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哲学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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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书之旨趣

以上扼要叙述过大易哲学的源流及其思想体系的轮廓,现在——在此前言中——更当向读者一述笔者撰写本书的旨趣所在。

本书之撰写,自以阐扬古学为主旨,虽如此,笔者愚意实不止此。笔者的一贯信念,认为今日之发扬古学,必当以时代眼光衡量其学术价值以为断。古学之无时代价值者,虽发扬之何益?古学之如为时代所需者,不发扬则有亏于学人之职责。大易哲学,就其发生而言,是“古学”,是“中国学”,但如就其学术价值而论,则毋宁说是“古今学”,是“世界学”,因为这一哲学是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的(时间指任一历史时代,空间指任一地域)。它的不受时、空限制可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它不为自己树立思想上的藩篱,在它的思想中,没有拒绝,没有排斥;它是开放性的哲学,凡人智所及的一切理、一切事、一切物无不含纳。“太极”“阴阳”之义,说尽宇宙理事,自然无碍;“生生”“感应”等义,为人界、物界实有之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义,为全人类不容置疑的生存之道;“善补过”“知几”“时中”等义,则为人类自求多福的行事之方。大易哲学所建立的理性界的天地是无限开放的,所制定的人道法则都是可行于古今任何时代、天下任何地域中的。

另一方面,大易哲学本身具有因时、空而变通制宜的本领(也是它的学说内容的主要部分)。我们在前文述其源流一节中已曾看到,它在天道思想支配人心的伏羲氏时代,是一副面貌;在神道思想支配人心的周文王时代,又是一副面貌;到了人道思想来临的孔、老时代,又是另一副面貌。这三个历史时代,上下悬隔四千余年,各有不同的社会面貌,而它则分别以三种姿态应世,它的哲学思想本质依旧,却能应合时代在形式上灵活变化。孔、老以后也是如此,到了汉代,时代思想变了,它便以象数易的面貌出现;到了宋代,时代思想又变了,它再以太极图、河图、洛书的面貌出现。而这些变化,万变不离其宗,都不影响它的哲学原面目,它活像一个戏台上的角色,一场演完了,粉墨易容,便又登场,场场都是一个新角色。在这方面,世界上其他哲学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它实在是一个“不落伍的哲学”,因为它极尽变通之能事。

不受时、空的限制,说明了大易哲学在今日依然有被提出发扬的价值。虽如此,这仍非本书所以撰写的至要理由,比这更重要的,尤为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情势——人类今日太需要有一个通贯人心的大哲学思想了,这才是笔者写作本书的根本动机。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神速发展,从而造成物质文明的光辉灿烂。我们不否认在物质文明的成果上,已经充分表现出人类智能的卓越,但这种情势却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人类今日已越来越清楚地发觉到自己为物质文明所困,想要摆脱,却很难摆脱。今日人类受物欲诱引而驰骋追逐之状,举例言之,恍如滚石下坡,不能自已。今日不管是为了贪图生活享受,或为了纯粹做学术研究,或为了求生存而摧毁敌人,或为了出于拯救人类的善念,或为了其他任何理由而发展物质文明,到头来总是疯狂地发展下去。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这一向下坡飞滚的石块,愈滚愈速,终将至于破碎之局,怎奈欲中止而无方。那么我们如问:西方科学文明带头领路,把人类带到今日的境地,他们的哲学家们做什么去了呢?在一般人心目中,哲学被认为有指导科学发展的责任呀!说起来可怜,我们唯见近世以来哲学跟在科学背后狼狈而奔追——或者说是被科学拖着跑更切当——捡拾科学的研究成果以立说且不暇,更遑论指导?所以近世西方哲学完全失去了控制科学的能力,本末倒置,不是哲学领导科学,而成了科学决定哲学的前进方向。

