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万事万物的隐秘一面
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人，但凡稍微瞥一眼晚间新闻或日报，就会生出毛骨悚然之感。
这完全不必大惊小怪。
罪魁祸首就是犯罪。犯罪率不断攀升——几十年间，美国城市的犯罪率曲线图都呈直线上升的态势。按此趋势，现在似乎预示着世界的末日，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故意或过失枪杀案司空见惯；劫车、贩毒、抢劫、强奸同样屡见不鲜；暴力犯罪成了人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恐怖阴影。
“情况大有恶化之势。”
“未来会更加糟糕。”
权威专家无一不如是预测。
恐慌的制造者就是所谓的超级猎手
：这个形象曾一度随处可见，他在各大新闻周刊的封面上怒目圆睁，几十厘米厚的政府报告中遍是他堂而皇之的身影；他是一个骨瘦如柴、浪荡在大城市的小子，手握廉价枪支，内心无所忌惮、残忍无情。
我们被告知，这样的人数以千计，嗜血杀戮的一代将把这个国家拖入无底深渊。
1995年，犯罪学家詹姆斯·艾伦·福克斯为美国司法部长撰写了一篇报告，称青少年杀人案发生率将急剧上升。他认为，乐观估计，青少年杀人案在10年内会上升15%；悲观估计，则会增加一倍以上。
“下一轮犯罪高峰期将来势汹汹，”他说，“相比之下，连1995年都会变成美好的往昔。”
其他犯罪学家、政治学家及同样博学多识的预测专家都对未来做出了同样可怕的预测，连克林顿总统也不例外。
“我们要在6年内扭转局势，遏制青少年犯罪，”克林顿称，“否则将国无宁日。那时我的继任者将无暇再对全球经济的良好机遇高谈阔论，而是得忙于保护城市街道上人们的身家性命。”
犯罪的蔓延似乎在所难免。
然而接下来，犯罪率并没有继续攀升，反而开始下降，持续不断地下降。
犯罪率的下降有点儿不寻常：这是一次全面的下降，全美各地各种类别的犯罪都在减少；这是一次持续的下降，下降幅度逐年加大；这还是一次全然出乎意料的下降，对于那些做出相反预测的专家来说，尤其如此。
这次形势逆转之迅猛令人震惊。青少年杀人案发率并没有像詹姆斯·艾伦·福克斯所警示的那样上升100%，甚至也没有增长15%，反而在5年内下降了50%。至2000年，美国的总体凶杀案发率已经降至35年来最低。斗殴、汽车盗窃等几乎各类犯罪的案发率同样如此。
虽然各类专家没能料到犯罪率的下降（而早在他们做出耸人听闻的预测时，犯罪率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苗头），但此时他们却开始争先恐后地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
他们提出的理论多数听起来头头是道：一说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一说是因为《枪支管制法》的普及；还有一说是因为纽约市施行的新治安策略。（1990年，纽约发生了2 262起凶杀案，而2005年只有540起。）
这些理论不仅头头是道，还很振奋人心，因为根据这些理论，犯罪率的下降得益于具体且短期的人为措施。如果枪支管制、巧妙的治安策略和提高工作报酬能够降低犯罪率，那即是说铲恶锄奸的能力原来唾手可得。那么，等下一次犯罪猖獗——但愿不要——的时候，我们便有经验可循了。
这些理论似乎顺畅无阻地从专家口中传到了记者耳中，然后又进入大众的思维，并迅速上升为传统观念。
但有一个问题：这些理论并不正确。
还有另一大早已发生的因素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的骤降。这一因素早在20多年前便初见端倪，它涉及达拉斯的一位名叫诺尔马·麦科维的年轻女子。
正如众所周知的“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一个大陆扇动一下翅膀，最终导致另一个大陆发生一场飓风。诺尔马·麦科维也在无意中戏剧性地扭转了历史进程，而她的初衷只是想堕胎而已。
