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德鲁克管理理念
管理与企业管理
——彼得·德鲁克的贡献（上）
受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委托，2000年9～12月我在美国彼得·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学习。其间，有幸师从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亲耳聆听了德鲁克先生主讲的“管理者的新挑战”和“基于信息的组织”两门课。在美期间，我多次到德鲁克档案馆了解德鲁克史料。2000年9月29日，我发现了1999年1月18日德鲁克先生撰写的《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一文（见彩插9）。这篇定论性文章的原件打印在德鲁克的私人信笺上，并有先生的亲笔签名。
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
·早在60年前，我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
·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尽管管理一开始就将注意力放在企业上；
·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
·我围绕着人与权力、价值观、结构和方式来研究这一学科，尤其是围绕着责任。管理学科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
彼得·德鲁克
1999年1月18日
“早在60年前，我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
德鲁克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出版了三本重要著作：1939年的《经济人的末日》、1942年的《工业人的未来》以及1945年的《公司的概念》。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德鲁克首次提到“组织”的概念，并且奠定了组织学的基础。传统社会学中根本没有“组织”的概念，因为传统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society）和社群（community），而“组织”既不是社会，也不是社群，却兼有两者的成分。德鲁克在他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提出：工业社会需要一种取代传统社群和传统社会主要特征和功能的新器官（organ）。正是因为德鲁克在该书中提出“器官”这一概念，1943年12月下旬，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董事长唐纳森·布朗邀请他对通用汽车公司进行内部研究，以便分析它的组织和管理。
那时候，德鲁克最早的两本著作《经济人的末日》和《工业人的未来》已经为他在政治学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成功基础。美国政治学协会甚至推举他进入政治理论研究委员会。但是，研究通用汽车公司这样一家企业与政治学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本宁顿大学的校长路易斯·琼斯这样评价德鲁克研究通用汽车公司所冒的风险：“你将永远地毁了你的学术事业。你现在处于究竟是研究经济学还是研究政治学的十字路口。如果接受这个课题，你在这两门学科中都会失去别人的尊重。”
因此，当德鲁克决定用两年时间从内部对通用汽车公司进行研究时，他是冒着个人事业发展的风险的。但是，德鲁克却说：“我认定自己必须深入内部，从内部来真正研究一个大公司，把它作为一个人类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作为一个统一的机制来研究。”在谈到《公司的概念》这本书时，德鲁克说：“《公司的概念》并不只是一本关于企业的著作，它是一本有关组织、管理和工业社会的书。事实上，这是一本从‘组织角度’分析企业的著作，也是第一本审视‘企业社会结构’的书，而这个社会结构有能力集合众人之力来满足众人的经济需要。这本书同时也是第一个把‘管理’视为承担特定工作与责任、履行组织特定机能的著作。”
德鲁克在《管理：使命、责任、实践》（Management：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1973年）一书中指出：“管理是一种器官，是赋予机构以生命的，能动的、动态的器官。没有机构（如工商企业），就不会有管理。但是，如果没有管理，那也就只会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不是机构。机构本身又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它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给社会、经济和个人提供所需的成果。可是，成果从来都不是由它们做些什么或怎么做来确定的，而是由其贡献来确定的。”
管理是我们的社会机构特别是工商业中领导、指挥和决策的器官，是一种普遍的职能。这种普遍的职能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中都面临着同样的基本任务。管理者必须为他所管理的组织指引方向。他必须深入思考本组织的使命，为之制定目标，为了达到本组织必须做出的成果而组织资源。管理者就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所说的“企业家”，负责指引本组织的远景和利用本组织的资源，朝着取得最大的成果和做出最大的贡献而努力。
因此，所有管理者在履行这些重大职能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必须设定工作目标；必须把工作组织起来；必须激励员工以提高生产力；必须衡量成果；最为重要的是，他必须要培养人，包括他自己。
“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尽管管理一开始就将注意力放在企业上。”
1930年以前，少数几位从事管理研究的人，包括20世纪初“科学管理”的创始者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巴纳德（Chester Barnard）都认为，企业管理不过是一般管理的一个分支，基本上与管理其他组织没有什么不同。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指出：“管理”最初并不是应用在企业中，而是应用在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里。1912年泰勒在美国国会上作证时谈到“科学管理”，美国因此初次注意到“管理”一事。当时泰勒并没有提及任何企业，却以非营利的梅奥诊所（Mayo Clinic）为例。而泰勒的“科学管理”最广为人知的实例也不是应用在企业中，而是应用在美国陆军的毕特城兵工厂中——虽然最后因工会的压力而放弃。
经理人（manager）这个名词，以今天的含义，最初也不是应用在企业中。城市经理人（city manager）是20世纪初美国的发明。而管理原则第一次被有系统地应用，则是1901年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任总统时美国国防部长鲁特（Elihu Root）对美国军队的重整，同样也不是始于企业。
1922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一次管理会议，不是由企业人士，而是由当时美国的商务部长胡佛（Herbert Hoover）和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捷克国父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所筹办。福列特（Mary Parker Follett）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开始她对管理的研究，她从来没有区分过企业或非企业的管理。福列特讨论组织管理的原则，可以引用到所有不同形式的组织。
直到美国大萧条时期以后，因为人们对企业的敌视和对企业主管的不满，才使管理与企业管理开始有所区分。为了有别于企业，公共部门的管理自称为“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主张自己的原则、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升迁方式。同样，医院管理自称为“医疗行政”（medical administration），因为管理一词在医疗界被认为是一个肮脏的词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主要是由于美国企业管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良好表现，企业成为一个“好字眼”。此后，在大众和学术界心目中，所有管理都被认定为“企业管理”。事实上，管理不等于企业管理，正如医学不等于妇产科一样。妇产科是医学的一部分，同理，企业管理是管理的一部分。
管理在不同的组织里会有一些差异。因为使命决定远景，远景决定结构。管理沃尔玛和管理罗马天主教堂当然有所不同，其差异在于，各组织所使用的名词（语言）有所不同。其他的差异主要是在应用上而不是在原则上。所有组织的管理者都要面对决策问题，要做人事决策，而人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所有组织的管理者都要面对沟通问题，管理者要花大量的时间与上司和下属进行沟通。在所有组织中，90%左右的问题是共同的，不同的只有10%。只有这10%需要适应这个组织特定的使命、特定的文化和特定语言。换言之，一个成功的企业领导人同样能领导好一家非营利机构，反之亦然。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