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怎么会想到自然养育？

任何一个理念都是从漫长的实践中逐渐总结出来的，自然养育这个观点也是如此。如果非要说清具体是什么时候想到了这样一个理念，那实在有些困难，不过回溯从医的这36年经历，却又会发现变化的轨迹是那么显而易见。

当医生，从小唯一的志愿

其实自然养育这个概念并不是我闭上眼睛、拍拍脑袋就想出来的，不过要是非让我回忆它是什么时候正式形成的，却又真的说不太清楚。这个问题被问得多了，我也试着去“追根溯源”了一番，结果发现要想把整个过程讲明白，就得从很久以前我决定学医这件事说起了。

其实严格来讲，明确“当医生”这个志向对我来说并不是种选择，反而更像是在家庭熏陶下自然出现的结果。我的奶奶原本是教会学校的护士，不过从我出生起老人家就辞职了，专心在家带我。而我奶奶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是位在当时很有名望的老中医，所以家里经常往来的好友大多也都是从医的。小时候我就觉得，周围仿佛总有几个大人在讨论和看病有关的事。

受这样医学世家氛围的影响，我们这一辈的孩子成年后，选择专业时可以说基本毫无悬念，当医生更像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而且我看到家里的两个姐姐都实现了学医的梦想之后，想法就更坚定了：如果将来我考不上大学，那自然是没有办法，但是只要能有机会上大学，我就一定也得学医。后来高考时，每个人可以填报10个志愿，我想都没想就全填上了医学。

最后，我很幸运地被首都医科大学录取了，学校那时候还叫北京第二医学院。我是1981年入学，因为1977年全国才恢复高考，所以我大一入学的时候，医学院还没有毕业生。至于当时为什么要考首都医科大学，说起来其实是因为家人的不舍，当时毕业还是学校包分配工作的，而分配又有全国分配和地方分配两种。我父亲这一辈只出了我叔叔一名大学生，在北京地质学院读书，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了贵州。

在那个交通还不甚发达的年代，去贵州工作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背井离乡”了。在我的记忆里，叔叔两三年才能在春节时回一次家，而且和我们团聚没几天，不到正月十五就又得返回工作岗位，再见又得是几年以后。正是因为有这个前车之鉴，在我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家里人坚决要求选择将来会进行地方分配的首都医科大学。

“阴差阳错”地被儿科录取

整个报考过程还算顺利，我也如愿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不过打开通知的一瞬间，喜悦就被震惊取代了，上面赫然写着我被首都医科大学的儿科录取了。按照当时的填报惯例，很多人都会在志愿表上勾选“服从分配”这一项，我自然也是选择服从，却不承想就这么被分到了一个从没考虑过的专业。

后来，我总和人说，自己能去儿科系简直就是被选中的“幸运之子”。不过最初说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心里多少是带着些调侃意味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学校计划招6个班，每班40人，而这240个学生当中，医学系录取200人，只有40人去了儿科系。这个比例可就太容易让人浮想联翩了，总觉得自己是被“剩下”的那一拨，加上学校发的榜单上并没有写分数，于是我就更在心里默认，去儿科系的这40人都是被“末位淘汰”的。努力备考半天，以后却只能给小孩儿看病，年轻气盛的我觉得又委屈又不甘。

不过开学之后，我的心情就渐渐明朗起来了，一个核心原因就是我发现原来儿科系并不是低分的代表。班上好多同学都跟我一样，在纠结这个分配方式的问题，于是大家就去问老师。老师的解释是，因为大家填报志愿时，基本都是第一志愿填医学系，第二志愿填儿科系，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参照分数录取，那儿科系招到的学生怕是真的成为“弱势群体”了，生源质量无形中会打折扣。那该怎么办呢？学校想到个好主意，就是从那些选择了服从分配的学生里，每个分数段都选几个，让整个儿科系的生源质量和医学系做到平衡。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班的学生的入学平均分和别的班是一样的，我们并不是因为“技不如人”被淘汰下来的。而且老师还告诉我们，儿科系其实很好，主要对口的分配医院是北京儿童医院，和当时医疗系的对口医院比起来，声誉确实要更胜一筹。弄清楚了这些重要信息之后，我开始打心底觉得自己幸运了。

孤注一掷，选择加入ICU

毕业之后，我和班上另外25个同学如愿被分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然后就面临选科室。我毫不犹豫地选了ICU，当时这个科室还叫急救中心。