科学的发展是专业的,少受整体观念的牵制,可以任己意而狂奔疾驰。在以往,人类初见科学发展得快,欢呼“进步”,因为它的确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繁荣、更高的享受。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原子弹出现以后,人类突然发觉到对自己努力发展的科学逐渐有了驾驭不住之势,而由于人间世种种不相谐和的复杂因素,又不得不努力发展下去,竟成了今日一面心存危悸,一面又忍痛继续发展科学的“骑虎难下”的局面。在从前,人类在生存上发生了问题,有一个直截了当的解决办法,便是“诉诸战争”。可是现在呢?这个办法不敢轻易动用了,在高度物质文明发展下,除了小国家间尚可以动动拳脚以外,几个拥有毁灭性武器的大国,谁也不敢轻启战端,因为到头来遭毁灭的不只是敌人,也是自己。“战争”这条路行不通,剩下的便只有“和平相处”,这便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总问题——我们必须和平相处,但是,我们缺少和平相处的哲学。

读者诸君务必知道,笔者的意思并非说世界已经走到了无可挽救的末日,或者是人类从事于自我拯救已经为时过晚。中国人的信念一向是:人类自求多福之钥匙,永远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而且依据冷静的中国古圣们所教诲后人的,即令是明天世界毁灭,今天我们仍应该如常地计划生活。笔者承受中国文化血统,以此日旁观者的立场——言中国文化在近世世界文化潮流中居于“旁观者”地位,未尝不当——看来,以上所述西方科学的疯狂发展,实为哲学积极求变的表现,科学正在扮演着哲学的急先锋的角色。在不远的前面,有一个大的目标在诱引,哲学正在乘科学的健翼而奋进,那个大目标是什么?便是“人道的哲学”——以“人”为中心的哲学。

这里必须要多说些话,验诸西方哲学史以证明笔者言之不虚。西方哲学自古希腊起,中心一直在于超越界,希腊时代是“有(Bing)”、是“一(The one)”、是“观念(Idea)”、是“第一形式(First form)”,到了中世纪则合于“神(God)”。近代自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到斯宾诺莎(Spinoza,1634—1677),到莱布尼兹(Leibniz, 1616—1716)的理性派一支,思想中心仍隐然羁留在形上的本体;经验派一支,洛克(Loke,1632—1784)、贝克莱(Berkeley,1685—1753)、休谟(Hume,1711—1776)始致力于努力将哲学中心拉向形下世界。康德(Kant, 1724—1804)算是哲学发展中一个段落的会集,他的哲学整个说来是学理中事,但针对着纯学术问题做精深思考分析,客观而不受约束(指传统神观念的约束),已充分表现出人智的兴旺现象。黑格尔(Hegel,1770—1830)的哲学,进一步向人间世逼近,他应用哲学法则论断人事历史,他的哲学表现出对实际人生的浓厚兴趣,透过历史精神将神观念与人融合起来,哲学于是明白接触到“人生”。接踵而来的19世纪的前后两个有名气的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1788—1860)和尼采(Nietzsche,1844—1900),他们所表现的便不只是对人生的“浓厚兴趣”,而是真正的“深切关注之情”,这两个人,一以悲观名世,一以愤激立说,以中国人看来,都不合乎中庸之道,但他们的确是在执行着哲学走向“人生”的大使命。从19世纪开始,世界比以前更热闹了,科学大发展起来,生物进化的研究有了成果,从而带起了斯宾塞(Spencer,1820—1902)的哲学,后来摩尔根(Morgen,1866—1945)与亚历山大(Alexander,1859—1938)等人的哲学也由此兴;心理与生理之学发展起来了,从而詹姆士(James,1842—1910)成了哲学家,杜威(Dewey,1859—1952)继起弘扬,柏格森(Bergson,1879—1941)的享誉,也大得力于心理学;物理学、天文学也辉煌起来了,一方面是量子论、相对论等科学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是科学成果表现在新发明武器上,这两方面都冲击着哲学,前者影响了怀德海(Whitehead,1861—1947)哲学的发生,后者则造成世乱频仍,人心惶惶,从而激荡出存在主义诸人,而他们的哲学都是越来越归趋于“人的世界”。其他自然还有很多,毋须一一道及,总之,我们盱衡西方哲学的发展大势,其中心思想是由超越界向人间世落降,大目标指向以“人”为中心。

