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片叶子
华盛顿广场西面，有一个小区，街道像发了疯似的，分割成小小的长条，称为“小巷”。这些“小巷”，相互构成奇特的角度和曲线。一条街自身也会交叉一两回。有一次一位艺术家发现，这条街有其价值所在。设想一个讨债的人，拿着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单，穿行在这条路上，猛地发觉又回到了原地，欠账却分文未收得！
于是，艺术家们便很快到来，进了古雅的格林威治村，四处探听，寻找朝北的窗户、十八世纪的山墙、荷兰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从第六大街运来一些锡镴杯，一两个火锅，把这个地方变成了“聚居地”。
在一幢矮墩墩的三层砖房顶楼，休和琼希建立了自己的画室。“琼希”是乔安娜的昵称。两人一个来自缅因州；另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她们相遇于第八大街“德尔蒙尼克”饭店的和餐上，谈起艺术、莴苣色拉和灯笼袖衣服，彼此十分投合，于是便共建了画室。
那是5月。到了11月，一个冷酷无形，医生称之为肺炎的生客，大步在“聚居地”行走，冰冷的手指到处碰人。在东边，这个蹂躏者肆意横行，受害者成批被击倒。但在长满青苔、迷津一般的狭窄“小巷”，他踩踏的脚步却来得缓慢。
“肺炎先生”并不是一个所谓有骑士风度的老绅士。一个小不点女人，被加利福尼亚西风吹得没有了血色，并非一个拳头通红、气急败坏的老家伙的对手。可是琼希，还是遭到了他的袭击。她躺在油漆过的铁床上，几乎一动不动，透过荷兰式小窗的玻璃，瞧着邻家砖房空空的墙壁。
一天早晨，那位忙碌的医生皱起灰白的粗眉毛，把休请到了过道里。
“她还有——就这么说吧，十分之一的机会，”他说，一面把体温计的水银甩落下来。“那个机会就在于她还想活下去。大家如果只顾着在殡仪馆排队，一切药物也就无能为力。你那位小姐坚信自己活不成了。她心里还惦记着什么吗？”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画那不勒斯海湾，”休说。
“画画？废话！她心里有值得思念的东西吗？譬如男人？”
“男人？”休吹口琴似地哼了一下。“难道男人值得——可是，不，医生。根本没有这回事。”
“那么是由于虚弱了，”医生说。“凡科学所能做到的，我都会尽力去做，用我的努力。但是，病人一旦数起自己葬礼队伍中的马车来，我就会把药物的效率减去百分之五十。但要是你能让她对今冬大氅袖子的新款式提一个问题，那我可以保证，她有五分之一的机会，而不是十分之一。”
医生走后，休走进画室，把一条日本餐巾纸哭成了一团纸浆。随后，她拿着画板，吹着爵士乐口哨，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琼希的房间。
琼希躺着，脸朝窗子，被单下几乎没有动静。休以为她睡着了，停了口哨。
她架好画板，开始给杂志的短篇小说作钢笔画插图。青年艺术家得为杂志的短篇配画，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而青年作者，为了铺平通向文学的道路，创作了那些短篇。
休正在为故事的主角，爱达荷州牛仔画一幅素描，在他身上添一条马展用的漂亮马裤和一副单片眼镜。这时，却听见了一个低沉的声音，重复了几遍。她急忙赶到床边。
琼希眼睛睁得很大，瞧着窗外，在数数——倒数着。
“十二，”她说，一会儿后是“十一”；然后是“十”，接着是“九”；再后是“八”和“七”，那几乎是连在一起说的。
休关切地瞧了瞧窗外。那儿有什么好数的呢？只有空荡阴凄的院子，以及二十英尺外空空的砖墙。一根很老很老的常春藤，根部生节，已经老朽，往砖墙上爬了一半。秋日的寒气摧落了藤叶，剩下几乎光光的残枝，还紧贴着风化了的砖块。
“怎么回事，亲爱的？”休问。
