教在中国的成功转化，一是政治上的中国化，二是文化上的中国化。政治上“依国主”、文化上“入华夏”。禅宗等宗派的出现，使佛教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的地位非常重要，但是必须从儒佛道三教并存来审视，如果只突出佛教的话，则难以完美表达中国文化的本真及整体。我们一方面要体现中国文化的海纳百川，另一方面则要突出中国元素。在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佛教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这里就必须认真思考宗教与经济究竟是什么关系，就应该正确处理好宗教涉及经济时的态度及做法。宗教的经济行为应该主要是为了社会慈善、公众服务的目的，而不可为了纯粹的经济“创收”。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佛教尤为重要。
对于儒家如何看待，儒学复兴应怎样发展，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所关注的。中国花了很多钱在海外办孔子学院，但现在西方却有一些国家开始对其加以抵制，如加拿大、美国等国在说我们的孔子学院是政治文化的渗透，对之遏制甚至关闭。这是为什么？是否有着潜在的文化冲突？其实，我们的孔子学院在海外只是教教汉语，最多有点较浅的中国文化介绍，而并没有实际的孔子精神，甚至其自身对孔子的研究都很少。孔子学院如果也无孔子，在文化意识上则会是很大的问题。西方社会对孔子学院的抵制，实际上反映出其维系本有文化的高度警惕，这种过分敏感的抵制暴露出其文化保护上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复杂心态。
中国强调自己有五千年的文化，强调是人类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但我们这样悠久的文明如果没有我们自己文化的象征符号，没有我们文明的象征人物，那不是很虚吗？对这个问题当然要认真反省，尤其会触及对儒家的评价问题。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我们的文化建设要跟上，甚至应该成为当务之急。
从时代发展来看，传统儒家不可能完全恢复，但要彻底把儒家思想丢弃也是不行的，儒家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其自身发展也需要不断扬弃和创新。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的时候亲自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孔子思想的贡献也有非常高的评价。这使我们重新客观、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儒家有了很好的平台和有利的舆论氛围。
道教本来是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但它在五大宗教中又是最弱的，这很值得我们反思。其实，说到对中国宗教的理解，中国思想史上对表达宗教精神最为重要的一个字就是“道”。“道”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真正贡献，“道”之博大精深及丰富蕴涵使之好像很难说清，有许多神秘奥妙的地方，所以我们都知道老子论道的精神最为精辟之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对道的理解有神秘色彩。但是，它里面也有非常精深微妙的哲理精神、辩证逻辑，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的道文化，包括老子、庄子的经典及其思想是令人神往的。
我们对中国宗教的理解应回到宗教精神追求的本原，即一种超脱、超越的境界，而不是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某些宗教流俗、迷俗、媚俗的乱象，如高价香、强迫捐、乱收费、不守教规等。宗教要像宗教，“向钱看”不是宗教的本质诉求。所以，今天中国的宗教也需要返璞归真、洁身自好、革新发展。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也不能把宗教看作另类，冷眼相待或不屑一顾，如果社会不消除对宗教的误解，不让宗教脱敏使之正常化的话，我们这个社会永远不会真正进步、自信自强。文化建设是和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相结合的，如何在这些建设中正确面对宗教，这个坎儿我们非迈不可，绕不过去。
五 对基督教要积极引导，做好依法管理
如何依法管理宗教，这与我们当前针对宗教的一些举措直接相关。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处理好涉及基督教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很复杂。一些地方因为拆除基督教教堂或其十字架而引起了一些波动，海外亦有不少报道，甚至对之故意炒作、大造舆论，其负面效果不可低估。由于基督教的国际联系比较广，尤其是在历史演变中与西方各国形成了复杂而紧密的关系，因此其反响也就比较强烈。在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上，有着鲜明的中西对比，这里显然就涉及基督教在中国如何生存的问题，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到基督教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历史上对它的种种打压反而促进了它的发展，如罗马帝国对早期基督教的镇压有“十次大迫害”的经历，结果却使其由一个犹太教的弱小异端教派发展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中国清朝“礼仪之争”后全面禁止天主教，却使天主教从上层转向民间，其信众也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此外，基督教还有着强大的国际影响，特别是被西方各国所关注。所以，不可能不让基督教在华生存，而我们应重点考虑的则是基督教必须走中国化发展道路的问题。