1970年，她年仅21岁，是一个穷困潦倒、目不识丁、一无所长、酗酒吸毒的女子。此前她已经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送给了别人收养，但这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然而，得克萨斯州和当时美国的多数州一样，规定堕胎是违法的。最终麦科维得到了地位远超于她的权势人物的关照，他们为实现堕胎合法化，让她作为主要原告，发起了一场集体诉讼，被告则是达拉斯郡检察官亨利·韦德，这件案子最终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而此时麦科维已经化名为简·罗。
1973年1月22日，法庭判罗女士胜诉，允许美国全境合法堕胎。然而，这对麦科维来说为时已晚，她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并开始寻找领养家庭。（多年后，她放弃了自己支持堕胎合法化的立场，摇身一变，成了反堕胎活动家。）
那么，“罗诉韦德案”如何在历经一代人之后，导致了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犯罪率下跌呢？
仅就犯罪而言，并非人人生而平等，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出生于不幸家庭的儿童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要远高于其他儿童。而在“罗诉韦德案”之后，很可能有数百万女性选择了堕胎，这些穷困潦倒、未婚先孕、承担不起非法堕胎或没有门路的未成年妈妈常常是不幸的代名词。正是这些母亲腹中的孩子，一旦降生，走上犯罪之路的概率会远高于平均水平，但由于“罗诉韦德案”，这些孩子并未出世。
这一颇具影响力的事件随后产生了一个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多年后，这些未出世的孩子本应步入壮年，在“犯罪界”大展拳脚的时候，犯罪率开始骤降。
所以，美国犯罪高峰没有如期到来，并非得益于枪支管制、经济繁荣或新型的治安策略，而是因为潜在罪犯的数目大幅减少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那么，那些犯罪率下降论专家（曾经的犯罪灭国论者）在媒体上信口开河，其中又有多少次提到了堕胎合法化也是原因之一呢？
一次也没有。
商业合作和友情兼顾的典型例子，就是雇房地产中介帮你卖房子。
房产中介估算房子的价值，拍几张照片，给房子定价，写上一则吸引眼球的广告，卖力地推销，讨价还价，然后坚守岗位到交易完成。
这自然需要花费很多心力，但她也能赚得不少提成。假如房子售价为30万美元，中介费通常为6%，即18 000美元。你心里会想，这可是很大一笔钱，但你也会想，单凭自己，房子绝对卖不到30万美元，中介知道如何让房子物尽所值，让自己拿到最高价。
也就是说，她对自己行当的了解程度远胜于外行人，知道自己代表的是谁的立场。关于房子的价值、房市现状甚至买家心态，她掌握着更加丰富的信息，你要靠她来了解这些信息，而人们雇用专家的原因不外乎如此。
当今世界，专业分工的细化催生了无数行业专家：医生、律师、承包商、股票经纪人、汽车修理工、抵押经纪人、理财规划师……他们手握巨大的信息资源，利用这一优势，帮助身为雇主的你以最优惠的价格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能这么想自然不错，但专家也是人，受利益驱使。因此，任何专家如何待你，取决于激励专家的机制是什么样的。
有时，它有利于你。例如，一项有关加利福尼亚州汽车修理工的研究发现，汽车修理工常常宁愿放弃一小笔修理费，也会让不达标的车辆通过废气排放检测，其背后的原因，是网开一面的修理工能赢得回头客。
但激励机制也有对你不利的时候。一项医学研究发现，在生育率下降的地区，产科医师选择进行剖宫产的概率要远高于生育率处于上升趋势的地区。这表明，生意不景气时，医生会多做昂贵的手术，从中牟利。
凭空猜忌专家的渎职行为是一回事，要加以证明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最佳的证明方式就是对比专家提供给你的服务与他为自己提供的同类服务。可惜，外科医师不能给自己做手术，其医疗档案也不会公开，而汽车修理工的私车修理记录同样也不会公开。
然而，房地产销售记录却是公开的，而房地产中介也确实常常经手自己的房子。最近的一组数据统计了芝加哥郊区近10万处房产的交易记录，其中有3 000处的卖家就为房地产中介本人。
