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迎接开发文化时代
文化是什么?这是多少年来人们试图正确解答的又一个“哥德巴赫猜想”。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工业革命,进入世纪之交的现代文明社会之际,对文化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文化是“精神财富”。世界上许多著名学者都认为,“21世纪的经济学将由文化与产业两部分构成”“开发文化的经济价值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文化必将成为经济进步的新形象”。
作为世界著名历史文化名都,北京将怎样在下一个世纪重铸经济支撑点、迎接开发文化时代的到来?
战略转移 此其时也
本世纪中叶,古老的北京获得了新生,共产党人在定都北京的同时,也为这个消费型城市的发展描绘了蓝图:以政治、经济为中心,积极发展城市工业。
北京市社科院院长高起祥、研究员钱光培就发展文化产业问题做了一年多的调查,他们在认真研究了北京的地理和人文条件后认为,北京走过了一段“由消费城市变为工业化城市”的里程,以后,“以钢为纲”,建立了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封闭式的庞大工业体系”。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北京的经济,主要是靠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支撑的。
但是,他们指出,北京的天然条件并没有为发展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提供必要的原料、动力和水的资源,支撑这一工业体系,不得不以原料、能源和稀缺的水资源的高耗能为代价,破坏城市的生态平衡,否则就只能从远方取“米”(原料)、远方借“火”、远方引“水”,来做“三无之炊”。应当说,北京的这种工业格局能坚持几十年并有所发展,实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奇迹。
历史的车轮驶入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所固有的弊端越来越充分显露,随着市场经济与产业竞争的日渐激烈,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北京固有的经济支撑点已面临很大威胁。
《北京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一书,向人们透露了这个城市并不乐观的工业前景:资产负债过高和明潜亏严重已成为工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对地方32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统计显示,1995年底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61.7%,其中高过75%的有104家,超过90%的有30家,有29家已资不抵债。
《1996年经济蓝皮书》也反映:当前工业企业亏损局面没有好转。北京市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地位变化的数据表明:1978年以来,在5项主要经济指标中,除了社会商品零售额不断上升外,经济总量、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出口额4项所占全国总数的比重均呈不断下降趋势。
实践证明,北京继续走主要靠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之路,已经十分艰难,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看到了这点。可是,也有一些同志担心,放弃在现有基础上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北京便没有了经济支撑点,财政收入从哪里来?
北京的产业结构调整处在了一种两难选择的徘徊中。
高起祥、钱光培等研究人员认为,时间已不允许继续徘徊,徘徊的时间越长久,北京所要面对的竞争对手的力量就越强大,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走出两难选择的出路在于:及时地将北京经济建设的重心移向大力发展适合于北京城市性质功能定位的、有利于发挥北京独特优势的新兴产业,从而重新铸造北京的经济支撑点。以发展新的来弥补旧的、改造旧的,进而取代旧的,逐渐形成一个适合于北京城市性质功能定位的产业结构体系。
三大优势 潜力巨大
随着工业时代的过去,城市的功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整个世界的产业结构也开始出现新的排序,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人们在工业化时代所意想不到的奇迹——
旅游业成了全世界第一大产业;
图书报刊出版业成了一些国家的支柱产业;
影视业也成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重要产业,其中美国影视产品的出口值竟超过了航天工业产值;
在美国,体育经济收入超过了石油工业与证券交易所的收入。在英国,体育就业人数超过了煤炭、农业和汽车零件制造业的人数。
前不久,高起祥、钱光培在美国考察,目睹了一些衰落城市复兴的案例。工业化时代过去以后,一些传统工业企业或破产了,或迁到了国外,有钱的居民也因不满城市环境的恶劣而逐步迁到了郊区,这些城市逐渐衰落。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以重振城市为目标的“授权区计划”,第一批确定要重点振兴的城区就有72个。
美国东北部的克里夫兰原是一个工业城市。到20世纪70年代末,企业倒闭,人才流失,失业率高达20%。政府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改建了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修建了摇滚乐名人堂博物馆,开辟了集旅游餐饮业和融大学、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及医院为一体的文化圈。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善了这个城市的形象,旅游服务业等产业成为支柱产业,文化的经济价值在克里夫兰的振兴中得到了充分显示。
从北京的情况来看,中央给北京城市性质功能的定位,已突出了文化在这个城市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也强调了服务功能在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北京具有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三大优势,即首都地位的优势、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高智能人才密集的优势。