今天中国信仰宗教的人中，佛教徒是最多的。而基督教走向了基层，形成其草根性发展，给人一种发展最快的印象。如果对其采取打压的方法反而会使我们脱离群众，所以，还是应该积极引导，“关键在导”。在对待思想、精神、信仰问题上，笔者还是强调那句话，即以攻心为上，表面上看可以强行把那些违规的教堂建筑等宗教场所拆了，却不能真正使其宗教信徒心服，若处理不当反而会催发出离心力，甚至使本来在面上公开的宗教活动转入地下，导致对其无法有效管理，甚至根本失控的结局。而历史上教堂拆了又建的事例很多，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关键还是依法治国，在宗教问题上要落实依法管理宗教的有效举措，现在我们在依法管理宗教上法制还不是很健全，虽然已经颁布了新的《宗教事务条例》，但依法管理宗教还没有完全到位，故要继续努力。
六 关注宗教的正负功能，意识其“双刃剑”作用
我们的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不只是对某几个较大的宗教，东正教等较小宗教也有信仰自由，像福建一些民间信仰如妈祖崇拜、三一教等在当地也有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宪法所保障的，但其放开后不能乱，政府对宗教的治理能力就是放开而不乱，这就是智慧，所以管理要跟上。如果能从管理上积极因势利导，对社会的稳定是有好作用的。宗教在中国发展较快，如果让其处于地下状况而不能有效管理，还不如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让其公开存在，而公开之后我们则能够名正言顺地对其加以有效管理。
宗教管理应体现政府的权威，对于宗教作为合适的社会组织存在则要设立相关要求或条件，比如有些宗教基本资质还不到，建议政府可以让它先备案，门槛设高一点，其资质达不到的可以在备案后先整改，达到要求、整改好了再给登记。这样在管理上有章有法，有一个实践的尺度就好办了。
我们现在有一些事情仍还没有想透彻，这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理论认识层面。理论问题没解决，对宗教的基本认识没有达成共识，所以现在不可能讨论宗教立法问题，故而在理论上一定要在梳理、总结好以往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二是社会实践层面。在管理基层社会的同时把基层宗教也管起来，按照我们政府治理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们现在搞城镇化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基层文明社区管理，都可以提出一些宗教治理的有效方案，如有在近几年需要其达到什么标准的要求，过几年该怎么进一步推进的举措等。
由于其社会正负功能的存在，宗教在其现实作用上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管好了有利于社会稳定，起到正能量的积极作用，管不好则可能有负能量的消极作用，对社会造成破坏。为此，宗教管理要抓好外延式管理即从外部对宗教的法治、社会管理，以及内涵式管理，即从内部培养教内爱国爱教者，并通过他们来对宗教加以教义、教规方面的管理。这两种管理要齐头并进，一个都不能少，而且都要抓好。我们解决好民族宗教问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未来五年、十年至关重要，这个机会抓好了，民族宗教问题处理好了，我们会真正迎来中国社会和谐发展与全面复兴。
在民族宗教问题的交织上，以色列非常典型。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还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犹太民族，它的宗教历史非常悠久，犹太教是目前世界上存在最久的绝对一神教。犹太民族是一个饱受磨难的民族，尤其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外族占领后，他们从中东跑到西欧、中欧、东欧，直至俄罗斯，但一直都遭受到打压、迫害，后来又不得不大量移民到了美国。但就是在这种打压下，犹太人以其宗教信仰为支撑而顽强地生存下来，成为一个将近两千年没有国度的民族。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中东原英国托管地建立了以色列国，而且其国家建立不到24小时就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但以色列却越打越强。犹太民族就是靠其宗教的力量而顽强地存活下来的，以色列的民众基本上全民信教，尤其是犹太人认为宗教就是他们的民族之魂。这里民族信仰有时候同宗教信仰是混合的，所以说犹太民族就是其典型例证。但在许多地方、许多情况下民族、宗教二者有时候也并不一样，不可将之绝对等同。
有些人说信仰宗教就会愚昧、落后，不能很好地发展，但犹太民族就是一个反证，从这个方面来讲值得我们冷静反思，认清宗教对于有关民族究竟有什么意义。还有一个例子值得我们体悟，历史上四散迁徙的犹太教、犹太人唯独在中国的河南开封消失了。中国人对犹太教采取了不打压的宽容态度，允许其信教，保留其宗教传统，并让其修建犹太会堂，这些犹太人觉得中国人好，自己放弃了其民族界限，自觉与中国文化相交融，主动愿意跟中国人通婚，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结果逐渐与中国人同化，到清朝末年时开封的犹太人已经消失了。此后犹太人谈起这段历史也感到很奇特，并且对中国颇有好感。