“五，”琼希说，近乎耳语。“现在落得更快了。三天前差不多还有一百，数起来怪头疼的，现在可容易了。又掉了一片。现在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呀，告诉你的苏迪[1]。”
“叶子，在常春藤上。最后一片叶子掉下的时候，我也得走了。三天前我就知道了。医生没有告诉你吗？”
“啊，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胡说，”休抱怨着，显得很不屑。“老常春藤叶子，跟你病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你以前很喜欢常春藤，所以才会这样想，你这个淘气姑娘。别犯傻。哎呀，今天早上医生告诉我，你迅速恢复的机会是——听听他的确切说法吧——他说机会是十比一呢！那种机会，就跟我们在纽约乘有轨电车，或者路过一座新大楼一样多。好吧，喝点汤吧，让苏迪回去画画，卖给编辑，为生病的乖乖买瓶红酒，再买些猪排，让她自己解解馋。”
“你不用买酒了，”琼希说，眼睛仍盯着窗外。“又掉了一片。不，我什么汤都不需要。只剩下四片了。天黑之前，我要看着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然后，我也就去了。”
“琼希，亲爱的，”休说，朝她弯下身子，“你答应我闭上眼睛，不看窗外，等我干完活好吗？明天我得交这些画。我需要光线，不然，我就把窗帘拉下来了。”
“你不能在隔壁房间画吗？”琼斯冷冷地说。
“我宁可待在你身边，”休说。“另外，我不想让你老盯着那些傻乎乎的藤叶。”
“你一干完就告诉我，”琼希说着闭上了眼睛。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着，好似倒地的塑像，“因为我要看着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懒得等，也懒得想了，什么事儿都松手，就像一片可怜厌倦的叶子，直往下飘呀，往下飘。”
“想法儿睡吧，”休说。“我得去叫贝尔曼上来做模特儿，画隐居老矿工。我就走开一会儿，在我回来之前你可别动。”
老贝尔曼是个画家，住在她们下面的底层。他已经60开外，胡子像米开朗琪罗[2]创作的雕像摩西的那样，从森林之神般的头上，沿着小魔鬼似的躯体，弯弯曲曲地垂落下来。在艺术上，贝尔曼一事无成，挥舞画笔四十年，却未能靠近艺术女神，连她的裙边都没碰到。他一直说是要画一幅杰作，却从来没有动笔。几年来，除了给商业画或广告画之类偶尔涂上几笔，什么也没有创作。他替“聚居地”里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青年画家当模特儿，赚点小钱。他喝杜松子酒过量，依旧谈论他未来的杰作。至于别的，他还是个凶狠的小老头，毫不留情地讥笑别人的软弱。他把自己看作随时待命的猎犬，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两个年轻艺术家。
休找到了贝尔曼，浑身杜松子酒气，待在楼下暗洞洞的窝里。角落里放着一个画架，画架上是一块空白画布，放置了二十五年，等候杰作的第一根线条落笔。休把琼斯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并且担心，琼斯虽然还攀附在人生边缘上，但像叶子那么轻，那么脆弱，一旦难以支撑，就会跟叶子一样飘落下去。
老贝尔曼充血的眼睛显然在流泪，他大声喝斥着，对琼希的愚蠢想法表示不屑，并加以嘲笑。
“胡闹！”他嚷嚷道。“世上哪有这样的傻瓜，因为该死的藤上掉下几片叶子，就想着自己要死了。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行，我不想为你的笨蛋隐士做模特儿。你怎么会让这种傻事儿跑到她脑子里去呢？哎呀，可怜的小不点琼希小姐。”
