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士气

国家兴旺，士气必盛；国家颓败，士气必衰——这是历代兴亡的一种规律。也可以说，士气盛，则国家旺；士气衰，则国家败。北宋自宋太祖建国，到宋仁宗中兴，士大夫逐渐形成一股蓬勃向上的士气，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韩琦、富弼、文彦博、寇准、包拯、苏轼这些大儒巨擘，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可谓群星灿烂，名臣迭出。而自宋哲宗大兴党争，到宋徽宗昏庸无道、沉迷享乐，士大夫皆以投机取巧讨好皇帝而升上高位，蔡京、高俅、童贯、王黼、朱勔，提拔的原因个个相似，士气一蹶不振。国家外无良将，内无贤臣，“靖康之变”便不可阻挡地酿成了。

士气与君王作为是一脉相承的，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大臣，正如有什么样的将军，就有什么样的士兵一样。宣和七年（1125）冬，金军第一次南下伐宋，围太原、破燕京，所向披靡，直抵开封。作为大宋王朝当家人的宋徽宗，大难临头，却撂担子，推责任，在四十三岁年富力强之时，匆匆禅位于长子赵桓（宋钦宗），自号“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一旁休息去了。不仅如此，宋徽宗还在开封军民加强防守、抵御金军之际，借口敬香还愿，抱头鼠窜，东躲西藏，直至开封解围，才若无其事地溜回京城，毫无大国君主的担当。

皇帝如此，大臣可想而知。平日那些所谓“股肱之臣”，此时也利用各种理由，纷纷加入逃亡队伍，蔡攸、高俅，先后扈从。作为朝廷最高军事长官的领枢密院事童贯，更是荒诞到最基本的纪律都不遵守：宋钦宗临危受命，安排童贯以领枢密院事留守东京，负责京城防务，童贯竟然拒绝受命，兀自随宋徽宗一路南逃。可笑、可悲、可叹。

而宋钦宗领导的新政权，以议和为政策主导，不思备战。靖康元年（1126）秋，金军见有机可乘，又兵分两路，南下伐宋，于十一月（1127年1月）抵达京城下，随后城破，徽、钦二帝旦暮之间成了阶下囚。国家分崩离析之际，一些平日里“忠义”常挂嘴边的士大夫，旋即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华丽转身，改事新主的积极与当年效忠宋朝的殷勤一样，丝毫没有心理障碍。当宋徽宗以下数千人被押解出城，前往金营时，号啕痛哭者有之，咒骂连天者有之，拉扯不前者有之，垂死挣扎者有之，那凄然惨状，笔墨难书。然而，作为金人安排负责押送的宋朝京城四壁都巡检使范琼，因嫌队伍行进太慢，挥刀立斩数人，还大声做大家的思想政治工作说：“自家懑只是少个主人，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譬如营里长行健儿，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意思是改朝换代，不必过于较真，咱们不过是换了个主人而已，如同军营里的士兵，姓张的来管是张长官，姓李的来管是李长官，如此而已。范琼这毫无廉耻的话语让人感到震惊，不但反映了当时的人心之乱，更反映了士大夫阶层价值观之乱，伦理颠倒，节操丧失，士气也就江河日下了。

当然，保持节操、固守士气者不是没有。当金人扣留前来金营谈判的宋钦宗，要求他脱下帝服，逼他退位时，随行的吏部侍郎李若水抱住宋钦宗不放手，怒斥金将完颜宗翰不讲信义，咒骂金人为狗辈。暴怒之下，金人毒打李若水，直到其遍体鳞伤，当场昏厥。苏醒后，李若水毫不示弱，绝食抗争。完颜宗翰（粘罕）见李若水忠勇可嘉，想收买利用，许以高官厚禄招降他。李若水却说：“天无二日，若水宁有二主哉！”不仅严词拒绝，而且骂声不断。金人又打破了他的嘴唇，他喷血痛骂，愈加激愤。最后，李若水被金人割颈断舌，英勇牺牲，其节义令人动容。

然而，李若水不过一侍郎而已，朝廷二府三司那些峨冠博带的大臣们，皆是蔡京、童贯这种投机取巧、贪生怕死之徒，纵然有一个尽忠报国的机会，其表现恐怕与范琼所谓“自家懑只是少个主人”没有什么区别。当时，宋钦宗让童贯留守开封，他不是公然抗旨，跑得比兔子还快吗？所以，李若水就义时，金人就曾说：“辽亡国时，慷慨就义者十几人，宋朝却只有李侍郎一人而已。”金将完颜宗望（斡离不）闻之甚至叹息道：“如果宋人都像李若水，怎会有今日灭亡之事啊！”

北宋到“靖康”之际，已经再也不见当年司马光“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的高贵品德，再也不见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更不见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创新胆识。每当国家危亡，士气便成了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那根稻草，而当这根最后的稻草也没有根植和生长的土壤时，国家灭亡就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