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儒教研究的意义及必要

儒教是不是“宗教”？作为“宗教”的儒教曾以何种形态来存在？是作为“国家信仰”的“国教”，还是作为“民间信仰”的社区宗教来呈现其生存形态？儒教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还能否重建以及如何来重建？“儒教”“儒家”“儒学”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是中国当今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焦点。它们涉及对中国文化特性的认识，触及中国文化本真有无“宗教性”的敏感话题，关涉今天“国学”讨论中对“国学”的真正理解，同样也与今天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弘扬，以及应该如何来实施等密切关联。随着“孔子学院”以上百所的规模在世界各地得以迅速建立，随着“孔子”形象的重塑，“儒”与中国文化则已重新成为人们回避不了的问题。聚焦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与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曾于2009年10月共同在孔子的故乡山东组织召开过“多元视域下的儒教形态与儒教重建学术研讨会”。鉴于社会各界对儒教的关注和种种评议，这一研讨会对不少热点问题都有着积极的回应，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思路，因此其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乃不言而喻。

对于儒教或儒学，笔者本无“专攻”，因而也就不具备任何“话语权”。但作为中国的宗教学者，笔者时常琢磨美国宗教学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伊利亚德关于宗教乃“人类学常数”的名言，以及国内学者对此的回应及评说。从对儒教“宗教性”的理解及分析，笔者感到中国不应该是没被涵括在这一“常数”之内的另类。反观中国历史发展及中国民众信仰状况，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也应该与宗教相关联。

儒教是不是宗教，中国有无宗教，这在20世纪之前中国人的认知中本来不成问题，人们对儒、佛、道并列习用也基本上认同，其“三教”共识并没有单独将儒教从宗教中剔除而仅认为佛、道为宗教。由此而论，“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等人关于中国“无宗教”的断言则过于武断和绝对，并不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的现实和常情。其观点乃当时政治发展形势使然，并没有认识论上的深思熟虑。当时主张中国无宗教或不需要宗教的思想家基本上没有从学理上深究和理解宗教的意义，而多为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考量来表达其破旧立新的激情。如曾风靡一时的口号“以美育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和“以哲学代宗教”却没有考虑各自的不同及能否代替。其结果，“新文化”运动在破坏旧文化时彻底否定宗教，使没有宗教的中国传统文化难有根基，而新文化却并没能顺利建立起来，美育、道德和哲学对宗教的取代亦没有出现。在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社会重建时期，人们没有充分的时机来深刻思考这一问题，但中国宗教多元存在的局面却更为复杂，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真则更加模糊。文化真空的出现，文化自我的失去，已成为当代中国人十分担心且担忧的现实。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强大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中国的文化问题，以寻找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于是，人们重新讨论儒家文化，也开始重新思考其与宗教究竟是何关联的问题。

其实，如果坚持中国确有代表自己文化传统的宗教，那么这类宗教则非“儒”“道”莫属。对“儒”“道”二教“宗教性”的认知，实际上也关涉中国人的文化自知、自觉和自信问题，是对中国文化自我意识的反观、反省及反思。在当前中国社会舆论中，或是把儒教视为一种属世俗的社会关怀而不承认其为宗教，或是把道教的法术活动过于渲染而不将其看作宗教。而儒教、道教中博大精深的宗教精神蕴涵则深藏其中却不被人察觉和认知。实际上，一旦从宗教性来理解并界说儒、道，那么中国人有无宗教与伊利亚德所言“人类学常数”有无关系，也就都不再成为问题了。对于这种内涵小、外延大的“宗教性”，在当下中国似乎仍然还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人们仍然注重从社会组织形态、社会群体活动的宗教表层存在形式上来观察宗教、界定宗教。于是，儒教的“入世”性、道教的“弥散”性，使之在中国人的眼里都不太像宗教。