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向如上,然而我们问:他们现在走到了什么地方呢?不错,他们已经接触到了“人”,尤以20世纪初柏格森立生命力之流为宇宙本体之后,传统的超越的西方哲学可以说已被推翻了,20世纪以来的几家哲学都从人事上立说。可是由中国人看来,如就“人道的哲学”的成熟境界而言,不能不说仍在幼稚阶段。今日西方哲学还在借科学的方式对“人”作有形的分析、推想,而对人心、人性的深度领悟及以人合天的更高境界尚未触及——然而,科学过度发展的危机却出现了。科学的危机是人造成的,中国人有典故,说是虎颈悬铃,解铃者还须是当初系铃的人,参见(明)瞿汝稷《指月录》。所以解除科学危机的,必须还是人。换句话说,目前我们最重要的是赶快建立起“人道的哲学”,以之唤醒人心,只有人心普遍觉醒,明白此危机之“危”,危机才会解除。

只凭热心而没有人道的哲学体系,不能救世,这是另一点需要提及的。今日世界并不缺乏热心人,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离开文明世界到非洲落后地区去行医救人,被不少人目为“今世圣人”,然而如以圣人行事作价值评断的话,笔者则以为他“所为者小,而所遗者大”。何以言之?文明世界的疾病远比那个腹鼓如气球的非洲小孩子的疾病更为严重,因前者是关系着整个人类生死存亡的疾病。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一般人的信念:史怀哲的伟大在于他的精神感召世人。可是笔者怀疑这种“精神感召”在如今物欲滔天的世界中,会不会产生我们所需求的效果。西方人自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那一天开始,便鼓吹这种精神感召,但至今日尚不能安定世界人心,史怀哲所做的不能胜过耶稣,何能以此精神救世?因之,依笔者愚见,我们今天所最需要的,不只是热心救世的个人情感,更需要有一个通贯人心的周详的哲学。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仅凭少数人的热诚行事与呼吁奔走是无用的,根本问题是物质文明太发达了,而哲学思想太落伍了,我们必须有对症的哲学思想以控制人心才可。

人类今日的处境又像是在踏着水车,水车轮转动得非常迅速,不得不跟着快踏,而愈快踏,车轮转得愈快。纵有一二警觉之士放缓脚步,也无法阻止亿万人之狂步急踏。为今之计,必有巨眼大智之人出,制定通上彻下的哲学思想体系,大镜悬前,使大家一方面望而知水车狂转之将致速溺,另一方面在大家可遵循的理则下逐渐共同放缓脚步。这样,犹如握水车之枢机,渐渐使轮转慢下来。然而,怅望长天,又何处得见此一稀世大圣哲?又何时得见此一哲学思想体系出现呢?

大易哲学是以“人道”为中心的哲学,它所追求解决的是人类自求多福以生存下去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昔孔子与老子的时代,是中国大乱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恍如今日的世界,各国纷争,人心陷溺,孔、老二人建立大易哲学思想体系之本意,原在于救人济世。读者当还记得前文“道情酬唱”中,笔者曾谓孔、老、释三人心有隐屈之言吧?今且观三人之言行:孔子一面叹息着“予欲无言……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篇》。一面却教不厌、诲不倦、述修六经以立言,是孔子言行相矛盾;老子一面写下“道可道,非常道”之句,一面却继续写出五千言论道之书,是老子言行相矛盾;释迦牟尼在说法四十九年之后,最后却说:“我始从成道,终至涅槃,未尝说得一字。”《涅槃经》。既如此,当初谁要他说法来着?是释迦牟尼言行相矛盾。是三人者,无不言行相矛盾,他们心不欲言,口不能止,如非衷心有大冲突、大痛苦,岂会如此?唉,唉,几人识此!

笔者愚昧,无能对当前人类世界尽救危拯溺之力,乃推往圣之心,商量古学,撰《易经哲学精讲》(又名《大易哲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