在研究数据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提一个问题：在推销自己的房产时，房产中介的动机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做最划算的交易。这也是你出售房子时所追求的。你和房产中介似乎志同道合，毕竟她的佣金是和售价挂钩的。
但随着激励机制的实施，佣金背后的复杂性就显露出来了。首先，6%的房地产中介佣金通常要由买卖双方的中介平分，每一方还需要从自己分得的份额中返还一半给中介公司。也就是说，只有售价的1.5%是直接落入你方中介人手中的。
这样一来，假如你的房子售价为30万美元，佣金则为18 000美元，但她的个人所得只有4 500美元。
“仍然不少了。”你会这样想。
但假如房子的实际价值不止30万美元呢？假如她只需多做一点儿功课、多一点儿耐心、多发几则广告，就可以卖到31万美元呢？扣除佣金，你能多赚9 400美元，但中介的佣金却只增加了区区150美元——高出的1万美元的1.5%。
你能多赚9 400美元，而她只能多赚150美元，你们或许并不能算志同道合。（而且她还需要自掏腰包打广告、负责跑腿。）那么，中介是否愿意为了区区150美元而投入额外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呢？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对比房地产中介私有房产及其客户房产的销售数据，计算差额。以10万处芝加哥房产的销售数据计算，控制所有变量——地理位置、房龄、房屋质量、外观、是否为投资性房产等，最终得到的结果是，房地产中介的私有房产在市场上挂牌出售的平均时间要多出10天，售价则高出3%，即市价30万美元的房子，其售价要高出1万美元。中介出售私有房产时，会坚持等到最高价，而经手你的房产时，只要有过得去的报价，他就会劝你接受。正如股票经纪人为了赚取佣金会进行挤油交易，中介也希望更多更快地交易。何乐而不为呢？毕竟苦等最高价也只能多赚区区150美元，这利益太微不足道了，不值得她这么做。
关于政治的真理不一而足，其中最为人信奉的一条，是金钱可以收买选举。阿诺德·施瓦辛格、迈克尔·布隆伯格、乔恩·科尔津——这只是几个近期出现、引人关注且能佐证这一真理的例子。（暂且不论史蒂夫·福布斯、迈克尔·赫芬顿，尤其是托马斯·格里萨诺这样的反面例子。格里萨诺三次竞选纽约州州长，自掏腰包共花费9 300万美元，但三次分别只获得了4%、8%和14%的选票。）多数人都认为，金钱对选举结果产生了不正当的影响，过多的资金挥霍在了政治竞选中。
诚然，选举统计数据显示，在竞选中投入手笔更大的候选人常常会胜出，但金钱是否真的是他们获胜的原因呢？
这么想似乎顺理成章，那说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导致了犯罪率的下降，似乎也顺理成章。然而，二者存在相关关系，并不等同于一者导致了另一者。相关关系仅表示，两个因素——姑且称之为X和Y——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但你无从判断孰因孰果。有可能是X导致了Y，有可能是Y导致了X，也有可能X和Y均由另一个因素Z导致。
请对如下相关关系进行思考：凶杀案频发的城市，往往警力也非常充足。以两个真实城市中警力与凶杀案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例，假设这两个城市为丹佛市与华盛顿市，二者人口相当，但华盛顿的警力接近丹佛的3倍，其凶杀案发数则是后者的8倍。然而，在不了解详情的情况下，孰因孰果很难说。可能某些一知半解的人，对这些数据略做思考，就妄下结论，认为是警力过多导致了华盛顿凶杀案频发。这种望文生义的思维方式，古已有之，而且常常会导致人们采取自以为是的应对措施。正如一则民间传说所言，一位沙皇得知其帝国内疾病肆虐最严重的省份也是医生数量最多的省份，于是，他的解决方案是，下令立即处死所有医生。