“她病得很重，而且很虚弱，”休说，“高烧把她的脑子烧坏了，尽生出些怪念头来。好吧，贝尔曼先生，你不愿意做模特儿，那就算了。不过，我认为你是个讨厌的老——老客里空。”
“你也真是个女人！”贝尔曼嚷道。“谁说我不愿意？走吧，我跟你去。我费了半天口舌，说愿意为你效劳。行！像琼希这样的好人，可不能在这个地方病倒。有一天我会画一幅杰作，然后我们都搬走。行啊，好啦。”
他们上楼的时候琼希睡着了。休把窗帘一直拉到窗台上，并示意贝尔曼到另一个房间去。在那里，他们忧心忡忡地望着窗外的常春藤。随后，两人默默地对视了一会。冷雨夹着雪下个不停。贝尔曼穿着蓝色的旧衬衫，坐在一口倒扣着充作岩石的锅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休睡了一小时后醒来，发觉琼希睁大了眼，呆呆地看着拉下的绿色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想看一看，”她轻声地吩咐道。
休疲惫地照办了。
可是，看哪！在漫漫长夜，经受了狂风骤雨的袭击之后，砖墙上居然还残留着一片藤叶。这是常春藤上最后一片叶子。叶柄仍呈墨绿色，锯齿形的叶边却因朽败而发黄了。尽管如此，那片叶子依然无畏地挂在枝条上，离地面二十英尺左右。
“这是最后一片了，”琼希说。“我以为夜里肯定要掉下来的。我听见风在刮。今天，这片叶子会掉下来，同时我也要去了。”
“亲爱的，亲爱的！”休说，朝着枕头低下憔悴的脸，“要是你不为自己考虑，那就为我想想吧。我怎么办呢？”
但琼希没有回答。世上最寂寞的，莫过于一个灵魂准备去作秘密的远行。当维系友情，维系人世的结，一个个松开时，那怪念头似乎也把她缠得更紧了。
白昼渐渐逝去。但即使透过黄昏，也看得见这片孤叶贴在靠墙的叶柄上。后来，夜来临了，又刮起了北风，雨依旧敲击着窗户，啪啪地从低矮的荷兰式屋檐上落下来。
天刚亮起来，狠心的琼希便吩咐拉开窗帘。
常春藤叶子依然还在。
琼希躺着，久久地看着它。随后她叫唤休。这时，休在煤气灶上熬着鸡汤。
“我是个坏姑娘，苏迪，”琼希说。“老天有意在那儿留下那片最后的叶子，让大家看看我有多坏。想死是一种罪孽。现在，你可以端些鸡汤给我，还有牛奶，搀点红酒。还有——不，先拿一面小镜子来，然后替我垫几个枕头，我要坐起来看你做饭。”
一小时后她说。
“苏迪，将来有一天我希望去画那不勒斯海湾。”
下午医生来了，离开时，休借故到了过道。
“机会对半开了，”医生一面说，一面握住休瘦弱颤抖的手。“好好调养她，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得到楼下去看另外一个病人。他的名字叫贝尔曼——我想是位艺术家，也得了肺炎。他又老又弱，病势又凶险，已经没有希望了，不过今天送进了医院，让他舒服些。”
第二天，医生对休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你赢了。现在要注意的是营养和照料——没有别的了。”
那天下午，休来到琼希躺着的床边，编织一条无用的深蓝色羊毛披肩，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休伸出胳膊，连同枕头一把抱住了琼希。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丫头，”她说。“今天，贝尔曼先生在医院里去世了，死于肺炎。他才病了两天。头天早上，门房发现他在楼下住房里，痛苦而无奈，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冷冰冷的。大家都无法想象，这么可怕的夜晚，他会去过哪儿呢。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亮着的灯笼，一架拖动了地方的扶梯，一些散乱的画笔，以及一块调色板，上面调着绿黄两种颜色——瞧瞧窗外，亲爱的，墙上最后的一片藤叶，在风中纹丝不动，你不觉得奇怪吗？哎呀，亲爱的，这是贝尔曼的杰作——那天晚上最后一片叶子掉下的时候，他画上去的。”