说起做这个选择的原因，也有点儿戏剧化的味道。之前在传染科实习时，有一次学习感染性休克，老师讲到休克的补液时叫我回答问题，大概是我的回答让老师比较满意，后来有一天在医院的走廊里偶遇时，她一下就认出了我。闲谈之间，老师问我毕业之后想不想留在院里，是喜欢去内科还是外科，聊过两句之后，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你想不想去我的病房看看？我新建了一个科，叫急救中心。”就这样，在好奇心驱使之下，我看见了让我震惊的一幕——在各种设备、线、管子的包围之中，有个小小的身体躺在那里，整个空间异常安静，只能听到机器的运转声，但是你又会觉得它异常热闹，因为能感受到一种拼尽所有努力去拯救生命的激情。

总之，那一刻我被儿童医院急救中心的病房震撼了，老师在一旁问我感觉这个专业怎么样，喜欢不喜欢，我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属于我的未来之门，大概也就是在那一刻打开的。后来在我们挑科室的时候，每个人可以填报两个志愿，我都填了“新生儿急救中心”。辅导员看完这个志愿立刻急了：“如果急救中心不要你，可就得服从调剂啦，到时候就剩冷门科室了，你要不要换个志愿？”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人生大事上的选择，不能给自己留后路。”

我的孤注一掷换来的是如愿以偿。毕业之后，我正式成为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急救中心的一名医生。至于那位用一次偶遇就为我推开未来之门的老师是谁，估计大家已经猜到了，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中国儿科急救先驱——樊寻梅教授。

越来越多难诊治的“怪病”

初到急救中心的几年，我接受了高强度的魔鬼式训练。当时确实几度有过“吃不消”的感觉，不过后来回头再看，那些工作真的还算“简单”，虽然强度高、压力大，但是基本用教科书上的知识就能解决一天里遇到的所有问题。家长带着孩子来找医生看的都是“按照书上说的原因得的病”，大到呼吸衰竭，小到感冒腹泻，教科书都能提供治疗建议。可是后来慢慢地，传统教材好像不能完全胜任智囊这个角色了，在给孩子排查病因时，有的已经在书里找不到答案了。

比如有一年入冬后不久，儿童医院突然接了一例急诊。7岁的男孩突然出现惊厥症状，而且家长主诉孩子以前没有过类似病史。起初，我们按常规的诊断思路去找病因，根本摸不着头绪，孩子吃、喝、作息等都没有出现异常，可是如果不确定病因，就没法治疗。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位护士偶然闻到了孩子的棉衣上隐隐有股敌敌畏的味道，才打开了突破口，我们顺着农药的线索往下排查，最终确诊这个孩子是有机磷中毒。万幸的是，家长发现异常后一点儿都没耽误，连夜从老家把孩子送来了儿童医院，因为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小朋友最终顺利康复出院了。

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孩子的衣服上怎么会有农药呢？细问了家长才知道，原来在春天换季时，妈妈想着把孩子的棉衣棉裤晒晒再收起来，这本来没什么问题，但是晒完之后，妈妈怕棉花被虫蛀，碰巧家里的樟脑丸又用光了，于是她“灵机一动”就往衣服上喷了些稀释过的农药，然后才收进了柜子里。等入冬后再穿时，因为孩子没有穿内衣的习惯，他的皮肤就和喷过农药的棉衣棉裤直接接触了，7岁的小男孩又好动爱出汗，穿了一段有农药的棉衣之后，残留在衣服上的有机磷就开始溶解，通过皮肤被吸收了，才导致出现这样的有机磷中毒情况。

我之所以会对这个案例印象这么深，是因为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孩子生病的原因大多属于俗称的“天灾”。既然得病了，家长和医生就好好治疗，尽早帮助孩子恢复健康就好，可这个有机磷中毒的事件让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原来孩子生病的诱因，也可能是“人祸”，家长的养育行为，竟然会对孩子的健康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后来能给我类似触动的案例越来越多，比如父母对孩子的学业逼得太紧，导致孩子心理压力过大，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又比如家长发现孩子突然全身皮肤发黄，赶忙送来医院，详细检查之后发现是几天之内吃了大量橘子导致的，等等。这些变化当然是慢慢出现的，但是对我来说好像就在一夜之间。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清晰地感到在儿科门诊和急诊遇到的病例，和我刚刚参加工作时的感觉完全不同了——孩子能不能健康长大，很大一部分主动权都落在了家长的手中。