要想走宗教同化、民族同化之路，首先就要宽容、包容这些宗教或民族，使之主动、自愿地融合、同化，当然这也要有一个历史过程，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结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因被打压而成了世界第一大宗教，犹太教在中国获得包容、宽容而融入了中华文化，这种对比太有启迪意义了。当前社会好像特别关注基督教的问题，但在当代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对之加以稳妥处理，则是对我们政治智慧的一种检验。
宗教方面的说教，虽然看似虚无缥缈，但是它对人会起到一种心理安慰作用。像台湾地震以后，曾有台湾同胞告诉笔者说，宗教界当时做的精神安慰是最有效的。为什么呢？宗教把人的死只是看作生命的一种过渡，即换了一种生存方式来继续存在，这样就可能减少人们对疾病、死亡的恐惧心态，而且对死后生活有一种憧憬和向往。这虽然在认识论上会有争议，在理论上看似荒唐，却在实际生活中往往起到一定作用，而且这也不影响今天我们在政治上对宗教信众的团结。
当前社会上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是与宗教传统相关联的食品、饮料问题，因为其中有着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复杂交织，有些习惯看来虽然表面上主要是民族问题，但其根源却在宗教，如食品中主张吃素、不吃猪肉或不吃一些特别的动物，在饮料上禁喝酒，甚至禁茶、禁咖啡等。很多宗教习惯慢慢就变成了一些民族的习俗或传统，要想把它们截然区分开已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如果在民族地区如相关民族密集生活的社会氛围中要入乡随俗，即尊重这个民族，在食品问题上也要保持与群众的联系，尊重他们的饮食传统。而在汉族或多民族聚集地区，相关的传统民族意识在淡化，其宗教信仰也在淡化，因而在饮食上可以随意一点，但这个淡化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包括对食品等生活习惯的舍取，都不能勉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相关人士虽然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习惯，但不可强迫或制止他人的生活习惯。对有关食品问题就一定要慎之又慎，因为食品问题或其不当处理也已经引发过许多社会事件，我们一定要吸取其经验教训。各民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传下来的食品等生活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操之过急反而会生乱。因此，一方面要尊重相关民族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则也要提醒大家，这种特别习惯并不可以无限制地“跨界”去推行，不能形成违背他人意愿的强制。
在当代中国社会，笔者对民族宗教问题有两个观点：
一是在民族关系上不能一族独居，中华大家庭已经形成各民族同处共居的局面，我们要尊重这一现实，维系各族和谐共在的发展。这样会有利于各族之间的相互了解，积极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完美构建。
二是在宗教关系上不能一教独大，各教平等互尊、和谐相处这是体现宗教宽容、平等的现代思想精神和社会共在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不能回到人类过去的国教传统，也不能扶某一宗教、打另一宗教。在宗教问题上很难做到扶本排外，而只能固本化外。所以要正视各种宗教的实际存在，积极引导所有这些宗教向我们的社会适应，坚持“中国化”方向，实现其中国特色的彰显。
七 国民教育可以引导宗教界发挥正能量
教育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强调宗教不能干涉教育，却并没有制止国民教育对宗教的影响。宗教界也有着接受国民教育、公共教育、通识教育的权利与义务。如果教育不跟上，宗教也可能会出问题的。在当代社会，西方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所谓邪教的出现，像美国发生了很多邪教害人事件，这的确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美国政府对这种邪教及其破坏活动也是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但这种镇压是社会行政治理层面的，而不可将之混淆说是要打压宗教。因此，对邪教的处理应该是以其犯法而来治理它，包括“招远血案”，要多强调它是犯法犯罪的性质，而不要说它是宗教、信仰问题，更不要过分突出其与宗教的关联，否则容易给境外一些不好的口实。
对宗教的管理，由于我们的理论问题还没有根本理顺，有些复杂、敏感问题尚在探索、摸索之中，所以社会需要的正能量还没有完全进入宗教界，其留下的空白则会让极端势力钻进来。为此，国民教育尤其是我们社会的通识教育可以影响宗教界，积极引导宗教界发挥正能量。
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我国宗教界的教职人员整体来看文化素质还不是很高，相关宗教院校也比我们普通高校的通识教育差了不少。如果我们能通过国民教育来提高宗教教职人员的文化知识和理论水平，对他们进行正确引导，他们再在宗教团体内弘扬我们社会的主旋律、推动符合社会主流要求的正教、正信，就能把那些极端势力、邪歪说教和境外渗透堵住了。