现在回到竞选开支的话题上，为分析金钱与选举结果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思考影响竞选经费的因素。假设你手上有1 000美元，想要捐献给某位候选人，你可能会在两种情况下选择捐献这笔钱：其一，在难分伯仲的情况下，你认为金钱会左右最终的结果；其二，某位候选人一骑绝尘，你想沾一点儿光，抑或想在将来获得某些实际的关照。你肯定不会把钱捐给必败无疑的候选人。（这点你可以去问那些在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遭到重创的总统候选人。）因此，大选领跑者和竞选连任者所筹得的资金远超不成气候的候选人。那么竞选开支呢？竞选连任者和大选领跑者显然拥有更多资金，但只有在确实有落选可能的情况下，他们才会一掷千金。必胜无疑的话，他们何必动用这笔竞选资金呢？毕竟这些资金在以后遭遇强敌时，能派上更大的用场。
现在假设有两位候选人，一位天生富有魅力，另一位则并非如此。讨喜的候选人筹集到了更多的资金，轻而易举地胜出。不过，到底是金钱为他赢得了选票，还是他的个人魅力让他选票与金钱双收？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却很难解答。毕竟，选民吸引力不易量化，那有什么办法能衡量选民吸引力呢？
基本没有办法——只有一个例外。唯一的办法就是对比两次竞选中的同一位候选人。即，候选人A与2~4年后的自己很可能相差无几。对于候选人B，同样也可以做此假设。假如候选人A与候选人B在连续两次竞选中对垒，但两次的开支不同，那么鉴于二者的个人魅力值变化无几，我们便可衡量金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发现，同样两位竞选人在多次竞选中连续对垒，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实际上，自1972年以来，有近千次国会竞选都出现了这种状况。那么这些案例的数据说明了什么呢？
结果出乎意料：候选人的竞选开支影响甚微。有冠军相的候选人即便将开支减半，也只会丢掉1%的选票，而没有冠军相的候选人，即便开支翻倍，也只能为自己多拉1%的选票。对于政治候选人来说，开支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个人品质。（这也适用于父母，第五章会提及这点。）有的政客天生讨选民喜欢，有的则不然，花多少钱也无法弥补这一点。（福布斯、赫芬顿和格里萨诺几位大鳄想必有所体会。）
那么这条选举真理的下半句呢？耗费在竞选活动上的资金多到令人发指？一个选举周期通常包括总统大选和参众两院选举，每年的竞选开支约为10亿美元。这听起来是一笔巨款，除非你将这笔钱同某项重要性显然不及民主选举的开支做一下对比。例如，美国人每年花在口香糖上的开支也是10亿美元。
本书所要探讨的，并非口香糖开支与竞选开支的对比，或欺瞒客户的房地产中介，也不是堕胎合法化对犯罪率的影响，书中自然会对此类情况做出分析，同时还会涉及不少其他话题，包括育儿之道、欺诈技巧、贩毒团伙的内部运作方式及《智者为王》中的种族歧视。本书的真正目的是拨开蒙在现代生活之上的迷雾，探究内在的真相。我们会提出很多疑问，有的无关痛痒，有的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答案可能常常听起来怪诞不经，但经事实分析后，会变得显而易见。我们会从数据中寻找答案——所谓的数据可能是学生的测验分数，可能是纽约的犯罪统计数字，也可能是毒贩的收支记录。我们常常会利用数据中偶然呈现出来的规律，这些规律就如同飞机掠过高空留下的飞行轨迹。就某个话题抒发己见或著书立说自然可以，人类对此乐此不疲，但若能撇开道德立场，沉下心来钻研数据，常常会得到有悖传统、出乎意料的发现。
可以说，道德代表了人类希望这个世界应该如何运转，而经济学代表着其实际的运转方式。经济学首先是一门有关测评的学科，它包含一系列行之有效、用途广泛的工具，可以对大量信息如就业、房地产、金融和投资进行确切的评估，以确定任意因素的影响，乃至所有影响，这才是“经济”的根本要义。但经济学的工具也完全可以用于分析其他话题，而且这些话题可以说更有意思。
本书将从一个非常明确的世界观出发，立足于以下几个根本观点，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
诱因是现代生活的基石。理解，或仅仅是寻找到这些因素，是解决几乎任何谜团的关键，从暴力犯罪到假球案，再到网恋，无一例外。
传统观念常常是错的。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率并未一路蹿升；仅仅一掷千金换不来选举胜利；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天喝八杯水有益健康。传统观念常常漏洞百出，同时又极难看穿，但戳穿这些观点并非不可能。