初次接触和睦家医院

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2001年，快过春节时，北京和睦家医院突然有个医生联系我，说他们医院里有个情况危重的早产儿，问我能不能过去帮忙会诊。当时我在儿童医院正带教学，不用上夜班也不用值夜班，正好晚上可以过去帮忙。于是我和院里的领导说了这件事，他们也都很支持，就这样，每天下班后我开始准时去和睦家医院报到。当时我带着和睦家的一位年轻医生一起工作，他白天当班，我晚上看护，持续了大概六七十天的时间，其间加上和睦家其他医生的配合，最终把这个早产儿救活了。等到孩子的情况逐渐平稳后，我就没再继续过去，一切生活节奏又回归了正常，感觉所有的事情也都结束了。

没想到，大概过了一两个月，和睦家的人又联系我，说其实他们缺儿科医生，问我能不能去做个兼职。我算了算自己的时间，因为不在临床，所以休息日相对固定，周日的时间都比较自由，于是我每周就利用那一天去和睦家医院做兼职。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和睦家的总经理助理找我说：“崔医生，总经理想跟你聊聊。”我听了一头雾水：“聊什么？”

总经理倒是很直接，连客套话都没说，开门见山就问我能不能到和睦家医院来工作。说实话，听到这个问题的一瞬间，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因为在这之前，我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过，一丁点儿都没有。总经理说给我几天时间仔细考虑，我当时想，别说几天，给我几十天我也想不清楚啊，对我来讲下决心可实在是太难了。在那个年代，大家还都习惯在一个地方干到退休，更何况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差异实在太大了，各有特色，很难在二者之间做出比较，也就更难选择。所以面对这个新机会，我的纠结远远大于兴奋。

充满挑战的工作新思路

不过犹豫归犹豫，决定还是要做的。考虑再三之后，2001年8月1日，我正式入职了北京和睦家医院。没想到入职后的第一感觉就是“不适应”。为什么呢？按说我在儿童医院工作了15年，对于临床上这些儿科常见的大大小小的病也算是很熟悉了，可是很多来和睦家看诊的家长提的问题却让我感觉超级难回答。比如孩子8个月了，辅食应该吃什么，怎么做？1岁多的孩子刚会走路穿什么样的鞋更好？刚带着6个月大的孩子从美国回来，这后面的疫苗该怎么打……

那段时间我时常想，如果说在儿童医院遇到的那些“特殊”案例超出了教科书的范围，那么我现在遇见的这些简直就算严重超越教学大纲了，这些都是儿科该管的事儿吗？实在是太难了！不过虽然我心里默默头痛抓狂，但既然在这里做了医生，就得百分之百对病人负责，于是我开始拼命地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资料学习，幸运的是那个时候互联网正在飞速发展，获取信息也变得容易得多。如果某位家长的问题我没办法马上给出回答，或者我自己也不是很确定，就记下来，然后去网上找答案，自己把答案求证一遍，之后再打电话给家长做随访，讲解清楚。其实严格意义来讲，我这属于现学现卖，不过确实也能让人快速成长，加上到了和睦家之后，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增多，我渐渐在新的岗位上找到了感觉。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家长调整养育方式去预防的。于是在和家长交流的过程中，我就开始关注他们的养育行为，也会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讲讲辅食添加的技巧、大运动训练的方式、乳牙护理的要点等，儿童健康管理思路的雏形也就这样慢慢地出现了。

养育的核心是家长的观念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家长交流多了，我又发现比方法更重要的是养育观念，因为方法是用来执行的，如果家长理解不到位，或是心态上没有准备好，那么执行起来都容易跑偏。但是观念就不一样了，它是写进意识里的，是一切行为的驱动力，就好像我们总说一个人的三观如果正了，那他做起事来，虽然依旧难免有失误，但一定不会出原则性的问题。

所以我想，得先有个和养育有关的“原则”或者理念，帮助家长们把正确的观念树立起来，然后才能在这个前提下继续讨论方法。后来，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我发现还是自然养育最靠谱。因为想做到“自然”这个前提，就意味着家长能够清晰地认识并且接纳现状，然后再带着平和的心态，以尊重为基础，用最顺应孩子成长的方式去辅助孩子的发展，纠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至于这个观念怎么落地，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集合了这几十年遇到过的案例，搭配一些最典型的养育话题来为大家做解说。希望能够通过一个个故事，帮助大家了解自然养育的观念是怎么渗透到养和育的方方面面，被转换成具体的育儿行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