从儒教“宗教性”的理解出发，“儒”的原初意义乃与“水”相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中国人的“求雨”“沐浴”活动。章太炎先生认为“儒者”“本求雨之师”，而且早在孔子之前，“儒有澡身而浴德”之蕴涵就揭示出了其宗教的本真意义。老子在论“水”时有过“上善若水”的经典名言，这也使笔者联想到“亚伯拉罕传统”宗教之初的犹太人所信奉的绝对一神“耶畏”（耶和华）在其游牧民先祖的信仰中亦是“雨神”！从生命之源、洁净所依的“水”而引申出其宗教性和道德性，“儒”遂形成其“以道教民”“以道德民”的宗教及伦理意义。由此而论，“亚伯拉罕传统”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都是突出其伦理性的宗教，“神威”与“德化”达到了并重。而“水”与人之宗教灵性的这种奇特关联，也在这种宗教比较中得到意味深长的印证。有学者考证，人类现存文明宗教基本源自三大宗教河系，即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产生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南亚的恒河、印度河，产生有吠陀教、古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等；东亚的黄河、长江，产生有儒教、道教、各种中国民间宗教，以及受此文化影响的日本神道教等。于此有一值得玩味的历史现象，即所有这三大河系及其宗教都存在于亚洲，随后传播、发展到全世界。中国作为亚洲的第一大国和唯一传统文明没有中断的古国，说其无宗教或无宗教性，似乎很难说得过去，也根本不符合中国的真正国情。实际上，中国宗教就有着“水”之禀赋，一方面有着“上善若水”的高尚，另一方面则有着“海纳百川”的低调，这种“以柔克刚”在包括宗教在内的中国文化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世界宗教的东方色彩，使人们重新把关注力放在亚洲，除了其无从考证、证明的神明形象之外，一般公认具有最大宗教影响力的人物只有两位，一位是中国的老子，基于其对“道”的阐释；一位是印度的释迦牟尼，基于其对“佛”本意之觉悟。而在对中华文明情有独钟的“自爱”舆论影响下，一些人已把世界一切文明之“源端”都归为中国，于此释迦牟尼所属的释迦族及其存在地域也被认为处于本属中华文化范围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文化”地区。这样，世界宗教领域中两位最有影响的人物被认为都属于“中国”，而中国的主流观点却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宗教，二者的反差及张力显然太大。其实，认识中国有无宗教、宗教对中国国民影响究竟有多大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对儒教的理解及其对儒教宗教性的基本界说。实际上，宗教本有多种模式，涵括建构性和弥散性、彼岸追求和今世努力、超越之维和现实使命、终极神圣和社会圣贤等。儒教以其现实关切和追求圣贤的入世境界而与其他类型的宗教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异性并不足以将儒教根本排斥在宗教之外。不过，承认儒教是宗教的学者在对其宗教形态的认识上也仍然存有分歧。以往多从汉武帝受董仲舒影响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看待儒教，视其具有“国教”形态，认为是统治者“神道设教”的产物，而且还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教合一”体制。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儒教作为国教而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密切关联，并认为儒教还建立了以孔庙（文庙）、儒士为代表的教团组织，从而构成其体态完备的宗教。而真实的情况是，中国历史并没有完全掌控国家的“国教”，甚至儒教也并不具有国教的性质，而乃依附、屈就于国家权威之下，属于一种“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而针对这种对儒教组织形态的强调，另有一些学者则坚持不存在作为“宗教组织”的儒教，更倾向于认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种宗教组织形态淡化、但“宗法性强烈”的“宗法性传统宗教”。对这种宗教与中国古代封建政治的关联之描述，则可以看出其所言实乃反映出所谓儒教存在之“实”。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多元视域下的儒教形态与儒教重建学术研讨会”的组织者之一卢国龙等学者则独辟蹊径，不再从“帝王家神道设教”来看待儒教，而将目光转向民间、基层，从基层社区及其草根文化来寻觅儒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基础性、根本性和本原性，指出现实历史中所存在的儒教乃“礼失求诸野”的产物，并且与中国基层社会有着密切、牢固的关联。作为上层“官教”的儒教已经灰飞烟灭、不复存在，而作为底层“民教”或民间信仰的“孔教”“德教”“文教”等秉持儒家思想观念及其道统传承的信仰存在却生动活泼、兴旺发达。这种见解的确使我们眼光一亮，得以关注作为宗教基础、生命力之源的基层社会，观察儒教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及区域文化中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由此悟出儒教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新意。在当今儒教重建的努力中，一些学者仍然只将其注意力放在建构形态的儒教复兴上，希冀很快能有组织性的儒教出现。而“求诸野”这一思路给我们带来的启迪，则是要我们更多关注中国基层社会儒教文化的恢复、儒教“读经”的影响、儒学书院雨后春笋般的兴办及其带来的基层社会建构的变化和由此而新涌现的基层社团及社区模式等。不少学者已不再纠结于儒教是否宗教的争论，而是走向基层推广“乡村儒学”的实践。这种儒教经典的研习和运用，正带来中国基层、民间社会教育及社会生活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种“田野”儒教的萌生和发展，或许是我们在关注儒教复兴时更值得探究和思考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儒教无论从官方还是从民间都已经颇难“重建”。但这种努力和尝试并没被彻底放弃。例如，民间儒教的“变体”或突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民间信仰，很有可能以一种普遍性的“大道教”和地域性的“三一教”之整合或文化“申遗”的共在形式，重新出现在中国当代社会，并逐渐形成“儒教”宗教层面再生或复兴的社会文化氛围。而与儒教的宗教性、祭拜性相关联的当今社会活动则还包括具有官方背景的祭奠孔子、黄帝、炎帝的隆重庆典，以及形成的相应节日活动等。因此，从政治及文化关联上，我们仍可从中国核心价值的重树、中国社会文化的重建上来考虑儒教重建的问题，分析其有无可能、应克服哪些障碍，以及需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可以说，当今中国学者对儒教的研讨已在不断深入和细化，既有对儒教历史的回顾、总结，也有对当代儒学或儒教复兴的观察、反思，当然也还会有对其未来发展及可能动向的前瞻、预测。这当然是一种开放性的研究，有着很大的潜力和发展前景。在此根据“多元视域下的儒教形态与儒教重建学术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和相关学者最新研究而汇集成的《儒教研究》文集，将会生动反映出当今中国儒教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和理论成就。希望我们能从当今中华文化使命及文明重建的高度来看待并推动我们的儒教研究，努力使我们在这一研究领域上能够持续不断地有突破、有创新、有惊喜！

（本文基于2011年为《儒教研究》所写序言而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