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七年发表了一百六十五次演讲

二〇一七年我一共发表了一百六十五次演讲，平均两天一次。时间允许的话，我都会去参加演讲，就算是已经有约，如果真心想去帮忙，我也会调整自己的行程，去参加演讲。这和酬金无关，只要是需要我演讲，路途遥远也好，走夜路也罢，我都不会拒绝。

比起早上，晚上的演讲会更多，大概七十分钟的时长。听众最多的时候，根据主办方的估算，有三千人左右，少的时候也有三四十人。如果考虑到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听众达到两百名左右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演讲是有价值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候，崇实大学的安秉煜教授、高丽大学的赵东弼教授和我曾经被称为“演讲界的三剑客”。当时参加企业举办的演讲比较多。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济州岛，赵东弼教授说：“各位，这么远来到济州岛做演讲，不知道有多辛苦，我是没关系，给我二十万韩元我就很感恩了。但是一起来的金教授就不能这么对待了，最少要五十万韩元才可以。”说完大家都笑了。演讲结束后，在回去的飞机上他又说：“晚饭得金教授来请。”

这样想着就开始怀念起以前的日子。虽然会开这种玩笑，但我们是真心想为韩国的产业化提供帮助。九十岁的时候，我想到了安秉煜教授曾经说过的话：“我们当时做的是清水演讲，从那之后所有的企业请的都是可乐讲师、雪碧讲师，像我们这样的凉水讲师，好像已经变得没有必要了。”这是为企业和社会经济所必需的伦理意识的消失而惋惜，是为从劳资纠纷看出爱国心的沦丧而担忧。

就我而言，最近针对五十岁左右的社会管理层，以及七十岁左右的老年阶层的演讲邀约在变多。在大的教会，为老年人准备的集会比较频繁，也会有之前的学生抱着“看看能有多老”的好奇心来听演讲，也可能是因为大家看了《活了一百年》这本书。我演讲的大部分都是“人性化的生活是怎样的”这样的主题。我常常会向他们号召“一直到九十岁都要学习、工作，要充满活力地活着”，因为这是活着的义务。

但是我去了这么多地方演讲，都没有遇到九十岁以上的听众。有一个看起来比较像九十多岁的人，我和他打了招呼交流之后，了解到他是之前在工商业联合会辛勤工作的金相赫先生。他拄着拐杖，耳朵已经聋了。据他说，我演讲的内容他没有完全听懂。当时我想，在自己变得更老之前要发表更多的演讲。哪怕对听众提供一点儿小小的帮助，也是令人幸福的。

虽然辛苦，但直到今年为止，为了能够继续演讲，我仍竭尽所能。我尽量不使用拐杖，直到现在也没有戴助听器，因为它只是让声音变得更大，对内容的理解并没有很大的帮助。这对于要在我旁边说悄悄话的人来说是最不方便的，本来应该是比较私密的内容，但我的现实情况却不允许。

因为可以演讲，所以我很开心。虽然演讲过程中我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是能够通过演讲和大家分享爱，这让我的人生拥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