轰动性事件常常起因于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微不足道的事情。谜团的答案不会总是一目了然。诺尔马·麦科维对犯罪率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枪支管理、经济繁荣和新治安策略三种措施的共同影响。与她类似的，还有后文会提到的奥斯卡·丹尼洛·布兰登，绰号“快克界的苹果籽约翰尼”。
专家——包括犯罪学家和房地产中介——利用手中的信息资源优势谋一己私利。不过，在他们面前班门弄斧也可以成功。面对互联网的普及，他们的信息优势在日益缩减——佐证就是棺材价格和人寿保险费用的下跌等。
知道什么值得测评以及如何测评，有助于理清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如果你学会以正确的方式观察数据，某些以其他方式无法解答的谜团就会迎刃而解，因为要击碎混淆视听和自相矛盾的谎言，数据的力量就无可比拟。
因此，本书旨在探究万事万物隐秘的一面，或许这偶尔会徒劳一场，或许有时感觉是在以管窥天，或者感觉眼前之景光怪陆离，但其目的就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观察并审视许多不同的情形。从某些方面来讲，这对于本书来说是奇怪的切入点，因为多数书会选择提出一个统一的主题，且三言两语即可表达清楚，然后再围绕这个主题娓娓而谈。本书并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主题，虽然我们确曾考虑了6分钟，以是否让本书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如应用宏观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但有人感兴趣吗？所以，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类似寻宝游戏的架构。诚然，这一架构会采用经济学中最优秀的分析工具，但也会让我们得以循着自己突发奇想的思路探究下去。因此，我们虚构了一门学科：魔鬼经济学。本书中出现的故事甚少能进入经济学课本，但这种情况或许也会改变。鉴于经济学从根本而言由一系列工具构成，而非形而上的学科，因此无论多么稀奇古怪的话题，应该都没有超出其范畴。
值得一提的是，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首先是一名哲学家，他本一心想成为道德家，不料却因此成了经济学家。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彼时现代资本主义方兴未艾，这股新生力量带来的巨变，令亚当·斯密着迷。但他感兴趣的并非数字，而是数字对人的影响。经济的力量大大改变了人们在某些情况下的思想和行为，是什么驱使一个人犯下欺盗之罪，而另一些人却无此劣行？一个人看似平淡无奇、或好或坏的选择如何对许多人造成翻天覆地的影响？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因果之间的联系日益走向深化，动机的作用被成倍放大，如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代生活变革，这些变革摧枯拉朽，对彼时的人们造成了巨大冲击。
亚当·斯密真正的研究主题是个人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在其著作《经济学统治世界》中，探讨了亚当·斯密如何将生性自私的人类行为和人类所构建的更加高尚的道德水准区分开来。
“亚当·斯密认为，答案在于我们有能力将自己置于第三者的地位，成为公正的观察者，”海尔布隆纳写道，“以此形成对某件事的客观……价值评价。”
那么请设想，你在一位或者两位第三者的陪伴下，迫不及待地想探究某些有趣案例的客观价值。但是，在踏上探索之旅前，我们通常要先提一个异常简单却无人提过的问题，比如：教师与相扑力士有何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