所以说，社会公共教育及正规高校教育能够对宗教界人士起积极引导作用。笔者不理解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对于这种正面教育没有自信，却反而担心、害怕宗教会影响这个、影响那个。要记住，在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共产党是执政党，政权在共产党手里，所以主动权也就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对于这样的地位和权力，怎么能那么不自信呢？有些事情我们完全能够积极主动做好，而且我们也应该积极作为、依法作为，充分发挥我党统一战线理论实践的优势及群众工作的经验来积极引导宗教、做好宗教工作，而不应该总是被动地、缺乏自信地害怕宗教来渗透、影响我们。中国宗教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服从党和政府的管理的，所谓过于害怕宗教影响的看法，其实是把这里面的关系完全弄颠倒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利用国民教育来增加宗教界的正能量，对宗教形成一个正面、积极的引导。例如，我们讲防范宗教极端势力，就可以通过爱国宗教领袖及教职人员宣传在宗教中正面兴起的中间主义，还可以与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庸之道相结合而提倡中道思想，即通过我们对伊斯兰教阿訇以及对宗教界的其他教职人员、精英人士的思想引导和知识培养，使我国的宗教增强向心力，避免极端化发展。因此，这种教育的推进也是宗教内涵式管理所必要的。
八 网络上要有正面说教，加强管理宗教在互联网的传播
利用网络传播宗教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问题。目前全世界有许多宗教网站，其中涉及伊斯兰教的网站有上百万个，在国际社会上宗教极端分子的网站也不少，它们的传播力量是非常强的。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已经不可能完全把网络关闭，而网络本来就是无孔不入的。在这一新的领域，我们只能想办法用正能量来压倒邪恶势力。
我们对网络安全要加强相应的掌控，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故而还要有正能量的体现，就是在网络上要有正面的说教，要以对宗教积极引导的力量为主，对负面的东西仅靠堵是堵不住的，要让正面的声音来压倒负面的影响，在网络上以弘扬正气、坚持正道为主流，这才是长远之计。
由于我们现在对宗教的认知有问题，老是把它看成负面的、消极的，结果在谈宗教的正面意义时就往往理不直、气不壮，人们看宗教也不顺眼，而宗教界也颇为被动，几乎很难在社会上有其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存在空间。其实宗教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因素，我们应该多弘扬其正直的、积极的内容，尽量消解其负面因素。如果我们在网络上没有宗教的正面声音，尤其是在西藏、新疆这些地方，敌对势力就可能利用网络来把宗教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拉，使之外化、异化，甚至敌化。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积极防范。
网络上靠堵、靠封是不行的，因为还有短信、微信，现在还有云计算等高端发展，可谓无孔不入。网络防火墙也是有限的，对相关信息不一定能防得住。所以，在网络上多有宗教理论、宗教舆论的正确引导、多有正能量的释放，这才是网络方面比较可行的办法。
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可以看到，它们的宗教礼拜等活动现在也是可以通过电视、网络来传播的，人们在家里就可以参加宗教活动，不一定需要到规定的宗教场所去，所以仅靠行政手段对宗教场所的管理非常有限，效果也不是很好。现在宗教的小范围聚会非常多，一些宗教团体到20人也就不再发展了，而是分成各种各样的小组，在很小的场所里聚会，并通过一些媒体和网络手段参加宗教活动礼拜，进行发展传播。因此，现在也有网络宗教之说。所以，靠防、堵等传统的管理方法来对待网络宗教，其效果很有限，我们在网络宗教的管理方面还得有新办法，而且不能仅靠技术手段，必须做好人的工作。
九 正确看待宗教中的理性及超理性认知
宗教与科学、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应该有比较客观的衡量。宗教的思维固然有其问题，但也必须承认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中科院原院长路甬祥院士在一个讲座中曾说，在已知世界内，科学能说清楚的只占4%，而对于科学还说不清的那96%，科学、哲学、宗教却都想说说，因而其所说也都不是绝对的。
科学之说强调实验的证明，哲学之说强调理性的推断，而宗教之说则强调信仰的预设；在这说不清之处的科学、哲学和宗教之说，都会有信仰的因素。所以，笔者认为也有科学信仰和哲学信仰，如1964年比利时科学家恩格勒特和英国科学家希格斯发表论文宣称其相信有一种作为物质质量之源的粒子存在，这一预设作为科学信仰而称为希格斯粒子或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1988年被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莱德曼称为上帝粒子（God particle），直至2012年这一粒子才通过实验证明其确实存在，从而轰动世界并使二人获得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经过约50年从科学信仰到科学证实的典型事例。宗教认为理性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但不是所有的问题。宗教并不绝对反理性，但它认为理性是有限的，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宗教中也有理性的东西，但它认为自己是超理性的，就是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它也想去解决，至于其解决是不是具有真理性，则有很大的问号。