首都优势即政治地位优势,给北京带来的是巨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它反映在北京的经济发展中,为北京带来了需要在这里消费的巨大人流,为北京带来了巨大的投资,还赋予了北京代表中国的象征符号,这个符号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首都优势是北京的第一法宝,也是国内任何城市无法竞争的优势。
北京有全国第一流的文化艺术机构团体、体育机构团体,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这也是国内其他城市难以具备的。就北京所固有的资源看,北京没有丰富的矿藏,必要的能源、水资源也很有限,最有优势的,还是文化资源。北京的文化资源丰富,有各个历史阶段留下的文物古迹及地下文化遗存7000余项,其中有3项古迹被列入了“世界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名录”。北京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30余家,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00余家,有各种类型的博物馆100个。这些文物古迹、文化遗存已构成了一个既有凝重立体感又有丰富层面的北京文化静观体系。
由首都优势派生出来的是北京的人才优势或智力优势。人才优势是北京经济发展的智力资本优势。在现代经济中,最能显示这一优势威力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用很有优势的智力资本去开发北京最有优势的文化资源,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很有优势的文化产业。将北京的三大优势有机结合,将会形成独具特色的首都经济,将会使文化产业成为北京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稳健起步 良好开端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在适应首都城市功能、调整产业结构上作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尉健行、贾庆林同志到北京工作以后,进一步端正首都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探索发展首都经济上迈出了新步伐。
1996年的金秋时节,北京市召开了“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就如何推动北京文化发展提出了一个基本思路。同年12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北京文化发展的若干意见》,再次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北京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人才资源,大力发展北京文化产业,使其成为北京的支柱产业之一。”
1997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李鹏总理在与北京代表团座谈时也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北京的一大优势”“北京应当加快文化、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5月、6月,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两度召开“北京文化产业专题汇报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被列为这一年的市场调研课题之一。贾庆林书记在市第八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指出,要认真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使北京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
目前北京文化产业的门类已较齐全,并呈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在近20个门类中,已有一定规模和前景的有旅游业、体育业、广告业、娱乐业、图书报刊印刷业、音乐戏剧演出业、教育培训和信息咨询业、设计装饰业等10多个行业,而且现有文化产业收入已经超过了重化工业的产值。预计今后5年内,如能以旅游为龙头,以文化特区为突破口带动其他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到2003年,其年收入可以达到1300亿至1500亿元,完全可以成为北京市的支柱产业。
宣武区在文化产业的开发上,作出了成功的尝试。
10年前,这个区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利用600万元电视剧《红楼梦》的置景费,滚动建成了大观园,如今已成为“北京新十六景”之一,名列全国旅游胜地40佳,截止到1996年,已接待游客1500万人次,仅门票收入累计达7000万元,其固定资产已达2亿多元。作为天桥文化产业开发区试点的“天桥乐茶园”,1992年底开业以来,每年创收120多万元。
宣武区明确提出,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培植三个历史文化基地、开发五个文化旅游区、建设八个中小剧场的任务。三个历史文化基地:一是北京城市发展史教育基地,建立“蓟城纪念柱”和“金中都遗址纪念碑”;二是“宣南文化”研究展示基地;三是戏曲研究与演出基地,将湖广会馆建成北京戏曲博物馆。
五个文化旅游区包括:大栅栏传统商业文化游览区、天桥民俗文化游览区、大观园红楼文化游览区、琉璃厂文物文化游览区、牛街回族文化游览区。八个中小剧场是湖广会馆、正乙祠剧场等。
丰台区的世界公园是又一个成功范例。它贷款8000万元,1993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到1996年5月,共接待游客600多万人,总收入达2.5亿元,向国家纳税4000万元,成为丰台区第一纳税大户。
建立特区 高昂龙头
北京的自身优势告诉我们,做好开发文化这篇大文章,应以旅游业为龙头,以建立文化产业试验特区为突破口,大力扶持重点文化产业带和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带动全市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北京发展文化产业的根本动因,是要促进北京社会生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形成一个与北京城市性质功能相适应的,与北京社会需求相一致的,且有利于发挥北京优势的产业体系,从而加快北京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与高新技术产业等符合北京城市性质功能要求、适应北京社会需求的产业一起,成为北京市的主导产业,成为北京经济与财政的主要支柱。
实现这一目标,要实施以旅游业为龙头的发展战略。北京旅游业的潜力很大,目前境外每年来京的游客仅200万人次左右,还不到去中国香港旅游人数的1/5,与欧美一些旅游城市比,差距就更大了。美国南部一个并不十分著名的城市,奥兰多市,每年的国际旅游人数就多达3500万人次。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旅游创汇平均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5%和23%,到2000年,境外旅游创汇将达到37亿美元;国内旅游支出增长速度可达20%,旅游人数可以翻一番,收入达到743亿元人民币,那时,这两大来京旅游的消费,就可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
北京旅游业何以发展缓慢?深究下去,会发现旅游业与其他文化产业的分离发展,是导致文化产业难以形成规模、难以产生最佳效应的主要原因。要尽快结束这一分离状态,使旅游业与其他文化产业走上一体化发展道路。全市要统一规划旅游业和其他文化产业的布局,创建一些以旅游为龙头全面发展的文化集团公司,并通过这些产业载体的实践,探索出一种合理处理旅游业与其他文化产业间利益关系的办法。
专家指出,文化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没有现成的路子,尤其在一个地区如何调动与组合好各方面的优势来发展文化产业这方面更没有完整的经验可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验证明,搞实验区是一个好办法。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应当借鉴这一经验,以建立实验特区为突破口,取得经验后辐射全市,带动全市文化产业的发展。
从北京的实际情况看,宣武区和海淀区具有建立文化产业试验特区的较好基础。宣武区较早成立了全区文化产业领导机构,制定了全区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可以以天桥乐茶园、湖广会馆、万盛剧场的开发为一个板块,以琉璃厂和大栅栏商业文化的开发为另外两个板块,开辟京味文化产业带。
海淀区拥有现代科技文化和皇家园林两大优势,又有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实验区的经验,可以在新开的益阳路沿线,利用现代农业和世界罕有的古代园林优势形成一个休闲、健身、疗养、旅游产业带。在颐和园、圆明园间,利用两园的名声优势,开辟水道和步行街,使之成为国内外旅游商品的研制地、集散地,以及各类旅游产业公司总部集中地,兴建大型“世界科技公园”和现代科技娱乐场所。
与此同时,还可以在5年内确定扶持重点文化产业带和重点文化产业项目,主要有:天安门广场及周边文化产业的策划与开发,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利用与开发,什刹海及周边文化产业的开发,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的建设与开发,现代科技文化公园和现代科技文化娱乐城的建设与开发,有标志性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旅游商品的开发等共15项。
政策引导 理顺关系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一项关系北京发展全局的大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决策层领导下大决心,调动全市各个方面的知识力量,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
从组织机构上加强对文化产业的领导,是首先要做好的一件事。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小组”或“文化产业发展委员会”,集中统一实施对文化产业开发的领导。这个委员会负责文化产业规划的制定与调整、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文化产业的宏观调控以及有关部门的协调等。
发展文化产业,还会遇到土地问题,解决好文化产业发展的用地问题,是不容回避的矛盾。要鼓励文化、体育、旅游部门利用区位优势或空间优势,对原部门享有使用权的土地、房屋进行改建、扩建或置换,改作文化产业生产经营用途。凡改作本单位文化产业经营用途者,在办理改变用途登记手续后,减免土地使用费5年,凡其他单位租作文化产业用途者,本单位免交租金所得税5年。
准予文化产业单位根据产业发展要求,优先使用或改建、扩建需要搬迁的工业企业用地、用房与因布局不合理需要拆迁的商业用地、用房。鼓励文化产业单位利用已经破产或濒于破产的乡镇企业用地、用房兴办文化产业。
理顺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关系,是一项必要的改革。对原宣传文化部门与非宣传文化部门的企业或外资企业新办的文化企业,可按其所占股份所得,将其应上缴的所得税,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文件要求,列入“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以支持公益性的公共图书馆、高雅艺术等的发展。对于各种所有制企业及外资等非宣传文化部门新办的文化企业,应借鉴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经验,5年内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并将所减税款列为“政府扶植基金”,用于专项文化产业的开发与发展。
对文化产业试验特区实行优惠政策,促进其加快发展速度。参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一些做法,就实验区内文化产业的项目核定、基本建设、财政税收、借贷保险及劳动人事等,制定《北京市文化产业开发试验特区暂行实施办法》,授予宣武、海淀两个试验特区一些权限,简化一些审批手续。可在市区两级政府的授权下,成立文化产业管理委员会,使文化产业的发展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解决因条块分割、力量分散而无法充分发挥地区优势的问题。
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和政府奖,鼓励兴办文化企业有功人员。采取财政拨一点、银行安排一定数量的长期债券份额、向社会集资一点、从娱乐业与广告业绩上上缴的文化建设费中抽出一点、接受一点社会捐赠和海外捐赠的办法建立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基金。为鼓励非宣传文化部门的企业家兴办文化企业、鼓励社会个人和海外华人华侨捐赠发展文化产业,可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名义设立“兴办北京文化产业优秀企业家奖”和“发展北京文化产业突出贡献奖”。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这是时代为北京提供的又一个历史机遇,有机遇,就有风险。北京只有勇敢地迎接这次挑战,才能焕发出朝气,获得新生!
(2000年夏写于北京,刊于《经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