我们要看到宗教的个性、特点，对它有一个正确认识。我们所用主要还是哲学认知，但不要相信哲学就是万能的，康德就曾指出哲学中的纯粹理性所带来的“二律背反”之窘境，故而也应给宗教一个可被包容的空间，它所涉及的未知领域，可以留待将来人类智力的发展来解决。实际上，信仰在学理意义上属于未来学范畴，带有不确定性，却仍可为我们的研讨提供开放的可能性。宗教在认识外在世界及内在自我时，会由原来的好奇、惊异而转向对神奇绝妙的大千世界之敬佩、崇拜和依赖。这种神奇在认识上会经神秘体悟而获得一种神圣的高位，故而出现宗教中的“神明”问题。对“神”之有无之辩，则会反映出其辩论者的主体认知之境。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发展出科学的无神论，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无神论的局限，故而对一些无神论也持批评态度。鉴于无神论的类型太多、彼此关系错综复杂，笔者因此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泛指的无神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始于无神论，但却超越了无神论而形成了共产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其著作中所反映的无神论思想凝聚成了科学无神论体系。而泛指的无神论则包括原始无神论、朴素无神论、战斗无神论、唯心主义无神论、虚无主义无神论、存在主义无神论等等，这些理论并非科学理论体系，其局限性及错误也是很明显的。鉴于宗教社会存在的复杂性，我们关于无神论与有神论的讨论主要应在思想、认识领域展开，而不要扩大到社会、政治领域去纠缠。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有些人把无神论绝对化，我担心这种绝对化会使我们对宗教的认知也绝对化，那对我们党当前的宗教工作是很不利的。学术界的基本定位，则要求宗教或无神论研究者都需要深究其话语体系，研讨其学术体系，由此而形成术业有专攻的学科体系。我们应该在研究上下功夫，而不能仅限于肤浅的批评。
对无神论也要相对地看，其认识本身就可能会发生转变。例如，基督教刚产生时，罗马的传统宗教就曾把基督教看作无神论，反对多神崇拜的绝对一神论起初也曾被视为无神论（Adevism）。现在有些人干脆把孔子甚至明代天主教士大夫徐光启也看作无神论者，这些做法丧失了学术、历史之基本常识和基本原则，故此也都很值得商榷。我们的认知是开放性的，可以长期讨论、争辩下去，但是没必要对这种学术讨论在政治立场上搞上纲上线，变成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这种讨论一旦脱离学术规范也就毫无意义了。我们在科学院工作，工作底线一是要做学问，二是要讲科学。
从社会政治层面看，怎么更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人，这就涉及我们的统战理论。面对今天开放的社会和不会穷尽的科学探究，我们在认识上也要持开放态度，对任何结论都不要绝对化，哲学如此、宗教依然，科学同样也是这个道理。从社会政治需求来看，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信教群众，这样做才有利于社会和谐。
对宗教的积极引导，要有一定趋利避害的选择，不要太书呆子气，对宗教传统经典的选用要符合、适应我们的社会和谐、民族团结，这早在明清时期王岱舆、刘智等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努力中，就已经注意到把诠释其宗教经文与中国主流文化有机结合。在政治层面，我们今天该制止的就必须坚决制止，该回避的地方就应该小心回避，该积极引导的也就要全力去积极引导。尤其在对待当代伊斯兰教的发展问题上，关键在导，如果不积极引导可能会出大事。
积极引导宗教至少会让大多数信教之人站在我们这边，增强凝聚力。如果消极、负面地对待宗教，则有可能使宗教界人士、民族人士的离心力量会越来越大，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即恶化的表现，是我们特别担心，也是我们一定要阻止、防范的。我们应该以耐心、长期的积极引导工作来慢慢地增大宗教信众对我们的向心力，只有朝这个方向来引导，才是正确的。
打压不能解决民族、宗教的根本问题，如果宗教反感、民族仇恨上升起来，可能以后很多年都很难抹平。尽管现在国际社会、国内局势出现了一些波折，我们仍然应该朝积极引导、争取人心的方向努力，而别无选择。
对民族、宗教问题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对于其民族感情、宗教情怀还是要积极引导，从内部解决问题。宗教界、民族界内部大多数是拥护我们党、拥护我们社会主义的人，也只有培养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需要高智商，需要我们有执政的无限睿智。概言之，在如何正确对待中国宗教问题上，以上所论及的零散想法是笔者的一些基本思绪及思路。
[原标题为《谈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理解》，载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编《与院士面对面》（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